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元記憶形成機理 大腦幸福機理與完善論幸福觀 犯罪心理學：關於腦電波
07-11
讓你的大腦多多儲備「食糧」 成功取決於大腦空空如也的頭腦就像一個空的食品櫃，假如壁櫥里沒有食物，主婦不會緊張的把盤子弄得叮噹作響，她會打電話給小賣部。如果你沒有想法就不要嗯啊個不停，說些沒用的話，要想出些東西，在那之前不要說話。但這不是過去新格蘭管家所說的「有準備」。真正解決腦袋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永遠不讓它空。在達科塔，自噴井中的水噴出地面後又噴到離地面幾英尺高的空中。這種水流強大的秘密當讓就在於下面強大的供應，讓它噴涌而出。當你能用自噴井的資源沒滿足你的生活時，為什麼還要停下來打開頭腦的「泵」呢？僅僅足夠時不行的，你必須要有足夠的更多的東西。那樣你深沉的思想和感情的壓力會讓你的演講順利下去，會讓你自信而冷靜，這些都能說明你擁有儲備力量。儲備力量時具有吸引力的。並不是說要你講一些你之前記住的東西，而是建議你把你用觀察、閱讀、驚訝、感情和思想煉成乳酪傳給觀眾。因此，為了儲備力量，你必須手頭有足夠的牛奶材料讓你提供足夠的乳酪。怎麼才能得到牛奶？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是第一手資料——從奶牛身上；第二種是第二手資料——從擠奶工那裡。 成功取決於大腦Jeff Brown博士是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助理臨床教授，是《贏家的大腦：智者致勝的八大策略》(The Winner』s Brain: 8 Strategies Great Minds Use to Achieve Success)一書作者之一，認知神經科學已經、並且仍在持續揭示人腦不可思議的能力，尤其是與成功和優化相關的能力。以下是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的人士採用的四種大腦思維策略，他們聲稱這些策略是自己的專利──但你也可以借鑒。1. 建立「機遇雷達」(Opportunity Radar)。所謂「機遇雷達」，是指成功人士識別可通往正面結果的非傳統路徑或環境的能力。你要怎麼做呢？要在合適的地點、合適的時間作出犧牲，不要只把信心建立在薪水上，不要只是「跳出盒子思考」（即打破思維定勢）──而是要創造你自己的「盒子」。2. 校準你的「最優風險計量儀」(Optimal Risk Gauge)。成功者了解承擔風險的時機和方式，科學研究詳盡地解釋了為什麼風險過少或過多都會導致令人遺憾的失敗，但適度的風險會對我們構成恰如其分的挑戰，使我們保持動力和信心，為我們留下增加知識和洞察力的大量空間，防止我們止步不前。3. 你的「才能計量器」(Your Talent Meter)，它將是幫助你翻開成功故事的一個關鍵部分。你必須要有才能，不管這種才能是通過什麼方式獲得的。能夠一直擁抱成功的人會讓他們的「才能計量器」 時時刻刻處於開啟狀態。他們在不斷學習、搜集信息、尋找導師、實踐、閱讀和再閱讀、評估個人和職業的不足之處，並且在上述方面處於劣勢時無所畏懼地設法彌補。4. 你的大腦需要「專註激光」(Focus Laser)，「專註激光」定義了人腦的大部分機能：專註、意志、動力和分心。成功者能夠用他們的大腦鎖定未來的目標，不讓其他因素干擾他們實現目標。神經元記憶形成機理據英國媒體報道，美國科學家認為，他們已經發現大腦形成記憶的機理。人們早就知道，神經元相接的地方——突觸是大腦的信息交換和儲存的關鍵。但是研究人員表示，現在他們已經弄明白突觸這個地方的分子是如何加強記憶的。該研究成果發表在《神經元》（Neuron）雜誌上，它或許有助於研發治療老年痴呆症等疾病的藥物。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突觸的健康狀況下降是老年痴呆症的一大特點，這種疾病最初會引起短期記憶紊亂，然後再演變成長期記憶問題。強壯的突觸是鞏固記憶所必須的，這個過程涉及到製造新蛋白質。不過目前還不清楚身體是如何控制這一過程的。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科學家現在表示，他們在實驗室通過老鼠進行的試驗顯示，只有當RNA(從細胞核和其他細胞里收集遺傳信息的分子)開啟後，鞏固記憶所需的蛋白質才會產生。