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宋教仁無能是精英缺乏民主觀念

　　[導讀]遲雲飛：宋教仁這條路的失敗，在於大多數中國人，包括精英分子沒有法制的習慣和觀念，沒有民主觀念。民主好像只是一塊招牌，實際上大家並不習慣民主的原則、民主的行為方式和民主的治國理念。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 」— ——《龍的傳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時此刻，用它來提括彼時彼刻，卻是再合適不過。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後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百年來眾說紛紜，當局者不清，旁觀者更不明。但歷史不容許不清不明，同時正因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個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霧，廓清、袪魅、還原。百年彈指，殷鑒不遠，讓我們聽聽，歷史會告訴我們些什麼……

　　啟蒙：從民族主義到民主憲政

　　宋教仁是一個孤獨的先驅者。或者倒過來說，先驅者必然孤獨。但整個社會要發展進步，需要有孤獨的先驅者。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談辛亥革命，宋教仁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他生前的努力，他的死，都對那場革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你是研究宋教仁的，能否先談一下，在辛亥前後，宋教仁有著怎樣的建國思想?

　　辛亥革命之後，舊的王朝、專制政權垮台了，中國應該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新政權?當時有兩種辦法、思路和觀念：一種是希望建立強有力的政府，由一個強權人物領導國家，說穿了就是需要一個獨裁者———袁世凱就是這個想法，北洋軍人和當時的立憲派甚至包括梁啟超都是這個想法，孫中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這個想法。但宋教仁代表了另一種思路，他提出要在中國建立民主、法制政治，用西方式的政黨政治、兩黨輪替來管理國家。從南京臨時政府開始他就一直堅持要實現民主憲政。這個制度的前提是社會要充分法制化，特別是社會的精英、知識階層要習慣法制、尊崇民主。

　　南都：他這個思路是不是有點超前，所以難以在當時的中國實現?

　　遲雲飛：宋教仁這條路後來看是失敗的。失敗在於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中國的精英分子沒有法制的習慣和觀念，沒有民主觀念。民主好像只是一塊招牌，實際上大家並不習慣民主的原則、民主的行為方式和民主的治國理念。中國的專制傳統太深厚了，從秦始皇開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傳統，怎麼可能在1840年代以後的70年里就改變呢?所以宋教仁是一個孤獨的先驅者;或者倒過來說，先驅者必然孤獨。但整個社會要發展進步，需要有孤獨的先驅者。

　　南都：宋教仁堅持的這套民主思想是從哪裡來的?

　　遲雲飛：跟他的經歷和個人興趣有關。清朝末年面臨嚴酷的民族危機，宋教仁他們是中國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這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們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和反帝國主義者。宋教仁少年時代聽到甲午戰爭失敗，台灣割讓給日本，就痛哭賦詩：「要當慷慨煮黃海，手挽倭頭入漢關。」因為清政府在列強侵略時一再失誤，愚昧顢頇，使得宋教仁這些人傾向於革命救國。1903年黃興從日本回國，在武漢宣傳革命思想，結識了宋教仁。兩人一拍即合，成為好朋友。1904年，宋教仁與黃興等人創立國內最早的革命團體華興會。之後他到日本留學，創辦《二十世紀支那》雜誌。在日本，宋教仁上的是法政大學為中國留學生辦的速成科，學法律。很多人都進過這個速成科，包括陳天華、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等人。後來因為被清政府通緝，宋教仁只好退學出來，改名進入早稻田大學。這段期間，他潛心研究了西方的法律、政治、憲法，這是他獲得民主憲政思想的一個重要途徑。他在日本的日記里，常常強調「自我」，是一種現代意識蘇醒的體現。

　　另一個途徑是翻譯。宋教仁在日本學習期間翻譯了《日本憲法》、《德國官制》、《普魯士王國官制》、《英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俄國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等著作，等於是系統地研究了西方民主憲政的制度模式。

