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暘：試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轉向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末興起於英美地區的、旨在用分析哲學和現代實證社會科學中的諸種「分析的」方法來澄清和重構馬克思主義的一股思潮。它以清晰嚴謹的風格獨樹一幟，被公認為當代最有影響的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之一，已經引起國內學界的廣泛關注。但就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大多數學者或僅一般性地論述這一思潮的特徵及成果，或只在人物和主題的限制下做局部考察，未能以整體連貫的視角去縱向把握這一思潮的發展趨勢，因而也就未能察覺到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轉向」這一極具啟示性的學術現象，更遑論對這一現象進行系統研究。有鑒於此，本文擬對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描述這一思潮的政治哲學轉向過程，並闡明這一理論轉向的背景及根由，以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一、政治哲學轉向的界定

　　 在描述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整體轉向之前，有必要先對其成員範圍進行界定。目前國內研究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均未明確描述這一學派的成員範圍，且不同文章列出的代表人物也不盡一致。這是因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缺乏明確邊界的學派，它只有相對統一的研究路徑而沒有統一的理論，且其成員很少就自身身份予以言明。嚴格地說，所謂「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最初意義上僅限於「九月小組」的成員。但在數十年的發展中，不僅這一小組的成員範圍在變化，而且隨著「九月小組」影響力的擴大以及它在研究方法上的示範，越來越多的英美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都參與到對核心主題的探討中去，且都表現出「分析的」特徵。這使得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外延得到擴展，此時若仍以「九月小組」界定其成員範圍似過於狹隘。美國分析哲學家佩弗(Rodney　G.Peffer)指出，凡具有以下三個特徵的都可視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成員：(1)紮根於哲學的語言分析傳統；(2)是研究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者；(3)對馬克思主義或至少對社會主義帶有基本的同情。他認為，如果按照這種廣義上的定義，除「九月小組」的成員外，應被劃歸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英美學者還包括：伍德(Allen　W.Wood)、尼爾森(Kai　Nielsen)、阿內森(Richard　Arneson)、米勒(Richard　Miller)、威廉·肖(William　H.Shaw)、賴曼(JeffreyReiman)、霍姆斯特龍(Nancy　Holmstrom)、麥克墨特里(John　McMurtry)、施威卡特(DavidSchweickart)、斯科倫(Anthony　Skillen)、科利爾(Andrew　Collier)、布坎南(Allen　Buchanan)、韋爾(Robert　Ware)、菲斯克(Milton　Fisk)、艾倫(De-rek　P.H.Allen)、布倫克特(George　Brenkert)、森薩特(Julius　Sensat)、葛特列(Roger　Gottlieb)、菲斯克(Milton　Fisk)、奧菲(Claus　Offe)、丹尼爾斯(Norman　Daniels)、坎寧漢(Frank　Cunningham)、伽里·楊(Gary　Young)、克洛克(Lawrence　Croc-ker)、沃爾夫(Jonathon　Wolff)、李特爾(Daniellittle)、盧克斯(Steven　Lukes)、萊文(AndrewLevine)、傑拉斯(Norman　Geras)。本文認為佩弗的劃分比較合理，一來他以「分析的」這一方法特徵作為劃分標準，二來他劃定的成員範圍與經常參加共同主題討論的學者，特別是幾本以「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命名的論文集及《加拿大哲學雜誌》、《政治與社會》等雜誌主辦的幾期「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專刊的作者群相符合。故本文在界定這一學派成員時採納佩弗的劃分方法。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最初是一個出於研究路徑的共識而走到一起的、由來自社會科學不同領域的學者構成的跨學科團體。其理論旨趣在於運用「分析的」方法對馬克思主義的諸種理論和問題進行澄清和重構，即只專於「分析」而不專於某一領域。因此，其成員早期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包括歷史理論、經濟理論、階級理論、剝削理論、國家學說、正義與道德學說、方法論，等等。但自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起，這一學派的研究領域逐漸向道德和政治哲學等規範理論集中。

