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精讀 | 對外投資與風險藍皮書：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家風險報告（2017）

2017年4月10日，由中債資信評估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主辦的《對外投資與風險藍皮書：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家風險報告（2017）》發布會在京舉行。

近兩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並且發生了多起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事件。中國首次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中國第一次實現資本賬戶直接投資項下資本凈輸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製造業增長最為強勁，凸顯了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驅動力向尋求戰略性資產轉變。大宗商品市場持續低迷、國內需求下降使得中國企業大幅減少對採礦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此同時，民族宗教因素、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與失衡三大深層次問題相互交織，主導了全球國家風險的變化趨勢與分布格局，並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形成較大挑戰。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除了關注投資機會和收益外，需要更加註重國家風險的評估和防範。在政府層面上，需要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保護政府全面行動框架和規範企業海外經營行為。在企業層面上，需要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體系，提高危機應對能力，充分嘗試多有所有制企業聯合走出去等形式。

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情況與2017年展望

近兩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從行業分布角度看，投資驅動力轉變推動製造業迅速增長，大宗商品市場低迷、國內需求下降導致對採礦業投資大幅減少。從投資區位角度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發達國家（地區）、中國周邊國家（地區）以及離岸金融中心。從投資方角度看，央企海外資產構成了「海外中國」存量的主體，但地方國企和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與此同時，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終止案例也在不斷增多，其中，高端製造業成為終止案例重災區。絕大部分終止原因來自東道國監管部門，而威脅「國家安全」成為主要理由。從中長期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仍然具有較大增長前景。但考慮到備案制的政策紅利效應將減弱，以及政府逐漸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真實性和合規性審查，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部分「過熱」投資，201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步伐有望放緩。

2016年中國對拉美地區直接投資情況與2017年展望

拉美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目的地，但對拉美的投資大量流向離岸金融中心。雖然2006年後中國對拉美直接投資存量佔比有下降趨勢，但中國日益成為拉美重要的資金來源國。另外，與中國對其他地區的投資相比，中國對拉美直接投資的數量波動更大。

近年中國對阿根廷和厄瓜多的投資逐步增加，對巴西的投資迅速上升，對委內瑞拉和秘魯的投資有所下降，對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的投資則相對穩定。中國對拉美投資分可以初步為兩類，一類是拉美國家本身具有比較優勢、資源稟賦豐富的行業，包括對礦業、石油、糧食等行業的投資。第二類投資集中於中國企業具有優勢的行業，包括基礎設施建設、製造業和服務業領域。中國對拉投資的行業特點是：逐步從能源礦產向農業、服務業、基礎設施、製造業等多個領域拓展。從投資金額看，國有企業在中國對拉美直接投資中佔主導地位，在特定國家（例如委內瑞拉）這個比例幾乎高達90%以上。

隨著中國與拉美政治經濟關係日益緊密，中國對拉美直接投資增長速度可能加快。拉美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長期中有可能略有下降，但中國占拉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則有可能上升。中國在拉美投資將更多由政府主導轉變為市場化運作，中國對拉美國家的投資也將更加務實。

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直接投資情況與2017年展望

2015年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直接投資持續增長，但在中國對外投資總額中所佔比例仍然相對較低。在區位分布方面，中國對「一帶一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東南亞（東盟）、中東（西亞）和南亞地區，中東歐地區吸引中國投資的起點較低，但增長迅速。在產業分布方面，能源、交通運輸和信息技術是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直接投資較為重要的產業領域。在企業特徵方面，對外投資企業主要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和浙江這四個省份，而且以國有企業為主。在投資模式方面，跨國併購與綠地投資持平，但在平均投資規模方面，前者高於後者；農業和房地產更傾向於綠地投資，公用事業、旅遊、礦產、娛樂和技術領域則傾向於跨國併購。伴隨著中國與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雙邊、多邊等多層次更多經濟合作協議的簽署和實施，2017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將繼續保持快速增長，主要流向能夠契合東道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需求的產業領域。

中國海外併購的回顧與展望

中國海外併購已成為推動全球併購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越來越多的併購案件，如，中國化工併購先正達、美的集團併購德國庫卡，等等，既由於它們是中國企業的原因，又因其每個併購案件涉及的交易規模與所處行業的重要性，從而日益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中國海外併購不僅規模在持續增長，更尤為可貴的是，針對歐美國家技術與品牌的戰略性投資不斷增加，投資的產業結構正在不斷優化，這對於中國國內經濟的轉型與增長質量，將產生實質性的積極的推動作用與影響。當我們為中國海外併購出現一些良好的形勢變化而鼓與呼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到，伴隨著併購交易規模擴大、國內企業參與數量的增加，海外併購的風險也因之加大。如何更有效地化解海外併購風險，加強與完善保護海外投資利益保護機制，是擺在中國的政府及其產學研各界亟需認真研究的重要課題。可以說，這項任務對我們來說，依然任重道遠。

中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述評及新進展

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持續增長，投資者-東道國國際投資爭端案件具有不斷增長的趨勢。雙邊投資協定對於保障中資企業海外投資權益具有重要的作用。

間接徵收是中國海外投資較易遭受到的政治風險之一，而中國海外投資間接徵收風險高具有一定客觀原因。從中國海外投資地區來看，當前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存量大量分布在發展中經濟體。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各項制度往往仍處於形成中，發生調整或轉型的風險較高，在客觀上增加了這些國家發生間接徵收的風險。從中國海外投資行業分布情況看，中國海外投資較集中於採礦業、金融業等易引起投資爭端的行業。這也從客觀上增加了中國海外投資發生間接徵收風險的概率。

