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中國人為什麼欺善怕惡？（轉）

讀者會問，重視做人與重視做事不必矛盾呀，為什麼中國人不重視做事呢？的確，做人與做事本來是不必矛盾。但讀者須知，儒家教人做的人是假人、偽人。他們無視人性的原欲和原惡，反而要人們相信人性本善，一味要人向內求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全然是先正己後正人的一套，與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做實事可以說是毫無瓜葛。在孟子看來，做實事是「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① 中國的文人們從來都是只動腦筋向內求做「善」人，而決不用手向外求做實事的。儒家經典也絲毫沒有教人做實事的內容，相反，鄙視做實事的人的言論倒是相當鮮明的。「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② 在孔子看來，只須「上好禮」、「上好義」、「上好信」，「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③ 由於儒家的只教做人不教做事的傳統，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嚴重的割裂。勞心者只務虛言，幹不了實事；勞力者能幹實事，卻儘是文盲。這種社會的手和腦的嚴重割裂的傳統一直貫穿中國整個2000多年的中世紀，直到西方人用手腦合作造成的「船堅炮銳」打開中國封閉的大門，中國人這才逐漸覺悟到中國文化手腦割裂的大禍害。廢除科舉，設立新式學校，引進西方人的科學技術知識(當時誤稱之「格致」)，成了維新人士首先考慮的事情。　　經過100多年的努力，手腦嚴重割裂的傳統陋習已被打破，大量引進了西方自然科學技術知識的學校教材，西方人的真求知精神終於在部分中國年輕的學生們的心中紮下了根，播下了反傳統的火種。然而，由於中國官場化社會傳統的遲遲不肯退出歷史舞台，中國傳統的偽信仰、偽知識還依舊在權力上層陰魂不散。迄今為止，新儒家們還在變著花樣迎合懷念舊極權形式的人們的心態，試圖再次成為新世紀中國人的思想嚮導。西方人全面的求知精神在中國文化的社會、人文領域始終難以深入，傳統的偽精神竭盡全力抵制頑抗。無論在台灣、在大陸，這兩種精神的對抗都是明顯可見的。西方人的求知精神與做實事是密切關聯的。　　在中國的理工科學生身上，這種做實事的新風尚顯然比在中國文科學生身上表現得更突出。尤其在社會、人文文化領域，由於中國舊傳統的偽精神依然保持了強大的頑抗力，因此，重做人而不重做事的傳統陋習在相當一部分文化人中仍舊大有市場，尤其在從政、從教(尤其是從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方面的教育)的中國文人中表現顯著。這些人孜孜追求的仍舊是如下的種種外殼：單位身份(科級、處級、局級、部級)和職務身份(科長、處長、局長、部長……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編審、副編審、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工程師……)，而很少是實際的事業成就。　　一位行將就木的人會因為聽到他終於被批准加入了某組織，被授予了某職稱、某榮譽而頓時激動得嚎啕大哭，然後是興奮得數夜不能成寐，甚至不幸一命嗚呼。而這種東西無非是一張紙，與他實際的成就不相干。中國人竟可以為這種浮名虛譽使出平生學就的做人工夫，卻絲毫不為自己做實事的無能感到羞恥。在中國當教授、當研究員的人們到處是，然而真正有思想獨創性的論文和著作的人卻極為鮮見。至於當官，就更沒譜，能有用的幾乎完全在於做人的工夫。在中國歷史上，最能當官的人應是最有做人功夫的人，做人最終固然是做偽人，但功夫到家的人能把偽人做得跟真人一般。