　　 具體來說，最初在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視野中占較大比重的是經驗理論，特別是歷史理論，它是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早期的研究焦點之一。在1978年即這一思潮的萌芽時期出版的四本著作中就有三本以探討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為主題[5]，而其創始人科恩也正是因對歷史唯物主義所做的辯護而聞名，隨後，伍德、埃爾斯特、布倫納、米勒等眾多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參與了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討論。但到了80年代末期，這一經驗性研究不再是分析的馬克思主義關注的重點，其地位已被道德和政治哲學等規範學說所取代。自80年代中後期起，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發表了大量有關道德及政治哲學方面的著作，包括盧克斯的《馬克思與道德》、普澤沃斯基的《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尼爾森的《自由與平等：為激進平等主義辯護》及《馬克思主義與道德觀》、范·帕里斯的《全體人的實質自由》、賴曼的《正義和現代道德哲學》、麥克默特里的《不平等的自由》、斯坦納的《論權利》、鮑爾斯編的《重塑平等主義》、佩弗的《馬克思主義、道德與社會正義》、萊文的《自由主義的平等再思考：一種烏托邦的視角》、科恩的《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如果你是平等主義者，你怎會如此富有?》、《拯救正義與平等》、《為什麼不要社會主義》以及羅默的《在自由中喪失》、《分配正義理論》、《機會平等》、《民主、教育和平等》等。概言之，80年代中後期以降，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從之前紛繁雜多的研究領域轉向了平等、正義等政治哲學主題，從而使這一思潮在整體上呈現出一種政治哲學轉向。

　　 不僅作為整體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如此，一些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個人研究也表現出明顯的政治哲學轉向。以兩位創始者科恩和羅默為例。

　　 科恩的第一部著作《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種辯護》(1978)是一本專門探討歷史唯物主義的著作；在《歷史、勞動和自由》(1988)一書中，他一方面繼續前一部著作的主題並回應諸種意見，另一方面則初步涉及具有規範色彩的自由和剝削問題。之後，科恩開始撰寫有關平等、正義等主題的文章，並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1995)一書中宣布自己的研究重點徹底轉向政治哲學。科恩說他將自己學術生涯的第一個三分之一獻給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在第二個三分之一行將結束時，他頭腦中充滿的卻是平等、正義等政治哲學問題。此後科恩的著作都圍繞著批判當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或為社會主義平等主義辯護的主題展開。

　　 羅默起初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的第一本著作《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分析基礎》(1981)旨在重構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微觀基礎。在其後的《剝削和階級的一般理論》(1982)、《價值、剝削和階級》(1986)中，他開始從財產關係考察各種剝削形式，並初步涉及剝削的正當性問題。羅默由「剝削」這一點切入，對分配正義、機會平等等主題產生興趣，並將其研究方向逐漸轉移到政治哲學領域。在《在自由中喪失》(1988)一書中，羅默基於平等主義的初始分配原則論證了資本主義剝削的不正義，此後他的研究焦點就基本放在分配正義理論和實現正義的制度設計之上。

　　 當然，並不是每位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經歷都像科恩和羅默那樣帶有如此明確的轉向痕迹，但這一思潮所體現出的整體轉向卻是異常明顯的。就態勢而言，這一轉向並非突變而是漸進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對規範問題的關注不是在轉向後才有的，它早期就涉及對正義、道德等問題的探討，但那時還未成為焦點，直到後期它的研究重心才逐漸向規範領域過渡和集中。就時間而言，這一轉向的跡象萌發於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並在90年代之後明確突顯出來。就內涵而言，這種轉向是指由經驗理論研究為主轉向規範理論研究為主，即由對「必然性」的關注轉向對「應然性」的關注。