從企業視角看，目前進行中的中美及中歐BITs談判具有以下影響：

一方面，中美及中歐BITs的達成將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赴美國與歐盟國家投資奠定堅實的合作基礎，有利於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提供國際法層面保障。

另一方面，中美及中歐BITs的達成有可能加劇國內一些產業的競爭。國際投資領域的國民待遇意味著外國投資者可以在同等的條件下與東道國本國的投資者競爭。准入前國民待遇與負面清單模式要求一國政府給予外國投資者在設立、併購、擴大階段的待遇，在同等條件下不低於其給予內國國內投資者的待遇。負面清單規定則表明，未列入負面清單的產業領域，外資將與內資享有同等的進入待遇。這將加劇相關行業內的競爭，對部分競爭力較弱的國內企業可能造成衝擊。

全球國家風險回顧與展望

1.回顧2016年，全球國家風險水平總體有所上升，呈現出以下四個鮮明特點：

一、武裝衝突熱點此消彼長，中東地區成為全球武裝衝突烈度最為突出的地區。2015年初，烏克蘭問題不斷升級，爆發局部武裝衝突，並引發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的對立。進入2016年後，烏克蘭危機趨於緩和，但以敘利亞內戰為代表的中東地區武裝衝突不斷升級，並將多國捲入其中。

二、發達國家和部分新興經濟體政局與政策的不確定性大幅上升。一方面，英國脫歐、美國大選等黑天鵝事件以及韓國親信干政事件導致傳統上政治風險較低的發達國家政策不確定性大幅上升；以巴西、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政局動蕩持續。

三、發達國家准入審查風險不斷凸顯。受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和保護主義思潮興起等因素影響，以美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准入審查風險凸顯，中國企業在德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地的併購頻頻遭遇波折。其中，「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成為東道國否決相關項目的重要理由。

四、部分發展中國家本幣持續承壓，蒙古、埃及等個別國家匯兌風險集中爆發。繼2015年俄羅斯、巴西、印度尼西亞、哈薩克等國本幣大幅貶值之後，2016年阿根廷、土耳其、埃及、蒙古等國本幣繼續或出現大幅下跌趨勢，其中埃及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度。

2.具體來看，以下四方面因素影響著2016年全球國家風險水平與情況：

一、極端宗教勢力與恐怖主義外溢明顯，成為影響全球安全與穩定的首要因素。2000年以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幾次軍事行動摧毀了當地原有的政治體系，後期奧巴馬政府從中東地區的軍事收縮在客觀上加劇了該地區的權力真空狀態，為當地極端宗教勢力和恐怖主義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契機。2016年，極端宗教勢力與恐怖主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伴隨著ISIS武裝力量和影響力的擴大，以敘利亞內戰為代表的中東地區軍事衝突不斷升級，大國博弈等傳統地緣政治因素與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因素交織，加劇了衝突的複雜性和解決的難度。二是極端宗教勢力與恐怖主義影響不斷向南亞、東南亞等地區擴展，恐怖襲擊由傳統多發的西亞北非延伸到歐洲腹地和美國，成為影響全球安全與穩定的首要因素。

二、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上升成為影響美歐等發達國家政局不確定性的重要因素，並推動相關國家收緊外資准入政策。歐債危機後，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壓力不斷向社會層面傳導和累積，使得歐美等國社會矛盾不斷凸顯，助推了民眾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的上升。2016年，長期集聚的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不斷向政治層面傳導和爆發，成為影響發達國家政局的重要因素。英國脫歐公投、歐洲主要國家民粹主義政黨興起、美國特朗普贏得總統選舉等事件都與東道國民眾普遍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情緒興起存在密切聯繫。此外，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的上升也推動相關國家不斷收緊外資准入政策，導致美歐等發達國家准入審查風險顯著上升。

三、大宗商品價格低位徘徊加劇了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和財政壓力，激化了原有社會矛盾，成為相關國家政治局勢動蕩的根源。儘管2016年以石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已出現企穩勢頭，但大宗商品價格長期的低位徘徊對於部分產業結構單一、高度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巨大經濟、財政壓力。一方面，大宗商品價格低位運行增大相關國家經濟下行壓力，導致失業率的上升並激化原有的社會矛盾；另一方面，大宗商品價格的低位運行極大削弱了相關國家的財政力量，迫使政府不得不縮減公共福利開支，引發民眾的不滿情緒，從而導致相關國家的政局變動。2016年拉美政壇集體「右擺」等政治變局均與民眾對原政府政策不滿相關。

四、在大宗商品價格弱勢運行的背景下，兩極分化的貨幣政策加劇了部分發展中國家本幣貶值的壓力。經濟復甦的不同步導致了貨幣政策的分化，2014年下半年經濟率先出現復甦勢頭的美國宣布退出量化寬鬆政策並於2015年末進入加息周期，與此同時歐央行和日本貨幣政策仍處於寬鬆狀態。為了防止經濟增速快速下滑最終引發經濟危機，發展中國家對寬鬆貨幣政策更加依賴，而美元的加息預期增加了發展中國家本幣貶值的潛在壓力。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行則對部分經濟結構單一、高度依賴大宗商品出口國家的外匯儲備和匯率穩定形成巨大衝擊。在兩大因素作用下，以委內瑞拉、伊朗、馬來西亞、巴西為代表的部分發展中國家匯率大幅貶值。進入2016年以後，阿根廷、土耳其、埃及、蒙古等國本幣繼續或出現大幅下跌趨勢，其中埃及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度。