　　南都：看來宋教仁的民主憲政思想主要是在日本形成的。

　　遲雲飛：也不只是日本。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以後立憲派發起了國會請願運動，聲勢很大，當時在日本的宋教仁很關注這些活動。另外，日本當時的自由民權運動也引起宋教仁的關注。他跟日本的不少民權運動家有接觸。宋教仁認為日本雖然頒布了憲法，也設立了責任內閣，號稱憲政，但實際上還是專制，政權由當初參加倒幕運動的西南各藩藩閥把持。所以宋教仁當時就有一種觀點：他認為中國革命成功以後，不能是革命有功的軍人來把持政權，否則就不是民主，還是專制。1911年，武昌起義還沒爆發時，英國通過了《國會法》，削弱了貴族上院的權力，大大增加了平民議員下院的權力。宋教仁寫文章歡呼，認為這才是真正民主。

　　南都：你提到宋教仁是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在反帝國主義方面他有哪些表現?

　　遲雲飛：大家都知道陳天華反帝國主義，他寫的《猛回頭》、《警世鐘》，用非常通俗又充滿激情的語言，號召中國人起來反抗列強侵略。陳天華1905年12月蹈海自殺，用自己的死來激勵國人。宋教仁跟陳天華的感情非常深。陳天華死後，有一次宋教仁跟朋友喝酒，朗誦陳天華《警世鐘》開頭的詞，「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鐘鳴」，說著說著就放聲大哭。一方面是好朋友死了，另一方面其實更是感嘆祖國面臨這種危急的關頭，而清政府卻如此腐朽不堪。宋教仁還寫了很多抨擊列強、特別是日本和俄國侵略的文章。他說日本和俄國是侵佔中國領土最厲害的，日本是明搶，沙俄是暗奪。宋教仁還認為，日本對中國和東亞的侵略，跟美國已經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必有一戰。他認為沙俄是侵吞中國領土最多的。宋教仁因為對邊疆的史地有很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一一地指出沙俄在中國的西北、東北、烏蘇里江以東等地的侵略。

　　奮鬥：為民主建國殫精竭慮

　　宋教仁為實現民主憲政做了很多努力，一是法制建設，二是堅持責任內閣制，三是創建國民黨。他非常重視法律、憲法的建設。

　　南都：有一種說法，武昌起義時宋教仁並沒有參與?

　　遲雲飛：宋教仁那時判斷錯誤。當時共進會和文學社已經在湖北新軍中聯絡了很多人，運動得很成熟了，準備起義。但幾個革命黨的威望都不是很高：蔣翊武是文學社的，孫武和劉公是共進會的，這三個人的威信、能力、影響差不多，革命以後誰能做總領導人，或擔任革命軍的都督呢?他們就派人到上海請宋教仁過來。實際上他們覺得黃興更合適，但黃興當時在海外，那麼宋教仁也可以。宋教仁本來已經準備動身了，但他有一個好朋友胡瑛，當時還在湖北監獄裡，胡瑛派人給宋教仁捎了封信。其實胡瑛不太了解外面的情況，但他在信里說湖北還沒有準備好，你不能輕易來，太危險，如果被抓住了是革命的損失。宋教仁就猶豫了沒去。結果武昌起義爆發，起義軍推舉黎元洪為都督了，既然推舉上去了就下不來了。如果宋教仁早點去，這個都督可能就是宋教仁來做了。

　　南都：他是在起義之後才到湖北的?

　　遲雲飛：革命爆發了，黃興從海外回到上海，宋教仁才和黃興一起趕到湖北。黎元洪已經做了大都督。這時候宋教仁還不甘心，他想讓黃興做湖南湖北大都督，位置在黎元洪之上。這樣將來組織全國統一的革命政權時，革命黨可以佔主導地位。但是沒想到湖北的革命黨人不同意，黃興又很謙虛，就沒成。後來宋教仁又聯絡各方，想設立革命陣營的大元帥，推黃興做大元帥，黎元洪做副元帥，很多人又反對，又沒成。黃興很厚道，他就是要推孫中山做建立革命政權的領導人。聽說孫中山回國了，黃興就跟各方聯絡，要大家推孫中山做民國大總統，宋教仁也是同意的。後來選舉的時候，各個省組織了代表會議，17票有16票是推選孫中山，只有一票推了黎元洪。

　　南都：那麼具體來說，辛亥前後宋教仁為他的民主憲政理想做了哪些努力，有哪些貢獻?

