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資本》序：重構全球主義的世界圖景【資料】

陳燕谷　　好幾年前就聽說弗蘭克在撰寫一本新書，要對現代社會理論和世界歷史研究中的歐洲中心主義作一次總的清算。馬克思、韋伯、湯因比、波蘭尼、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都在清算之列。1998年《白銀資本》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1999年即獲得世界歷史學會圖書獎。我的基本感覺是，這的確是一本引人入勝的同時也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新書。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這種挑戰能否成立或在何種程度上能夠成立，它都肯定會使我們用一種更為複雜的眼光來看待我們在其中生活的這個世界。　　一般而言，就是說不管你持什麼立場，學術界公認的一個事實是：哥倫佈於1492年「發現」美洲大陸以及1498年達·伽馬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標誌著世界歷史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巨大斷裂，世界歷史從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就是我們依然置身其中並且稱之為「現代」的那個時代。在15世紀末橫渡大洋無疑是一件令人生畏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如果它不是象徵著歐洲社會內部發生了某種決定性的質變，而且如果這樣的質變沒有決定性地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的話，那麼哥倫布和達·伽馬的遠航也許就不會和大致同一時期中國的鄭和下西洋有什麼實質性的不同。然而，從來沒有人懷疑是哥倫布和達·伽馬而不是鄭和翻開了世界歷史新的一頁。這個基本事實如此深刻地銘寫在我們的思想、感覺和語言的深處，以致於我們根本不會用一種不同的方式從一個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和敘事我們的經歷了。　　世界歷史的斷裂和質變同時在兩個方面呈現出來：在時間性維度上標誌著「現代」開始與「過去」或「傳統」構成一組二元對立，在空間維度上標誌著西方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存在著本質性差異：現代的進步的創新的開放的西方對傳統的停滯的保守的封閉的東方。這種既是現代性又是西方特性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呢？科學理性？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代民族國家？自我調節的自由市場經濟？總而言之，西方為什麼如此獨特如此優越？這種獨特優越的現代性是怎樣從西方的軀體內部演變和進化而來的呢？它又是怎樣從西方向其他地區傳播和擴散的呢？而後者又是怎樣對西方現代性的挑戰作出回應的呢？等等等等。現代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基本上是圍繞著這樣一些歐洲中心主義的目的論預設建構起來的，不同的思想流派也是針對上述問題給出自己的解釋和行動規劃的。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論和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理論只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然而，不管馬克思和韋伯以及他們各自的追隨者是如何針鋒相對，他們的理論和解釋模式還是有著一些共同的假設前提：資本主義標誌著世界歷史的斷裂和質變；影響和決定整個世界命運的裂變發生在歐洲內部並且是由於歐洲社會內部的某些特殊性而發生的；這兩點又要依賴另外一個假設前提，即歐洲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實體而存在的，從而是一個合理的分析單位，也正因為如此在它「內部」發生的變化才會如此重要。弗蘭克認為，這個三位一體的假設前提構成全部現代歷史研究和社會理論的馬其諾防線，他在新著《白銀資本》里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就是要突破這道歐洲中心主義防線，看看它後面的真實世界，究竟是歐洲造就了世界，還是世界造就了歐洲。　　弗蘭克的學術生涯，和一般學者相比較，戲劇性色彩似乎稍多一些。他本是土生土長的德國人，50年代中期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研究生，導師是大名鼎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不過這種關係並沒有演出一個名師高徒的故事，因為他的激進的左翼政治立場使他無法認同而且也不見容於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結果是弄得他差點畢不了業。在思想上，他更多地受到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巴蘭和斯威奇的影響，特別關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欠發達狀況。　　