　　 二、政治哲學轉向的背景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成員多數是獻身社會主義目標的左派知識分子，其研究宗旨在於為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提供理論支撐。羅默對此曾有過明確的說明，他說：「當今馬克思主義者最重大的任務在於建構一種現代社會主義理論。這種理論必須論證當代資本主義的低效和不公正，並且為能夠緩解這些缺陷的一種可行的社會主義社會提供理論藍圖。我認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所用的方法和工具正是這樣一種理論所需要的。」[1](P2)然而，這一思潮興起後不久，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從現實環境來看，蘇聯東歐劇變和資本主義的新發展，使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產生重大懸殊；從理論環境來看，在當代政治哲學復興的熱潮中，作為主流政治哲學的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的正當性竭力辯護，將資本主義描繪為人類所嚮往的最理想的社會形式，而為社會主義辯護的聲音卻日漸衰弱。這些構成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轉向政治哲學的兩大背景。

　　 自20世紀70年代末分析的馬克思主義進入活躍期以來，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力量日漸懸殊。一方面，資本主義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黃金時代」的快速增長，在諸多方面呈現新的變化：第一，在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社會生產力獲得了巨大發展，並且藉助國際壟斷資本的力量日漸控制了世界經濟命脈；第二，對所有制結構、分配結構等生產關係進行了調整，並通過施行「管理民主化」、「資本民主化」及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提高了工人生活水平，階級矛盾得到緩和；第三，通過民主制度、大眾文化輸出和意識形態手段將工人階級日益納入資本主義體系，實現更隱秘、完備的階級統治，使政局相對穩定。資本主義竭力發揮自我調節能力，不但沒有明顯走向崩潰滅亡的趨勢，反而表現出相當的活力和自信，使人感到「馬克思低估了資本主義制度體現出的總的適應力」[2](P225)。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卻走入艱難時期。80年代末，作為世界頭號社會主義大國的蘇聯遽然解體，隨後東歐的社會主義政權亦紛紛倒台。一時間，社會主義運動彷彿走到盡頭，人們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追求也似乎化為泡影。有學者指出，在這一事態中，崩潰的「不只是一套(以往)實際存在的制度安排，而是對於一種主要理想的信仰」[3](P1)。在此背景下，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愈加成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關注的焦點。他們普遍認為，蘇聯東歐劇變並沒有使社會主義失去希望，且「仍然堅信，資本主義制度的勝利只是暫時現象……到目前為止，儘管存在挫折，獻身於人類平等和民主事業的人們，繼續縝密地和創造性地探索通向未來社會的途徑」[4]。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後來轉向規範學說，對社會主義價值進行辯護，實質是一種應對新的歷史形勢並意圖通過道德策略來推動社會主義目標的努力。

　　 就宏觀的理論背景而言，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轉向發生於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復興的大框架之中。馬克思主義傳統向來不重視規範學說，它與道德和政治哲學似乎存在融合的困境。一般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社會構成及規律的解釋理論，持暫時的、歷史的視角來看待價值；而西方政治哲學則對規範判斷的本質進行抽象思辨，隸屬探尋永久價值的非歷史傳統。這兩種路徑殊異的體系一直相互漠視，持續至20世紀中期。

　　 當代政治哲學的復興成為馬克思主義與規範學說走向融合的一個重要契機。自1971年羅爾斯的《正義論》問世以來，沉寂半個多世紀的西方政治哲學迎來了它的當代復興。英美學者又重新燃起對正義命題的興趣，而他們「對於正義概念的熱情在對馬克思著作的哲學探討上也留下了印記」[5](P47)。這種印記的現實形態表現為一場在英語世界廣泛展開的關於「馬克思與正義」的宏大爭論。

　　 該爭論圍繞馬克思究竟贊成正義訴求還是反對正義訴求的主線展開，持續十餘年。從參與者來看，介入這場爭論的既有科恩、埃爾斯特等嚴格意義上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有伍德、布坎南等廣義上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若按照佩弗的定義，則可以說這是一場發生於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關注正義、平等、道德等長久以來被正統理論所忽視的規範問題，並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和澄清了馬克思、恩格斯等的正義和道德思想。因而可以說，這場「馬克思與正義」之爭為馬克思主義與規範學說的對話提供了基礎，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哲學轉向埋下了伏筆。