在不需要時，RNA會被一種「安靜」分子麻痹，這種分子本身也包含蛋白質。當外來信號傳進來，例如當一個人看到有趣的事情或者經歷特殊體驗時，安靜分子片段和RNA會被釋放出來。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神經系統科學研究所的肯尼斯·柯西克說：「科學家對它感興趣的一個原因是，這個問題已經困惑他們很長時間，他們不清楚為什麼當突觸被加強時，在新蛋白質合成的過程中，會有一些蛋白質降解。不過現在我們揭開了這個謎底。我們的研究顯示，蛋白質降解和合成是同步聯合進行的。降解確保了新蛋白質合成。」確定大腦加強記憶所需的蛋白質，最終會使那些存在記憶力問題的人大受其益。英國著名慈善組織——老年痴呆症研究機構負責人麗貝卡·伍德說：「科學家表示，他們已經在實驗室里對神經細胞進行了研究，對特殊蛋白質在大腦傳輸信息和儲存記憶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該發現可能會使我們對老年痴呆症、其他類型的痴呆患者的記憶力喪失過程了解的更加透徹，並有助於我們找出新治療方法。」最新預測指出，到2050年，全球將有1.15億人患痴呆。威爾士加地夫大學心理醫學教授朱莉·威廉姆斯說：「我們越來越多地把老年痴呆症的遺傳風險因素指向突觸，因此有關這一方面的任務研究都非常受歡迎。老年痴呆症是一種綜合性疾病，雖然這方面的研究還處於初期階段，但是健康的突觸和它們的活躍程度，正慢慢變成一個重要而又有趣的研究對象。」或許有助於研發治療老年痴呆症等疾病的藥物大腦幸福機理與完善論幸福觀肖仲華 摘 要：人類幸福觀的發展歷史表明，哲學的完善論幸福觀起源於早期的哲學思考，成熟於心理學實驗，完善於當代神經科學的研究。心理學研究揭示了幸福的心理機制，神經科學則揭示了幸福的生理機制，這促使我們從根本上認識人性、快樂與幸福的本質。人類大腦的進化本質上是通過認知和習得改變大腦的神經結構並通過改變基因編碼遺傳這種改變；而人類漫長的認知和習得過程，正是理性和德性積累的過程。因此，天性趨樂避苦的人類，其幸福感固然是一種主觀感受，也必然是理性和德性的反映，而且這種理性和德性的成分並非完全取決於後天習得，也來自先天的遺傳。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幸福機理研究為哲學關於幸福的思辨奠定了科學基礎，同時也解決了道德哲學理性思辨的困境。關鍵詞：人性論 完善論幸福觀 神經科學 幸福機理哲學和倫理學基於不同的人性論和價值觀，提出了多種不同的幸福觀。其中，完善論幸福觀越來越受到重視和普遍認可，這得益於心理學尤其是大腦神經科學的研究所揭示的大腦幸福機理。一、西方哲學史上的幸福觀關於幸福觀，麥馬虹（Darrin M. McMahon）教授有一個著名的總結：在荷馬時代，幸福等同於幸運；在古希臘，幸福等同於智慧和德行；在中世紀，幸福等同於天堂；在啟蒙時代，幸福等同於及時行樂；到了現代，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定義。[1] 從思想史的角度，我們可以將哲學史上的幸福觀歸結為四種：一是基於理性主義人性論的理性主義幸福觀，二是基於自然人性論的感性主義幸福觀，三是基於社會人性論的德性主義幸福觀，四是基於人的理性、感性和德性相統一的完善論幸福觀。理性主義者認為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是否具有理性，人類只有以理性克制感性慾望，去追求精神的享受才是真正的幸福。赫拉克利特理解的「為正義而鬥爭」，蘇格拉底的「善生」思想，亞里士多的「理智德性」思想以及「智慧的人最幸福」的結論，都著重強調知識、理性對幸福的重要意義，強調以理性節制慾望從而實現至善和幸福，凸顯理性在幸福價值和幸福倫理中的重要作用。從趨樂避苦的自然人性出發，感性主義幸福論者追求的就是快樂主義。阿里斯底波、伊壁鳩魯、17世紀哲學家洛克等人都是典型的快樂主義、感性主義幸福論者。從18世紀道德情感主義的哈奇森、休謨、斯密到19世紀的邊沁和穆勒，基於自然人性論和快樂主義原則，倡導「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程度幸福」的社會功利目標，不僅開創了主導經濟學二百多年的功利主義幸福理論，也為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古希臘的幸福倫理思想提供了新的向度。