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投票到暴力：為何1/3的選票投給了納粹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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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主主義衝突》中，作者斯奈德用「民主化這個術語區別了成熟民主和民主轉型國家」。斯奈德發現，成熟民主從未相互挑起戰爭而且具有良好的維持民主和平的機制，但在民主轉型國家中這些機制卻很可能失效。在民主高度不完善的新興民主國家中，民族主義精英的說服可能引發嚴重的民族主義衝突。魏瑪的失敗和納粹的上台是研究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不可繞過的經典案例。

*在1933年仍有三分之一的選票投給了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黨。這些選民被騙了嗎？如果被騙，那又是如何被騙呢？

*從很多支持納粹的投票者的視角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只是希特勒上台之後一個未曾想到的副產品。

文/[美]傑克·斯奈德

譯/吳強

選自《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

原標題：在魏瑪德國推銷民族主義

魏瑪德國的例子，對那些將民主、開放討論和生機盎然的公民社會等規定為民族主義和種族歧視的解藥的人來說，不啻為一個挑戰。魏瑪共和時期的德國有著所有這些要素，而好戰的民族主義依然蓬勃發展。魏瑪憲法建立了一個基於比例代表制的自由和公正的選舉體制。高素質的自由媒體主導著魏瑪德國大城市的報業市場。創紀錄的志願性政治俱樂部和公民社會組織形成了。但在1933年仍有三分之一的選票投給了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黨。這些選民被騙了嗎？如果被騙，那又是如何被騙呢？

種族主義的、威權主義的民族主義最終終結了魏瑪共和國，並非與政治生活無關，而恰是因為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整個魏瑪時期，大約三分之一的選民投票支持右翼的民族主義政黨，其中大部分都由大商業利益和傳統的保守精英所引領。魏瑪晚期的經濟危機讓他們的大中產階級選民確信，精英領導的民族主義政黨與他們處在同一個困境之中。那一刻，小城鎮的草根志願團體的綿密網路紛紛轉向支持一個民粹主義政黨，這個政黨看上去像是屬於他們自己當中的一員，也就是納粹（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儘管他們渴望著人民主權的訴求，但是這些中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還是轉回支持魏瑪的民主形式，畢竟，他們與魏瑪共和一起經歷了1918年德國的戰敗、西方列強所強加的《凡爾賽條約》、社會主義階級敵人的興起、精英保守政黨對中產階級政黨政治的操控等。在魏瑪民主所及之處，中產階級的投票人被說服了，他們開始相信納粹將創造一個新的政治系統，德國中產階級、鄉村和工人階級等各利益集團的多血質特性合併到一個結構中，某種程度上能夠表達真正德國人民或民族的集體利益。

那些投票給希特勒的中產階級、新教徒、小城鎮和鄉村地區的選民，是從哪裡得到這樣的觀念按照如此方式界定他們的利益，而且為什麼他們認為投給希特勒就能增進他們的利益呢？一個因素是1914年前精英民族主義迷思製造的遺產，將民族主義深深地植入了德國中產階級意識之中。這種心態強化了兩個迷思的可信度，削弱了魏瑪共和、占執政地位的工人階級政黨、《凡爾賽條約》與民主強權的合作政策等這些維繫魏瑪共和內外條件的聲譽。第一個迷思是，德國發動的世界大戰是被包圍的外敵強加的；第二個迷思是，德國輸掉了第一次大戰是因為社會民主黨在戰爭後方如「芒刺在背」。這種思想方法有力地強化了魏瑪時期民族主義的宣傳浪潮，大部分都是那些與「一戰」前同樣的大商業利益集團所發動。如同「一戰」前的情景，工業家、大地主和保守官僚們希望民族主義可為他們提供一個良方，保證他們對中產階級和鄉村人口的領導權，對抗工人階級，以捍衛這些精英的社會和經濟特權。

