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說謝冕

謝冕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所長。1932年1月生於福州市。1949年秋入伍，1955年複員考入北大中文系。1960年畢業後留校任教，從事文學理論、中國當代文學、中國新詩的教學、研究。1980年5月發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引發「朦朧詩論爭」。1986年，在北京大學建立國內第一個中國當代文學博士點，擔任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主要著述有《中國現代詩人論》、《文學的綠色革命》、《新世紀的太陽》、《1898：百年憂患》、《論20世紀中國文學》等六百餘萬字。在《「嚴」上還要加「嚴」》那篇寫嚴家炎先生的文章里，說到在文革時期，我起草了有十來個人簽名的大字報，批判他追隨邵荃麟鼓吹寫「中間人物」。文革期間，我批判、傷害的人，肯定不只是嚴先生。1968年夏秋，軍宣隊、工宣隊開進學校，接著就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那時流行一句話，說北大是「池深王八多」，很多暗藏的階級敵人都還沒有挖出來。中文系所有教員，都被集中到19樓，有家的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白天學習，交代揭發問題，晚上九點在樓道列隊，聽管理教員的軍宣隊的訓話，難忘的一句是「要把中文系搞得個雞犬不寧，鍋底朝天」。後來教師又都下放到各個班級，接受教育監督。然後，就不斷有「反革命」（歷史的或現行的）被挖出。周強先生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是因為在學習會上讀報紙的時候，緊張慌亂之中，將劉少奇錯讀為毛澤東。而研究方言的一位老師，聽到劉少奇被揪出的消息，在宿舍里說了一句「真是宦海浮沉」，被人告發，立刻就被掛上「現行反革命」的牌子，打上叉叉，拉出去遊街。有一天，又說挖出了一個惡毒攻擊毛主席、黨中央的「反動小集團」。小集團的成員有嚴家炎、謝冕、曹先擢、唐沅等。唐沅、嚴家炎是教現代文學的，曹先擢則研究現代漢語。驚訝之餘，紛紛打聽他們究竟有什麼罪行，卻沒有一點結果。原因是「惡攻」（文革中「惡毒攻擊黨中央、毛主席」的縮略語）的具體內容要嚴格保密，不許擴散。這樣，便出現了荒誕的一幕：在全系，或各班級召開的批判「反動小集團」的會上，發言者義正辭嚴地批判他們反動，卻始終不知道他們「反動」在什麼地方。「小集團」揪出後的一天，工宣隊師傅通知我到二院（那時中文系的所在地）開會，但沒有告訴我是什麼會。進了樓下中間的會議室，發現裡邊已經坐著十幾個教員。雖然大家都很熟，互相卻都不打招呼，空氣沉重凝固。接著，工宣隊的連長便宣布「知情人學習班」開始。說在座的，都和「反動小集團」的成員關係密切，一定了解他們的情況，要揭發他們的問題，和他們劃清界限，不要一起掉進反動泥坑。又說這是一次機會，當機立斷不要錯過。說如果涉及「惡攻」的言行，具體內容不要在會上說，下來再寫書面材料。「知情人」？「知情人」是什麼人？我是誰的「知情人」？這是快速掠過我腦子的問題。我想，和嚴家炎、曹先擢等先生很少來往，唯一可能的就是謝冕了。謝冕讀書時高我一個年級，平常也不認識，但1958年底1959年初，我們六個人在一起編寫過《新詩發展概況》。留校後，他在文藝理論教研室，我在現代漢語教研室的寫作組。經濟困難時期，他還下放到京西的齋堂公社工作一段時間。記得1963年有一次我找過他。那時他是系教師黨支部委員，我總在不斷地爭取入黨，卻總沒有人理睬我，就「靠攏組織」地找他。聽完我前言不搭後語的「思想彙報」，他只是說了些「要繼續努力」之類的不著邊際的鼓勵話。但是文革發生後，來往卻多起來了。學校開始分裂為兩大派，我們既不願如「井岡山兵團」那樣激進，也不滿意聶元梓一派的那種得勢當權者的做派，七八個有點「中間騎牆」立場的教員，便組織了一個「戰鬥隊」；應該是謝冕的主意，起名「平原」，取同情「井岡山」，但又與之有別的含義。在激烈的運動中，這種「中間派」立場，肯定是左右不討好的。因為是一個「戰鬥隊」，便常在一起開會，討論問題，寫大字報。可是，「戰鬥隊」里有七八個人，為什麼就我是「知情人」？想來想去，真的想不明白。「知情人」的揭發會開了一個下午。斷斷續續有人發言，也不斷有長時間的沉默。但主持人不理會這種沉默，堅決不散會。我是個不堅強，甚且軟弱的人，經受不了這種氣氛長時間產生的壓力，便搜腸刮肚地來想謝冕的「問題」。終於想出了兩條。其中的一條，現在已經忘得一乾二淨。另一條，我說，有一次我們去天安門遊行（文革中遊行是家常便飯），回校的時候，騎自行車從紫竹院公園穿過。