社會人性論者把人的本質定義為社會性，認為人生價值和幸福問題實質是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問題。戈森（Gossen Hermann Heinrich，1810－1858）認為，只有當其它人也參與享樂時，大多數快樂才會變成真實的快樂。[2]所以，德性幸福觀強調個人的德性不僅是實行幸福的重要條件，也是幸福層次高低的重要標誌；同時強調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的緊密聯繫，視個人幸福為社會幸福的基礎和前提，而社會幸福又是個人幸福的必要條件和重要保障。完善論幸福觀最早應該追溯到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的「善生」思想，儘管強調理性的重要，也不否認感性的存在。亞里士多德首先承認人的自然天性：「快樂與痛苦貫穿於整個生命，對於德性與幸福至關重要。因為人總是選擇快樂避免痛苦。」([3], p.289)同時強調理性和德性對於幸福的重要作用:「智慧、理解和明智是理智德性，慷慨與節制是道德德性」，而幸福則是「合乎德性的活動」。([3], pp.34-41)包爾生（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在對各種幸福觀進行系統梳理基礎上，將幸福觀分為快樂主義幸福觀和自我實現幸福觀。包爾生認為，快樂主義將快樂作為最高的善，而自我實現論則「傾向於實現意志的最高目標——它可以被稱為幸福——的行為類型和意志是善的」，自我實現論的幸福是指「我們存在的完善和生命的完美運動。」[4]馬斯洛（Abrham H. Maslow，1908－1970）在《馬斯洛人本哲學》中基於需求動力學原理系統論述了人性的本質、人格的結構、滿足和幸福的基本原理。馬斯洛認為，自我實現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而「自我實現的人既是自私的又是無私的，既是狂歡的又具有古典美，既與別人融合又與別人分享，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5]可見，在馬斯洛看來，人性，包括人的理性、感性和德性同幸福都有不可分割而且渾然一體的關係。至此，哲學史上的幸福爭論，基本能夠統一於完善論幸福觀。二、幸福的心理機制與心理學幸福觀心理學脫胎於哲學體系，早期的洛克、邊沁、穆勒以及後來的馬斯洛等人都是哲學心理學家。心理學研究幸福問題，同樣基於對人性的探索，離不開對人的自然天性、社會性和關係性的研究，離不開對人的感性、理性和德性的研究。近現代心理學的幸福研究，主要從情感和認知的角度研究幸福產生的心理機制，包括從人的社會性和關係性入手展開的理性和德性心理機制研究，也包括從人的自然天性入手展開的感性和非理性心理機制研究。（一）理性和德性的心理機制迪拉爾教授（Ed Diener）將幸福心理機制研究理論歸結為社會比較理論、期望理論、目標理論、氣質理論、適應與應對理論等。社會比較理論認為，每個人都有一種評價自己的願望，在缺乏客觀標準情況下，個人會以他人作為尺度，通過對比來評價自己的態度、能力和行為的道德性。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指出，當涉及到個體的情緒和情感時，很難有客觀的標準去說明一個人的情感是否適合一種情境，他人的態度、情緒等方面的表現就成了唯一的信息來源，也就是說個體的任何情緒反應是否合適，都可以通過其他人提供的信息來確定。([6], pp.85-86) 伍德（J. V. Wood）認為社會比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要獲得社會信息，社會信息來自讀到的或者想到的某個人或某件事；其次是對獲取的社會信息進行思考，比較他人與自己的異同點；第三是對已經進行的社會比較做出相應的反應，包括認知、情感和行為反應。([6], pp.85-86) 人們不僅習慣於把自己同別人進行橫向比較，很多時候也把自己同自己進行縱向比較。大量的研究證明這種同過去的比較會影響我們的幸福感，與過去相比發現自己有長進，幸福感會提升；反之會下降。心理學家還發現，人際或自我比較對幸福感的影響是暫時的。正如經濟學所講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所描述的情況，比較產生的幸福感會隨著比較的重複而漸次減少甚至消失。