　　遲雲飛：宋教仁為實現民主憲政做了很多努力，一是法制建設，二是堅持責任內閣制，三是創建國民黨。他非常重視法律、憲法的建設。在辛亥革命當中他就主持起草了《鄂州約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共和形式的現代憲法。《鄂州約法》雖然當時沒能落實，但對後來各個省頒布的約法影響很大，也成為南京臨時參議院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基礎。

　　所謂憲政國家，第一條就要有憲法。宋教仁起草的《鄂州約法》規定了人民的權利，比如說集會、結社、宗教信仰的自由，住宅不受侵犯的權利等。《鄂州約法》裡面還規定了三權分立的形式，比如說湖北的都督，要受到省議會和法院的制約。如果放大到全國，就是總統要受到議會和法院的制約。

　　南都：《鄂州約法》直接影響到後來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遲雲飛：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宋教仁當法制院院長，他主持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想把它作為民國的憲法。但後來由孫中山提交給南京臨時參議院時，參議院不同意，說要由我們參議院自己起草。但南京臨時參議院起草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還是吸收了宋教仁《鄂州約法》和《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裡面的主要內容。比如說對責任內閣制的描述、對人民自由的描述等等。

　　南都：在南京臨時政府時，宋教仁的主張跟孫中山有衝突嗎?

　　遲雲飛：他們兩個有比較大的分歧和爭論。宋教仁堅持實行責任內閣制，因為他擔心革命有功的人把持政治、推行專制、妨礙民主。所以他認為總統的權力不能太大，要實行責任內閣制，由內閣來處理日常政務，總統是國家元首，不處理政務。可是孫中山不同意，孫中山認為臨時政府要集中權力，總統要有實權，所以主張總統制。最後因為孫中山的影響大，大家就聽了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實行的是總統制，不設內閣和內閣總理，總統下面是財政部、教育部等各個部。後來南北和談，孫中山準備辭職，讓袁世凱來接任大總統時，孫中山和南京的革命黨人為了限制袁世凱的權力，才把責任內閣這一條寫進了臨時約法。這是一件對革命黨大不利的事情：原來孫中山做大總統的時候就搞總統制，現在讓袁世凱做總統了，就搞個責任內閣制，限制他的權力。這在世界立法史上叫做「因人設法」，當時給了袁世凱，包括支持袁世凱的立憲派人士以口實，指責孫中山等革命黨人。

　　南都：宋教仁的態度呢?

　　遲雲飛：宋教仁是一直堅持內閣制的，所以南北統一以後，他到統一政府裡邊做了農林總長，繼續維護臨時約法和責任內閣制，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和袁世凱發生了衝突。另外，宋教仁慢慢實際上負責同盟會本部，後來將同盟會改組成國民黨。咱們現在熟悉的國民黨，其實真正最初的組織者是宋教仁，不是孫中山。

　　南都：為什麼要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

　　遲雲飛：同盟會是1905年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同盟會就由一個秘密的革命黨，變為一個公開的政黨。但是同盟會在民初的政爭中處於一個不太有利的地位。民初的政治是三足鼎立，一個是同盟會、一個是袁世凱的北洋系勢力、一個是立憲派。當時立憲派人士基本上對袁世凱和北洋系持支持態度，所以同盟會就處於一個弱勢的境地。另外，同盟會是革命黨，不是和平競爭的政黨。宋教仁就認為，要組織一個光明正大的新黨，這個新黨要適合進行議會選舉等和平競爭。於是宋教仁就組織同盟會聯合其他幾個小黨，最主要的是「統一共和黨」，組成了國民黨。

　　南都：改組國民黨的成效如何?