天氣很熱，我們坐在湖邊的樹蔭下休息。涼風吹過來，謝冕說，真好。他說有一種解脫的、身心放鬆的舒暢。還說，人和自然的關係其實很重要，可是我們不明白這一點……我一邊揭發著謝冕，一邊心裡惴惴不安，便把自己也拉進去，說我和他有同感，贊同他的看法。然後我上綱上線說，這是我們對革命厭倦的情緒的流露，是一種消極的情緒。說完，我注意著會議主持人的反應，看到的是毫無表情；顯然離他的期望相距甚遠。會議最後他做總結的時候說，不要存在僥倖心理，別以為對你們的底細不了解，別拿些雞毛蒜皮的事來搪塞！——我想，肯定也將我包括在這些話裡面。我沮喪地走出二院時，在門口，也參加會議卻沒有說話的另一位工宣隊師傅（北京齒輪廠）走到我身邊，用不經意的平淡語氣說，「沒事，不要緊的，別放心上……」這話出自工宣隊員之口，當時很出乎我的意料，但也因此讓我長時間不忘。在60－80年代的政治風雲中，謝冕的「反動」、「右傾」、「反馬克思主義」，並不止這一次。文革中，他擔任1972級、1974級的教學工作，與學生關係很好，工作兢兢業業，還帶領他們（記得是高紅十那個班）到西雙版納體驗生活。在反右傾回潮等運動中，卻多次受到批判。80年代初支持「朦朧詩」，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又受到圍攻，指責他的「崛起論」是「系統地背離社會主義文藝方向和道路」的「放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嚴重挑戰」。「清污」運動中，工作組進駐北大，中文系的文藝理論、當代文學教研室是運動重點，謝冕又是重點中的重點。他的這些遭遇，經受的困難、打擊，我並不是很清楚，因為他很少詳細談過。「清污」運動中，他私下沒有訴冤，也沒有寫文章公開檢討。事情過後，當「反動」、「受難」成為獲取「光榮」的資本時，也從不見他拿這些來炫耀。當我試圖從他發表的大量文字中，來尋找他對自己這些經歷的講述時，找到的只有下面零星且籠統的片斷：（文革）十年中，我曾經數次「打入另冊」。隨後，一邊要我不停地工作，一邊又不停地把我當作階級鬥爭的對象。我個人和中國所有知識分子一樣，無法抗拒那一切。……我只能在獨自一人時，偷偷吟詠杜甫痛苦的詩句：不眠憂戰伐，無力振乾坤！……《在新的崛起面前》中我為「朦朧詩」辯護，……這篇三千字的文章所引起的反響，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它從出現之日起，即受到了激烈的、不間斷的批判和圍攻，其中有一些時候（如「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時期），甚至把這些本來屬於學術和藝術層面的論題，拔高到政治批判的高度上來。80年代以來，我和謝冕同在一個教研室，我們的教學、研究，又都和新詩有關，所以來往也多起來了。1985年前後，他開設《詩歌導讀》和《當代詩歌群落研究》的討論課，都要我去參加，我從這些課中學習了許多東西。1993年從日本回來後，又參加他主持的「批評家周末」的活動，他並讓我加入他和孟繁華主持的「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著作編寫。他說，本來他是要寫1956年這一本的，「我讓給你了」，並給這本書起了書名：「1956：百花時代」。在和他的交往中，我看到在學識、歷史感、藝術感受力和判斷力，以及對生活的熱愛上與他分明的差距。我知道有些東西是很難學到的，但畢竟也受到某些影響。在對當代歷史，對新詩，對人、事的看法上，我們有許多相通的地方。不過，有時也有意見不合的時候。之所以沒有引發衝突，原因是由於他的剋制、寬容。在是非上他有明確的標準，但對待朋友，從不把這種標準，當做「道德棍棒」隨便揮舞。他總說要記住朋友的好處。舉幾個例子來說。有一次「批評家周末」討論美國暢銷書《廊橋遺夢》，謝冕對這部小說評價很高。現在想起來，他的這個評價，可能和那時他對「人文精神」失落的深切憂慮有關，他把對這個文本的閱讀，加入了對時代嚴重病症的思考。我對《廊橋》並無好感，覺得它是個俗套，我也從來不喜歡過分感傷的作品。但那時我不是正常地談我的意見，而是故意往極端上去糟踐它：那是在故意顯示我與他的區別。謝冕不會不知道我的「詭計」，但他沒有表現慍怒，照樣正常地引導著這個討論。1997年在武夷山開詩歌研討會，也發生類似的事情。他出於對新詩現狀的關切（他認為90年代詩歌普遍存在迴避現實，走向對個人的「自我撫摸」的情況），提出了「詩正離我們遠去」的有名論斷。我又一次故意「唱反調」。在他發言後我說，我們總埋怨詩離我們遠去，為什麼不反省我們在離詩遠去，反省我們對詩歌出現的新因素缺乏認識、感受的能力和耐心？我顯然是在離開具體事物在抽象談問題。