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君子人格，重建中華道德

儒者人之需，儒家是每一個人的家；仁者人之本。良知仁性，是每一個人的本性，即生命本質和本質生命。然而，人人習性不同猶如其面，千殊萬異，每個人的本性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習性的遮蔽污染。只有經過一番克己復禮致良知的修養，才能逐漸驅除惡習培養善習，才有機會明心識性回歸本然。儒家經典是致良知最好的方法和教材，其中又以《論語》最為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最適合非專業人士學習。用佛教的話說，叫「三根普被」--普遍適合上中下各種根器的人，適合各種人各個時代。在當下社會環境中，《論語》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和價值。作為提升道德修養、培養正人君子的人格主義聖典，《論語》正是泛濫成災的物質主義、利益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對症之葯，可以為現中國社會道德、政治道德的重建添磚加瓦，為制度轉型和政治文明提供內在驅動力。《論語》是君子之學。君子一詞在書中共出現107次，這些言論涉及君子人格的界定、培養、表現及與小人的差別等。《論語》中的君子，偶爾以位論，主要以德論。「君子懷德」，德是君子的主要特徵。「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坦蕩蕩」、「不重則不威」、「敬而無失」、「泰而不驕」、「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這些都是君子的精神風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就有道而正焉」、「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內省不疚」、「君子求諸己」，「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這些是君子的修養方法。於言行關係，君子言行一致，並特別重視踐履功夫：「敏於事而慎於言」、「訥於言而敏於行」、「恥其言而過其行」；於義利關係，君子先義後利，道義挂帥：「君子義以為上」、「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於人際關係，君子講究恕道追求和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人不知而不慍」，「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儒家在注重自立自達、盡己之性、自我成就的同時，強調立人達人、盡人之性和盡物之性。對君子來說，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都是明明德、致良知的方式和渠道。易言之，一切科學實踐、道德實踐和政治社會實踐，都是對仁的踐履，都是成仁的途徑。因此，君子除了文化責任，還要主動肩起家庭、社會責任及政治責任等，親親仁民愛物，仁愛無止無涯，境界無限廣大。「入則孝，出則弟」是親親；「謹而信，泛愛眾」和《中庸》的「親民」、《大學》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是仁民。「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信而後勞其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當然，這是指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君子。《憲問篇》載：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君子先修己後安人，以安百姓為最高政治追求。安百姓，即橫渠四句中的「為生民立命」，境界很高，故孔子說堯舜也不一定做到了。以直置諸枉，能使枉者直；草上之風必偃。小人居上位，君子會「無道則隱」，小人會進一步惡化；若絕大多數官員都是貪官惡吏，體制無疑逆淘汰，領導無疑非君子。相反，君子居上位，下面小人也會君子化，政治和社會將逐步文明化。另外，君子在位，見到制度落後政治無明，必會積極主動想方設法地改良之。社會惡化「非一朝一夕之故」，是漸變而成的。要改良社會，必須從根本上下手。這個根本，就是《論語》的核心宗旨：人格塑造和道德建設，尤其是政治道德的建設--這是道德政治的前提和制度文明的基礎。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小人唯器，捨本逐末，所以成就也小；君子不器，追求根本，所以成就必大。因此，小人漸流而下，只求下達於器；君子漸進而上，直到上達於道。注意，君子不反對逐末，只反對舍本。下學上達，就是實事求是。實事，指事物、現象；是，指真理、本質；求，指尋求、探索、實踐、認識、把握。實事求是，通過現象認識本質，通過實踐尋求真理。一切科學政治實踐都統於道德實踐，都屬於實事求是。極而言之，宇宙萬物包括人的肉體意識都屬現象，道體即良知本性、乾元本體則是本質，是最高真理。君子並非儒家最高境界。君子有了上達的基礎和追求，但還處於「上達」的初始階段，相當於「而立」。前面的路還長著呢。《為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一章是孔子自敘一生的進學次第、心路歷程、道德軌跡和修養境界。