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振波：秦漢法律與吏治
無論立法還是執法，都離不開人這一因素。官吏正是聯繫法律與社會的重要環節，法律只有通過他們才能被應用於社會之中；吏治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法律的實效。因此，從戰國到秦漢，隨著官僚制度的確立與發展，吏治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法家一向強調「法治」而反對 " 人治 " ，但這並不等於他們完全忽視人的作用，相反，他們非常強調官吏應當 " 執法奉公 " 。韓非子曾把吏與民的關係比喻為根本與枝葉或綱與目的關係，主張 " 明主治吏不治民 " 。也就是說，君主通過加強吏治，就可以達到治民的目的，官吏是君主用以統治人民的重要工具 。
戰國時期各國的變法運動，無不運用賞、罰以強化吏治。商鞅就曾厲行 " 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 " ，並提出 " 無宿治 " 的原則以提高行政效率 。雲夢睡虎地秦簡中的《語書》和《為吏之道》對秦時區別 " 良吏 " 與 " 惡吏 " 的標準做了原則性說明，為我們了解秦的吏治提供了第一手資料。《語書》曰：「凡良吏明法律令，事無不能殹（也）；有（又）廉絜（潔）敦愨而好佐上；以一曹事不足獨治殹（也），故有公心；有（又 ) 能自端殹（也），而惡與人辨治，是以不爭書。」
也就是說 " 良吏 " 應通曉法令，廉潔誠實，出於 " 公心 " 而不獨斷專行，與同僚協調辦理公務而不搬弄是非。《為吏之道》也說：「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 ( 清 ) 廉毋謗；三曰舉事審當，四曰喜為善行，五曰龔（恭）敬多讓。五者畢至，必有大賞。」
而 " 惡吏 " 正與 " 良吏 " 相反。秦國整飭吏治，其效果是顯著的，這可以用荀子的評論來概括：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朴，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入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漢代統治者也很重視吏治，皇帝經常告誡官吏要守法奉公，即使昏庸如成、哀諸帝，也不忘要求官吏 " 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暴 " ，或呼籲 " 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 " 。
重視 " 二千石 " 是漢代吏治的一大特色。 " 二千石 " 主要指郡守、王國相等地方長官，他們不但擁有郡國的行政、司法大權，而且可以徵辟屬吏和向朝廷舉薦人才，地位非常重要，是中央用以控制地方、維護帝國統一與安定的重要環節，因而受到漢朝統治者的極大關注。漢宣帝常稱曰： " 庶民所以安其田裡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 因此 " 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 " 。東漢章帝時，陳事者 " 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 " 。韋彪上議曰： " 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伐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 正因為二千石官吏的地位有如此重要，所以武帝時設十三州部刺史，監察二千石長吏和強宗豪右，並明確規定以 " 六條問事 " ：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
就現存史料而言，雖然秦也很重視吏治，卻不像漢代這樣對 " 二千石 " 如此關注。與秦簡《語書》及《為吏之道》相比，漢武帝的 " 六條問事 " 更為明確和具體，這可能與它們所針對的對象不同有關：《語書》是郡守對所轄縣、道發布的文告，《為吏之道》主要是泛談為官的一般原則， " 六條問事 " 則主要針對二千石長吏。而更主要的原因或許在於統治經驗的積累使漢代人認識到了 " 二千石 " 的重要性。另外，秦對善吏的要求重在執法尊法，漢對循吏的要求重在教化與富民，這也是秦、漢吏治不同的一個方面。
就一般情況而言，擁有一定秩次的官吏犯了與普通平民同樣的罪，往往要從輕量刑甚至免刑，這是由秦漢法律所體現的等級性所決定的。但是法律對統治階級內部成員也並非一味寬容，特別是當他們利用職權謀取私利而損害了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時，法律也會加以禁止，有些規定甚至非常嚴厲。
秦漢時期法律對官吏的制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禁止官吏的 " 不廉 " 行為