　　遲雲飛：國民黨因為聯合了好多其他的黨，力量就大了。在1912年和1913年之交進行議會選舉的時候，國民黨獲得了參眾兩院的絕對多數票。按照臨時約法規定，總統提名總理的候選人，必須得到議會的同意，也就意味著總統要提名總理，必須得到國民黨的同意。宋教仁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準備做內閣總理了，要領導國民黨推行民主憲政。在這種情況下，1913年3月，袁世凱派人暗殺了宋教仁。民主憲政和兩黨政治的實驗也就失敗了。

　　犧牲：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宋教仁回應說，共和國的總理不是官，是國民的公僕，是為國民服務的，和前清騎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員完全不一樣。

　　南都：宋教仁究竟被誰暗殺的?目前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遲雲飛：現在絕大多數史學家都認為還是袁世凱主使的。有少數人認為是陳其美，有人認為是孫中山，甚至有人認為是黃興，我覺得都不大可信。首先說證據，後來公布的證據確實直接牽連到袁世凱的親信、時任國務總理的趙秉鈞;另外要考慮到在當時那種社會下，誰最有暗殺宋教仁的動機?宋教仁被刺前夕，他和袁世凱北洋系互相批評已經很激烈了。在宋教仁被刺前，有人甚至匿名在報紙上寫文章攻擊宋教仁，說宋教仁想當總理，搞動作，是官迷。宋教仁回應說，共和國的總理不是官，是國民的公僕，是為國民服務的，和前清騎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員完全不一樣。他說任何一個國民如果有這個興趣、有這個願望、有這個能力，都可以來做。袁世凱也曾經賄賂過宋教仁，暗示給你總理做，你支持總統制，不要跟我對抗。但宋教仁還是要堅持責任內閣制，堅持國民黨來組閣。所以我覺得袁世凱有足夠的動機。

　　南都：審宋教仁被殺案的時候，好像說到暗殺者跟國民黨內部的人有一些關係。

　　遲雲飛：就是間接主使的兇手叫應桂馨，這個人曾經在南京臨時政府裡面做過事，跟陳其美有聯繫，跟孫中山也有過聯繫。但我相信這個時候他應該被袁世凱收買了，因為他原來是個會黨人物。有人認為是孫中山主使暗殺的，因為孫中山是同盟會的最高領導人，宋教仁改組國民黨，又負責黨務，孫中山可能產生嫉妒。實際上看孫中山這一時期的材料，他退下來之後，是準備徹底放手給袁世凱，並下決心進行經濟建設，打算十年建20萬里鐵路的。而且國民黨成立的時候，也是孫中山委派宋教仁做代理理事長，怎麼可能去殺他?還有人認為是黃興暗殺的宋教仁，我覺得就更荒誕了。黃興跟宋教仁是感情最深的好朋友，政治上也是同志，更沒有可能。

　　南都：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都是同盟會的創始人，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

　　遲雲飛：現在說同盟會的領導人，往往是說，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章太炎主要是做文字宣傳工作，孫中山和黃興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組織發動起義上，宋教仁更多是組織活動。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雖然是個革命黨，但是它內部比較鬆散，沒有那麼嚴密的組織系統，意氣用事、地域觀念都很強。和章太炎關係最好的是陶成章，都是浙江人。孫中山最信賴的胡漢民、汪精衛是廣東人。黃興和宋教仁關係最好，都是湖南老鄉。而彼此之間都有過矛盾。宋教仁和孫中山的分歧有個人意氣用事的成分。因為宋教仁比較有個性，也有些恃才傲物，孫中山的話他也不完全聽。章太炎和孫中山的矛盾更大，1910年以後，章太炎乾脆和另外一個革命黨人陶成章組織起了光復會。黃興也和孫中山有過矛盾。

　　南都：是什麼樣的矛盾?