3.匯兌風險的危害始於但並不止於貨幣層面。

4.一方面，採取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在拯救貨幣免於崩盤的過程中往往會消耗大量外匯儲備，例如過去三年奈及利亞為了維持匯率穩定已經消耗了約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外匯儲備的消耗會削弱當事國的匯兌實力，並增加政府進一步加強外匯管制措施的可能性，從而導致投資者無法及時將利潤匯回國內或撤回投資，給跨境直接投資帶來損失。例如2014年底，俄羅斯由於油價下跌導致外匯收入銳減、西方制裁引發資本大量外逃等因素，外匯儲備面臨巨大壓力，被迫採取了事實上的匯兌限制措施。中國在俄投資者出現不同程度的貨幣兌換和資金匯回困難，其中貿易和零售行業的投資者受到的影響最為明顯；另一方面，對於一些脆弱經濟體來說，貨幣貶值會進一步推高國內通貨膨脹水平，影響居民的生活水平，加劇民眾的不滿情緒，進而增加跨境直接投資因政治、社會局勢不穩而遭受損失的可能性。例如近兩年拉美、中亞地區國家通脹率居高不下就與貨幣長時間大幅貶值有十分緊密的關係，而中國投資者在這兩個地區所面臨的「能源國家主義」風險與「中國威脅論」論調近年來也呈升溫態勢。

從2016年的奈及利亞、埃及、蒙古國，以及更早的俄羅斯、哈薩克等國貨幣危機的例子中不難看出，未來在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大宗商品價格長期不振的大背景下，那些債務規模較大、經濟結構單一、且外匯儲備不足的國家，將始終面臨較大的匯兌風險。另外一些國家，例如沙烏地阿拉伯等，雖然憑藉相對豐厚的外匯儲備，暫時避免了貨幣危機的爆發，但若油價長期在低位徘徊，且經濟無法擺脫對大宗商品的依賴，在未來也存在著一定的匯兌風險。

4.大宗商品價格低位運行加劇了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和財政壓力，成為其政局震蕩重要誘發因素。2014年大宗商品價格下行以及近期的低位徘徊對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國形成巨大衝擊，表現為經濟下行壓力增加，失業率快速攀升，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加劇。同時，大宗商品價格的低位運行還削弱了相關國家的財政實力，迫使政府不得不縮減公共福利開支，或是通過巨額財政赤字維持福利支出，導致嚴重通貨膨脹，極大影響民眾生活質量。民眾的不滿情緒不斷積累並通過政治途徑爆發，成為引發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政局變動和動蕩的重要因素。2016年拉美國家政局的「右擺」和震蕩均與大宗商品價格低位運行帶來的經濟、財政壓力有著密切聯繫。

具體看，不同國家受衝擊影響程度有所不同，經濟結構越單一、對特定大宗商品出口依賴程度越高的國家受衝擊相對越大。大宗商品價格持續弱勢運行的影響具有全球性，將對所有大宗商品出口國產生影響。不過由於不同國家經濟結構多元化程度、大宗商品生產成本等諸多因素的不同，不同大宗商品出口國抵禦相關衝擊的能力也不盡相同。例如，同是農產品出口國，東盟傳統熱帶經濟作物出口國產業結構相對多元化，除熱帶經濟作物外還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等方面具有較強比較優勢，因而經濟受到的衝擊也相對有限。阿根廷對大豆等農產品出口依賴程度相對較高，經濟受到的衝擊相對顯著，並進一步向社會和政治層面傳導。石油出口國中，沙特、阿聯酋等國石油開採成本較低，原油價格弱勢運行的主要影響體現為財政壓力增大，對其經濟增長和政局穩定未造成明顯衝擊；俄羅斯經濟相對多元化，在受到油價下跌衝擊後政府採取有力的應對策略，在油價相對企穩後，經濟恢復速度較快，政局保持了穩定。而以委內瑞拉為代表部分產油國，經濟結構單一，高度依賴石油出口，石油價格下行不僅對其經濟造成巨大衝擊，還加劇了其政局與社會的不穩。總體而言，經濟結構越單一、對特定大宗商品出口依賴程度越高的國家受衝擊相對越大。

5.長期積累的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不斷向政治層面傳導和爆發，成為影響2016年發達國家政局的重要因素。民眾排外情緒不斷積累，並向政治層面傳導，在2016年出現集中式爆發，導致歐美政局「黑天鵝」事件頻發，推動歐美髮達國家政治風險走高：6月英國脫歐公投通過，其對歐盟的團結和穩定形成第一波衝擊，其後續影響仍待觀察；以法國、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極右翼力量上升，為其政局穩定和歐盟的團結帶來不確定影響；競選主張帶有明顯保護主義色彩的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更加劇了美國政府未來政策的不確定性。

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的上升也推動相關國家不斷收緊外資准入政策，導致美歐等發達國家准入審查風險出現顯著上升。2016年中國企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投資頻頻受阻：歐盟對先正達併購案的審查至今仍在持續；中國企業對美國西部數據、仙童半導體公司的併購接連遭受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的否決；澳大利亞農場和電網收購項目也接連以影響「國家安全」為由被澳大利亞政府否決。東道國准入審查風險已經成為中國企業海外併購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