還有一件事是，1992年夏天我在日本東京大學教書的時候，得知當年中文系職稱評定，我又沒有評上教授。我1990年開始申請，三年了卻仍然沒有我，不免怒火中燒。那種因面子、虛榮心受挫的「怨恨」情緒，一下子爆發，夜不能寐，便給謝冕和當時任中文系主任的孫玉石先生寫信。信究竟寫些什麼，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但肯定是說了許多「惡狠狠」的，故意想著要冒犯人的話。好在孫、謝兩位先生都沒有搭理我的怒氣，後來我也有了一點反省。因此，1993年秋天回國時，我希望的是最好不要再提起這件事，而且也不需要有什麼解釋。事情正像我所想的那個樣子。對此我很感激他們。謝冕這二十多年來，為學術，為新詩，為新詩的當代變革，為年青人費了那麼多心血，做了那麼多事情，自然獲得許多人的愛戴、尊敬。但相信他也不會沒有體驗過「世態炎涼」。舉個我親眼看到的例子。十多年前，我和他到南方的一所大學去，那裡系的領導奉他為上賓。再過幾年，又到那所學校開學術會議，可能覺得他已經「過氣」，沒有多大「用處」了（他已經退休），就換了一副面孔，雖客氣，但明顯將他冷落在一旁，而改為熱捧那些掌握著大小政治、學術「資源」的當權者。因為親眼見到這樣鮮明的冷熱前後對比，我也不禁忿忿然。但謝冕好像並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地認真參加會議，認真寫好發言稿，認真聽同行的發言，仍一如既往和朋友談天，吃飯仍然胃口很好，仍然將快樂傳染給周圍的人。我有點慚愧，他的確不像我這樣的狹隘。2005年初的冬日，北大新詩所一行到日本旅行。謝冕興緻很好，吃了不少他酷嗜的海鮮、「刺身」。在東京淺草寺的仲見世通，陳素琰急匆匆地跑來對我們說，快去勸勸謝冕，讓他不要買那件衣服了，他也就是一時興起。一打聽，原來是他看中了一件男士的日本傳統服裝，價格大概要一兩萬日元吧。我反過來勸陳素琰，謝冕決定的事情說是沒有用的；況且，只要高興就是值得。後來衣服還是沒有買成，原因不是大家的反對，而是謝冕自己改了主意。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謝冕打來電話，讓我轉告新詩所的會他不能參加了。問原因，說：「謝閱病了。」「嚴重嗎？」「嚴重。」「在家裡還是在醫院？」「在醫院。」看到他不願再多說，也就沒有問下去。我就把這個情況告訴了系的領導。謝冕兒子謝閱我是知道的。小時候還帶他到動物園玩。記得是文革發生不久出生的。因為生日正好是國慶節，所以起名檢閱的「閱」字。後來，另一位教員的女兒也出生在十月一日，謝冕又為她起名周閱。謝閱正是事業有成的盛年，是北京朝陽醫院神經外科的骨幹醫生，很快就知道他患的是惡性的腦部膠質瘤。八年前，他在德國進修的時候檢查身體就已經發現，他自己就是從事這方面研究、治療的醫生，自然明白後果的嚴重。但是他對謝冕、陳素琰一直隱瞞，他不願意讓操勞一生的父母再為他擔驚受怕。他知道他在這個世界的日子已經不多，因此，他與他的妻子，細心地為父母的晚年生活作了妥當的安排，這包括在郊區購置一處房子，那種有個小小的院子（這是謝冕多年的期望）的房子；謝冕在裡面種了一棵紫玉蘭……直到這次病情嚴重發作住進醫院，謝冕才知道真相。在此後兒子手術、治療到去世的艱難的時間裡，謝冕堅忍地對待這突然的打擊。他和陳素琰幾乎每天都從昌平北七家，倒幾次公共汽車到朝陽醫院去陪兒子。他也仍答應、出席不知情的人們要他參加的會議、活動。他同樣寫好發言稿，在會上認真發言。他在人們面前，從不主動提起家庭發生的變故。朋友問起，回答也只是三言兩語。告別謝閱的時候，他一再叮囑我們不要去。但中文系的領導，他的幾個學生，和我們幾個朋友，還是趕到朝陽醫院。在那間窄小的擺滿鮮花的房間里，謝冕擁抱我們每個人，但沒有說一句話。他和謝閱一樣，獨自堅忍地承受生活中的打擊。在《北京大學當代學者墨跡選》（北大出版社1992）這本書里，收有嚴家炎、謝冕的墨跡。嚴先生引錄李白詩句「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謝冕寫的則是培根的語錄：「幸福所生的德性是節制，厄運所生的德性是堅忍，奇蹟多是在厄運中出現的。」——這應該是他所欣賞、甚至就是他所奉行的「人生哲學」了。以「節制」和「堅忍」來概括謝冕性格中的重要方面，應該是恰當的。他經歷「厄運」。對待厄運他取的態度是「堅忍」；他對自己能夠獨自承擔擁有信心，他也不願意給別人帶來麻煩和負擔。他的生活中，又確有許多幸福。他懂得幸福的價值，知道珍惜。但從不誇張這種幸福，不得意忘形，不以幸福自傲和傲人，也樂意於將幸福、快樂與朋友，甚至與看來不相干的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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