畢業後弗蘭克隻身來到拉丁美洲（據他自己說是去打游擊的），曾先後在巴西大學、墨西哥國立大學和智利大學等拉美各國的大學任教，直到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將他驅逐出境，作為一名流亡者被「流放」到自己的故鄉－－柏林。與此同時，他的老師弗里德曼則在智利電視台的訪談節目中向皮諾切特推銷「休克療法」。這十多年時間無疑是弗蘭克一生最鋒芒畢露光彩奪目的時期，在實地研究拉丁美洲欠發達的原因的同時，他還作為一個「本地人」加入智利的社會主義政黨，深深地捲入拉丁美洲的社會政治鬥爭。正是在這段時間裡發表的《資本主義與拉丁美洲的欠發達》（1967）、《拉丁美洲：欠發達還是革命》（1969）、《流氓資產階級》（1972）、《世界性積累，1492－1789》（1978）、《依附性積累與欠發達》（1978）等著作，使弗蘭克成為「依附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一定意義上，戰後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是可以泛稱為世界體系理論的學術思潮的一部分，這個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沃勒斯坦（主要著作有三卷本的《現代世界體系》）、薩米爾·阿明（主要著作有《世界規模的積累》、《不平等的發展》、《脫鉤》）、阿瑞吉（主要著作有《帝國主義地理學》、《漫長的二十世紀》）等。世界體系理論基本上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變體，法國年鑒學派的布羅代爾雖然不屬於馬克思主義的任何一個流派，但他的《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和世界體系分析有著明顯的親緣關係。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改變了馬克思《資本論》那種對資本主義的「理想型」分析，突破了「社會」與「民族－國家」之間曖昧而又含混的等同關係，在全球範圍內分析資本主義實際的展開過程，尤其側重於考察現代世界是如何圍繞資本主義中心地帶把各個地區編織到一個共同的互相聯繫的不平等的體系之中的，資本積累是如何在使某些地區發達的同時在另一些地區製造出欠發達狀態的，等等。如果說他們之間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弗蘭克和阿明的研究更為直接地和第三世界的解放事業聯繫在一起。但是，從80年代後期，弗蘭克開始與其他世界體系分析學者發生越來越大的分歧，其原因固然和他的政治立場的激進色彩逐漸消退或轉移方向有關，但也涉及對一系列重大學術問題的不同理解。弗蘭克思想歷程中的這次變化是理解《白銀資本》的必要的背景，因為它與弗蘭克早期的研究固然保持著一定的連續性，但是斷裂的一面無疑更為重要。　　1989年阿拉伯裔美國學者阿布－盧格霍德發表《在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年間的世界體系》一書，成為世界體系理論發生分化的契機。阿布－盧格霍德提出的新觀點是，在15世紀以後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世界體系出現之前就曾經存在過另外一個世界體系，和包括歐洲在內的其他地區相比較，亞洲在這個較早的世界體系中佔有更為重要的地位。阿布－盧格霍德並不企圖對現代世界體系理論提出挑戰，她認為這個世界體系到1350年就已解體，並且在一個世紀後由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新的現代世界體系取而代之。但是，在現代之前就已經存在著一個包括歐亞非三大洲的世界體系這一觀點卻使弗蘭克開始懷疑他自己一向來認同並為其作出貢獻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在評論阿布－盧格霍德的書評里，弗蘭克提出「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也許並不是一個無中生有的世界體系，而只是阿布－盧格霍德所說的同一個世界體系的延續。然而，他進一步問道，如果這個世界體系比通常所說的早二百年就已經存在了，那麼它為什麼不會更早一些呢？據他說在智利時期就認為，世界體系是不可能象雅典娜從宙斯的腦袋裡跳出來那樣突然降生於世的。這就是說，在現代世界體系之前必然已經存在著某種可以稱為體系的東西。促使哥倫布和達·伽馬航海探險的動力是什麼？是發現通往「東方」的新路線，而不是開始建立東西方之間的聯繫。這難道不恰好說明東西方在1492年以前就已經存在於一個世界體系之中，而且促使哥倫布和達·伽馬航海探險的不正是這個體系的結構和動力嗎？因此，不能首先把歐洲視為一個獨立的實體，然後再設法從它內部找到變化的根源；相反，世界體系內部的歐洲部分的變化是和整個體系以及體系的其他部分密切相關的。例如，奧斯曼帝國的興起對傳統的東西方貿易通道的決定性影響。在隨後的幾年裡，弗蘭克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探討建立一種新的世界體系理論的可能性。這些努力的方向和結果充分體現在1993年他（和英國學者吉爾斯）出版的一本新書的標題中：《世界體系：五百年還是五千年？》。　　簡單地說，弗蘭克的新理論至少包含以下幾點重要的變化：一、我們在其中生活的這同一個世界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我們並沒有生活在一個和五百年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體系里。這個變化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弗蘭克實際上否認了「現代性」的存在。二、資本積累過程是（世界體系）歷史的推動力。