要改變中國人重做人而不重做事的陋習，關鍵在於把權力的價值從人生價值中心的位置上排擠下來，而代之以金錢的價值(像西方的市場化社會那樣)和情感(信仰、知識、愛)的價值，後者在人類的未來或許有可能。人類努力吧！在中國歷史上，最能當官的人應是最有做人功夫的人，做人最終固然是做偽人，但功夫到家的人能把偽人做得跟真人一般。　　阿諛強者，欺凌弱者，或按通常所說欺軟怕硬、欺善怕惡，這無疑應是人類中最卑鄙、最下賤、最無恥、最喪失人格自尊的品性了。馬克思在回答他的女兒的問題時就曾毫不假思索地說，他最厭惡的就是阿諛奉承。令人痛苦的是，我深感到，在我的同胞中，在我們中國人中，這種最喪失人格自尊的品性卻極容易見到。看中國著名古典小說《水滸》、《三國》，最讓人興奮的是什麼呢？是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武松醉打蔣門神，猛張飛怒鞭督郵。為什麼？因為鎮關西、蔣門神、督郵正是仗勢欺人、倚強凌弱的卑鄙惡徒。武松自稱專打世上不明道德的硬漢。這種嫉惡如仇的傲岸性格使他成了《水滸傳》中少有的幾位令讀者最喜愛的人物之一。　　為什麼？因為這種人世上難見。就像中國人喜歡看清官戲一樣，同樣，反映了中國人內心的一種普遍的渴望。相反的是，世上貪官污吏多，世上倚強凌弱、欺善怕惡的多。只有現實中的匱乏才會引起人們心靈中的渴望。書中清官、武俠的除暴安良與世上貪官、惡徒的仗勢欺人恰成尖銳鮮明的對照。遺憾的是，書中為虛，世上為實。有良心、有思想的作家不寫虛的，他們不願為可悲可鄙的人生大量製造暫時安慰人們痛苦的緩解藥。在這點上，至今還沒有任何一位作家能超過魯迅。他創造的阿Q形象地把中國人寫活了。本身就無處不受人欺侮的阿Q，偏偏也同樣以欺侮小尼姑為樂趣。可見魯迅看中國人人格的深刻，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內心激憤之情。　　遠在歷史上的、小說故事中所描寫的欺善怕惡的事例實在多得無法枚舉，也不必枚舉，因為人人心裡都有一個記憶猶新的人生遭遇錄。中國近半個世紀經歷了無數次的政治運動，尤其「文化大革命」，多少叫人難以忘懷的場面可以令人深刻地感到中國人人格中阿Q的陰魂。人們為什麼要對被批判者那樣兇狠呢？人們為什麼要動手鞭打無辜者呢？人們為什麼那麼熱衷於欺凌那些實際上早已失去了還手之力的弱者呢？最近，為什麼會發生當眾公開勒索錢財、當眾公開凌辱甚至姦汙婦女，而有大量圍觀群眾卻無任何人敢上前制止的事情呢？中國人的欺善怕惡實在是多麼司空見慣的現象！包括過去人們一直咒罵的「假洋鬼子」、「西崽」們對自己同胞的刻薄，對洋人的奴顏婢膝，以及衙門裡的當差對當官的唯唯諾諾的卑賤相和對普通百姓的窮凶極惡的瘟神相。這一切，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深地問一聲為什麼嗎？　　2000多年來，中國人的「善」實際上是被強權長期壓迫出來的凝固的假相。只要一旦強權倒塌，中國人的惡就會如同被打開的潘多拉的匣子中的魔鬼，噴涌而出，橫行於世。這既是中國長期離不開極權，也是中國人長期具有欺善怕惡的卑鄙性格的最重要的原因。換言之，中國2000多年的極權統治與中國人的欺善怕惡的卑鄙性格是同一實體的陰陽兩面，或者說是一對一母所生的孿生怪胎，極權與卑鄙同在。問題在於這「母」究竟是什麼？我們今天一定要把這個根挖出來。不挖出來，中國人不會有未來的希望。直到今天，一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現象不知本質的「學者」們還在一味鼓吹權威主義，還在一味盲目地鼓吹新儒家。實際上他們是在主張飲鴆止渴，要讓中國人永遠走不出自己傳統的陰影，永遠在缺乏思想的混沌狀態中混歷史，而不是創造歷史。現在我們就來分析並挖這個根。根就在2000多年來，中國人一直聽從儒家聖人的教導，而且還有道家聖人同樣的鼓吹，他們共同把人類追求的「善」定格為克己、忍讓、柔順、守雌……我們在前面2000多年來，中國人的「善」實際上是被強權長期壓迫出來的凝固的假相。　　