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歷代書法【圖】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文字差異很大，是發展經濟文化的一大障礙。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統一全國文字，使之整齊化一，這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偉大功績。秦統一後的文字稱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礎上刪繁就簡而來。著名書法家李斯的代表作為秦泰山刻石，歷代都有極高的評價。秦代是繼承與創新的變革時期。《說文解字序》說：「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書，八曰隸書。」基本概括了此時字體的面貌。秦代的六處經功刻石，將石刻藝術推向新的高度。現存繹山、泰山、琅琊、會稽四種先秦是中國書法的初期階段，先秦書法可分為商、西周時期和春秋、戰國時期。商、西周時期書法　中國書法是在漢字發展到成熟階段時產生的。商、西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筆、結體和章法等書法藝術所必備的三個方面的要素，書法在這時已初步形成。商、西周時期的書法主要有甲骨文和金文。商代中期，青銅器上就出現銘文，銘文很簡短，一般為二三個字，多為族徽。戰國文字　戰國時期,隨著七國割據、各自為政,文字的地方色彩更為濃厚，自春秋晚期就已出現的文字異形的現象。東方六國文字品式多樣，風格不一，有很高的藝術性。簡冊　據文獻記載商代就已經有了簡冊。《尚書.多士篇》說周公曾對殷人講過：「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西周和春秋時期也應有竹木簡上記事的方式，因竹木簡易於腐朽,商、西周和春秋時期的簡冊目前尚未發現,而戰國時期的竹簡發現很多。據記載在漢、晉時期就有簡牘的發現。篆書從線條轉化為隸書的點畫，不僅豐富了書法的用筆，而且這種新的體勢和風格對以後的漢字和書法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帛書　戰國時期還有一種記事書寫材料是帛書，帛是白色的絲織品，漢代總稱絲織品為帛或繒，或合稱繒帛，所以帛書也名繒書。20世紀30年代在湖南長沙子彈庫一座楚墓中曾有人盜掘出一件帛書，年代約為戰國中晚期，是中國目前最早的帛書。帛書上繪有神怪圖和寫有900多字,是一種數術性質的書。春秋時期帛書就已經出現，《國語·越語》有「越王以冊書帛」的話，可見帛書和簡冊在當時是並行使用的。先秦時代，文字從應用性走向藝術性。這時的書法與文字的變革緊密聯繫著，它從稚拙階段漸趨完美，從而奠定了在中國書法史上的特殊地位。秦刻石與秦小篆

漢代書法. 概述——漢碑風尚及隸書的形成中國秦漢時期，漢字的變遷更為劇烈也最為複雜，大篆經過省改而創造了小篆，李斯所書《泰山》、《琅琊》、《嶧山》等石刻，就是小篆的典型。另外隸書發展成熟，草書發展成章草，行書和楷書也在萌芽。書法家隨之大量出現，此一時期的書法成就給後世的書法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秦漢書法遺存今天的有帛書、簡牘書、還有壁畫、陶瓶及碑上的刻字。漢代的石碑藝術在這一期間取得了輝煌的成績，西漢較少而東漢卻「碑碣雲起」。出現了象《張遷碑》為代表的方勁古樸類；以《曹全碑》為代表的飄逸勁秀類；還有如《禮器碑》和前、後《史晨碑》的端莊凝練類等著名的碑銘。隸書書體在此時的碑刻藝術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除了石刻外，近年出土的秦漢竹木簡、帛書也十分豐富。如《睡虎地秦簡》、《長沙馬王堆老子帛書》、《武威漢醫簡》、《居延漢簡》等。篆、隸、章草均有，足與碑刻筆法體勢相印證。其中有一些已顯露行書、正楷的端倪。由於書法藝術在秦漢時代的昌盛，篆刻在這一時期也十分精美。各種印章出現並發展。秦刻石與小篆秦詔版文所謂小篆，當以秦刻石為代表。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言：秦始皇曾經在東巡中立了六塊碑刻。今所存者僅《泰山石刻》、《琅琊石刻》兩種。秦刻石傳為李斯所書。《泰山石刻》為前219年時所刻，原石毀於清乾隆五年（1740）今存十字，其書與大篆比較，筆畫儉約，結體更為規矩典雅。《嶧山刻石》今所傳者為宋鄭文寶所摹刻，嶧山翻刻甚多，而尤以鄭氏為最精。以上諸碑是秦篆的典型，其特點是用筆勻凈挺瘦，提筆疾過，圓融峻整，其筆法又如玉筋、釵骨，所以秦篆又稱「玉筋篆」秦刻比《石鼓文》、《秦公簋》簡化，而且結束了六國文字混亂的局面。