希特勒

此種前1914年模式的大部分都在1918年到1933年的魏瑪時期得以延續，儘管德國在「一戰」戰敗後民主化隨之而來。魏瑪憲法下，由選舉決定誰來統治這個國家，社會民主黨只是魏瑪早期的一個普通政黨。在德國戰敗和《凡爾賽條約》之間的短暫時段內，即使保守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看上去也在朝著民主的方向行進。然而，有關國際安排和對社民黨人在德國戰爭準備中如「背後插刀」的罵戰，使資產階級精英又退回到戰前的威廉式戰術了。曾經的威廉體制，人民越來越寄望於狹隘的壓力集團而非有著廣泛基礎的政黨來推進自己的利益。民族主義正是那些遊說團體使用的意識形態，用這種寬泛的公共利益術語來為他們的狹隘關懷正名。

這些條件滋生了中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溫室氣候，正適合有著嫻熟草根組織技巧的納粹加以利用。從而，除了民主的政治制度，魏瑪的政治討論受那些由害怕民主的精英們半壟斷的媒體所影響，也受制於相互間不願意交流的分化的公眾。即使是被大城市大多數讀者所接受的高素質的自由媒體，面對如此形變的觀念市場，也難以創造出真正的公共空間。

推銷民族主義的迷思組合

隨著「一戰」德國的戰敗，這個國家的民族主義精英即著手為塑造德國人民的歷史記憶展開與社民黨人的鬥爭。戰後不久，新的社民黨政府委任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考茨基出版一批德國外交文檔，揭露德國官僚們應為發起一場侵略戰爭承擔責任。但是，社民黨政府倒台之後，考茨基失去了支持，外交部的保守圈子遂轉向主張控制這些有關戰爭罪責的出版。

於是，一個巨大的史學官僚機構建立了，在「愛國主義」編輯的控制下，系統性地選擇並公然偽造文件為威廉二世洗白。結果，這個官僚機構出版的德國官方文件要比其他的「一戰」參戰國家出版的類似文件廣泛得多。這一官方編撰的歷史就成了包括美國在內學術研究的標準來源，跟德國境內的宣傳文章和教科書的依據並無差別。外交部長（也是後來的首相）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甚至親自參與這一計劃，他覺得對德國戰爭原罪的歷史性揭露「會讓我的整個洛迦諾政策（指重建德國國際地位）破產」。只有很少幾個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如漢斯·德爾布呂克和弗里德里希·梅涅克，在不經意間道出真相，但即使他們也有意掩蓋了一些德國侵略的證據。梅涅克對魏瑪民主不慍不火的態度很能代表德國歷史學家的特質：「民主基本上不適合我們，」他說，「我們成為民主派是因為……別無他途保存人民團結和……貴族價值。」同時，左派的歷史學家艾克特·克爾，孜孜以求挖掘帝國「鋼鐵—黑麥」聯盟的史實，卻一直不能獲得學術地位，31歲時死於貧困。

威廉二世

而戰爭結局同樣被迷思化。在帝國議會作證時，馮·興登堡元帥對調查戰敗原因的委員會說，英勇的德國軍官團被和平主義者和社民黨人「從背後襲擊了」。他指控那些人接受了俄國人的金錢，故意中傷部隊，在家門口煽動革命。興登堡沒有被交叉詢問過，這個委員會的發現也並不支持興登堡的觀點，都被蓋上「秘密」的印戳。歷史學家現在同意，所謂「不可戰勝的軍隊」的保守畫面在家門口被誣衊其實並無根據：山地戰一連串的失利後，德國士兵發動的最後一次攻擊結束了戰爭。

德國的保守出版商有一套美化和散播這類美化戰爭的民族主義迷思的系統計劃。他們共同圍繞著「地緣政治」的概念作文章，用這個戰略原則為征服提供一個貌似科學的解釋。類似地，他們還為主張種族凈化和經濟自足的理論家提供補貼。出版商們對這些新的、種族的、右翼意識形態的同情勾畫出一個行動議程，包括為作者提出選題建議、為專門主題的論文提供獎金、贊助俱樂部和學校、資助種族主義研究協會等。找到最有效率的出版人來普及這些觀念後，新右翼的出版社創造了一個大眾讀者群，形成一個觀念的邊緣運動。他們的戰爭小說賣了30萬本，連反猶和反凡爾賽的小冊子也能賣出10萬本。那些蜂擁進納粹衝鋒隊的年輕德國人，是從這些小說當中得到他們的戰爭印象，而不是從實際的戰壕經驗中。歐根·迪特里希和其他的此類文學出版商都獲得了榮譽學位，而激進右翼也一併獲得合法性。

