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世顯家族墓出土的南宋官窯瓷器及相關問題研究

　[摘要]鞏昌汪氏家族是跨金、元、明三代的顯赫家族，傳世最久，影響巨大。1972年，汪氏家族墓葬群發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南宋官窯粉青釉葵口長頸多棱瓶尤為珍貴，在陶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對於認識汪氏族源也具有重要價值。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7/view-6638458.htm　　[關鍵詞]汪氏家族墓；南宋官窯瓷器；族源　　[中圖分類號]K87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4）10-0017-03　　鞏昌汪氏汪世顯家族世居隴西鹽川（今漳縣西南百里鹽川鎮）， 為金元以降隴右之名姓大族。汪世顯原為金之將領，以武功起家，久積戰功，又能左右逢源，實力漸雄，官至鎮遠軍節度使鞏昌便宜總帥。後以所據秦鞏二十餘州降蒙古，仍世官原地，地位日益高漲，終元一世，門閥隆而不絕，直至有明一朝，也有蔭襲。《元史》中有《汪世顯傳》，其子汪德臣、汪良臣，孫汪惟正的傳附其後，①《汪忠烈公（汪德臣）神道碑》載其「虎符赫赫，錦衣煌煌，榮寵斯絕」，②有元一代，「功臣之家以世業顯榮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為汪氏」。{3}　　汪氏不僅是元代西北地區傳世最久、影響巨大的世侯之家，在全國範圍內也極為罕見，在當時就頗被時人恣羨。「追封王者三，封公者七，尚主者二，其它列朝者、典藩方、分符建節、聯?疊組、為時顯人者不可勝紀。」④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漳縣縣城南2.5公里漳河南岸的徐家坪發現了汪世顯家族墓，其墓葬群位於簸箕形的平緩坡地之上，面朝流入漳河的小井溝河。1972～1977年，甘肅省博物館和漳縣文化館共清理了27座墓葬，出土文物頗為豐富，但發掘清理後，甘肅省博物館和漳縣文化館只在《文物》雜誌上（1982年第2期）發表《甘肅漳縣元代汪世顯家族墓葬簡報》兩篇，較為粗略，此後未見發掘報告和其他詳盡研究性文章。實際上汪氏家族墓佔地面積廣，墓區面積200×150米，約建於蒙古海迷失癸卯年（1243），止於明萬曆丙辰年（1616），歷經14代、370多年。據傳原有封土堆200多座，歷年被毀不少。但即使如此，也出土文物共776件（組），有陶器、瓷器、銅器、玉器、骨器、木器、金銀器、絲織品、墓誌等。⑤很多文物極富特點，如國寶玻璃蓮花托盞、織金錦織物、元代木帳等。⑥汪氏家族墓葬延續時間長，出土器物豐富，文物特色鮮明，對於研究汪氏家族的相關問題頗有益處。　　像汪世顯家族這樣綿亘幾百年，跨金、元、明三代的顯赫家族在歷史上極為罕見，但其族屬依然爭論不已，主要有汪古族、漢族、吐蕃族三種說法。學者們多根據文獻、墓誌等作了論證，對出土文物則涉及不多，基本上未作深入研究。如果結合墓葬中出土器物研究，應是另闢蹊徑，對研究頗有裨益。　　汪氏家族墓共出土瓷器59件，品種多樣，有瓶、高足碗、高足杯、執壺、碟、盤、碗、?等；從燒造窯口看，有南宋官窯、耀州窯、定窯、磁州窯、龍泉窯、鈞窯，還有一部分應為景德鎮窯口燒制；除了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些日用瓷，許多瓷器或燒制精美，或很有特色。如M21的一件梅瓶，高31厘米，口徑5厘米，腹徑15厘米，底徑12厘米，肩部釉下墨書「細酒」二字，底部墨書「翟燕」二字；再如一件北宋定窯牡丹刻劃紋芒口碟，底部豎刻兩排「復古殿」、「冬」等字；還如M24的一件鈞窯碗，高6.6厘米，深5.7厘米，口徑7.2厘米，內外施青藍色釉，有冰裂紋，口唇外刻有弦紋一周；再有一件釉里紅高足杯，高8.7厘米，口徑8.9厘米，足徑3.6厘米，釉下紅色純正，在元代釉里紅瓷器中極為少見。這些瓷器都很有特色，值得深入研究。　　