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賄人轉送部分賄賂款 受賄數額如何認定 ◇ 樊俊曉

【案情】

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2月份，被告人劉某利用其擔任某鎮民政所會計的職務便利，在審核社會散居孤兒過程中，為某村黨支部書記薛某（另案處理）騙取2011年孤兒基本生活費補助資金提供方便，將部分不符合認定條件的人員予以審核通過，並且非法收受薛某現金2.3萬元。後劉某又將其中的1萬元送給民政局社會福利股股長郭某（另案處理），該贓款已追退。2013年5月14日，檢察院通知劉某接受排查詢問時，其主動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被告人劉某被控犯受賄罪。

【分歧】

劉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沒有疑問，但對受賄數額的認定出現了意見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劉某的受賄數額應當是1.3萬元。因為劉某雖然最初收受了薛某2.3萬元，但為了幫助薛某順利實現行賄目的，才轉送給郭某1萬元，其實際所得只有1.3萬元，受賄數額應當按照實際所得來認定。

第二種意見認為，劉某的受賄數額應當是2.3萬元。因為劉某實際所得雖然只有1.3萬元，但其具有受賄2.3萬元的主觀故意和行為，後來轉送給郭某1萬元是受賄既遂後對賄賂款的處分，不影響受賄數額的認定。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1.在犯罪主觀方面，劉某具有受賄2.3萬元的主觀故意。刑法對犯罪行為人的定罪和量刑，應當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只有在主觀故意或者過失意識支配下的危害行為，其危害結果才能歸責於行為人，受賄犯罪亦不例外。受賄罪的定罪量刑取決於數額和情節，因此，不僅要求受賄人對受賄的行為性質有認識，而且要求受賄人對賄賂財物的價值有認識。只有受賄人意識到收受財物的實際價值時，才能認定其具有受賄相應數額的主觀故意，反之，如果受賄人對收受財物價值的認識出現偏差時，則不能認定其具有受賄與財物實際價值相應數額的主觀故意。

本案中，薛某送給劉某2.3萬元請求其提供方便，劉某明知自己作為國家工作人員應當秉公廉潔執法，仍然收受賄賂並答允提供便利，可以認定其具有受賄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就受賄數額而言，薛某所送的是現金而非不以貨幣形式呈現的財物，不會出現對財物價值認識的偏差，由此可以認定劉某對2.3萬元的受賄數額具有明確認識。同時，在薛某的主觀意志下，其對劉某的行賄數額是2.3萬元，儘管行賄罪與受賄罪是不完全對合犯，但在賄賂數額方面，雙方應當具有蓋然性共識，因此，可以認定劉某具有受賄2.3萬元的主觀故意。

2.在犯罪形態方面，劉某收受2.3萬元賄賂款時受賄已經既遂。受賄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只要國家工作人員允諾收受財物即可以為請託人謀取利益，就在客觀上形成了權力與利益交易的約定，使人們產生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可以收買的認識，侵犯了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就犯罪形態而言，受賄罪既遂的標準應當包括收受財物和為他人謀取利益，其中，為他人謀取利益是指許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而不是實際上為他人謀取到了利益的結果。許諾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真實的，也可以是虛假的。只要受賄者有許諾行為就會使請託人認為權與利可以交易，就已經侵犯了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就可以認定受賄犯罪已經既遂。本案中，劉某收受薛某2.3萬元賄賂款並承諾為其提供便利，此時劉某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已經受到侵犯，故可以認定為受賄既遂。

3.劉某轉送部分賄賂款給郭某是受賄既遂後對賄賂款的處分行為，不能改變受賄罪的性質和形態。薛某向劉某行賄時，沒有對賄賂款進行明示或暗示的分配，劉某轉送部分賄賂款給郭某，是為了實現自己對薛某的承諾，送款數額是其自主決定的，可以是1萬元，也可以是其他任何一個數目。轉送1萬元給郭某是劉某對賄賂款的支配問題，亦即賄賂款的去向問題，不是受賄罪的構成要件，而是受賄既遂後對賄賂款的處分行為。任何犯罪只要既遂就已經處於最終的停止狀態，不可能再回到預備、未遂、中止等形態，受賄罪亦是如此。劉某收受2.3萬元賄賂款並允諾為薛某謀取利益之時受賄罪已經既遂，其後對賄賂款的處分是受賄犯罪的附屬行為。附屬行為不能決定或改變主行為的性質和形態，對賄賂款的處分不影響受賄數額的認定，因此，劉某的受賄數額應當按照犯罪既遂時的數額認定，即2.3萬元。

綜上，本案中劉某具有受賄2.3萬元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在其收受2.3萬元賄賂款並答允為薛某提供方便時，受賄犯罪已經既遂。其後轉送給郭某1萬元不影響受賄數額的認定，因此，劉某的受賄數額應認定為2.3萬元，不扣除其送給郭某的1萬元。

（作者單位：河南省郟縣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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