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證是打開經方寶庫「金鑰匙」

方證並不排斥臟腑、經絡辨證，恰恰相反，它是臟腑經絡辨證的系統化、理論化成果，只是張仲景已經進行了辨證論治過程，並提供了現成的、精確的辨證論治結果——方證。

經方安全可靠、簡便廉驗，比如桂枝湯，據考證源於《湯液經法》，時至今日仍歷久彌新。小柴胡湯不僅國內在用，國外也在用，療效肯定。但由於當前很多中醫師不會用經方，大方、雜方盛行，讓老祖宗留下的寶貝躺著睡大覺，實在可惜。那麼，如何讓經方走向臨床，造福百姓呢？關鍵是重視和掌握好方證，這是打開和挖掘經方寶庫的「金鑰匙」。

方證成熟完善

方證相應，源於仲景。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寫的《傷寒雜病論》，保存了漢代以前大量的醫方和用藥經驗，這些寶貴的用藥經驗就是方證。它經過了後世數千年無數醫家的臨床驗證，是可靠的臨床用藥證據，反映了藥物與疾病之間的必然聯繫，有極強的科學性，是中醫學中極具魅力的東西。成無己說「仲景之方，最為眾方之祖」。

《傷寒論》以方名證，如「桂枝湯證」、「柴胡湯證」等提法凡11處，是為「方證」一詞之起源。今所存大論397法，皆病下系證，或證中含因、因中示機，或證因並列、因機互陳；其證下列方，方隨證出，葯隨方列者，凡261條。論中第317條通脈四逆湯方後注「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之語，可謂「方證相應」之肇源。

它強調方與證的對應性，證以方名，方為證立，方隨證轉；臨床上重視抓主證，有是證則用是葯，無是證則去是葯，而不受病名的約束。方證作為用藥的指征、依據，它既非來自理論的推理，也非來自實驗室的數據，更不是源於動物實驗的結果，而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與疾病鬥爭的經驗總結，是我們的祖先用自己的身體嘗試中藥後，從自己身上直接獲得的用藥經驗。

方證是必效證

方證相應是臨床取效的前提和關鍵，有是證用是方，方與證的關係是相對應的，兩者渾然一體。且方證是必效證，即在辨證準確的前提下，按照方證用藥，必定有效，服藥後必定能解除痛苦。

這種痛苦，可能是肉體的痛苦，也可能是心靈上的痛苦。後世許多經方家對此皆有論述，徐靈胎《金匱要略心典·序》中說：「仲景之方猶百鈞之弩也，如其中的，一舉貫革，如不中的，弓勁矢疾，去的彌遠。」

把辨方證稱為最高級辨證，把辨方證稱為辨證的尖端，並指出家傳秘方亦屬辨方證，謂：「眾所周知，農村常有以家藏秘方專治某病者，雖於辨證論治毫無所知，但於其秘方的應用，確心中有數(掌握適應證)因而往往有驗。」可以這麼說，用中醫治病，若不明仲景方證，無疑是掩目而捕燕雀，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方證簡便實用規範

傳統的辨證方式較多，但識別方證的方法卻比較客觀。因為儘管中醫理論的哲學成分較多，但其臨床處方用藥卻非常實在，最後都要落實到方葯上去。只有通過方葯療效的反證，方能驗證其辨證正確與否。離開了具體的方葯，辨證往往空泛而籠統，就如同清代醫家徐靈胎《慎疾芻言》中批評的那樣：「襲幾句陰陽虛實、五行生剋籠統套語，以為用溫補之地。」

方證不同於中醫基礎理論中所說的陰陽五行、元氣命門、三焦宗氣、脾腎陽虛、心肝火旺等抽象的名詞術語和病機解釋，而是實實在在的、看得見、摸得著的證據。陳修園在《長沙方歌括》中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聖之方為據，有此病，必用此方……論中桂枝證、麻黃證、柴胡證、承氣證等以方名證，明明提出大眼目。」

張仲景對用藥指征的描述是具體和形象的。如桂枝甘草湯治「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白虎加人蔘湯治「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梔子厚朴湯治「傷寒下後，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等，對每一首方劑的運用指征和每一味葯的加減指征都描述得很明確。