海爾森（H. Helson）將這種心理反應定義為心理適應，這種適應是一種消極被動的心理過程。[7] 除了這種被動適應之外，有時，我們還能積極主動地去適應環境事件，積極主動去適應的心理過程在心理學上叫做應對。常見的應對反應有各種理性行為和精神信仰，對事件進行的積極評價以及尋求幫助等行為。善於應對的人通常表現出較高水平的幸福感受。生活經驗也告訴我們，我們不只是喜歡同自己的過去比較，經常還會同未來比較，對未來的比較首先表現為對未來的期望。弗魯姆（Victor H． Vroom）用期望理論來解釋期望與幸福的關係：對某件事情的期望值和實際成就之間的差異決定幸福水平，期望值過高，與個人實際差距過大通常會使人喪失信心和勇氣；而期望值過低又會使人煩惱。期望值、現實條件是否與個人權力、地位、社會關係、經濟狀況等外在資源以及素質和外貌等內在資源一致，能夠反映幸福水平的高低。[8]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基於上述心理學研究成果，將幸福的來源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回憶過去的美好，獲得回憶的幸福（remembered utility）；二是感受當下的美好，獲得當下的幸福，包括即時滿足的幸福（instantaneous utility）和抉擇的幸福（decision utility），三是期望未來的美好，獲得預期的幸福（expected utility）。[9]人類的心理活動本質是人類大腦的思維、判斷、比較、抉擇以及情感等意識活動，人類總是不斷地在回憶過去、感受現在和期望將來的過程中，通過人際比較和自我比較，在適應與應對等理性或者德性意識的支配下尋找和體驗幸福。可見這些心理學幸福理論，基本都是從人的社會性和關係性中探研個人理性和德性對幸福感產生的作用，揭示幸福感產生的理性心理機制和德性心理機制。（二）感性和非理性的心理機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進行了全面的人格心理分析，認為人格結構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組成。原始的本我按趨樂避苦原則行事，而自我則遵循「現實原則」來為本我服務，超我則按「道德原則」去滿足本我。[10]弗洛伊德認為，本我、自我和超我分別代表著前意識、潛意識和意識三個心理層面，但即使是超我部分的意識，很大程度上仍然處在無意識的非理性狀態。認知心理學詳細研究了人類的認知與決策的心理活動機制，發現在認知過程由於受性格、知識、文化結構以及環境和情境的影響，對信息的加工處理存在嚴重的認知偏差，而基於這種存在偏差的認知進行的判斷與決策又必然會產生決策偏差，諸如賭徒謬誤、小數法則、簡單拇指法則、框定效應和錨定效應等。[11]人們在遇到不熟悉或者突發性事件時，人的大腦將首先求諸有關決策背景，而這種背景將激發與之相關經歷的大腦記憶，誘導大腦產生直覺式、啟發性的認知和經驗性的判斷。在這種認知和決策的過程中，大腦已經自然脫離了個體有意識的、精確性的思維控制，更多地求諸下意識和潛意識的經驗和直覺。認知心理學這種心理偏差分析，從不同的角度印證了弗洛伊德的理論，進一步證明了理性與德性的心理活動與感性和非理性心理活動的不可分割。（三）心理學幸福觀心理學揭示的幸福心理機制告訴我們，人類感性、理性和德性客觀上的同時存在，決定了它們都會同時影響到幸福感的產生和幸福體驗的水平。從慾望和衝動的產生，到思維、判斷、比較和抉擇、預期和決策，再到情感的產生和幸福感受的出現，人類大腦經歷了一個感性、理性、德性心理活動相互交織的複雜心理反應過程。無論是回憶過去，感受當下，還是期望未來，在人際比較、自我比較、適應和應對等理性和德性活動中，無法避免感性和非理性的認知偏差，幸福的總體水平實際上就是人在現實生活中的感性、理性和德性心理活動的總體感受。因此，心理學的幸福觀本質上也是一種完善論的幸福觀。三、幸福的生理機制與神經科學幸福觀繼心理學研究揭示了大腦對幸福的心理反應機制之後，當代神經科學的研究進一步揭示了大腦對幸福的生理反應機制。神經科學的研究證明，大腦神經系統中存在一個「幸福系統」，這個「幸福系統」是從感受外界刺激到享受快樂和幸福的一套完整的生理反應機制，生理學上稱之為情緒的腦機制。（一）大腦「幸福系統」的生理結構及其成因帕佩茲（J. W. Papaz）等人建構了被稱為邊緣系統的大腦神經組織結構，認為大腦中的內嗅區、眶回、扣帶回、胼胝體下回、海馬回、杏仁核群等部位共同構築了一個處理積極與消極情緒的神經組織系統。