墓中出土了兩件南宋官窯粉青釉葵口長頸多棱瓶，一件完整地存放於甘肅省博物館，一件存放於漳縣博物館，有殘損，兩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瓶高15.4厘米，口徑6.1厘米，底徑8.8厘米，為葵花口，長頸，頸部與腹部有一圈葵花紋裝飾突起，罐形腹，平底。從葵口處沿長頸起棱18道，直通到腹下部。器身滿施粉青釉，有冰裂紋，在起棱釉薄處，能隱約看見胎骨呈紫黑色，釉面光潔瑩潤。底部有小米粒大的五個支燒痕。1991年，中國瓷器泰斗耿寶昌先生來甘肅省博物館鑒定後定為南宋官窯產品。　　南宋官窯瓷器分為北宋汴京官窯和南宋修內司和郊壇下官窯。關於北宋汴京官窯，南宋人顧文薦《負暄雜錄》中有這樣一條記載：「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應為北宋晚期宋徽宗政和到宣和年間之事。但由於汴京入金後，有幾次大規模的黃河泛濫，宋汴梁城遺址早已淹埋在幾米深的泥沙之下。因此，北宋官窯是一個無法從窯址取證的瓷窯。南宋高宗在杭州另立新窯，這是汴京官窯的繼續，因稱南宋官窯。最早見諸文獻著錄的是南宋葉真《坦齋筆衡》：「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宮遺制，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范，極其精緻，油色瑩澈，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余如烏泥窯、餘杭窯、續窯皆非官窯比，若謂舊越窯，不復見矣。」這段文字清晰地指出修內司官窯是仿汴京官窯的形制特徵燒造的，用澄泥做胎，製作規整，由於釉色晶瑩透徹而在當時就倍受珍視。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論》中描繪官窯瓷器：「官窯瓷宋修內司燒者土脈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南郊烏龜山發現的所謂「郊壇下官窯」窯址，發現窯爐一座和大量瓷片、窯具等，出土的瓷片標本，胎土呈黑灰至黑褐色，胎較薄，施釉較厚，釉有粉青、炒米黃等多種色澤，其特徵與歷代文獻頗多吻合。官窯燒造的瓷器都是宮廷御用器，因此要求製作盡量完美，為了使器身全部敷釉，早期很多器物多以支釘裝燒，晚期多以墊托墊燒，器底留下一道無釉的痕迹，但塗上一層鐵質護胎漿成「鐵足」。　　宋代是我國瓷器業發展史上一個輝煌的時代，當時最為統治階級器重也最受文人士大夫等追捧的瓷器，以素雅端莊為主要特徵，如宋五大名窯中的汝、定、官、哥四窯，其器物多以造型見長、釉色取勝，相比於前朝後世瓷器的強調裝飾性，顯得獨樹一幟。蒙元入主中原取代宋朝後，統治階層多喜愛重彩重色的瓷器，後百姓也深受影響。如元青花、釉里紅的開始燒制，磁州窯白釉黑花器、鈞窯器的大量流行。直至明清，彩瓷的影響遠遠大於素瓷。 　　南宋覆亡後，官窯被毀，工匠失散，由於宋官窯產品選料精、做工細、成本極高，工藝漸漸失傳。從汪氏家族墓出土的南宋官窯粉青釉葵口長頸多棱瓶來看，粉青瑩潤的釉色，黑灰色細膩的胎骨，莊重典雅的器型，葵口多棱的獨特形制，採用細小支釘的燒造方法，由此產生的底足厚釉、蘸釉立燒的燒造方式，無疑證明這就是珍貴無比的南宋官窯瓷器。而現存官窯珍品不足百件，且基本為傳世品，散落在世界各地。甘肅省博物館現存的南宋官窯粉青釉葵口長頸多棱瓶不僅保存相當完整，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從墓葬中出土，成為一個較為準確的斷代標尺。另外，從這件官窯瓷器也能看出南宋官窯瓷器的器型、釉色、胎質和藝術水準到達中國高古陶瓷的巔峰，尤其在製造工藝和審美蘊涵上堪稱完美。　　宋代也是我國文化發展的一個巔峰。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對手握兵權的武將心懷恐懼，「杯酒釋兵權」後，仰武揚文，致使文人雅士地位大大提高，而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又推動文化教育普及，產生出相當大的文人士大夫的階層，也表現出與前代不同的文人氣質和審美情調，總的表現為含蓄內斂、崇尚自然、追求清新儒雅的風格。