a. 主守盜
" 主守盜 " 即利用職務之便盜取官府財物的行為。官吏犯有這種罪行，在秦漢法律中所受懲罰往往要重於普通的盜竊罪，秦簡《法律答問》： " 害盜別徼而盜，駕（加）罪之。」」害盜 " 是負責捕捉罪犯的小吏，如果執法犯法，自己去偷竊，要比照 " 群盜 " 罪處理 ，而秦律對 " 群盜 " 量刑要重於普通盜竊行為。窖盜所盜竊的未必是官府財物，但由此可以看到秦律嚴懲執法而犯法者的鮮明特點。
《法律答問》又有：
府中公金錢私貣用之，與盜同法。
吏有故當止食，弗止，盡稟出之，論可（何）殹（也）？當坐所贏出為盜。
官吏私自借用 " 府中 " 金錢，以及多領取了官府提供的口糧，都要按盜竊罪論處。秦律懲貪之厲，於此可見。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之十五：律：盜臧（贓）直（值）過六百六十錢，黥為城旦；令吏盜，當刑者刑，毋得以爵減免贖。
因此醴陽令恢盜縣官米，雖秩六百石，爵大庶長，也難逃法律的制裁 。這應該是 " 主守盜 " 的一個實例。
漢代對 " 主守盜 " 還有更嚴厲的法律規定：律，主守而盜值十金，棄市。
《漢書·馮野王傳》載： " 池陽令並素行貪污……野王部督郵掾祋祤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 " 又《漢書·薛宣傳》薛宣將高陵令楊湛罪狀逐條寫在簡牒上，密封交給楊湛，並附以書信： "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 " 楊湛自知罪重，只好辭職，這是 " 十金之法 " 應用的實例。而盜取數額巨大者，還將被劾以 " 不道 " 之罪，如《漢書·田延年傳》雲 " 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 " ，延年畏罪自殺。
《漢書·貢禹傳》言 "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 " ，這是西漢時期的做法。東漢時曾一度加重，如《後漢書·劉愷列傳》： " 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 " 《後漢書·陳忠列傳》安帝時陳忠 " 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 " 。兩條材料雖文字略有出入，但都可以說明漢代 " 懲貪 " 法律也是很嚴厲的。
b. 受賕、行賕
《說文·貝部》： " 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 " 段玉裁註： " 枉法者，違法也。法當有罪，而以財求免，是曰賕；受之者亦曰賕。 " 其中， " 以財求免 " 即 " 行賕 " ， " 受之者 " 則為 " 受賕 " 。
秦簡《法律答問》關於 " 通錢 " 的條文，有助於我們了解秦律中行賄罪的某些情況： " 邦亡來通錢過萬，已復，後來盜而得，可（何）以論之？以通錢。 " 逃亡出境者得到寬免，回國後又因犯盜竊罪而被捕，結果仍按行賄罪論處。這或許是因為行賄數額較大，已超過普通盜竊罪的量刑標準，因為《法律答問》中有這樣的條文： " 甲誣乙通一錢黥城旦罪，問甲同居、典、老當論不當？不當。 " 根據誣告反坐的原則，如果乙確有 " 通一錢 " 的行為也會被黥為城旦，而盜竊贓物在六百六十錢以上才黥為城旦 。
漢律對 " 行賕 " 罪也嚴厲打擊。如元朔五年，臨汝侯灌賢 " 行賕，罪，國除 " ，汾陰嗣侯周意，孝文十二年 " 坐行賕，髡為城旦 " 。值得注意的是，同為 " 行賕 " ，卻一被免爵，一被髡為城旦，這或許與行賄數額多少有關。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之十二：「 有罪逃亡，士吏賢將母嬐」拘於亭中作為人質，後來賢因 " 受豚、酒臧九十 " 而把嬐放出，結果賢被罰金四兩 。這可算做 " 受賕枉法 " 的一個事例，從這一案例可知，釋放人質雖有別於 " 縱囚 " ，也被視為枉法行為；而受賄量刑則主要根據贓物的數額。
我們在上一章討論法律與平民權益的關係所涉及的內容，大部與懲治官吏的 " 不廉 " 行為有關，此不贅述。
2. 禁止官吏的欺詐行為
對皇帝的欺騙行為稱 " 誣罔 " 或 " 罔上 " ，是 " 不道 " 罪的一種，已如前述。除此而外，官吏的欺詐行為還有：
a. 矯詔
即詐稱君命，擅自行事，《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浩侯王恢 " 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罪免 " 。注引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
" 矯詔 " 之 " 害 " 與 " 不害 " 的區分當主要根據 " 矯詔 " 所造成的影響， " 矯詔害 " 要判處死刑； " 矯詔不害 " 也要給予程度不同的懲罰。如《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宜春侯衛伉 " 元鼎元年坐矯制不害，免 " 。因為 " 矯詔 " 是對君主權力的侵犯，所以法律禁止這種行為。