[12] 赫斯 （Walter Rudolf Hess，1881-1973）和奧爾德（J. Olds）等人利用微電極技術研究大腦神經反映機制，進一步發現邊緣系統中的隔區、杏仁核、海馬、下丘腦等處在受到外界刺激時能表現出一種樂意接受的正向反應，這種正向神經反應作用可稱之為「愉快效應」，邊緣系統中發生這類反應的部位可統稱為「快樂中樞」。用相同的研究辦法還證明，在中腦的中央灰質區，存在「痛苦中樞」，刺激這些區域可產生疼痛、煩惱和苦痛的反應。迄今的神經科學研究表明，大腦神經系統大致存在一個由邊緣系統中的「快樂中樞」和「痛苦中樞」以及大腦皮質其它部分共同構成的「幸福系統」。大腦為什麼會有「幸福系統」這樣的神經結構？神經科學家和生理學家已經通過無數的實驗證明，認知和習得活動能夠改變大腦的神經結構。神經科學家通過微攝像技術研究證明，重複刺激能夠使神經元產生長期穩定的聯結。神經聯結一旦出現，就可以通過行為的重複來維繫其生命。英國神經科學家透視了倫敦出租司機的大腦，發現練習可以改變大腦中負責產生空間記憶的海馬部位。在倫敦，只有通過467條行車路線的考試才能取得出租司機駕照。凡最終通過考試取得駕照的，無不具有多年駕車穿越歐洲最複雜街道的經驗，這種經驗在司機的大腦神經系統中留下了明顯的痕迹：這些司機大腦中的海馬部位都長大了，而且駕齡越長，長大越多。([13], p.49) 科學家們認為，「我們至少可以通過練習，部分地影響外界的刺激和反應系統數據處理的多級程序。例如我們能夠訓練我們的嗅覺和味覺，在宴會上分辨出波爾多葡萄酒的不同葡萄種植園，我們還能面對一位不耐煩的同事的誹謗而若無其事。這恰恰是人腦變化了的結果。」([13], p.42)（二）大腦「幸福系統」的基因編碼和遺傳藉助最新的fMIR腦功能成像技術進行神經實驗，科學家們發現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進行即時情緒反應實驗得到的腦成像是不一樣的。[14] 利用事件電位ERP腦認知成像技術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進行相同刺激產生的即時情緒反應也不相同，既有電生理反應的差別，也有腦成像數據的差異。[15]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之間，相同文化背景下的個體之間，其大腦對幸福感受的神經反應機制都存在差別，這種差別來自於遺傳。「我們的大腦里早就安置了連接高興、興趣、精神快感的電路，即我們擁有的幸福系統，所以，就像我們帶著語言能力來到這個世界上一樣，我們的美好感覺也被編程了。」([13], p.XI)神經科學家們的研究結論是：認知和習得對大腦神經系統的改變是可以被基因編碼和遺傳的，這正是人類大腦進化的根本原因。認知和習得的過程，反映在大腦神經系統中的變化是：在神經傳遞素多巴胺的作用下，大腦對學習和認知的行為會產生神經聯結，並調動神經元處理這些行為所代表的新事物。反覆的強化練習，會使這些神經聯結長期存在下去，並有可能被基因編碼系統所接受。為了驗證這種結論，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戴維·萊肯教授調查了1500對成年雙胞胎的生活情況，其中700對是單卵雙胞胎，擁有完全相同的遺傳基因。調查發現，單卵雙胞胎提供的幸福調查問卷的答案比雙卵雙胞胎的相似程度要高許多。萊肯因此得出了幸福至少有一半取決於遺傳基因的結論。([13], p.36)（三）「幸福系統」的生化反應大腦的「幸福系統」是由無數的神經細胞連成一體的，神經細胞之間並非無縫連接，而是存在縫隙。當快樂或幸福信息來臨時，神經細胞頂端上的「突觸」會釋放能越過神經細胞縫隙的化學物質，通過這種化學物質把快樂信息傳遞過去。這種化學物質被稱為神經傳遞素，其中與快樂和幸福有關的主要有多巴胺和神經肽等幾種。大腦「幸福系統」對這快樂和幸福信息的處理髮生在大腦中的不同區域。神經科學家漢斯·布萊特（Hans Breiter）發現，幸福感產生時，由多巴胺操控的大腦中樞的核斜狀物活躍起來，讓我們記憶美好的經歷，並對類似的美好產生期望；而當下滿足發生時，大腦中樞負責意識感覺的部位活躍起來，但這裡起作用的不是多巴胺，而是神經肽。([13], p.88)神經肽是一種廣泛存在於動物身體各個部位的鴉片劑。當刺激產生時，鴉片劑會直接發生作用，使快感迅速產生，並不需要通過大腦整個「幸福系統」運作起來進行處理。