弗蘭克原來和布羅代爾、沃勒斯坦等人一樣，認為持續的永不休止的資本積累是「現代世界體系」賴以同其他世界體系相區別的基本特徵。但是現在他要證明「現代」世界體系在這方面並不那麼與眾不同，同樣的資本積累過程幾千年來在世界體系中一直發揮主要作用（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作用）。永不休止的積累是貫穿於整個世界體系歷史的競爭壓力。這就是說本質上被理解為一種現代生產方式、現代生活方式和現代文明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或者用弗蘭克自己的話來說，它不過是一個編造出來的「歐洲中心主義神話」。三、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是「現代」世界體系理論家和依附理論家都很熟悉的概念，它包括但不限於世界體系不同地帶之間剩餘的轉移。現在弗蘭克認為這個分析範疇同樣適用於1492年以前的世界體系。四、歷史的演變不是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而是一個循環過程，表現為世界體系內部中心的轉移以及中心和邊緣周期性的置換。這個新理論，且不說能否成立，單單是它的大而無當就使它不具有任何實際意義，所以從1993年發表以來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反響。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弗蘭克才把下一個研究目標鎖定在現代早期，即1400－1800年的全球經濟。　　讓人（包括歐洲人和亞洲人，也許尤其是中國人）吃驚的是，弗蘭克認為這個時代，也就是航海大發現直到18世紀末工業革命之前，是亞洲時代。確切地說，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是這個時代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心。被布羅代爾、沃勒斯坦以及1980年代以前的弗蘭克視為世界體系「中心」的歐洲，在很長時間裡實際上是世界經濟的一個次要的和邊緣的部分。弗蘭克認為，現代世界體系理論家們在批判傳統社會理論和歷史研究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同時，自身並沒有脫出歐洲中心主義的窠臼。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彷彿只能在「歐洲路燈」的下面看待一切事物，遠處的東西似乎總是顯得暗淡無光，同時又身不由己地覺得現代早期發生在歐洲的那些事件光芒四射，具有開闢世界歷史新紀元的意義。但是，如果人們能夠真正從封閉型的歐洲中心主義知識霸權中解放出來，轉而從一種全球視野來看世界，那麼他們就會發現，在現代早期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處於中心地位的不是歐洲而是亞洲，是歐洲被吸收到一個早已存在的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之中，而不是相反，即從歐洲內部生髮出一個現代世界體系並以歐洲為中心向外擴張，把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地區吸收到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之中。所以，在弗蘭克看來，最重要的問題不是歐洲發生了什麼，而是作為整體的世界尤其是其領先部分亞洲以及亞洲（從而也是世界）的領先部分中國和印度發生了什麼。那麼，究竟發生了什麼呢？弗蘭克在本書的第二、三、四、五章作了詳細的論述。這裡，我們介紹一下在這數百年間貴金屬的生產和流通的情況，看看它究竟意味著什麼。　　哥倫布沒有到達印度，但他發現了至關重要的貴金屬。據經濟史權威的估計從1493年到1800年世界白銀產量的85％和黃金產量的70％來自拉丁美洲。美洲白銀生產在16世紀約為17000噸，到17世紀約為42000噸，其中有31000噸運抵歐洲。歐洲又就將40％約12000噸運往亞洲，其中有4000至5000噸是直接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運送的。另外有6000噸運往波羅的海地區和利凡特地區，其中一部分留在當地，其餘部分繼續向東到達亞洲。美洲白銀18世紀的產量約為74000噸，其中有52000噸運抵歐洲，其中40％約20000噸運往亞洲。另外留在美洲本土的白銀約有3000噸橫渡太平洋經馬尼拉運抵中國。如果再加上日本和其他地方生產的白銀，全球白銀產量的一半最終抵達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貴金屬流動的意義在於某些地區需要從其他地區進口商品，但卻不能出口同等數量的商品，所以不得不用貨幣來結算貿易逆差。弗蘭克提出三個問題：為什麼有些人需要進口商品同時卻不能出口足夠的商品來支付進口所需的費用？為什麼有些人能夠出口自己生產的商品並且收取貨幣而不是其他商品？這就是說為什麼他們需要貨幣？最後，為什麼貨幣生產是必不可少的？實際上，這些問題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為什麼歐洲需要亞洲的商品，但卻不能用自己的商品和亞洲交換而必須剝削美洲的貴金屬？為什麼亞洲可以向歐洲出口商品，但卻要求用貴金屬支付而不進口歐洲的商品？弗蘭克認為這個問題很簡單，貴金屬和商品在歐洲和亞洲之間的反方向運動說明了它們各自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除了美洲和非洲之外，歐洲與所有其他地區之間都存在著長期的和結構性的貿易逆差，出口美洲貴金屬是它唯一的彌補逆差的手段。