6.展望2017年，考慮到民族宗教因素具有其長期穩定性，且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與失衡現象預計在中短期內仍將持續，受此影響預計2016年全球國家風險基本格局仍將延續。具體來看：

一、地區恐怖主義勢力相互勾聯，打擊恐怖主義的反恐力量難以形成合力，預計2017年恐怖主義威脅仍將持續存在。一方面，以ISIS為中心，南亞、中亞、西亞和北非的恐怖組織連點成面，且不同恐怖組織呈現出聯合或合作趨勢，俄羅斯車臣反叛武裝、印尼伊斯蘭祈禱團、菲律賓阿布薩耶夫武裝、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等恐怖組織宣布對ISIS效忠或合併。恐怖主義組織協同性的增強加速了恐怖主義影響的擴展並大大增加了打擊恐怖主義的難度。另一方面，在共同打擊恐怖主義方面，俄羅斯、美國、歐盟等全球和區域大國出於各自國家利益的考量難以形成有力合作。預計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其海外戰略和軍事力量出現收縮的可能性較高，可能會減弱對恐怖主義的打擊力度。因此，預計2017年恐怖主義威脅仍將持續存在，中東、北非和南亞地區仍將是恐怖主義最為活躍的地區。投資者需高度警惕相關地區恐怖主義與地緣政治等因素相結合，引發持續性武裝衝突的風險。

受恐怖主義外溢影響，東南亞、歐美等地區和國家安全風險上升。2016年極端宗教勢力與恐怖主義呈現出明顯的擴散趨勢，預計該趨勢在2017年仍將持續。一方面，恐怖主義的擴散將進一步推動印度尼西亞、土耳其等傳統溫和穆斯林國家極端宗教勢力的抬頭，對其社會穩定與安全形成威脅。另一方面，面對國際社會聯合打擊的壓力，以ISIS為代表的恐怖組織轉變鬥爭策略，越來越多地在歐美國家「腹地」發動「獨狼式」恐怖襲擊，2017年歐美國家仍將面臨嚴峻的反恐形勢。

二、美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政局及政策的不確定性將繼續凸顯。中短期內，全球經濟難以徹底擺脫疲軟態勢，受此影響歐美主要國家的民粹主義和排外情緒還將持續發酵並繼續向政治層面傳遞，進而增加歐美髮達國家政局及政策的不確定性。具體來看，2017年歐美髮達國家需要關注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法國、德國大選、義大利政局走向以及特朗普就任總統後美國的政策走向等。受民眾對現政府經濟、難民政策不滿的影響，法國、德國和義大利等歐盟主要成員國極右翼政黨力量快速上升，對歐盟的離心力不斷增強，為其政局穩定和歐盟的團結帶來不利影響。之前毫無從政經驗、但個性較為鮮明的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也為美國政府未來政策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投資者需高度關注美歐發達國家政局及政策的不確定性可能對企業投資及企業在當地的運營造成的潛在不利影響。

受排外情緒上升影響，美歐等發達國家准入風險值得關注。如上文所述，中短期內全球經濟疲軟態勢難有明顯改觀，加之受移民等問題的影響，發達國家的排外情緒仍將持續上升。受此影響，預計2017年美歐等相關國家將會繼續收緊外資准入政策的趨勢，發達國家准入審查風險將呈現上升勢頭。

三、部分經濟結構單一、高度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發展中國家政局動蕩和匯兌風險猶存。預計2017年大宗商品價格將呈現企穩回升勢頭，這將緩解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和財政壓力，以沙特、俄羅斯為代表的部分產油國財政和匯兌風險將呈現出下降趨勢。但相較而言，大宗商品價格仍處於相對低位，以委內瑞拉為代表的經濟結構單一、高度依賴特定大宗商品出口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財政狀況恐難有明顯改觀；且大宗商品價格長期低位運行所積累的經濟、財政壓力將繼續向社會和政治層面釋放和傳導，增加其社會和政局的不確定性，以拉美國家為代表的政局震蕩將會持續。此外，2017年美聯儲加息預期也將進一步加劇上述國家面臨的外匯儲備流失和本幣貶值壓力。因而，投資者在對經濟結構單一、高度依賴特定大宗商品出口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時，需警惕其政局震蕩和本幣貶值等風險可能給投資造成的損失。

全球資本流動、大宗商品價格變化與新興市場國家主權信用風險

中債資信國家風險研究團隊發現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動、大宗商品市場價格波動與全球性主權外債違約在時間節點上表現出較高的重疊性。從全球層面而言，全球性的「資本洪流」常常成為預測主權債務違約潮的前瞻性指標。20世紀八九十年代爆發的主權債務違約潮是最近一次三者累加的證明。對特定國家而言，跨境資本短期內大進大出往往預示著主權債務違約概率的大幅提升。

中債資信國家風險研究團隊分析了近年來全球資本流動的情況，發現全球風險偏好下降、發達國家貨幣政策逐漸正常化、新興市場經濟增速下滑、大宗商品市場價格大跌等因素是刺激全球資本從新興市場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推動因素。