　　 當代政治哲學的復興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轉向提供了契機。而在這一宏大的視角中，自由主義的挑戰又構成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轉向政治哲學的更為具體的理論背景。在政治哲學的範疇內，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峙由來已久，早在19世紀馬克思就批判過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然而，在當代政治哲學諸學說的角力中，自由主義卻佔據上風，特別是以羅爾斯為代表的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和以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義，基於平等、權利、自由等政治價值為當今資本主義提供了種種看似有力的新式辯護。與此同時，為社會主義政治目標辯護的聲音卻相對衰微。面對這種情形，認同社會主義價值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自然無法坐視不理，他們對羅爾斯、諾齊克等自由主義者進行批判，並嘗試構建與之抗衡的社會主義正義學說。對此，金里卡(Will　Kymlicka)總結道，在政治哲學領域中，「作為一種新趨勢，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目標就是批判並取代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6](P305)。可見，應對當代自由主義理論是促使許多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集中探討正義、權利等主題的直接動因，在他們看來，批判資本主義非正義和為社會主義價值辯護的需求使政治哲學話語成為必要。羅默對此有過明確表示：「為了論證階級對立的、剝削的社會的非正義，必須引入政治哲學……現存的問題不是實證歷史的問題，而是關心什麼才能構成一種正義的社會的哲學問題。圍繞這一問題(構成一種正義的社會)的政治爭論的最尖銳的形式就是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在自我所有權、繼承權和其他各種權利等問題上的爭論。」[7](P199-200)

　　 三、政治哲學轉向的根由

　　 從上述背景中，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轉向政治哲學的表層機制。但這種轉向還有一個深層根由，那就是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傳統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必然性理論產生了懷疑。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將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必將代替資本主義」的斷言稱為必然性命題。在他們看來，這一命題建立在馬克思「複雜的、多層次的社會科學理論」之上，並從三個方面獲得論證支撐：(1)嚴格意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圍繞著生產力、生產關係以及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築概念所建立的一種闡述技術和經濟決定論規律的理論)；(2)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即一種關於在社會剩餘產品以及社會權力、利益和一般的社會機會方面進行普遍的階級鬥爭的理論)；(3)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失調的具體理論和對後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劃。[8](P214)也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以及無產階級革命保證了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必然到來。在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對必然性理論的堅持使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並不重視社會主義的規範基礎。因為既然社會主義的實現具有必然性(inevitability)，就沒有必要去論證它作為一種制度的道德正當性和可欲性(desira-bility)。但是，當今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經濟和階級狀況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深刻變化，支撐必然性命題的基礎論據(特別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令人將信將疑。既然社會主義不再表現為一種不證自明的趨勢，那麼就有必要論證社會主義的規範基礎，向人們揭示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具有道德正當性、更令人嚮往的制度，以推動社會主義目標的實現。這是分析的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潮發生政治哲學轉向的深層根由。

　　 對此，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科恩做了一種帶有自傳性質的說明。他說自己早期致力於探索有關社會主義必然趨勢的實證性依據，但後來卻專註於以往認為社會主義者沒必要關心的平等這類政治哲學問題。這種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對社會主義的平等主義理想必將實現的兩大實證性依據失去了信心。科恩指出，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幾乎從未對經濟平等做過任何政治哲學上的論證，這是因為他們確信經濟平等必然會實現，而這由兩個不可遏制的歷史趨勢所保證：一是不斷壯大的工人階級終將推翻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二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將帶來物質的極大豐富，人們各取所需，所有不平等終將被消滅。但歷史已粉碎了上述預言：一來符合經典定義的作為革命主體的無產階級群體在當今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已不復可尋；二來資源的有限性將限制生產力的發展，從而妨礙「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富足圖景的實現。在這種情形下，傳統馬克思主義普遍忽視規範問題的理由再也站不住腳了。支撐社會主義價值信念的物質外殼已經破碎，為了維護社會主義，就必須對其價值和原則進行哲學思考，從規範角度論證其道德優越性。