病人的高矮胖瘦，肌膚的細膩粗糙，肌肉的堅緊鬆軟，腹滿痛與否，渴與不渴，脈搏的浮沉遲數，大小便的利與否，汗出與否，但欲寐與不得卧，惡寒與發熱等等，都是張仲景診治疾病的重要參考指標，是構成藥證的重要因素，它們都是客觀、具體、形象的。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方證並不排斥臟腑、經絡辨證，恰恰相反，它是臟腑經絡辨證的系統化、理論化成果，只是張仲景已經進行了辨證論治過程，並提供了現成的、精確的辨證論治結果——方證，為了臨床簡便快捷，故捨去了臟腑經絡辨證的過程，使後人用不著再去冥思苦想了。

故後人根據張仲景所描述某方主治的特徵性癥候，相符者便可信手拈來，捨去了辨證的過程，貼近臨床實際，很簡單實用，也很規範。

方證穩定可重複

方證是穩定的。雖然在人類歷史中，疾病譜已經發生了多次變化，過去沒有艾滋病、沒有埃博拉病毒，但現在人體在疾病中的病理反應幾乎是不變的。

方證是「人」的整體病理反應狀態，而不是研究致「病」的病原體。方證既包括了現代中醫界通行的「證」，也包括西醫所認識的「病」，還包括癥狀、體質等概念在內。舉例來說，炙甘草湯是治療心律失常的專葯，屬專治療法；桂枝湯只要脈弱自汗就能用；四逆散只要胸脅苦滿、四肢冷、腹中痛者就能用，故使用面非常廣，屬通治療法。

此外，還有體質療法，更是有獨到之處，如黃芪就是一種體質性用藥，柴胡也是一種體質性用藥。方證就是方證，不可能用以上任何一種概念來替代。所以，方證幾千年來基本是穩定不變的。無論在什麼時代，是什麼疾病，只要出現了柴胡證、桂枝證，就可以用柴胡、用桂枝。

方與證猶如箭與靶，方是箭，證就是靶，目標瞄準了，就能做到百發百中，只要遵循這種方證相應的原則，就能以不變應萬變，療效就能經得起重複。張仲景時代是這樣，進入21世紀仍然是這樣。徐靈胎《傷寒論類方》中說：「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變遷無定，知其一定之治，隨其病之千變萬化，而應用不爽。」就是這個道理。

方證以人為本

方證針對的是「病的人」的反應，不是針對臟腑器質病變和理化指標來說的，順應了當前醫學模式向「生理-心理-社會」一體轉變的趨勢。張仲景的論述中有「濕家」、「酒客」、「失精家」、「衄家」、「尊榮人」、「瘡家」、「淋家」、「羸人」、「強人」等提法。麻黃湯的「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黃連阿膠湯的「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豬苓湯治「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都是從病人的狀態來描述的，勾畫出了不同人的形體特徵，以及使用方葯形象化、個體化的指征。

方證的著眼點是整個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體質特徵、有不同的精神狀態，就有不同的方證。如同樣是感冒，有的要用柴胡類方，有的要用桂枝類方，還有的要用麻黃類方。方證、葯證理論的倡導人黃煌教授常說西醫是治人的「病」，而中醫卻是治病的「人」。

方證易學易用

掌握方證並不難。清代柯韻伯說過：「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門，人人可入。」《傷寒論》、《金匱要略》的方證，論述簡潔實在，無空泛之談，只要認真研讀，反覆對比，多向老中醫學習討教，多與同行交流，並在臨床上反覆運用，自然可以達到左右逢源的地步。

清末名醫曹穎甫先生是自學的，他對經方的推崇，就來自臨床的大膽實踐。他在臨床上反覆驗證，運用經方十分嫻熟，屢起沉痾。在上海期間，「用經方取效者，十之八九」（《經方實驗錄·自序》），從而在名醫雲集的上海獨樹一幟。

清代陸九芝曾指出：「學醫從《傷寒論》入手，始而難，既而易；從後世分類書入手，初若甚易，繼則大難。」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另外，「葯不瞑眩，厥疾勿瘳」，凡是藥物就有一定的副作用，但只要方證相應，是不會有副作用或很少有副作用的，可以從根本上避免日本「小柴胡湯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