在資本大規模撤離新興市場的背景下，2005年以來新興市場國家主權債發行規模不斷增加，債務規模加速膨脹，同時大宗商品市場價格仍在低位徘徊。歷史上這三者疊加情況下，曾多次爆發席捲全球的主權債務違約潮。中債資信國家風險研究團隊根據歷史經驗判斷，如果以IMF公布的2015年全球GDP總量77.3萬億美元的規模估算，下一輪主權債務違約潮涉及的金額將可能達到1.5萬億美元，與澳大利亞當年GDP總規模相當。

但是，中債資信國家風險研究團隊並不認為全球性主權債務違約潮會很快到來。分析師張暾指出，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充分吸取了南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在歷次金融危機中的經驗教訓，已經採取各項措施防止危機重演，建立起應對本輪外部衝擊的三重優勢：更加靈活的匯率、更充沛的外匯儲備、更優化的負債機構。

中國工程承包企業海外經營風險

1.工程承包企業現狀

在中國海外投資活動中，工程承包建設一直佔據重要地位。近幾年來，中國對外工程承包營業規模快速增長，基本穩居全球第一。2015年，中國對外工程承包業務完成營業額1540.7億美元，同比增長8.2%，新簽合同額2100.7億美元，同比增長9.5%，帶動設備材料出口161.3億美元。在規模不斷增長的同時，中國對外工程承包企業的整體實力也得到大幅提升，業務範圍已從最初的土建施工拓展至工程總承包、項目融資、設計諮詢、運營維護管理等高附加值領域。

2.工程承包的行業特徵，使得工程承包企業面臨著獨特的海外投資風險表現形式

從行業特性上看，與製造業、能源礦產、零售業等領域的投資相比，中國工程承包企業在海外經營過程中面臨的國家風險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過程。比如，與製造業、能源礦產、零售業等行業的投資相比，國際工程承包項目的建設周期長，這無疑會增加項目運營過程中遭遇風險的可能性；工程承包項目合同管理難度大，更容易遭受合同風險；等等。

3.許多工程承包項目具有政府背景或由國際援建，鮮明的政治色彩使其容易遭受一些與政府行為密切相關的政治或經濟風險的衝擊

中國企業承建的項目主要涉及住房建設、水電、道路、機場、通訊等多個行業，這些項目投資規模較大，一般由政府部門組織建設或由國際社會援建，具有鮮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因此，一旦東道國發生政治動蕩、政權更迭或者經濟形勢惡化等風險事件，這些標誌性的政府項目極易受到風險的衝擊。例如：國內某企業承建東南亞某國政府工程，因該國發生軍事政變，新政府否決前任政府的一切項目，導致中國承建項目被暫停，前期支付的履約保函險被沒收。某集團承建非洲某國機場航站樓工程，該國政府因國內經濟秩序混亂，財政實力單薄，無力支付工程款而違約。

4.工程承包項目施工周期長，項目結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約定，使得項目結匯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項目部分人工、採購成本支付國際化，因此，與製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

工程承包項目從招投標、簽訂合同、施工、完工到後期維修，一般最少需要兩年，大型或特大型項目會持續到十年甚至幾十年。如此漫長的施工周期，甚至比一般性直接投資的經營性項目的生命周期還長，這必然會大幅提升工程項目運行過程中遭遇不可預見風險事件的概率。而在所有風險中，能夠對企業的成本和收益造成直接財務損失的主要是匯率波動風險。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海外投資活動都會受到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但與製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海外工程承包項目受匯率波動的影響更大。第一，工程承包項目的結匯自由度不靈活。工程承包項目的結款日期一般由合同事前約定，不能隨意調整。第二，工程承包項目需要更多國內的技術工人，採購也更加國際化，這些成本一般都用人民幣或美元支付，受匯率波動影響較大。如果在項目施工期間，遭遇人民幣升值或者美元貶值，就相對增加了承包商的人工和原材料成本支出。

5.勞工和原材料成本是決定海外工程項目成本的兩大主要因素，嚴控兩大成本也是中國企業低價中標策略的基礎優勢，但東道國相關領域的法律政策，可能會限制這種優勢的發揮，進而激發一定的風險。

東道國勞工人數限制和許可證制度，增加了工程建設的障礙。許多國家對於工程承包項目中外籍勞工數量設定了嚴格的比例，或者不允許外籍普通勞工進入本國勞動力市場，只能引進一定數量東道國缺乏的技術工人。但一般情況下，東道國的勞工素質、工作習慣和效率可能無法滿足中國承包商的工程管理要求，尤其是對於一些專業要求很高的工程，如果當地勞工無法勝任大部分工作，為保證工程的進度和質量，中國企業只能花錢買「進入指標」，由此造成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另外，一些國家的法律還針對外國勞務專門設定了「工作許可證」制度，即只有持有勞工部門簽發的「工作許可證」，並在工作許可證規定的單位工作才是合法的，否則勞工和僱主都將被罰款。

東道國與原材料相關的法律規定可能會導致項目成本增加、影響工期。例如，東歐某國《公共採購法》禁止因原材料成本提高更改中標價格。國內某公司中標東歐某國告訴公路項目，中標時，受歐債危機影響，當地經濟不景氣，原材料價格較低，到了2011年，該國一些原材料價格和大型機械租賃費大幅上漲。中國公司曾要求對中標價格進行相應調整，但公路管理局依據《公共採購法》等相關法律規定拒絕調整。最後，中國企業只能無奈接受原材料成本上升造成的損失。