在幾乎所有的生物中，都存在神經肽這種鴉片劑。這正說明了神經肽操縱下所獲滿足的快樂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本能，而多巴胺操縱下的幸福感則為智慧動物所特有。所以神經科學家們總結說「多巴胺讓動物認識了環境的規則，讓人類在世界上找尋生存的意義，」([13], p.4)而讚美「期待是最大幸福」的，只有我們人類。([13], p.75)（四）神經科學的幸福觀構成「幸福系統」的生理機制、基因編碼和生化反應系統類似於電子計算機的硬體系統、數據系統和軟體系統三大部分：一是大腦處理幸福信息的生理結構，相當於計算機的硬體系統；二是控制這個系統運轉的基因編碼，相當於計算機的軟體系統；三是在這個神經系統中傳遞快樂和幸福信息的化學物質，即神經傳遞素，相當於計算機的數據部分。這三個部分共同構成了一個完善的大腦幸福反應機制。大腦「幸福系統」的運行機理給了我們三個基本的結論：一是快樂與幸福取決於大腦的神經反應機制，二是感性快樂並不能等同於幸福，三是幸福來自認知和習得。在處理快樂和幸福時，大腦的反應機制是完全不一樣的。多巴胺和神經肽是兩種作用不同的神經傳遞素，他們分別對應著大腦對幸福的神經反應和對快樂的神經反應。多巴胺操控下的大腦「幸福系統」的神經反應，主要是控制肌肉活動，能促進學習和記憶，使人類變得理智起來。這種認知活動，不僅改變大腦神經連接，還能通過反覆習得使這種變化永久保持下來，並通過改變基因編碼遺傳給後代。基於這些研究，科學家得出了「幸福和理智關非一對矛盾」([13], p.85)的結論。我們知道，從認知和習得而來的理智，既有理性的成分也有德性的成分。可見，感性的快樂與理性和德性的幸福共同構成了神經科學的幸福觀，這種幸福觀本質上也是一種完善論的幸福觀。四、完善論幸福觀的跨學科整合關於人性，迄今為止，哲學已有的認識是，天生感性的人天性趨樂避苦且自私自利，只有通過後天的學習和培養，才會逐漸具備理性和德性。人從生到死，就是一個逐漸被社會化，逐漸被理性化和德性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也是逐漸從自私利己走向無私利他的，是從非理性和無道德走向理性和有道德的。這種關於人性後天建構過程的完善論認識，自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開始，經歷了幾千年的思考和探索，到了近現代才逐漸形成共識。心理學的人格分析和認知心理分析所揭示的大腦心理機制證明了人類感性、理性和德性的同時並存。而大腦神經科學的研究不僅證明了人類感性、理性和德性的並存，還證明了人性的成分不僅來自後天的學習和習得，也來自於先天的習得（遺傳）。學習和培訓的習得，是感性的，也是理性和德性的。這從根本上證明了人類在歷史長河中逐漸具有的社會性是自出生之時就部分具備的，一些理性和德性已經在進化的過程中逐漸被人性化了，成為了自然天性的一部分。所以，心理學尤其是大腦神經科學的研究結果為我們今天理解人性提供了新的視野。對人類而言，天生感性的人必然內涵有理性和德性的人性成分，這正是人的類本性的充分體現，是正確和完整地理解人性的要害所在。這種新的人性觀，消解了哲學關於人性的本體論與主體論之爭，使哲學的完善人性論既有了科學的基礎，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關於幸福觀的主義之爭，焦點在於對快樂與幸福的源泉存在不同的認識。這種認識的不同源於一種假設：來自自然天性的快樂並不關涉人的社會性，而幸福則關乎人的理性和德性等社會性因素。但是，哲學尤其是西方哲學對於快樂與幸福的本質區別到底是什麼，卻缺乏充分的認識，這導致哲學對幸福的認識始終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橫亘於快樂與幸福之間，使人們不能從根本上講清楚快樂和幸福的本質區別，只能籠統地認為快樂與幸福只不過是源泉不同或是量的不同。在這一點上，現代心理學對快樂和幸福有了初步的區分，這種區分體現在心理學意識到當下即時滿足的快樂與回憶和期望的幸福之間存在不同，但心理學無法很好地證明這一點。神經科學告訴我們大腦「幸福系統」處理快樂和幸福存在不同的神經結構和不同的生化反應，則剛好證明了心理學所不能證明的。我們終於明白，快樂與幸福的本質區別在於，快樂是低級的神經生化反應，是低級的生物本能；而幸福是高級的神經系統反應，是高級智慧和社會性的人類所特有的精神滿足。