因此來自美洲的貴金屬源源不斷地轉運到波羅的海、東歐、西亞、印度（直接來自歐洲和間接來自西亞）、東南亞（直接來自歐洲和間接來自印度）、中國（直接來自歐洲和間接來自上述所有地區以及日本）。歐洲的結構性貿易逆差可以從下述事實反映出來：161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全部出口中貨物只佔6％，貴金屬則佔94％。從1660年到1720年的60年間，貴金屬佔東印度公司對亞洲出口總值的87％。出於同樣的理由，代表製造業和其他「出口促進」利益的英國政府要求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其全部出口總值中至少要包含十分之一的英國出口產品。但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發現很難滿足這一併不過分的要求，從而不得不削減出口總額。它發現介入亞洲內部各地區之間的貿易要比亞歐之間的貿易更有利可圖。　　以上數字是足以讓外行人大吃一驚的。但它們並不是弗蘭克發明出來的，甚至也不是他自己通過獨立研究得出來的，而是從許多歷史學家（包括亞洲學者如日本的濱下武志）的研究中綜合出來的。他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它們來說明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例如，貴金屬和商品在歐洲與亞洲之間的反方向運動是否足以駁斥停滯的反商業的東方這種歐洲中心主義虛構？或者是象「亞細亞生產方式」這種「披著紅色外衣的東方主義」？是否足以證明證明亞洲在這數百年間處於執世界經濟之牛耳的地位？對於社會理論和歷史學家來說，亞洲經濟在很長的時間裡比歐洲經濟更為繁榮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問題在於人們看待這些事情的方式。弗蘭克指出，馬克思和布羅代爾都對歐洲之外的「其他」經濟給予一定的注意，「但只是在其巨著的第三卷里，而它們本來應當構成第一卷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對於歐洲來說，征服拉丁美洲並佔有其貴金屬並不意味著它內部誕生了一種全新的生產方式或一個現代世界體系，但它確實意味著歐洲獲得了進入以亞洲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的機會，使歐洲有可能站在亞洲的肩膀上，並最終在19世紀成為全球經濟新的中心。美洲的金銀首先使歐洲能夠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購買一張三等艙的車票，然後又能夠包下一節車廂，最後才是取代亞洲成為經濟列車的火車頭。這個最終結果是不能用任何神秘的歷史目的論來解釋的。戰後幾次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大論戰中都有「內在」論與「外在」論兩派，弗蘭克認為這樣的討論完全是建立在沙灘之上，因為無論是亞洲還是歐洲經濟都存在於一個而且是同一個世界經濟體系之中。如果一定要說什麼「內部」的話，如果一定要說資本主義的內在發生論的話，那也只能是在這個作為整體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內部」發生的，沒有什麼東西是在它之外的。如果說最近幾十年亞洲經濟的迅速發展給了弗蘭克什麼啟示的話，他也沒有從歐洲中心主義轉向亞洲中心主義。他的雄心勃勃的目標是超越任何種族中心主義，建構一種真正整體論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歷史和全球性社會理論。按照弗蘭克的設想，這樣的理論必須建立三個支柱之上：它們是生態/經濟/技術之維、政治/軍事權力之維和社會/文化/意識形態之維。在這本書里弗蘭克的討論僅限於生態/經濟/技術之維的經濟方面，很少涉及其他兩個維度，更不必說如何把它們整合為一種總體的分析了。但是，他毫無疑問成功地把我們帶入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讓我們看到世界歷史更為複雜的互動關係。僅就這一點而言，弗蘭克也不愧是我們時代最有遠見的學者和思想家。　　弗蘭克的著作遠遠不是沒有問題的。無論是就總體的理論假設和分析方法而言還是就具體的歷史細節而言，都大有討論的餘地。例如，超越種族中心主義的全球視野是否必然要否認現代世界的「現代性」？資本主義究竟是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的神話還是現代世界的基本現實？各大洲之間的貿易往來是否足以證明它們存在於一個世界體系之中？如果說16世紀初的英國是世界體系中的欠發達地區，那麼這個所謂「欠發達」和16世紀以後拉丁美洲淪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欠發達地區是否具有同樣的性質？僅僅從經濟角度論述1400－1800年的世界歷史，這本身是否合理？世界歷史是否總是在同一性質的體系里不斷地循環往複，而且要永遠這樣地循環下去？弗蘭克在告別歐洲中心主義的同時是否把他早期思想中最有光彩的東西也一併拋棄了？事實上，一場大辯論已經開始了。沃勒斯坦主編的雜誌Review將會就《白銀資本》出一期專號，現代世界體系理論家們將會作出迄今為止最為強烈的反應。不論結果如何，這樣的討論肯定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我希望中國知識界能夠在這場討論中作出自己的貢獻，因為我們不是這個世界的無動於衷的看客。弗蘭克，《白銀資本：亞洲時代的全球經濟》，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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