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的創立與起源考辨

　　在國內外學術界，關於禪宗創立問題主要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觀點認為，禪宗是從古印度傳來的，菩提達摩（以下簡稱達摩）是中國禪宗初祖；第二種觀點認為，禪宗是印度佛教與中華文化長期融合的產物，由慧能創立；第三種觀點認為，禪宗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道信、弘忍師徒是實際創立者。這三種觀點的提出和流行，都與禪宗固有的祖統說橫纏豎繞，不能完全分開。

　　隋唐時期建立的主要佛教宗派，均受到中國封建宗法制度的影響，都相繼提出本派的祖統說，即相繼編製出本宗派的祖師傳承系譜。這既是各宗派為爭取正統地位而進行的努力，也是其力圖客觀反映師承源流的表現。把達摩作為中國禪宗創立者的觀點，與禪宗的祖統說密切相關。禪宗編製從印度到中國的宗譜，花費了幾百年的時間。名列弘忍十大弟子之列的法如（638—689），是第一位編製禪門宗譜的人。他在河南嵩山少林寺提出，本派禪法的祖師傳承依次是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法如。此後禪宗各派對這個六代祖師系譜中的前五代沒有異議，但在認定第六代祖師上存在不同意見。直到唐代末年，弘忍十大弟子之一的慧能一系漸成禪宗主流，慧能也就成為公認的禪宗六祖，禪宗的「東土六祖」傳承最終定型。北宋禪師契嵩（1007—1072）最終編排了禪宗在印度的宗譜，即「西天二十八祖」之說，加上「東土六祖」說，就構成了整個禪宗的完整宗譜，並為佛教界公認。

　　在這個祖師系列中，達摩的地位最突出。他既是西天二十八祖中的最後一位，又是東土六祖中的首位。從北宋開始，佛教內外逐漸達成共識：達摩是正宗佛法的唯一傳播者，是他把禪宗從印度傳到中國。他在佛家的地位僅次於釋迦牟尼，可以與孟子在儒家的地位相提並論。唐代及其以後產生的禪宗新思想、新教義、新實踐，都逐漸被納入達摩的禪學體系中。由於達摩被尊為中國禪宗的創立者，他曾居住和弘教的河南嵩山地區，也就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中國禪宗的發源地。

　　根據禪宗興起之前的典籍記載，達摩是南印度人，大約於劉宋（420—478）末年渡海到達今天的廣州，不久輾轉渡江北上，在北魏境內弘教傳禪。在高僧林立的南北朝時期，他是眾多來華傳教的古印度僧人之一，既沒有顯赫的地位，也沒有轟動的業績，社會知名度很一般。自從達摩被奉為禪宗初祖之後，神奇的故事、動人的傳說、智慧的言行才逐漸出現在五代之後的禪史中。現代學術界一般認為，達摩作為「禪宗前史」中的人物，對後世禪宗的理論發展、法系傳承等確實有不容忽視的影響，但是，在達摩時代及其兩代弟子慧可、僧璨活動時期，禪宗並沒有形成宗派。

　　第二種觀點在學術界最為流行，這不僅因為有歷史根源，也反映了學術研究的進展。從唐代末年開始，慧能（638—713）的知名度僅次於達摩。他受到特殊尊崇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他的言行錄《壇經》是唯一一部被稱為「經」的中國僧人撰述，在禪門中的地位類似於《論語》之於儒門，被稱為禪宗的「宗經」。二是從唐代末年開始，道信、弘忍門下的其他禪系逐漸衰落，傳承相繼斷絕，只有慧能法系不斷繁衍，枝繁葉茂。無論從禪學思想影響上講，還是從法系傳承上講，慧能都當之無愧地成為所有禪派的祖師。柳宗元在《大鑒禪師碑》（指慧能）中，就說當時「凡言禪皆本曹溪」。現代學術界提出慧能是禪宗實際創立者的觀點，標誌著禪宗研究跳出了禪宗是由達摩從印度傳來的認識誤區，把禪宗視為印度佛教與中國文化在長期衝突、融合中孕育的產物，其結論更接近歷史真實。與此相應，慧能主要傳教地區的廣東韶關也就被視作禪宗發源地。

　　然而，儘管慧能在禪宗理論建設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儘管其法系在唐代以後成為禪宗主脈，慧能本人畢竟只是弘忍門下眾多傳教宗師中的一位，其法系也只是弘忍門下眾多派系中向南方發展的一支。所以，慧能只能是禪宗中「南宗」的創始人，而不能把他看成整個中國禪宗的締造者。

　　相對說來，第三種觀點具有更為充分的歷史根據。在道信、弘忍師徒活動時期，禪僧團發生了多方面革命性變化，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宗派在這些變化中最終形成，其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第一，道信和弘忍先後在湖北黃梅的雙峰山和東山傳教弘禪數十年，道信的弟子500餘人，弘忍的弟子上千人。禪僧由此從分散流動轉向聚眾定居，穩定的傳教基地隨之建立起來，並且成為後世眾多禪派向全國發展的唯一中心地。第二，把勞動納入修行範圍，農禪並重，自耕自食，佛教通過遊走乞食解決衣食來源，通過接受供養籌集經費的傳統生存方式，從此發生了徹底轉變。第三，隨著禪眾有了新的生活方式、修行方式和生產方式，以自信自立、自求解脫為特點的新教義也應運而生，這就是道信和弘忍的新禪學。他們的禪學思想被弟子們概括為「東山法門」，逐漸流行於僧俗、知名於朝野。

　　總之，把道信、弘忍師徒作為禪宗實際創立者，把他們創宗建派的黃梅地區作為禪宗的發源地，不僅客觀反映了歷史的本來面目，同時也能夠解釋前兩種觀點所不能解釋的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