《漢書·汲黯傳》載：
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 " 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 " 上賢而釋之。
矯詔而沒被問罪，這只是極個別的事例。而馮奉世使西域，矯制發諸國兵，平定莎車之亂， " 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 " ，不得封侯 ；甘延壽、陳湯矯制發兵，斬郅支單于，也因阻於 " 漸不可開 " 之議，而遲遲不得封賞 。矯詔而立功，尚且如此，如果無功甚至有害，當然不會被輕易放過了。
b. 為偽書
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之九：主徒令吏私自役使刑徒為他個人做事，佐啟卻偽造文書，說這些刑徒是在為官府服役，因此犯有 " 為偽書 " 之罪。《奏讞書》之十也是私使刑徒而謊報真情的案例。《奏讞書》之十二是 " 郵人官大夫內留書八日，詐更其徼書辟（避）留 " 而構成 " 為偽書 " 之罪。這些案例說明凡偽造或篡改官府文書的行為，均屬於 " 為偽書 " 。
c. 謾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隨成侯趙不虞 " 坐為定襄都尉，匈奴敗太守，以聞非實，免 " ；眾利侯郝賢 " 坐為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上計謾，罪，國除 " 。《漢書·薛宣傳》成帝冊免丞相薛宣曰： " 有司法君領職解嫚，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 " 張斐《注律表》曰： " 違忠欺上謂之謾。 " 說明 " 謾 " 的內容很廣泛，上面的 " 為偽書 " 或亦屬於 " 謾 " 之一種。漢代對官吏 " 欺謾 " 的戒敕可謂三令五申，其中《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最為典型：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
官吏巧法，非欺謾無以避其責，因而秦漢法律對這種行為也較為關注，有時甚至不惜以嚴刑酷法加以禁止，光武帝以度田不實而誅殺郡守十餘人即其例 。
3 ．禁止官吏結黨
荀子稱讚秦國士大夫 " 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入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 " 。可以說， " 不比周，不朋黨 " 是中國古代官僚制度下對官吏的理想要求，也是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
漢代為了防止諸侯對抗中央，不斷立法削弱他們的政治勢力，限制王侯之間、官吏之間以及官吏與王侯之間的結黨行為。《漢書·諸侯王表序》曰：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師古注引服虔曰： " 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 " 張晏曰： " 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 "
王侯之間的結黨行為如汝昌侯傅商元壽元年 " 坐外附諸侯，免 " 。官吏與王侯的結黨行為如《漢書·高五王傳贊》師古注引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
王國傅、相由中央任命，負有代表朝廷監督諸王的使命，所以如果他們不及時向朝廷舉奏諸王的不法行為，就屬於 " 阿黨 " 。《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安曾 " 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助竟棄市 " 。這是朝中大臣交通王侯而蒙顯戮之例。田蚡為太尉時，與淮南王安交通，淮南王謀反事發時，田蚡已死，武帝猶曰： " 使武安侯（田蚡）在者，族矣。 " 說明漢律對官吏阿黨王侯確有重法。
漢律對官員之間 " 互為朋黨 " 也是嚴厲打擊。如西漢哀帝時，朱博指控 " 大司馬（傅）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 " ，傅喜因此被罷官。後來朱博也因為 " 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 " 等罪名而被迫自殺 。元帝時，石顯專權，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 " ；元帝崩，石顯失勢，匡衡、張譚又反過來 " 奏顯舊惡 " ，顯然是在耍兩面派，搞政治投機，因而受到王尊的彈劾 。桓帝時韓縯任司徒， " 大將軍梁冀被誅，縯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 " 。順帝時，太傅馮石與太尉劉喜 " 皆以阿黨閻顯、江京等策免 " 。
