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可以帶來性別平等么？

魏開瓊

來源：中國婦女報　 2015-08-03 11:02 　 點擊:744次　

【摘要】跨國公司通過使用女性主義話語,既獲得穩定的勞動力,獲得良好的社會聲譽,同時將婦女塑造為負責任的主體。在市場環節,女性被塑造為企業家和消費者;在生產環節,她們是健康的工人,積極合作的夥伴。但是,跨國公司在選擇性使用女性主義話語時,清空了女性主義集體鬥爭的元素,賦權成為一種塑造負責任的主體的事業,至於結構與制度帶來的不義,則不屬於跨國項目關注的面向。

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變數,大有代替現代性、全球化而成為一個重要的分析與批判視角和工具的趨勢。新自由主義產生了大量的結構、矛盾,甚至有重新構想資本主義新形式的可能。女性主義學者對此應保持一種更為警覺的批判立場,探尋可能的更有利於女性主義的策略與路徑,這既是當下女性主義的學術任務,也是政治任務。

隨著全球化浪潮席捲全球,世界的社會政治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一個誕生於 1930 年代的 辭彙——新自由主義,到 1990 年代始為人們廣泛使用。它為學界普遍認同的四個特點為:去管理化、私有化、政府從公共領域的撤離以及全球軍事力量的興起,對全球人們的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

女性主義學者如何看「新自由主義」

女性主義學者麗莎·杜根(Lisa Duggan)認為,新自由主義並非一套定義明確的思想和理論, 它在不同國家的呈現,是全球、本土和國族勢力在各自時空背景下,發展出的一套新自由主義版 圖,其最終指向財富和權力向上分配以及對南方國家資源的榨取。其他學者則指出新自由主義正 讓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不安定與危險的處境中;還有學者受酷兒理論的啟發,轉向情感研究,試 圖探索人的情感(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在公共生活中的意義,並通過情感的術語來探索新 自由主義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在本文中,我將特別聚焦女性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與反思。

新自由主義對婦女生活的影響在左翼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學者那裡,已經有了理論與經驗 上的批判與檢驗。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在反思第二波女性主義得失時,將其視為一個劃時代的社會現象,認為不同流派的女性主義從不同層面向國家資本主義發起的對抗,其中一個後 果是擴展了正義的含義,形成一種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三維正義觀;另一個後果是形成對社 會整體的批判,這種批判認為,婦女的現實處境根植於深層的社會結構中。基於此,一種可行的 解放方案勢必是對社會整體從不同角度進行深層結構的改造,反對性別不公正的鬥爭必須與反對 種族主義、帝國主義、階級統治等聯繫起來,共同進行資本主義社會深層結構的改造。但是新自 由主義的興起,卻對第二波女性主義中的某些觀念進行了吸納和改造,弗雷澤試圖通過對原因的 尋求來重新建構女性主義批判。儘管她對作為整體的第二波女權主義有強烈的樂觀傾向和懷舊色彩,但其批判與其他學者對全球女權主義的觀察呈現一致。

在愛森斯坦看來,資本主義有強大的同化社會運動的能力,它通過使用社會運動的語言和觀念來提高效率,同時又通過意識形態,或是通過武力的使用,來壓制這些運動中真正激進的方面, 資本主義的這種靈活性,在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項目和小額貸款中體現非常明顯。愛森斯坦對發展中國家所進行的經驗性闡釋呼應了弗雷澤提到的吸納與改造,而伊莉莎白·普魯格(Elisabeth Prugl)則分析了跨國公司的婦女賦權項目是如何利用女性主義的理念為自己獲得全球競爭優勢的。一方面,公司通過使用女性主義話語,既獲得穩定的勞動力,獲得良好的社會聲譽,同時將婦女塑造為負責任的主體。在市場環節,女性被塑造為企業家和消費者;在生產環節,她們是健 康的工人,積極合作的夥伴;在國際競爭中,公司是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但是,跨國公司在選 擇性使用女性主義話語時,清空了女性主義集體鬥爭的元素,賦權成為一種塑造負責任的主體的事業,至於結構與制度帶來的不義,則不屬於跨國項目關注的面向。

女性主義新自由主義化之利弊

不可否認,上述學者對新自由主義的猛烈批判是出於強烈的現實情懷,其目的指向是希望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越來越公正和友好。因此,對女性主義新自由化進行批判並不是為了否認女性主義的積極意義,而是迫使人們去檢驗,女性主義在實踐中,是挑戰了資本主義,還是與資本主 義結成了盟友?批判,不是為了否定女性主義的時代意義,否定它取得的成就與潛能,而是為了 更好地發展它。因此,我們需要追問,當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化時代使用女性主義的語言、觀念和 做法去實現自己的目標時,在這個過程中,女性主義失去了什麼,又得到了什麼。這樣的追問不 應只限於在新自由主義為主體的政治結構中,在這個第一世界支配的全球政治與經濟框架內,沒 有人能脫離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正如莫漢蒂(Mohanty)表明的那樣,女性主義除了要分析地方的微觀政治情境、主體性以及鬥爭外,還要關注全球政經體制的宏觀政治背景,對地方的、特殊性的分析要與全球的、經濟的和政治框架聯繫起來,尤其是要關注邊緣婦女的生活和鬥爭,檢驗日常生活微觀政治與全球宏觀政治經濟是如何一起形塑了人們的生活。

那麼,這裡所談論的女性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內的新自由主義化,與中國目前的處境並不相關嗎?莫漢蒂已經表明,在全球化這張網中,我們不能逃離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即使如有些學者認為,中國正從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結構走向國家發展主義的道路,女性主義仍然需要警惕,這種形態的不同是否意味著本質的不同。很多研究中國女性處境的學者已經關注到市場經濟體制與女性處境之間的關係,那些關注女工的研究者早就注意到性別、階級與城鄉等是如何合力置女性於多重不利處境的。

使用女性主義新自由主義化批判的分析框架,或許更有助於人們理解發生在眼下中國一些頗具影響的公眾人物令人困惑而矛盾的言論。2015 年 5 月 20 日~21 日,由阿里巴巴集團主辦的首屆「全球女性創業者大會」在杭州舉行,主辦方宣稱員工中 49%為女性,女性高管為 34%,其創始人更是動用美德與尊重的話語來致敬那些助其獲得巨大成功的女性與年輕人。但就是這種看似女性崛起的幻象卻被其在不同場合下的其他言論完全消解了,美德話語的動用,不過是因為它們有助於資本在生產、流通和消費各個環節找到更好的合作者而已,直白的反女權言論又讓我們有 什麼理由來歡呼一個她時代的到來呢?

在一個變化的政治經濟結構背景下,很難想像女性主義不會發生改變,在這個過程中,它被創造性地挪用也並不奇怪。不能完全否認,新自由主義產生了大量的結構、矛盾。在這種情境下,女性主義學者應保持一種更為警覺的批判立場,探尋可能的更有利於性別平等的策略與路徑,這既是當下女性主義的學術任務,也是政治任務。基於此,中國女性主義需要繼續將社會性別置於關注的中心,繼續其多維度的批判立場,致力於建構一個全面正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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