圓瑛法師因為籌集10萬銀元抗日，被捕後辯得日本同行啞口無言？

圓瑛法師， 法號宏悟，別號韜光。1878年生於福建古田縣。自幼學習詩書五經，聰穎過人。19歲生一場大病後徹悟人生虛幻，遂毅然出家，先後從當時禪宗名師冶開、寄禪修習禪定，又從通智、諦閑、祖印、慧明、道階法師聽經研教，涉獵各色大小乘經典，對《楞嚴經》造詣最深。

光緒三十二年，他在天童寺從敬安和尚習禪，當時太虛十八歲到天童寺，任寺中禪房，聽道階法師講《法華經》。由於太虛穎悟非常，甚受道階的重視，許之為法器。

由於此中因由，圓瑛與太虛亦結為好友，二人曾於是年七月的「等自姿日」，在天童寺御書樓，結為盟兄弟。圓瑛手書曰：「世有生無兄弟，以異性結手足之親，分列友朋，高盟考腹心之託。即如秘園結義，管鮑通財，同安樂，千載咸欽義氣。」

民國六年，他在寧波當選為寧波佛教會會長，創辦兩所「僧民學校」，對入學者施以義務教育。繼之煤油創辦「寧波佛教孤兒院」，收容無依孤兒，施以工讀教育，各省聞風爭相效仿。民國九年，華北五省鬧旱災，哀鴻遍野。他參與發起組織佛教賑災會，募捐賑災，全活災民無數。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德之，頒贈他《大藏經》一部。

民國十一年，他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檳榔嶼等處講經。後來他離開新加坡，轉住台灣弘化，曾在台南講經，十二年秋回到泉州。十四年在寺中創辦開元慈兒院，他任院長，陸續收養孤兒至二百多人。

十五年，他重渡南洋，籌募慈兒院基金。將募得之款，由馬六甲基金董事會保管本息，不取分毫，按實際需要撥付慈兒院支用。

圓瑛主持中國佛教會，積極推動佛教參與社會事業，鼓動寺院設立慈幼院、醫院、工廠、分擔社會責任。民國十九年，他當選寧波天童寺住持。當眾宣布他住持天童的原則：

「為法為人，盡心儘力」。他並提出「十二不」與大眾共勉：「不貪名、不圖利、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強、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責、不徇情、不背理。」

在圓瑛法師的佛教思想中，很強調大乘佛教的入世、救世精神。他認為，「佛教是最好的一種宗教，不獨是出世間法，也是世間法。」1931年夏天，長江水災為患，蔓延數省，圓瑛為籌募賑災款項忙了一個夏天。

秋天，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他通告全國佛教團體，建護國道場。他曾撰一副對聯以表達他的心情：「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恆作感時詩。」

1937年，他60歲，七月，盧溝橋事變爆發，繼之上海八一三戰事開始，圓瑛積極投入抗戰救亡的行列，號召蘇滬地區的僧青年，組織救護隊，叄加戰地救護工作。

當時國民黨軍將領陳誠也不得不承認：「真正到前線上去救護的只有他們。」後來他甚至親自下南洋為國民政府募集到了大量經費用作抗戰。

1939年，日軍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圓瑛等人，企圖威逼圓瑛法師承認抗日有罪。圓瑛法師面對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隨後，日寇又將他押往南京，由日本的所謂佛學專家進行刑訊。卻被圓瑛法師駁得啞口無言。

日軍惱羞成怒後只得對圓瑛法師加以刑罰，幾度使其昏厥，企圖迫其就範。到最後，日寇無計可施，又因圓瑛法師名播中外，在日本也有很高的聲譽，只好將他釋放。

而他與太虛的友誼，入民國之後，太虛受新的學術思想薰陶，銳意革新，成為佛教中革新派的領袖；而圓瑛歷任諸大名剎方丈，長期受傳統制度薰陶，被擁為保守派領袖，提倡溫和改革，而太虛大師卻更加激進。

以致二人日後距離日遠，未能共同合作為佛教努力。又以當時佛教中所謂名流居士之輩，從中挑撥離間，更增加了新舊兩派的裂痕。

如民國二十年，中國佛教會開會改選。太虛大師的革新派獲得勝利，本可藉此機會，新舊派攜手合作。無奈一向操縱佛教會的名流居士者，不甘失敗，從中製造事端，太虛大師辭去佛教會執行委員，革新派的謝鑄陳、黃懺華等亦先後退出佛教會，新舊兩派就愈發疏遠了。

佛學本應該靜心修行，早日得證菩提道果，卻無奈總有人為這朵蓮花染上污點，看遍古今，為什麼中國人就那麼愛窩裡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