　　 為社會主義做道德辯護的理論目標，勢必要在與資本主義的角力中實現。因此，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轉向總體上呈現為兩種理論進路：一是從平等、自由等角度論證資本主義剝削的道德不正當，這一進路的主要代表有羅默、賴曼、佩弗等；二是批判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當代自由主義正義論，這一進路的主要代表包括科恩、尼爾森等。在對資本主義剝削和自由主義話語的批判中，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構築了社會主義的正義景觀，力圖向人們證明社會主義是一種比資本主義更為平等、自由，因此也更為正義的制度。

　　 綜上所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興起後的十餘年裡，社會主義歷經曲折，資本主義勢頭不減，而興盛的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又為資本主義制度竭力辯護。現實和理論的雙重挑戰促使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為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尋求對策，而當代西方社會的深刻變化使他們對基於實證分析的社會主義必然性論證喪失信心。因此，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選擇在新的歷史和理論環境下重提正義話語，轉向了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不受重視的道德和政治哲學領域，試圖通過「道德工程」(ethical　project)來推動社會主義的實現。對這一現象，金里卡評論道：「直到不久之前，幾乎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者有興趣去發展一種關於正義、權利、寬容或民主的規範理論。可是，今天幾乎所有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承認，匱乏、衝突、多元以及理性的不完善是人類的永久特徵；任何有吸引力的規範的政治理論都必須解釋政治制度應該如何面對這些事實。而向這個方向邁進的第一步就是去發展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正義理論。」[9](P319)轉向政治哲學是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批判資本主義和探索社會主義未來的理論道路上應對當今西方社會的新變化(比如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的複雜化、社會主義必然性信念的衰弱、政治哲學復興浪潮中自由主義強勢話語的挑戰等)做出的反應。馬克思本人正是應批判他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需要來調整自身的研究領域的，因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哲學轉向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精神。他們所做的工作擴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域，並增強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感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這些都是我們在研究中可以借鑒的地方。

　　 然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轉向政治哲學後也越來越偏離馬克思，他們只保留了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卻拋棄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勞動價值論等核心理論。如貝塔姆所說：「一個清楚的事實是當前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保留了馬克思的平等主義和民主價值理念，但他們正在放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分析的細節、方法和對未來社會的描繪。」[10]

　　 當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將注意力集中於當代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時，他們便消解了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理論之間的路徑差異。這樣做的風險在於可能在自由主義設置的主題對話中融合進當代政治哲學話語的混雜系統，喪失自身的理論獨特性。從根源上看，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轉向的致命傷在於，他們在否定必然性、強調規範論證的道路上走得過遠，純粹將社會主義的實現寄託於抽象的道德辯護之上。這種轉向的實質是「用關於正義、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女神的現代神話來代替它的唯物主義的基礎」[11](P281)，成為一種馬克思曾經批判過的脫離現實基礎的道德主義。這些都是我們在研究中應引以為戒的。

　　 參考文獻：

　　 [1][7]　John　Roemer(ed.).AnalyticalMarx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2][8]　R.G.Peffer.Marxism，Morality，andSocial　Justi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3]　南茜·弗雷澤：《正義的中斷——對「後社會主義」狀況的批判性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10]　克里斯朵夫·貝塔姆：《剖析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載《現代哲學》，2003(4)。

　　 [5]　Norman　Geras.「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NewLeft　Review，No.150，March-April，1985.

　　 [6][9]　威爾·金里卡：《當代政治哲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On　Analytical　Marxism Tur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後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