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當文學遇到書

2013-07-20 09:14 閱覽：203 評論：0編輯：資訊編輯 來源：新快報

王安憶在香港書展 圖/新快報　　文學和書本是密不可分的雙生花，時刻互相影響、互相牽制。但在當今網路時代，隨著紙質書地位的江河日下，文字的神聖性也逐漸失去———香港書展進入第二天，備受關注的名家系列講座迎來了內地著名女作家王安憶，講座名為《當文學遇到書》。　　關於文學　　現在的文學批評，已經是製造熱鬧和事端的工具　　王安憶的整個演講始終貫穿著對未來的不安和質疑：這麼多人寫書，誰來買書呢？誰來判斷我的書有沒有價值？人人都可寫作，無限制的傳播，寫作的喜悅還有嗎？當文學批評和圖書營銷掛鉤，成為製造熱鬧和事端的工具，作家和讀者還可以傾聽誰的聲音？「讓我絕望的是，以前作家是『我』，是我要給你什麼，我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價值來吸引你。現在卻是，你想要什麼，我就寫什麼。」她覺得自己很幸運，成名在文字和書還被敬重的時代，如今也不會遭到出版商太大的為難，還有點寫作的自由。「但是文學新人呢？他們可以自由地寫嗎？還能真的熱愛文學嗎？我真的無法確定。」　　上世紀90年代，市場化剛開始，作家也開始職業化，要更多去面對讀者，但好在「那時的讀者還有自己判斷價值的耐心，會口耳相傳好的東西」。「第三個階段就有點可疑了」———出版有了營銷手段，會和媒體聯手「講故事」，讀者也在炒作和跟風中喪生了自己的獨立性，書逐漸變成「賣比寫還重要」。「如今我已不怎麼信任公開發表的文學批評，寧願和文學批評家面對面談，讓他們告訴我缺點。」　　然後就是網路時代，「我不上網，也不知道網路上發什麼了什麼。彷彿人人都可寫作，藉由網路無限傳播，我想知道這樣的作者喜悅和成就感還有嗎？」主持人向王安憶解釋網路寫作的特點———點擊率是網路作家地位的保障，王安憶則質疑道：當寫作和點擊率掛鉤，難免要受到暗示，寫些吸引眼球、迎合網友的東西。　　關於城市　　上海現實不浪漫，香港是個鬧得起又靜得下的地方　　她強調寫作永遠是手工活，是腦力勞動。「我都是手寫成稿，不喜歡機器的東西，電腦只會打字。那東西太不靠譜了，在上面寫東西如果消失，就再也不見了。」古人的習慣，寫了字的紙是神聖的，不能隨便扔到垃圾筒，就算不想要了也是要燒掉的。怎麼保持文字的神聖性，書的神聖性，是她焦慮的問題。「你們都說什麼Kindle、iPad，我很懷疑真有人能對著屏幕把整本書讀完嗎？地鐵里、大街上都是低著頭看手機不看真實世界的人，我很擔心人類會異化成別的物種。」　　文字已經很虛無，電子產品看上去更虛無，作為作家和讀者，王安憶都覺得「紙張拿在手裡才踏實」。但是對於網路盜版她卻很寬容：「我當他們是借閱，就像以前的圖書館一樣」。　　王安憶經常被拿來和張愛玲做比較，被當成上海作家的形象代言人。記者問她認不認同這種「城市書寫者的身份」，「是自覺還是不自覺成為這個角色」，她回答四個字「無可選擇」。出生的地方是一個人無法選擇的，作為寫實派作家的她要寫故事，布景只能是上海。但她對上海的評價卻是「現實，不夠浪漫」，「如果可以選擇我或者會選擇生活在香港。香港是個既鬧得起來又靜得下來的地方，要是形容的話就是『傳奇』二字」。　　王安憶坦言自己喜歡三位香港作家：鍾曉陽、李碧華、西西。「這三位都是有本質獨特性的」，她認為在香港當作家既要有天賦又要有抵抗力和定力，最喜歡的是西西：「在香港這樣喧囂的地方，她卻很安靜地寫作，彷彿遠離塵囂，自成一體。」　　關於人生　　在不墮入虛無和挑戰現實間找到平衡，這很重要　　記者問她「會不會走國際化路線，讓世界更多的人看到她」，王安憶則稱配合宣傳很辛苦，沒那麼大的野心。「我的小說里沒有那麼多現實批判的東西，沒有特別的中國符號，不會引起什麼關注。我覺得他們並不是真的很關心我們的生活，他們對我們的興趣，或者來自政治經濟。至少我覺得純文學的興趣現在並沒有。」　　但她同時肯定文學交流的重要性，這對作家打開視野很有幫助。「我年輕的時候有很多怨憤，很多對現實的不滿。但看到周圍的作家，你那點不開心算什麼？這個世界同時在發生著太多的事，不要把自己那點東西看的那麼重。 」　　她勸誡年輕人，人生是不能多想的，近處要有可以摸得到的東西彌補虛無，要找一些能遮擋你眼睛的東西。「比如香港是個熱騰騰的世界，本來你很絕望，走進商場買點東西，生的慾望和幸福感就又有了。」當然，寫小說的人都是對現實生活不滿意的，要從現實生活中升華點什麼出來，是永遠的挑戰，在不墮入虛無和挑戰現實間找到平衡，這很重要。　　對話　　《小時代》為什麼會被反對？　　我只能說，物質是藝術的天敵　　問：你認為讀者和作者之間該交流嗎？還是抱著一種「書成之後，作者已死」的態度？　　王安憶：池莉說過，「即便是林妹妹寫的東西也是給寶哥哥看的」。我不得不承認創作者的寂寞，但你至少要有假想的讀者。我這個人特別矛盾，和讀者有種緊張關係，特別害怕面對對我有要求的讀者。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希望他們隱藏，默默讀我的書。　　問：對於《長恨歌》的改寫是你的原意嗎？　　王安憶：《長恨歌》是唯一有導演感興趣的書，他們都要求王琦瑤死得不要那麼難堪，我很為難。他們要天鵝之死，要這位上海小姐始終優雅，但我要的正是這種落差。　　我家門口就是影城，最近總看到《小時代》的宣傳，很多年輕人不理解他們喜歡的東西為什麼會被反對，我只能說物質化的東西在文學裡都是被批評的，因為物質是藝術的天敵。你們別想改變我，我也不想改變你們。　　問：怎麼看待文學類書籍在香港不暢銷的現象？　　王安憶：這可能與整個出版行業現在的心態有關，大家都不想等，只想創造銷售神話。沒有耐心給作者被認可的時間，新書一個星期不暢銷就下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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