一旦集結，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就經由克虜伯鋼鐵董事會戰時主席以及魏瑪時期的德國民族人民黨主席阿爾弗雷德·胡根伯格所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和電報散播開來，奠定了大眾基礎。胡根伯格企業的影響力使他控制了德國半數的出版，包括幾乎所有的右翼民族主義報紙。即使如此，胡根伯格也難以阻止中產階級選民從他的政黨滑向納粹，最後只好在1931年與希特勒結盟，並在1933年加入希特勒的政府。「不談胡根伯格的媒體控制毀滅了魏瑪共和，」歷史學家莫德里斯·艾克斯坦因說，「人們就可以說，在德國公共社會中移植民主、共和等觀念會臨多大的障礙」。

魏瑪媒體市場的分隔化

魏瑪的大眾讀者群的分隔化，部分源於供給的壟斷，如通過對小鎮媒體新聞流的電報服務的控制，胡根伯格壟斷了媒體。當然，即使存在競爭性觀點的地方，公眾也會自我分隔，依據是前1914年時期由精英政治戰略所銳化的宗教和階級劃分。一旦民族主義牢牢嵌入了草根意識和社會實踐，民主制度和一個專業化的城市媒體業，如魏瑪共和所具有的這一切，也難以充當連續編造的民族主義迷思的解毒劑。

到1932年，右翼報紙攻城掠地，佔領了德國3000萬訂戶的38%。相形之下，左翼和民主媒體只有28%，無黨派報紙佔24%，天主教媒體為10%。共產黨和社民黨的報紙則「差不多完全由單調的黨內新聞和對反對者的論戰式攻擊言論構成」，只有那些黨的信徒才會閱讀。社會民主黨的官僚們，則牢牢鎖住其核心的工人階級成員，消滅了哪怕一丁點試圖擴大黨報讀者群的努力，拒絕任何一般性報道。結果，社會黨工人們通常必須從自由派或者無黨派的報紙中獲取新聞。納粹報紙的讀者圈子則小得多，即使到1930年支持納粹的投票增加了九倍，納粹報紙的讀者群仍然只有10萬。這意味著，很多支持納粹的投票人繼續閱讀自由派或者主流的民族主義報紙。巴登地區的自由派報紙編輯，例如，估計他的讀者約80%將選票投給了納粹，對他而言這就是保持沉默的經濟激勵。

納粹閱兵

在主要的城市區域，最為大眾化的自由派日報，常常是猶太人所擁有的，閱讀人群的分布橫跨社會階級和政治觀念的廣泛範圍。這些喜聞樂見的報紙讀起來輕鬆，價格低廉，有體育新聞和娛樂版，提供相對客觀的新聞報道。他們雖然缺乏胡根伯格的雄厚資本，但是在其民族主義競爭對手的懷疑目光中，他們已經強大到足以操縱公眾。儘管擔心對已經異質化的讀者和保守的廣告客戶來說過於意識形態化，自由媒體還是找到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進步政治路線，大大活躍了報紙也刺激了報紙的銷路。而且，自由報紙採納了美國風格的新聞信條和座右銘：「將新聞與觀點分開」，以及「第一個拿到但要正確」。理論上，這是德國公共空間最好的時期。但事實上，一個將分隔的德國公眾統一起來進行單一話題討論的公共空間並不存在。雖然城市工人和納粹都閱讀自由派報紙以了解地方事件和活動的新聞，但是沒有哪類人群在真實對話中相互接觸。艾克斯坦因提到：「德國政治的強烈派系主義也被帶到了媒體裡面，很大比例的報紙都只完全報道一個具體、狹隘的社會團體。」德國那時的報紙數量是英國同期的兩倍，這些媒體的個別化剪裁充分反映了「地區性和地方忠誠、文化和宗教等方面根深蒂固的分化」，以及「政治的碎片化」。結果之一，媒體「並未成為政治進程中的一個獨立要素；媒體也未主動核查政府和行政當局以及政黨的良心」。反而，這些報紙變成了「特定利益的手段，作為局部宣傳的方法和灌輸成見的工具」。即使是非黨派的大眾媒體，在大眾討論和評估方面也弱不堪用，從而在事實上幫忙維持現狀。