大腦「幸福系統」的運行機制還告訴我們，快樂與幸福不僅存在本質的不同，其源泉也不一樣。與動物的快樂本能相對應的低級神經生化反應是動物在自然界生存過程中被動適應的結果。而人類的知識、理性和德性則來自先天和後天的主動習得，最終表現為大腦神經系統結構的複雜變化和進化，幸福的源泉在於人類理性心理和德性心理的體驗，當然也包括感性心理的體驗。所以，我們應該清楚地知道，快樂只是幸福的一個部分，而幸福也絕不只是快樂的簡單疊加或者加總求和，而是感性體驗、理性體驗和德性體驗的複合體。只有弄清了快樂與幸福的本質區別，才能真正使哲學的完善論幸福觀得到證實，得以完善。哲學關於幸福問題的思考與爭論，本質是關於人類的本體論與主體論的思辨。人類本體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本體是人生和社會的根本性和總體性問題，關涉人性的本質、人的價值與尊嚴、人的目的與追求等基本問題，這些問題的軸心就是人類的快樂與幸福問題。([16], P.6) 而作為主體的人類，其類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17]那麼其自由思想與自主活動的終極訴求又是什麼？哲學關於人的主體論、價值論與目的論思辨也同樣不可避免地指向同一個根本性問題：人類的快樂與幸福問題。哲學關於幸福觀的思辨通常只停留在道德哲學或者倫理學的範疇之內。道德哲學的局限性體現在它只有思辨沒有科學實證，其後果就是「哲學和哲學問題無定論」。([16], p.8)正因如此，哲學的幸福觀幾千年來都一直在爭論不休而且難以達成共識。事實上，道德哲學關於感性、理性和德性的認識，並沒有統一定論，其範疇的界定也是相互衝突和模糊的。黑格爾說：「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來的，不是作為感覺的實在性而揭示出來的。於是就發生了水究竟是感覺的普遍性還是概念的普遍性的爭執。」[18]可見哲學的理性不過是用抽象的邏輯推理對感性經驗進行說明而已，理性與感性並不能做到涇渭分明的界定。而作為理性主義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的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德性的一部分是「智慧、理解和明智」，是所謂「理智德性」，可見道德哲學的理性和德性概念其實也並不能清晰界定。道德哲學在關於人性與人的感性、理性和德性關係問題上的糾結本質是關於人性的本體論認識的糾結，這種糾結源於認識論上的分歧，導致了道德哲學陷入理性思辨的困境。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發展，尤其是對大腦心理機制和生理機制的揭示，是導致當代哲學尤其是科學哲學出現「心理學轉向」和「自然化認識論」誕生的重要因素。自然主義哲學認為「理性問題不可能在純理性自身的範圍內得到解決」，[19] 只有科學特別是心理學和神經科學才能走出哲學理性思辨的困境。心理學和神經科學所揭示的大腦心理和生理機制已經很清楚地表明，人類的感性、理性和德性存在清晰的界限，這種界限體現在心理活動的簡單與複雜之分，更體現在神經活動的高級與低級之別。正是基於這種科學認識，自然主義哲學家才敢於斷言：一個人的某一種唯物主義的精神狀態（感性的、理性的或者德性的）必須對等於他的某一種頭腦狀態，即一個特別的神經興奮範式，儘管當前的研究還只能證明前者只是微弱地取決於後者。從本體論的角度看，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研究結論以及由此導致的哲學的「心理學轉向」和「自然化認識論」的誕生，既能夠區分感性與理性的本質不同，又能夠消解和打破理性與非理性、主體與客體、自然與社會的人為對立。[20]使哲學關於幸福的主義之爭能夠徹底統一於感性、理性與德性並存的完善人性論和完善論幸福觀。心理學和神經科學關於幸福大腦心理和生理機制的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並不能全面揭開大腦的幸福秘密。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觀點看問題，作為精神活動的幸福感受，必然是有其客觀的物質基礎的，腦機制決定幸福觀這一點不可否認。我們可以肯定價值判斷或者幸福感受本質就是大腦的心理活動和神經生化反應過程，也可以肯定學習和習得能夠改變神經結構從而影響幸福水平，我們也不能否認這種神經結構的改變可以代際遺傳，因而不能否認幸福觀的遺傳特性的存在。