西方古希伯來先知把「善」定格為對上帝的信仰，定格為遵守與上帝的簽約，遵守摩西十誡和聖經中種種對信徒的告誡。信徒心中的善是具體的，是人們可以主動地進行體驗的，而且善的最高的象徵是永恆的至高無上的上帝。西方古希臘哲人把「善」定義為知識，人們的不斷求知即是不斷地求善，善同樣是具體的，是人們可以主動地進行體驗的，而且知識的善是無止境的，是任何人不能壟斷的。善的終極永遠超越任何個人的能力，這個終極在柏拉圖那裡體現為理念，在亞里士多德那裡則為隱得來希。希臘人的理念、隱得來希等同於人們心中的上帝。　　中國聖人所提倡的善，是不具體的，因為這種善是虛假的，是與人類的原惡和原欲，尤其與原欲是完全相對抗的。什麼是原欲，原欲具體為食慾、性慾、知欲。原欲是人類生命力的基礎。中國聖人把善定格為克己、忍讓、柔順、守雌，甚至無為、無知，實質上是把消滅人類的生命力定格為善。這種善實際上是做不到的，要做也是表面上做，實質上不可能做，因此只能是偽善。如果有人輕信聖人所言真的這樣做，這種對別人的善，恰是對自己的惡，而且會引來別人對自己更肆意的凌辱，引來更大的惡。孔夫子把「克己復禮」看作是最高的善，也即「仁」，其實是非常不人道的。什麼叫「禮」，禮是分辨人的尊卑貴賤的制度。　　孔子主張人們都以克己的方式來維護分辨人與人之間的不同等級的尊卑貴賤的制度，這等同於主張以大多數人的壓抑自己的原欲來滿足少數人的縱慾。儘管孔子似乎主張當權者也同樣要以克己的方式來維護禮的存在，但顯然這是永遠也實現不了的空想，反倒成了當權者的一件難得的騙人的外衣。這裡的邏輯再明白不過了，而歷史的真實記錄更明白。歷史的真實情況表明，中國廣大老百姓的「善」實際上是極權高壓的產物，是中國人完全違背自己的人性，扭曲自己的人性，在恐懼的高壓的極權和儒教的欺騙雙重作用下的產物，然而高壓是更主要、更實質性的東西。西方人的善，無論信仰還是求知都是無止境的，都是可以不斷升華、不斷進步的。因為至高無上而且永恆的上帝和知識終極的理孔子主張人們都以克己的方式來維護分辨人與人之間的不同等級的尊卑貴賤的制度，這等同於主張以大多數人的壓抑自己的原欲來滿足少數人的縱慾。　　中國人的善，如果真按照宋儒的「興天理，滅人慾」，只能止於生命力的寂滅，而實際上由於人們決不會自願傷害自己的生命力，從而只能是永遠停留於偽善。孔夫子的「禮」，更具體講「周禮」，是固死的，不變的，而且永遠在極權者的權力的淫威之下。所以，中國人的善永遠得不到升華，永遠不可能會有進步。中國人永遠都只能戴著偽善的假面具生活，一般的中國人戴著假面具做良民順民，極權者戴著假面具做聖君、賢相、清官。所謂假面具的假，主要表現在說假話、寫違心的假文章、做假彙報、表假忠心等等。西方人的善，無論古希伯來人的信仰上帝，還是古希臘人的追求知識，都實質上體現了人性本惡的傾向。他們的主張與人性的原惡與原欲是相互吻合，方向一致的。　　中國聖人的善為克己，忍讓以及人性本善的觀點顯然與人性的原惡和原欲相矛盾，相對抗，因而是反人性的主張。這種反人性的主張與反人道的禮教相結合，為極權統治在中國的長盛不衰提供了最深遠的精神之根。正是這條根生長出了中國長達2000多年漫長的中世紀。如果沒有19世紀西方人的強行打入，這個中世紀無疑還會繼續延伸到不知哪個世紀。關於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作了回答。回到本章的話題。中國人是在極權壓迫下不得不「克己」，不得不「忍讓」，然而儒家卻騙人說這是人性本善的結果，是人們自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的產物，從而為掩蓋赤裸裸的強權的殘酷性罩上了一層極能惑弄人的心理煙幕，造成了中國人特有的阿Q的精神勝利法；此外，人性本善也是美化極權者實際惡行為的直接有利的工具。　　在漫長的中世紀中國老百姓的心中，壞的永遠都只是地方上的貪官污吏，而皇帝卻始終是神聖的，品格高尚的。小說《水滸傳》中的好漢們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與中世紀的社會現實是基本相符的。