⑦田自秉先生概括說：「宋代的工藝美術，具有典雅、平易的藝術風格。不論陶瓷、漆器、金工、傢具等，都以質樸的造型取勝，很少有繁縟的裝飾，使人感到一種清淡的美。和唐代相比，正好形成兩種不同的特色。如果把唐代的工藝美術概括為『情』，宋代可以概括為『理』。唐代華麗，宋代幽雅；唐代開闊恢弘，宋代嚴謹含蓄。宋代是『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從美學的角度來看，它的藝術格調是高雅的。」這件南宋官窯器粉青釉葵口長頸多棱瓶符合宋代文人的審美風格，造型典雅，釉色清幽，無過多繁複紋飾。而這件充分體現漢族文人士大夫審美風格的瓷器卻是出現在元代貴族墓葬中，很值得我們深思。　　南宋官窯器粉青釉葵口長頸多棱瓶等文物的出土，對汪氏的族源的認定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元史?汪世顯傳》中，元人姚燧所撰《便宜副總帥汪公（忠臣）神道碑》中皆言「系出旺古族」、「世汪古族」。周清澍先生研究汪古族後指出：「金元時期陰山以北部族。或譯雍古、王孤、瓮古、旺古、汪骨、汪古惕……汪古族的基本成分是由操突厥語的各部人結合而成。」汪古人多信仰聶斯托利派基督教，取基督名，墓石刻十字和敘利亞文銘文，如果作為信仰之物，多少會在墓葬形制與出土文物中有所體現。作為目前發現規模最大、出土文物最為豐富的元代貴族墓葬群，汪氏家族墓中完全不見聶斯托利派基督教的墓葬形制與文物的遺留；相反，無論從其背山面水的家族墓葬布局，還是家族墓葬的傳承性，以及出土的幾百件文物來看，處處體現出漢族墓葬之特點。《隴西分縣武陽志》「陵墓」目「元隴右王墓」條記載：「城南七里，汪古山原上，南作北向，大小二鹽井，左右排如旗杆式，漳水前環北山對列，漳城在左，河塔在右，風水家每艷稱之塋地寬敞，豎碑一百有八，皆王侯將相，華表文仲僅存十之二三，地方官保護之，年終造冊呈報。」說明汪氏家族墓葬數量不少，排列有序，佔據風水極佳之地，被風水先生們所羨慕，並且當時還存有華表翁仲等墓前陪葬之物，這也為漢族墓葬制度之特徵。　　關於這件瓷器的來源，筆者認為其極有可能為汪世顯及其族人征戰南方等地的戰利品。《元朝名臣事略》載汪世顯「喜儒術……，還自蜀，輦書數千卷，而圖畫半之」。⑧汪世顯似乎對漢族的文化很感興趣，大量運回圖書畫冊等。據《天水文物志》⑨記載，1964年在隴西縣城西門內城牆下出土的元代石刻《萬卷樓記》曰：「國家創業以來，被輿地圖，啟土西南。越歲丙申，維我隴西義武汪公（汪世顯）佐命雲初，總戎先驅。比歲深入蜀，承平日久，文物繁伙，戶有詩書，於時諸將爭走金玉財帛；惟公所至，獨搜典籍，捆載以歸。常曰：『金帛世所有，兵火之後，此物尚可得耶？吾將以遺子孫耳。』厥後仲子忠烈公（汪德臣）世其官，補所未足，雅欲創書院，集儒生備講席，以建、油、益昌戎事倥傯未遑也。艤齋相公（汪惟正）方妙齡，襲祖父爵位，於書尤篤好而寶藏之，凡遇善本又極力收致。既而即府治東南隅隙地，摒瓦礫，劃蕪穢，因城建樓，列架於中，簽整排比條為之目，經、史、子、集，亡慮萬餘卷；圖書、琴、劍、鼎、硯、珍玩，橫陳其間，皆希世寶。匾額曰：『萬卷』，萬，取盈數也。昔杜兼聚書萬卷，每卷必題其末云：『清俸買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為不孝』。夫兼之用心遠矣，惜子孫無聞焉！公今創斯樓，可謂克念厥紹，而無夭乃祖矣！然公之於書，非惟藏之，而實寶之，非為寶之，而又詳讀之，明辨之，克之於行已治政，非直為觀美而已。敢請該諸堅珉，以示將來雲。至元四年歲強圉單閼相月七日門人素齋冉南翔謹記。」從這段當時記載的珍貴史料中可知汪世顯及其族人入蜀後，廣搜文化典籍以及各類文物，並經汪德臣、汪惟正等極力運籌，建立龐大的藏書樓，所藏之書不僅分類編目，而且多藏善本。在藏書樓中還大量存放「希世寶」的琴、劍、鼎等各類文物珍玩，汪氏家族墓出土的許多珍貴文物就極有可能位列其中。　　《元史?汪世顯傳》提到汪世顯為「系出旺古族」，《新元史?汪世顯傳》載：「本姓王，父彥忠，隸於汪古部，故改姓汪。」但《隴右金石錄》所錄傳世家族碑誌中又有「系出南京徽州歙郡之潁川」⑩等汪氏為漢族的說法。