在需求一方，觀念市場被分隔為互不交流的片段，並被深深嵌入在魏瑪的社會結構中。無數的合唱團、飲酒俱樂部、老兵協會等，把有著不同等級和財富的城鎮中產居民匯聚到一起，但幾乎沒有什麼志願組織聯結起工人和中產階級。居住和文化模式則強化了這些分化。結果，不同市場片段的觀念和討論各在不同軌道。在魏瑪已然巴爾幹化的政治內，納粹能夠聯合民族主義陣營，然後增加十倍的選票而贏得總理職位，儘管他們的觀點對工人和自由派來說幾乎毫無說服力。同樣，迪特里希美化戰爭的暢銷小說在分隔的市場創造銷售紀錄的同時，雷馬克的經典反戰小說《西線無戰事》，也在它的市場空間里成為暢銷書。如艾克斯坦因所評論的，自由出版商「仍然以為在一個工業化的多元社會裡，抵達真相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開放市場內部的自由和高尚的觀點競爭。但是開放市場並不存在」。

電影《西線無戰事》劇照

納粹成功的關鍵不是因為在開放討論領域裡的遊說有多麼出色，而是全賴於其口頭功夫穿透了分隔的市場，以及討好中產階級和小城鎮的目標人群的風格塑造。納粹的宣傳內容和其他民族主義團體並無什麼不同。所有這些團體體現了伊安·克爾肖所概括的「恐懼、憤恨和偏見的融合物，加倍了對更好未來的模糊憧憬」。納粹的信條只對納粹活動分子自己有效，但對他們的聽眾來說無關緊要。

對外政策學說在納粹的成功中至多只扮演了一個背景角色。他們所挑撥的中產階級怨恨，更多地聚焦在資產階級政黨所偏愛的重工業之上，而非《凡爾賽條約》，或者爭取「生存空間」的領土征服學說，或者納粹的種族主義學說。在他們獲得最大選舉勝利的時期，納粹黨為其咄咄逼人的對外政策踩下剎車，還取消了希特勒第二本好戰著作的出版。對魏瑪晚期的中產階級選民來說，民族主義更多意味著一個民粹的、反社會主義的國內政治議程，而非軍事化的外交政策。從很多支持納粹的投票者的視角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只是希特勒上台之後一個未曾想到的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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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

[美]傑克·斯奈德 著

吳強譯

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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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後，人們信心滿滿地宣稱促進民主的傳播能帶來穩定與和平，然而戰火和衝突、流血和屠戮依然持續不斷。盧安達大屠殺、科索沃戰爭、頻繁發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區的族群衝突始終刺痛著我們的神經。

為什麼民主化常常導致民族主義衝突？為什麼有時衝突又沒有發生？為什麼國際社會的介入反而使衝突不斷升級？本書以這三個問題為核心，深入研究了民族主義的四個經典案例：曾處於歷史轉折點上的德國、英國、法國和塞爾維亞。通過考證大量的文獻資料，作者指出，民族主義狂熱和族群暴力並非源於敵意文化間的「古老仇恨」，而是由於精英階層為維持現有統治秩序所做的冒險決定。

如今，諸多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相似困境。本書的現實意義在於，作者評估了避免民族衝突的不同方案，繼而提出有效的針對性政策，以防止歷史悲劇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