為了防止官吏結黨營私，武帝中葉以後，除了司隸校尉、京兆尹、長安縣令、丞、尉而外的地方長官，都要迴避本籍，而郡縣之屬官佐吏除三輔外，則一律用本籍人。東漢時，對地方長官限制更嚴，京畿也不例外，一律不用本籍人 。東漢曾有 " 三互法 " ，見《後漢書·蔡邕列傳》：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
李賢註： " 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 " 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巨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 " 是也。 "
東漢後期的 " 黨錮 " 之禍，是對官僚士大夫的大規模的迫害事件，而所羅織的罪名，正是 " 共為部黨 " 。例如《後漢書·黨錮列傳序》：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值得注意的是，牢修指控李膺的罪名，並不是擅殺已獲赦免的罪犯，而是 " 共為部黨，誹訕朝廷 " ，說明後者比前者更容易受到皇帝的疑忌，所受懲罰也會更重。事實也確實如此，由於牢修的指控， " 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 " ，造成東漢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 " 黨錮 " 事件。緊接著《黨錮列傳》又記述到：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眥之念，濫入黨中。
立法者的初衷，本在於澄清吏治，培養官場守法奉公的風氣，而此時卻成了不同利益集團之間打擊異己的工具。
4 ．禁止官吏選舉違法
a. 任廢官
《秦律雜抄》：
任法（廢）官者為吏，貲二甲。
" 廢官 " 即被撤職並永不敘用之人，相當於漢律的 " 禁錮 " 。秦律對保舉廢官為吏者要罰二甲，漢代保舉禁錮者估計也會受到禁止，但已難知其詳。
b. 選舉不實
" 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 。范睢保舉鄭安平為將擊趙，又保舉王稽為河東守。不久鄭安平以兵二萬人降趙， " 應侯罪當取三族 " ，秦昭王免其罪。而兩年以後，王稽 " 與諸侯通。坐法誅 " 。據秦簡《編年記》：昭王五十三年， " 王稽、張祿死 " 。則范睢 ( 張祿 ) 可能因 " 任人不善 " ，受王稽牽連而死。
漢代因 " 選舉不實 " 獲罪者往往而有。元帝初元二年，富平侯張勃舉陳湯為茂材，結果是 " 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湯下獄論 " 。成帝時，紅陽侯王立舉陳咸方正，翟方進彈劾紅陽侯 " 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 。哀帝時， " 司隸奏 ( 杜 ) 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 " 。光武帝時， " 客初有薦士于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 " 。從上述事例看，漢代 " 選舉不實 " 有 " 故不以實 " 與 " 不實 " 之分，舉者與被舉者所受懲罰也有所不同。有時對舉薦者也嚴加治罪，如《後漢書·竇融列傳》：（建武）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
據《後漢書·光武帝紀下》：建武二十年夏四月庚辰， " 大司徒戴涉下獄死，大司空竇融免 " 李賢注引《古今注》曰： " 坐入故大倉令奚涉罪。 " 太倉令奚涉為戴涉所舉，奚涉盜金，戴涉下獄而死，同為三公的竇融也受牽連。這一方面說明奚涉所犯過於嚴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東漢初年統治者力圖扭轉官場腐敗的決心。
貢禹曾建議 " 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 。明帝初即位，也下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
《漢官儀》載章帝建初八年詔：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優異者、孝廉、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正舉者；故不以實，為法罪之。
凡此種種，都說明漢代對 " 選舉不實 " 本有常法，只是在很多情況下難以貫徹執行，因而表現得時而嚴厲，時而鬆弛。
c. 更相薦舉