　　遲雲飛：大概是1906年，大家討論革命時用什麼樣的旗幟。孫中山堅持用興中會時他的好友陸皓東做的一面旗，今天咱們習慣叫的「青天白日旗」。黃興反對，他說這個旗太像日本旗，不行，要廢掉。孫中山就激動了，說這是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人陸皓東製作的旗，你要把它廢掉，你先廢了我!黃興也激動起來，發誓要退出同盟會。後來黃興把這個事情跟宋教仁說了，因為他跟宋教仁同是湖南老鄉，同是革命黨的同志，又是好朋友。黃興為人厚道，比較顧全大局，後來還是聽從了孫中山的意見，用青天白日旗。但宋教仁卻多了一個想法，他覺得孫中山專制、跋扈，聽不進不同意見。他甚至覺得，如果同盟會不能成事，不如早自為計，另做打算搞革命。

　　南都：他沒有真的自立門戶吧?

　　遲雲飛：最終沒有分裂，但他和孫中山是有裂痕的。到了1911年同盟會組織黃花崗起義失敗，對革命黨打擊很大，因為起義集中了革命黨的精英，好多是留學生、熱血青年，犧牲傷亡很大。失敗以後大家都覺得希望有點渺茫，汪精衛就去北京暗殺攝政王載灃，沒成功被抓進監獄。宋教仁這時候在上海組織了同盟會中部總會，要改變孫中山的一些做法。

　　南都：什麼做法?

　　遲雲飛：孫中山組織的革命起義，常常不做周密的準備，在邊境的地方，像廣東、廣西、雲南、福建，倉促、臨時組織起一些人搞暴動，所以就旋起旋滅，變成軍事冒險。這個時候宋教仁回國到上海，聯合上海的革命黨人陳其美、譚人鳳等組織了一個同盟會中部總會，重點在中部省份發動起義，而且周密準備，不倉促行事。

　　宋教仁在革命黨人的會議上提出了革命三策，上策是中央革命，就是在北京發動起義，一舉推翻清政府;中策是進行中部革命，就是在中原地帶，一個省或者幾個省同時發動起義;下策就是原來孫中山的做法，在邊境召集人馬臨時發動起義，再北伐。

　　南都：最後是採用了「中策」?

　　遲雲飛：革命黨人討論，覺得上策太難。因為北京這個地方市民新知識的灌輸不夠，讓北京市民起來革命很難，北方軍隊受革命的影響也很小。下策在邊地起義的失敗是已經證明了的。所以最好是實行中策。後來也確實是在武昌發動起義，然後各省響應，這就是中部革命的成功。所以這也是宋教仁和孫中山的分歧之一。但我覺得民國建立以後，宋教仁主動做了一些調整。

　　南都：調整?

　　遲雲飛：比如民國以後，宋教仁在多次演說中都表示非常尊重孫中山。他有好幾次說，我們革命的成功是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實現的。把同盟會改組成國民黨的時候，他也事先打電報徵求孫中山和黃興的意見，得到支持才做。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他們關係是做了一些調整的。孫中山有時也為宋教仁說話。比如國民黨成立大會上，有個女革命黨人叫唐群英的上台質問宋教仁。因為有的小黨提出取消原同盟會綱領里的「男女平權」。宋教仁就取消了這一條。唐群英領人上台質問宋教仁，還給了宋教仁一個巴掌。後來輪到孫中山演說，孫中山為宋教仁開脫說，我們現在頭號任務是保住共和，男女平權可以稍稍往後一點。如果共和維持不了，男子的權利都沒有，女子權利就更沒有了。所以我覺得民國以後宋教仁對孫中山的態度，是政治上更成熟的表現。他不再意氣用事，能夠較穩妥地處理各種關係。

　　身後：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章太炎說他很有才華，堪當重任，能做總理。包括立憲派人士，在宋教仁死後都贊他為「民國柱石」、「巨星隕落」。孫中山的輓聯里說：「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南都：總的來說，當時宋教仁的革命同志中與他有同樣思想的人多嗎?

