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秩序正在形成

唐昊認為，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時間才不過短短20年，其所主導的國際秩序就已岌岌可危，這在國際關係史上還是相當罕見的；而霸權的衰落並非來自霸權國崩潰或權力轉移，而是來自權力擴散———大家漸漸地都不聽「霸主」的了，這在國際關係史上更是從未出現過。

唐昊分析稱，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權力擴散的最直接因素。

隨著人民直接登上政治舞台，國家的地位降低了。這是因為制度和技術進步的內涵在於增強個體的力量，而使國家脆弱化———如今一個斯諾登就足以使超級大國狼狽不堪，美國的道德高地喪失殆盡。所以民主化並不僅僅意味著民主體制的建立，而是意味著個人賦權的快速增長。

不但如此，民主化還意味著世界統治秩序的改變。因為民主化也形成了美國與其他國家必須共同遵守的國際準則：即使霸權國家也不能為所欲為，不但對主權國家，對普通平民、組織都要嚴守行動的邊界。

而中東國家的民主化則意味著更多原教旨主義者上台，美國的反對者快速增長並更難根除。

即使在西方內部，民主化實際上也削弱了美國對其小夥伴的軟權力：當不存在「自由世界」和敵對世界之間的界限、以及對整個民主國家的外在威脅時，美國藉以塑造秩序、維繫霸權的理由將不復存在。

全球化經常被認為是以世界經濟一體化為主題，並將在未來推動世界政治的一體化，而對於世界政府的想像也給了很多人呼喚更強有力的世界霸權的理由。但現實的情況卻恰恰相反，全球化正在成為霸權解體的另外一個動力。

漢斯摩根索在20世紀50年代的論文「另一場"大辯論』：美國的國家利益。」中指出，次國家利益和超國家利益是對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威脅。

目前，在全球化的推動下，各種國際行為體，包括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甚至恐怖主義組織之間都會結成一個又一個複雜行動網路，行使事實上的自治。

而即使在最有優勢的經濟領域，美國經濟霸權體系中最重要的世貿組織也在多哈回合後再無建樹，在其他領域更是如此。美國甚至不再有能力完成一次新的全球貿易整合，只得自己也去追求TPP這種地區經濟小環境。

相比國際政治的長期不利趨勢，國內政治的分化才是美國霸權的致命傷。原本美國霸權的力量來源正是其國內民主政治，也就是布魯姆所說的「真正危險」而又「最成功的專制」。

它使美國人對世界事務的認知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趨於一致，排斥國內外真正的不同意見。

如王緝思所言，美國政治精英通過國內民主使國家的「軟實力」在國內實現最大化，使美國在國際上形成一個強大而統一的意志。

人口僅佔世界總人口4.6%的美國，之所以稱霸，其基於共同價值觀的國內民主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情形一如當年的雅典和羅馬。

而今天美國的問題在於，國內權力的集中受到國內政治分裂的衝擊。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國會的黨派色彩越來越濃厚，黨派歧見使得政府決策效率低下。

這一點在過去幾年的國會表決中相當顯著，有時甚至因為國會的分歧而使聯邦政府經費短缺、陷入關門的窘境。

國會分歧的背景是族群多元化、共識缺乏、貧富差距拉開、利益集團坐大等，由此美國國內政治的一致性越來越受到削弱。

這種情形在美國歷史上僅有兩個時期堪與其比，一是南北戰爭前夕美國為奴隸制存廢而陷入分裂；二是鍍金年代後美國因貧富差距而瀕於革命的邊緣。

唐昊指出，美國霸權受到權力擴散而非權力轉移的衝擊更大，沒有人比美國人自己更清楚這一點。

一個明證就是，儘管美國的政治家和學者都清楚權力轉移的存在，但過去十幾年的時間一直在目睹著這種轉移而並未採取任何積極干預的措施，去阻止任何一個新興大國(包括中國)的崛起，而是將主要精力都用來對付恐怖主義。

一方面是因為這些非國家的組織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更大；另一方面恐怖襲擊很可能改變美國國內民主的形態，加劇族群和政治的分裂化。

畢竟在歷史上安全與民主就是美國對外政策上最難解決的悖論。如果恐怖組織成功地將美國的威望和軟權力打擊到一定水平，並破壞了美國國內的民主根基，那將使美國霸權消失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