6．工程項目不可轉移、前期投入資金較多，一旦遭遇風險致使項目中斷，會給承包商帶來巨大的固定資產和應收賬款損失。

工程承包項目一般有固定的施工現場，在現場建有大量的臨時性設施，包括住宅、消防、安全、衛生等基礎設施，以及施工所需的機械設備、原材料等物資，而且施工過程中，承包商還要付出履約保證金、預付款保證金、維修保證金、維持項目正常運行所必須墊付的流動資金。因此，一旦遭遇戰爭、動亂等致使項目中斷，需緊急撤離東道國的風險，這些固定資產只能留在原地，完全處於失控狀態。如果在風險過後，當地政府不注重保護外國投資者的權利，承包商前期付出的資金作為應收賬款也基本難以收回。

7. 合同條款設計複雜、參與主體多元化，合同管理難度較大，容易產生風險。

工程項目的合同風險是指由於合同條款制定的不完善以及合同執行不力等因素給工程施工帶來的風險。工程承包合同內容較多，條款設計詳細，直接關係到業主和承包商之間利益的分配和承擔風險責任的劃分，如果合同條款制定不完善，合同中許多條款都是為業主服務的，將有利於承包商的條款刪除，而忽視了承包商的權利，或者藉助熟悉東道國政治、經濟、自然條件等優勢，將業主可能承擔的風險全部轉嫁給承包商，這些合同缺陷肯定會使承包商處於不利地位。另外，合同執行過程中，承包商將與業主、分包商、設計單位、監理公司、諮詢機構等各種主體開展交流與合作，而且這些主體可能還來自不同的國家，因此，如果承包商不能依據合同中約定的權利和責任處理好各種關係，就可能會遭受損失。例如，某企業承建歐洲某國高速公路項目，由於合同翻譯工作不到位，對合同中關鍵條款談判不重視，對合同審查不清，未能發現合同中許多關鍵條款缺失，導致後期施工過程中合同糾紛頻發。

8.國際上各種技術標準存在差異，中國標準未獲國際認可，給中國承包商海外施工帶來不便

技術標準在國際工程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它決定了工程材料的選購、施工方案的確定、驗收標準以及工程造價等。目前，中國企業採用的是國標（GB）或中國標準，其他國家除了自己國家的規範外，有的使用美標、英標、歐標、南非標準，甚至有的規定採用上述兩種以上的規範。因此，在施工過程中要結合工程的要求和現場條件嚴格把握技術標準的適用性。另外，工程設備和材料標準往往與技術標準相配套，由於中國標準並未獲得廣泛的國際認可，因此，中國物美價廉的設備和材料走向世界面臨一定的障礙。實際上，我國大量的設備和材料已經能夠滿足美標和歐標的要求，只是缺少一份國際通行的認證證書。但是，正因為如此，大幅增加了中國工程承包企業的施工難度和成本。

例如，在中東某國輕軌項目中，業主請英國的設計單位按歐洲標準設計，因此訂購了大批歐洲的控制設備，其價格大大地超出了原合同的預算，導致承包商成本大增。如果中國企業能夠引入中國標準，原材料和設備成本都會大幅下降，可以進一步提升盈利空間。

9.社會文化風險

社會文化風險主要指在國際工程承包項目運營過程中，由於承包商所在國與項目所在國之間存在語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商務慣例等方面的差異，從而給項目運營帶來一些不確定影響。比如，在國外施工需要僱傭大量的當地工人，由於存在語言障礙、工作習慣的差異，影響到了工作效率，給工程管理帶來一定的困難，尤其是在國內很常見的三班倒趕工的工作方式，在國外基本不可能實現。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中面臨的環境風險

一、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遭遇環境風險的案例日益增多

現階段，中國正處于海外投資的快速擴張期，一大批資本充裕和技術實力雄厚的企業走出國門，布局全球市場。然而，在實踐中確實有許多中國企業因環境問題在東道國遭遇環境風險而損失慘重。2010年以來，中國企業在緬甸、柬埔寨、納米比亞、尚比亞、加彭、印尼、蒙古、墨西哥、秘魯等國，都分別遭遇民眾和環保組織的抵制、政府的環境處罰等不同形式的環境風險，這些企業的經營範圍涉及石化、採礦、森林砍伐、海洋資源開發、水電等多個領域。

二、引發環境風險的原因

至於引發環境風險的原因則是複雜多樣，既有跨國企業環保意識淡薄、環保責任感不足、對東道國法律法規不熟悉等自身缺陷，也有東道國政策調整、法律更新等國家風險層面的客觀因素，二者往往相互疊加共同激發風險。

三、環境風險以不同的表現形式貫穿於跨國投資的整個過程

（一）跨國投資落地之前的考察和準備階段：因環評不達標或民眾和環保組織的抵制，導致項目無法落地，跨國企業遭受投資准入風險。一方面，東道國政府可能認為企業的環保技術、環保措施等達不到相關標準，拒絕外國投資進入；另一方面，即使政府認可跨國企業的環保能力，如果項目得不到民眾和環保組織的支持，政府也不會輕易批准投資項目。