　　遲雲飛：宋教仁應該算是民主政治方面研究、思考最突出的一個，黃興與他的思想很相近，但大多數革命黨人並沒有如此清晰和堅定的政治理念。從辛亥革命爆發以後的反應就可以看出來，很多革命黨人覺得只要是漢人的政府就可以，至於要專制還是民主，獨裁還是自由，大多數人其實沒有仔細想過。在這方面，宋教仁可以說是有湖南人的那種「認準了一條道，九頭牛都拉不回」的性格。當時很多支持民主憲政的國人，包括立憲派和革命黨人，都是為了使中國強大而選擇憲政，憲政只是工具。但宋教仁將民主憲政本身看作目的，看作最重要的價值。他認定民主憲政就是優於專制獨裁，認定兩黨制、責任內閣就是好的政治制度，中國一定要走上這條路。

　　南都：你說這方面他跟孫中山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遲雲飛：不一樣。宋教仁在革命前已經認為，中國革命以後要立即頒布憲法，立即實行民主憲政、實行政黨輪替這些制度，這和孫中山恰恰不同。實際上孫中山的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不完全一樣。孫中山主持制定了《革命方略》，把革命之後分作三個時期，叫做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革命方略》規定革命成功以後，在一定的時間內(軍政時期)要由革命黨人來壟斷政權，別的政治勢力不準參加進來;然後進入訓政時期，一步步實行地方自治，革命政權一點點放手。最後到憲政時期，才正式頒布憲法，實行政黨政治;所以國民黨是長期訓政，一直到了台灣，到蔣經國時代才結束訓政，允許自由成立政黨，進入憲政時代。

　　南都：孫中山是不是覺得當時人民還需要教育才能學會民主?

　　遲雲飛：這是那時候人們普遍有的一種想法。孫中山認為當時的中國有先知先覺的人，有後知後覺的人。先知先覺的人要承擔起領導社會、推動社會發展的責任，革命黨人包括他自己大概就類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所以革命後就要由這些人領導國家。宋教仁也覺得有些人可能是社會精英，要領導國家。但他覺得完全靠一種精英來領導國家，甚至達到專制的程度是不可取的，他還是主張兩黨輪替的民主。所以宋教仁是當時比較獨特，比較突出的，希望完全按照西方民主模式來建設中國的一個政治家。

　　南都：他如此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性格和行事會不會比較偏執?

　　遲雲飛：其實他有時候也善於妥協。比如在創立國民黨的時候，他就能夠把自己的理想稍微放低一點。當時參與組黨的一些小黨，要求把「民生主義」取消，宋教仁就在國民黨的宣言里改成「採用民生政策」來淡化;有的小黨思想還比較保守，要求去掉「男女平權」，宋教仁是支持男女平權的，但他也讓步了。民主的本質就是妥協，對宋教仁來說，只要贊成民主憲政，對抗專制獨裁，其他是可以讓步的。相比之下，孫中山就較為專斷。

　　南都：當時宋教仁的革命同志們如何評價他?

　　遲雲飛：黃興、譚人鳳、章太炎、于右任這些人對他的評價都非常高，認為他堅持的民主憲政思想很難得。章太炎跟孫中山矛盾很深，但對宋教仁評價卻很高。章太炎公開說他很有才華，堪當重任，能做總理。包括立憲派人士，在宋教仁死後都贊他為「民國柱石」、「巨星隕落」。孫中山給他的輓聯里說：「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南都：最後，關於宋教仁，還有什麼必須提及的?

　　遲雲飛：有必要提及的是，他們這一批人是中國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完全意義上的國家認同是從他們這一代才真正開始的。

　　南都：如何理解?

　　遲雲飛：比如說「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國家」，現在看來是很簡單的事，但在那時候，他們是真正第一代擁有這種意識的人。因為在這以前，中國的傳統知識是籠統的天下意識，沒有明確的國家意識。而且傳統的認識中，國家和政權就是一個，愛中國也是愛大清。從宋教仁這一代知識分子開始才區分了兩者：我愛中國，但我可能需要把大清推翻了，才是真正的愛國。這一代知識分子還追求國家的富強。真正把國家和政權完全區別開，徹底追求國家的富強，這是近代中國一個非常大、非常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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