十五歲開始專心求學，到三十歲學有根柢。而立，立成熟人格，立志。志者，士心也。那可不是現代人所「立」的名利之心、富貴之心、稱霸之心，也不僅僅是「年十五而志於學」的求學之心。那是立德向道之心，行仁取義之心。「可與立，未可與權。」三十而立，能夠「守經」了，尚不能「達權」。四十而不惑，成為智者，才可以行權。五十而知天命。《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天命，天之所命，指本心本性。孔子五十學《易》，乃知天命。知天命，是覺知「天命之謂性」之理，離「率性之謂道」的境界仍有距離。《楞嚴經》說得好：「理則頓悟，乘悟並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人生習氣改變和消除起來不容易，須逐漸完成。六十而耳順，證道了，一切逆耳之言無不樂聞，謗譽皆可樂。或者說，再沒有什麼言語會逆耳，會讓自己不高興。一說，聞他人之言，即通達他人的心意，是謂耳順，亦通。鄭康成注:「耳順，聞其言，而知微旨也。」皇《疏》:「但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率性而為無不合乎法度，起心動念都在「道」上。這是孔子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身與道俱，聖境也。可以說，這是儒家的即身成道。世人的心性被物慾污染，遭惡念所遮，被妄念所蔽，所謂從心所欲，從的是習心，所謂率性而為，率的是習性。所以一般世俗之人沒有資格講從心所欲率性而行，便是英雄豪士，心性不純，如果隨心率性，難免逾矩悖道。對於本心與習心，打通了佛儒兩家的熊十力認識最為透徹。他認為，本心人人具有，但一般人很容易受到了外界無量無邊的的習氣污染而成為"習心"。成為聖人的唯一途徑就是返回"本心"的本然狀態，即解除染習的蔽障,即"斷染成凈"使"欲皆從理"（詳熊氏《新唯識論》）。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經過志學、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順等階段和狀態之後，直到七十歲才達到的境界。到了這樣的境界，人的心理已從必然王國臻於自由王國，人的生命已與整個宇宙秩序合而為一，即自我生命價值和自然宇宙價值的融合統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句話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法律和制度的重要性。孔子尚且要到七十才能進入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境，一般人終其身難以抵達，如果缺乏良法良制的約束，有機會從心所欲，必然逾越道德法律各種規範。明儒顧憲成《講義》說：「這章書，是夫子一生年譜，亦是千古作聖妙訣。」顧氏以為，孔子自十五志於學,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修養的過程和境界），五十知天命，是悟境（覺悟的境界），六十耳順至七十從心，是證境（證悟的境界）。此說大有道理。《論語》是君子之學，也是聖賢之學，統名為仁學。仁，是《論語》的核心義理和儒家的最高原則。儒家稱仁義禮智信為五常道，五大道德元素相輔相成，最後歸結於仁，即義禮智信四德都必須服從於仁。仁者人也。仁，是人的本質、本性、本來面目，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仁者，最低標準是人格建立的君子，最高境界是人格圓滿的聖人。仁，即體即用，全體大用，體用不二，於天為「天行健」，於人為「性本善」，於個體為內聖修養，於外王為社會政治實踐。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不僅將社會與個體、政治與道德打成一片，而且將人與天、器與道、現象與本質、有限與無限、形下與形上、此岸與彼岸通而為一。真可謂：極高明而道中庸，極廣大而盡精微。仁學內聖外王，聖學為道德學、心性學，王學為政治學、社會學。外王立足於內聖，內聖開發為外王，內外不二，聖王合一。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東海加上二句：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仁，於天為本體，於人為本性，為人格，是天下國家及人身的根本。有人問過我一個非常利益主義的問題：做小人有利可圖，做君子有什麼好處？我的回答是：易經早就指出，義者利之和。道德是根本性、綜合性的利益。君子，就是義人、道德的人。君子坦蕩蕩，無愧無憂，身心和諧，這是「小好」；成賢成聖，則是大好，如孔子，君子之大者，一生逢凶化吉遇難呈祥，望重壽高德澤綿長，豈不美哉，人生的成功、幸福和輝煌，莫大於此。小人都是利益主義者。利益一旦主義化，必然違背道義，也會傷害利益。一切圍繞利益轉，唯利是圖取之無道，似乎聰明其實愚昧。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只知表層利益不知根本利益，害人，最後會害了自己，或因小失大，或為利丟命。古今多少小人為財富為特權（特殊利益）弄得身敗名裂或家破人亡，何利之有，何樂之有？2011-12-24餘樟法於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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