（二）跨國投資運營階段：因跨國企業的自身缺陷或者東道國政治、經濟、法律等國家風險要素的變化，激發環境規制風險，給跨國企業造成直接經濟損失。

1.東道國環境法律體制寬鬆，促使跨國企業產生投機心理，主動淡化環保意識和責任，容易引發較為嚴重的環境危機，屆時跨國企業將面臨高額的賠償款和更加嚴格的環境監管。與發達國家相比，部分發展中國家對外國投資的環境監管缺乏約束力，甚至為了優先發展經濟，會對跨國企業的污染行為持容忍態度。另外，在個別國家，跨國企業的環境風險成本低於企業節約環保成本帶來的收益，導致很多跨國企業寧願承擔因污染環境遭受的懲罰，也不願實施正常的環境標準以減少對環境的危害。因此，在東道國寬鬆的環境法律體制下，跨國企業環保責任缺位、環保管理機制不健全的問題長期存在，最終可能會引發較為嚴重的環境危機，跨國企業也將遭受東道國政府嚴厲的制裁。跨國企業不僅要支付高額的罰款和賠償款，面臨更加嚴格的環境監管，甚至可能會因環境危機徹底退出東道國市場，對母公司的全球業務產生衝擊。典型的案例有：1984年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印度博帕爾農藥廠毒氣泄漏事故、康菲中國漏油案等。

2.東道國與投資國之間的環境法律存在差異，跨國企業習慣於國內法，未能充分了解或適應東道國的環境法律，觸犯相關法律規定，被當地政府追究法律責任。

國家之間環境法律發展程度的差異，已經成為跨國投資者必須跨越的天然屏障。尤其是對於由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投資的跨國企業而言，熟悉東道國繁雜的環境法律是個艱巨的任務，但也是規避環境風險的重要條件。有些投資者雖然很重視學習和了解東道國的環境法律，但工作不夠細緻到位，容易抓大放小，以國內既有經驗套用國外投資，結果造成環境問題。例如，上海某酒店在德國漢堡投資酒店，經營過程中依然按照國內習慣處理垃圾，不重視垃圾的回收利用。但德國是歐洲大陸垃圾回收利用率最高的國家，它的垃圾分類法對垃圾進行了嚴格系統的細分。該酒店由於不熟悉德國垃圾分類法，導致垃圾處理環節違反了相關法律規定。

3.東道國政府迫於民意和政治壓力，改變之前的投資決策，要麼給跨國企業附加更加嚴格的環保條件，或者直接暫停投資項目。

進入新世紀以來，公眾參與環保的意識不斷提高，政府為了回應公眾的關切，穩固執政基礎，也非常重視保護公眾的參與權和知情權。可是，民意並非完全是理性的，有時容易被輿論誤導，或將企業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嚴重化，由此給跨國企業帶來的風險顯然是不合理的。另外，政治壓力也是引發環境風險的重要推手，跨國投資面臨的政治壓力主要來自於東道國相關領域的利益集團或政府反對派。相關領域的利益集團是指東道國國內從事跨國企業擬投資行業的同業競爭者，他們利用自己在國內的影響力，向政府施加壓力迫使政府改變決策。政府反對派的目的則是以跨國企業的投資問題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給現政府的施政製造障礙，降低政府的執政效率，損害政府的執政形象，為自己在選民中贏得支持。

4.東道國環保法律的制定與變更，擾亂跨國企業的正常經營秩序。

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政府和民眾的環保理念也會有所提升，國家立法機構會出台或變更一系列法律法規，有針對性地逐個解決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同樣，在發達國家，雖然環保法律制度已非常成熟和完善，但也需要不斷探索改革法律體制，提高法律資源的利用率和治理效果。東道國環保法律的制定與變更，代表著當今世界環保法律體系趨緊的發展態勢，對於跨國企業而言，則意味著環境風險的不斷升高。例如，中國某企業在巴西投資建立了一座小型煉鐵廠，主要利用巴西豐富的鐵礦和森林資源。可是，在煉鐵廠投產不久，巴西國會就通過了一項保護森林資源的法律，嚴禁亂砍亂伐森林，導致煉鐵廠失去了能源，而巴西又缺少替代能源煉焦煤，最終，煉鐵廠被迫報廢。

5.東道國政府直接以環境規制手段迫使跨國企業讓渡經濟利益。

跨國資本的流動本質上是東道國政府與跨國企業之間利用各自的優勢共同創造和分享利益的過程，當雙方的利益分配呈均衡狀態時，跨國投資才能正常穩定地延續，如果其中一方對利益分配格局不滿，投資就可能出現波動甚至終止，此時雙方會進行利益博弈直至達成共同認可的新的利益分配模式。也就是說，東道國政府與跨國企業之間的利益分配，是隨著東道國國內及外部經濟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的，而在這一動態調整過程中，跨國企業的經濟利益可能會受損。例如，俄羅斯政府以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的投資活動破壞環境為由強制收回其部分股份，實際上就是東道國政府與跨國企業之間的經濟利益之爭。

（三）跨國投資遭遇政府環境規制後的衍生性風險

除了東道國政府環境規制行為對跨國企業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之外，因同樣的環境問題，跨國企業還可能會遇到衍生性風險，遭受潛在損失。比如：陷入長期的訴訟風險，付出高額的訴訟成本；國際仲裁結果和執行情況的不確定性，可能無助於挽回由東道國規制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企業聲譽和國家形象受損，可能會增加未來開拓國際市場的難度，以及降低在金融市場融資的便利性；等等。

四、跨國投資環境風險的基本特徵

1.東道國政府對跨國投資所產生環境影響的評估標準和容忍度會隨國內局勢的變化而有所調整，因此，環境風險往往只是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文化等國家風險的最終表現形式。