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把幸福觀單純地看作遺傳的結果。正如心理學和神經科學最新研究進展所表明的，幸福的確關涉太多的因素，諸如自然環境、社會文化、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等。可以說，人有多複雜，社會有多複雜，幸福就有多複雜。毫無疑問，哲學的完善論幸福觀還需要進一步的跨學科研究、溝通、整合與發展。犯罪心理學：關於腦電波 一九二九年，德國精神科醫生伯格爾(Berger, H . )發表了從人們的頭皮上能夠記錄腦電波的報告。但是，在一九三四年英國神經生理學者阿德里安(Adrian，E "0.)確認伯格爾的發現以前，誰都不相信。但是，一旦它為學會所承認，很多研究者便象打開水閘那樣，以精神障礙病者為開端，對犯罪者和有問題的人的腦電圖波進行了研究。這一情況表明了，當時的研究者為了闡明行為及梢神狀況，是非常需要生理指標的。 這樣，在有關開展起來的行為和腦電波的研究方面發表了令人瞳目的成果，然而，這些仍停留在闡明行動機制的心理學及神經生理學的範圍內，作為闡明犯罪現象的手段，幾乎還未利用腦電波。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為了闡明由複雜的因素所誘發的犯罪，從腦電波得到的信息，只不過是只限於非常有限定的範圍之內。 今天，仍然未能改變從腦電波得到信息的貧乏性，然而，當時始終以記錄異常腦電波來利用腦電波的方法，在今天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已經涉及到情緒和意識的領域。與這樣的變化相對應，腦電波對犯罪心理學的貢獻，從神經生理學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廣泛的領域中去了。 這一章，從情緒和意識的觀點，考察具體的犯罪現象和腦電波的關係。 (一)什麼是腦電波 通過腦電儀可以記錄到頭皮上兩點電極的電位變化，這種電位變化就叫腦電波。 在成人，覺醒閉眼時可以從枕部記錄到近似於每秒10次(10赫茲)左右的正弦波的節律。這畔作a波。一般認為它是人的最基本的腦電坡。此a波速度要快的節律的腦電波葉p波或速波。另外，比a玻迷度慢的節律的腦電玻畔慢波，其中4一s赫茲節律是e波，比這本節律還慢的是a波。 這是從任何人的身上都能記錄到這些腦電波，是常見的模式，但是，它是從何處、又是怎樣發現的，卻沒有得到闡明。有關腦電波的研究歷史還不滿五十年，其間儘管有很多領域的研究者共同努力奮鬥，絞盡腦汁去闡明腦電波，然而今天關於腦電波的發生機制仍未定論。腦電波之所以具有那方面考慮，它可以持續發展到二十五歲左右，隨著人的高齡化，會出現另外的變化。在腦電波和犯罪的關係上，最早引人注目的是未成熟的向題。當時認為，腦電波一到穩定的年齡，犯罪就可消失。 (二)意識與腦電波 從腦電波上很容易區別覺醒、睡眠，以及睡眠的深度之類的意識水平，從腦電波指標亦可判斷注意的集巾和警戒、視覺性和聽覺性注意等同樣水平的區域的差異。而且，亦試圖以這樣的腦電波變化為基礎來闡明自我和現實的關係。 對於以腦電波為指標來解釋夢，已經有驚人的結果。 「邊睡邊作夢」稱之為快速眼球運動睡眠<眼球快速轉動是這一睡眠的特徵)，每隔一小時半成二小時約持續二十分鐘，一夜出現五一六次。這時候，夢的內容有很多是有動情慾的，在男性，伴有頻繁的陰莖勃起。其典型是清晨勃起。 這樣，可以用腦電波為指標，從客觀水平來確定睡眠中的意識或睡眠和覺醒的臨界區域的意識等。 (三)疾病和腦電波 腦電波不僅可以用於診斷腦神經系統的病理，即使對循環系統和生物化學方面的障礙，也是有益於診斷的重要手段。這是，腦電波檢查對探索病變和意識障礙具有相當大的作用。例如，坐腦電波活動長時間持續處於停止狀態時，便會引起腦的死亡，或者即使保持了生命，亦不能恢復意識。 這樣，可以將腦電波用於診斷頭部外傷後和以一氧化碳中毒為主的藥物中毒後等的病狀。在與犯罪的關係方面，有很多向題可以進行研究，例如由於各種原因，對未成熟腦所產生的微細損傷，由於那種痕迹的影響所表現出來的情的多種癥狀的微細腦損傷症條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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