更相薦舉 " 既屬選舉中的舞弊行為，也與官吏互為朋黨有關，故為法律所禁止。《漢書·賈捐之傳》：賈捐之與楊興被劾 " 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 " ， " 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 " 。《漢書·何武傳》：哀帝崩，太后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任大司馬者， " 於是（何）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王）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 " 。據上例，漢法似有明文禁止官吏更相薦舉。但與 " 共為部黨 " 一樣，禁止 " 更相薦舉 " 不僅沒能阻止官吏的結黨營私，反而往往為佞幸權臣排斥異己提供了方便。
5 ．禁止官吏在司法上的舞弊行為
a. 不直
" 不直 " 是司法官吏在量刑時故意重判或輕判的行為。《法律答問》：論獄 [ 何謂 ] 不直？……罪當重而端輕之，當輕而端重之，是謂不直。
而根據 " 貲盾不直，可（何）論？貲盾 " 一語判斷，秦律對 " 不直 " 罪的量刑要視 " 不直 " 的程度而定。至於秦始皇三十四年 " 適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 ，不分輕重，一律謫發，恐非正常的法律規定。
漢律對 " 不直 " 的規定似與秦律稍有不同。《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新畤侯趙弟 " 太始三年坐為太常鞠獄不實，入錢百萬贖死而完為城旦 " 注晉灼曰：
《律說》出罪為故縱，入罪為故不直。
而在秦律中， " 出罪 " 與 " 入罪 " 都屬 " 不直 " 。《漢書·張敞傳》張敞上書曰： "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卧家，謂臣 " 五日京兆 " ，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 " 《漢書，趙廣漢傳）記載趙廣漢 " 坐要斬 " 的罪狀之一就是 " 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 " 。又《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商利侯王山壽元康元年 " 坐為代郡太守，故劾十人罪不直，免 " 。漢律對 " 不直 " 罪的處分當與秦律相似，視情節不同而量刑，未必一律處死刑。
b. 縱囚
秦律 " 縱囚 " 是指官吏在審理案件時應當論罪而故意不論罪，或故意減輕案情使犯人達不到判刑的標準，秦簡《法律答問》定義如此 。這與漢律 " 故縱 " 的含義基本一致。
本文第二章在探討《九章律》的沿革時已經指出，秦及漢初都遵循 " 縱囚與同罪 " 的原則。這一原則本身在此後也沒有什麼變化，如《漢書·昭帝紀》始元四年， " 廷尉種坐故縱死罪，棄市 " 。但是自漢武帝始，任酷吏，嚴刑法， " 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 " ，往往把執法平允者指斥為 " 故縱 " ，嚴加誅責。這種風氣對兩漢司法影響很大，如《漢書·杜延年傳》： " 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系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著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 " 。結果，廷尉、少府坐棄市。此案中的侍御史可謂極盡深文周納之能事。杜延年在辯論此案時認為 " 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 " 。這說明吏縱死罪、反者罪當棄市，縱其他罪犯也各有 " 常法 " 。就法律本身而言，武帝以後仍遵循 " 縱囚與同罪 " 的原則，但在具體執行時，往往通過重判所縱之囚來加重 " 縱囚 " 之吏的罪過，從而形成了 " 急縱出之誅 " 的局面。
c. 失刑
" 失刑 " 是指官吏並非故意而導致的量刑上的失誤。如《法律答問》中的兩個例子：一是士伍甲盜竊了六百六十錢以上的財物，應當黥為城旦，但是官吏當時沒有估價，到審訊時，贓物估價為一百一十錢，甲被耐為隸臣，所以負責此案的官吏犯有失刑罪。另一是士伍甲盜竊了一百一十錢的財物，當耐為隸臣，而官吏當時沒估價，到審訊時，贓物估價在六百六十錢以上，判甲為黥城旦，因此負責此案的官吏也犯有失刑罪 。由於 " 失刑 " 非出有意，估計比 " 不直 " 罪量刑要輕，漢代 " 縱囚 " 與 " 不直 " 都是針對故意犯罪而言的，大概在審理案件時對 " 故 " 、 " 誤 " 在量刑上也有所區別。
（作者系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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