而同樣是《元史?世祖紀》記載，至元二十六年（1289），汪惟和（汪世顯之孫）稟告忽必烈：「近括漢人兵器，臣管內已禁絕，自今臣所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庫。」忽必烈說：「汝家不與它漢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執之。」{11}君臣都認同汪氏的漢人身份。《隴右金石錄》神道碑中汪氏族人的碑文中也透露出漢族文化的特質，《汪義武公神道碑》中曰汪世顯「喜儒術……休沐對客，命觴雅歌，投壺而已」；《汪忠烈公神道碑》曰汪德臣「孝於親，友於兄弟……雖在軍旅，數引儒生，?說經史」；{12}吳景山先生在《元代汪世顯家族碑誌資料輯錄》中提及的墓誌中有《元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行陝西四川中書省汪惟正神道碑》載汪惟正「時□文士抽繹，商略古今」；《元安遠大將軍鞏昌等處宣慰使司事兼權便宜都總帥汪惟純墓誌》載汪惟純「風流儒雅，工於聲詩，楷篆筆法如神」；《元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四川行省事便宜都總帥汪惟易壙志》載汪惟易「以勤儉理家，以詩書教子」；《元明威將軍保寧等處萬戶侯汪惟簡壙志》載汪惟簡「每遇暇日，宴同僚，習射投壺，講閱經史，彈琴博弈，靡不洞究」；《元武節將軍吐番等處宣慰使司副使都元帥汪舜昌墓誌》載汪舜昌「及長，通經史，精騎射」。{13}從汪世顯始，其子孫盡孝道，好儒術，工聲詩，精書法，習琴棋，通經史，顯然是漢族士大夫深厚儒學傳統和漢文化素養之家教傳統。 　　在出土的文物中，如這件南宋官窯粉青釉葵口長頸多棱瓶是漢族士大夫所欣賞的典雅清雋的瓷器風格，汪氏族人生前觀賞把玩，死後還隨葬墓中，足見他們對這件瓷器的喜愛。不僅如此，墓中還出土有大量體現漢族文化因素的文物。如墓中出土不少關於「二十四孝」內容的模印磚；祭祖所用的仿三代的青銅爵；仿漢族建築的木質棺帳，做成房屋狀，七間歇山頂，斗拱、耍頭、房檐、門窗雕刻得較為仔細，特別是兩側門內分別畫有抱著琴、棋、書、畫的四個侍女，等等。這些出土文物應是當時墓主人使用或喜愛之物，比帶有修辭和美化的墓誌、史料記載得更加真實和直接。　　關於汪氏族源問題，許多學者已進行了大量的討論，發表了不同觀點。雖《元史》中提到汪氏「系出旺古族」、「隸於汪古部」，但似乎文字表述猶豫不決，編者也舉棋不定。史書也有汪氏為漢族等說法，在神道碑、墓誌中也是兩種說法並存，的確較為混亂。綜上所述，以筆者淺見，汪氏家族為漢族可能性極大，正史中的「系出旺古族」應進一步探討。但即使汪氏祖先為其他民族，到汪世顯一代，顯然已經深深漢化，跟漢人無別，其「崇儒重道，工於聲詩，講閱經史」已成為日常生活之常態。汪氏族人就有十幾位翰林學士，儼然一個漢族詩書瀚海的門閥大家族。關於汪氏族源，學者們對史料、墓誌研究較多，但對其家族墓中的器物只是泛泛提及。筆者希望通過對出土文物的研究，拋磚引玉，對綿亘金、元、明聲勢顯赫汪氏家族的研究能更加全面。　　[注 釋]　　①《元史》卷155，《列傳第四十二》。　　②⑩{12}《隴右金石錄》卷5。　　③元?虞集：《隴右王汪氏世家勛德錄序》，《道園學古錄》卷5。　　④明?楊榮：《隴西汪氏世譜序》，《新安文獻志》卷96下。　　⑤《文物》，1982年第2期。　　⑥程麗君：《漳縣汪世顯家族墓的研究價值》，《絲綢之路》，2001年第1期。　　⑦彭瑋：《宋代士大夫的審美情趣對工藝美術風格的影響》，《藝術探索》，2007年第2期。　　⑧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6「總帥汪義武王」，中華書局1962年版。　　⑨《天水縣文物志》，天水縣文物志編寫委員會，1984年編寫。　　{11}《元史》卷15《世祖紀》。　　{13}吳景山：《元代汪世顯家族碑誌資料輯錄》，《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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