告密者從來可以陞官，人間普遍高頌讚歌。極權者深居皇宮，宮中一切卑污的勾當都被一層高高的天幕遮擋著。給百姓造成的印象自然是只有地方上的貪官是惡人，而皇帝是好人。在漫長的中世紀中國老百姓的心中，壞的永遠都只是地方上的貪官污吏，而皇帝卻始終是神聖的，品格高尚的。　　前面曾說到中國的老百姓有怕官的傳統。因為官來無好事，是強行要糧、要捐、要人來了，老百姓明明對他們恨之入骨，表面上還不能不盡量裝出馴順。不光老百姓見官如此，官場中小官見了中官，中官見了高官，高官見了宰相，宰相見了皇帝全都如此。在中國的權力，實際上已變成特定個人的附屬物，而且向來只有上面對下面的威懾，而根本不存在下面對上面的制約。這就是前面曾講過的中國人只講禮，只講尊卑貴賤的等級，而根本不講理，不講真假是非、因果曲直的必然結果。面對根本不講理的強權，中國人怎麼能夠不怕？怕不講理的強權即是怕惡，中國人的怕惡是長期中世紀歷史的必然產物，不能不怕。在這方面中國人無法與有猶太教信仰的希伯來人比，也無法與有基督教信仰的西方人比，他們的抗惡精神全都比中國人強。　　心中沒有對神的執著信念的中國人不可能具有強大的抗惡精神。同樣，中國人也無法與心中有真理信念的古希臘人、現代西方人比。總之，由於中國人缺乏真信仰精神和真求知精神，中國人屈服於不講理的極權的淫威便是不可避免的。可悲的中國人的這種屈服過程長達2000多年。實在是太長了，甚至都令人懷疑，如此漫長的屈辱過程會不會影響到中國人的遺傳基因：中國人身上的怕惡的基因就是比西方人多。然而，欺善是怕惡的另一種表現。一方面，欺善是對怕惡的肯定。「人善有人欺，馬善有人騎」，「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怕惡的人已經喪失了人格的自尊，把自己等同於動物世界的一員，以為理所當然。所以他把自己對強權者的恐懼同樣用一種惡的方式發泄在比他更軟弱的人們的身上。中國人的欺善多半屬於這種。丈夫在外面受了氣，回家對老婆孩子發火。一位官員在上司面前挨了訓，回到自己的官邸把下屬罵一通。　　這是經常見到的欺善怕惡現象。另一方面，欺善是對怕惡的延伸。實為在惡者的威逼示意下對更軟弱的無辜者施惡。歷次政治運動中，人們不惜昧著良心順應運動組織者的意圖，寫假材料做假旁證，甚至有的人還更表現出一種反常的激進，把無辜者拚命往死里整。歷次運動的所謂「轟轟烈烈」與這種人的表現實在大有關係。這些人往往是運動的積極分子。還有一方面，欺善是對怕惡的錯位的反抗，或者索性藉機報復，有的實際上是藉機泄憤、泄妒火，又可以稱打死老虎，所謂「牆倒眾人推」。中國人打死老虎的狂熱是相當可怕的，經常表現得極其殘忍。「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批鬥的幹部所受到的種種酷刑，很大的成分是來自平常心懷怨恨的下級和群眾。　　總的來說，中國每來一次政治運動便大傷一次元氣，便糟踏一些人才，對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來說是很不上算的。之所以如此，作為原因之一，中國人欺善怕惡的劣根性不能不加以考慮。中國人要想祛除自己身上欺善怕惡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必須培養自己的人格的自尊，培養的途徑有二：堅定對永恆、至高無上的真理的信仰；不斷追求自然、社會等各方面的知識，尤其是關於法律方面的知識。作為一個民族社會來說，要想根除欺善怕惡的民族性格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必須認識清楚，極權的高壓與人格的卑鄙的共生性。「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批鬥的幹部所受到的種種酷刑，很大的成分是來自平常心懷怨恨的下級和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