東道國政府對跨國投資項目所產生環境影響的評估並沒有一成不變的標準。當政府出於經濟發展的考慮批准投資時，說明它對環境問題具有較高的容忍度。當國內民意或反對派給因該投資項目對政府施加強大的政治壓力時，政府又會以環境問題為由暫停投資項目，即便從技術上看該項目所產生的環境影響在合理範圍之內。因此，環境問題只是政府否決外國投資緩解政治壓力的借口。同樣，在經濟和法律層面，東道國政府想要擴大從跨國投資中獲得的收益或者推動國內環境法律體制的完善，都可能會對跨國投資帶來環境風險。

2．東道國政府處於強勢地位，可以通過「合理合法」的法律和行政手段對跨國企業進行環境規制，因此，由東道國政府濫用環境規制權引發的環境風險難以完全避免。

當東道國政府出於對民意、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考量，想要限制跨國企業在本國的投資活動時，就會以保護環境為借口，依靠各種法律和行政手段，對跨國企業實施環境規制。例如：政府利用法律賦予的行政權力，隨意強化對跨國企業的監管；跳脫出現有的法律框架，對法律進行補充或更新，使跨國企業的環保行為無法契合最新法律的要求；等等。這些手段表明上看「合理合法」，但實質上都是東道國政府藉助自己的強勢地位，完全基於環境保護之外的理由，濫用環境規制權，由此給相對處於弱勢地位的跨國企業帶來的環境風險也就難以完全避免。

3.跨國投資環境風險的發生概率與投資分布的國家、行業和投資方式密切相關。

從國家層面來看：第一，與東道國生態環境的脆弱度和敏感度相關；第二，與東道國環境法律體系的完善度和穩定度相關；第三，與東道國政府環境法律的監管和執法力度相關；第四，與東道國民眾對跨國投資項目的接受程度相關。從行業層面來看，如果跨國投資涉及污染密集型行業，不僅內部承擔著高額的環境成本，而且外部還會受到東道國環境部門的重點監管，一旦有環境污染行為極易遭受規制。

另外，環境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也與跨國企業的投資方式存在一定的關聯。如果採用併購的方式，由於被併購的企業一般都屬於成熟型的企業，一般不需要付出額外的環保成本，也不會遭遇新的環境風險。但是，如果採用綠地投資的方式在東道國建立新的企業，那麼跨國企業在投資審批、民眾和環保組織認可等各個環節都會面臨著不同形式環境風險的考驗，因此，與併購投資方式相比，綠地投資遭遇環境風險的可能性顯然要更大一些。

五、各國政府環境監管日益嚴格和國際仲裁理念轉變，使得跨國投資面臨的環境風險呈現上升的趨勢。首先，跨國企業面臨多層次環境監管機制，隨著機制約束力的不斷強化，企業的環境風險也會有所上升。國際環保法律體系中具有強制性的「硬法」和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軟法」並重；多邊與雙邊投資協定並存，在協定內容中添加環境保護條款成為必然趨勢；政府與民間形成監管合力，對跨國企業履行環保責任提出更高要求。其次，長遠來看，國際仲裁理念逐漸由側重保護投資者利益轉向尋求環境公益與投資者利益之間的平衡，今後可能有更多的東道國政府的環境規制措施會得到仲裁庭的支持。尤其是2000年以來，國際投資仲裁庭裁定東道國的環境規制措施不構成間接徵收的案例有所增加。

六、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所面臨環境風險的現狀

1.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分布的國家和行業特徵使得自身面臨著較高的環境風險。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八成分布在發展中經濟體，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脆弱，保護環境能力不足，相對容易發生環境危機。而且一些國家還處於環境法律和監管體系的探索完善階段，法律的制定、變更、衝突，以及監管不力、執法不嚴等問題，既可能會放縱企業的污染行為，又無法有效約束政府使用環境規制權，這都增加了跨國企業遭遇環境風險的不確定性。另外，在行業層面，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很多分布在污染較重的行業，提高了自身遭遇環境風險的概率。

2.部分中國企業環保責任和意識薄弱，未將環境風險納入企業管理和風險評估體系。這導致企業在投資決策、成本收益核算、實施屬地化戰略等多個環節均缺少環境風險評估，因而容易做出破壞東道國環境的行為。而且一旦發生環境事故，一些中國企業也不具備應對機制和能力。

3.中國企業對東道國環境法律和監管體系不熟悉。許多中國企業出於節約成本和搶佔市場先機的考慮，往往缺乏開展細緻市場調研的耐心。他們只要對東道國涉及投資項目的主要法律有了初步了解，就急於開始投資布局，而環境法律作為專業化程度較高且相對遠離投資策略核心的一類法律，更不可能成為投資者的重點研讀對象。另外，如何與東道國的環境監管部門溝通協調，也是中國對外投資企業面臨的重大挑戰。

4.中國政府對海外投資企業履行環保責任的約束力有待加強。目前，中國制定的用於指導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環境保護行為的規範，主要是商務部於2013年頒布的《對外投資合作環境保護指南》，但該指南是非強制性指導文件，不具有真正的約束力。

七、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應對環境風險的對策建議

強化環保意識和理念，健全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深入了解對東道國的環境法律和監管體系；政府繼續加強對海外投資企業履行環保責任的約束力；企業與國家風險研究機構之間需加強合作，共同提高對東道國國家風險的研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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