嶧山刻石泰山石刻魏晉書法

從漢字書法的發展上看，魏晉是完成書體演變的承上啟下的重要歷史階段。是篆隸真行草諸體咸備俱臻完善的一代。漢隸定型化了迄今為止的方塊漢字的基本形態。隸書產生、發展、成熟的過程就孕育著真書(楷書)，而行草書幾乎是在隸書產生的同時就已經萌芽了。真書、行書、草書的定型是在魏晉二百年間。它們的定型，美化無疑是漢字書法史上的又一巨大變革。這一書法史上了不起的時代，造就了兩個承前啟後，巍然綽立的大書法革新家-鍾繇，王羲之。他們揭開了中國書法發展史的新的一頁。樹立了真書、行書、草書美的典範，此後歷朝歷代，乃至東鄰日本，學書者莫不宗鐘王"。盛稱"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獻之)，甚至尊王羲之為"書聖"。又有王洵(羲之侄)善行書，有《伯遠帖》傳世。著名代表書家及作品介紹1、鍾繇(151－230) 字元常，三國魏潁川(今河南許昌)人。因為做過太傅，世稱"鐘太傅"。他的書法，以曹喜、蔡邕、劉德升為師，博採眾長，兼善各體，尤精小楷。結構樸實嚴謹，筆勢自然，開創了由隸書到楷書的新貌。和晉代王羲之並稱"鐘王"。他的書法歷代為人所重視。鐘的真跡，早已失傳，宋代以來法帖中所刻的小楷《宣示表》，《薦季直表》等都是晉唐人臨摹本。其主要作品有：（1）宣示表：小楷，梁武帝蕭衍譽道"勢巧形密，勝於自運"。筆法質樸渾厚，雍容自然。（2）薦季直表：小楷，寫於黃初二年(二二一)。其布局空靈，結體疏朗、寬博，體勢橫扁，尚有隸意。雖有許多不成熟的地方，結體法度均不如晉唐工整，但天趣盎然，妙不可言。

2、王羲之 (303-361) 字逸少，琅邪臨沂人(今屬山東)。晉懷帝永嘉年(公元三零七年)生，死於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三六七年)。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故後世稱為"王右軍"。他出身於兩晉的名門望族。王羲之十二歲時經父親傳授筆法論，"語以大綱"，即有所悟。他小時後就從當時著名的女書法家衛夫人學習書法。以後他渡江北游名山，博採眾長，觀摩學兼撮眾法，備成一家"，達到了"貴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王羲之的楷書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等"在南朝即膾炙人口"，對後世影響很大他的正體世稱"書之聖"。王羲之在書法上是個革新家，他的主要成就還是表現在行書和草書上。他的行草書又被世人尊為"草之聖"。他把散見於前代、當代的書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筆、結字優點，融合統一在一種嶄新的書法作品中。其主要作品有：

（1）樂毅論 ：王羲之書，小揩字體。筆勢流麗，神采煥發，肥瘦相稱，極合楷書的法則。隋智永稱它為"正書第一"，唐代褚遂良也極為稱讚。（2）黃庭經：小楷，關於黃庭經，有一段傳說：山陰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書法，因知其愛鵝成癖，所以特地準備了一籠又肥又大的白鵝，作為寫經的報酬。王羲之見鵝欣然為道士寫了半天的經文，高興地"籠鵝而歸"。原文載於南朝《論書表》，文中敘說王羲之所書為《道》、《德》之經，後因傳之再三，就變成了《黃庭經》了。因此，《黃庭經》又俗稱《換鵝帖》，無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現在留傳的只是後世的摹刻本了。（3）蘭亭序 ：這篇文字，是王羲之於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和一些文人舉行"修契"宴會上，為他們的詩寫的序文手稿。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結構、筆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歲時的得意之作。後人評道"右軍字體，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因此，歷代書家都推《蘭亭》為"行書第一"。（4）快雪時晴帖：王羲之書。行書四行，字體流利秀美。元趙孟俯曾稱此帖為"天下第 一法書"。《石渠寶笈》收晉人三帖，號稱"三希"，此帖列於首位。其為人所重視，由此可見。（5）孔侍中帖：《孔侍中帖》和《頻有哀禍》，王羲之行書，二帖連為一紙。紙本現藏日本前田育德會，與《喪亂·二謝·得示帖》同為唐代流入日本的王羲之名跡摹本。《頻有哀禍·孔侍中帖》在活潑的行書筆意中帶有凝重之感。在章法結體上又顯示出欹側取妍的藝術效果。（6）喪亂帖：《喪亂·二謝·得示帖》均為唐摹王羲之尺牘，行書。紙本。現藏日本帝室。帖上還引有朱文"延曆敕定"三印，延曆相當於我國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順宗永貞元年，可見此帖是唐代傳入日本的。《喪亂·二謝·得示帖》筆法精妙，結體多欹側取姿。有奇宕瀟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創造的最新體勢的典型作品。（7）十七帖：《十七帖》是王羲之草書代表作，內容是他所寫的尺牘。因卷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墨跡已佚，僅有摹刻本傳世。《十七帖》草書，前人評筆法古質渾然，有篆籀遺意"，也有人認為帖中字帶有波挑的筆勢，字字獨立不相連屬。這正表明他善於"兼撮眾法，備成一家"，所以才能形成他獨具風範的草書體勢。

3、王獻之(344-386) 字子敬，王羲之的第七個兒子。官至中書令，世稱"王大令"。他的書法，兼精楷、行、草、隸各體。幼時從他父親學書，後來取法張芝，別創新法，自成一家，與父齊名，人稱"二王"。南朝宋，齊，梁，陳之間，人多崇尚他的字。他的楷書以《洛神賦十三行》為代表，用筆外拓，結體勻稱嚴整，如大家閨秀，姿態嫵媚雍容。其行書以《鴨頭丸帖》最著。草書名作《中秋帖》，列為清內府"三希"之二，筆劃連續不斷，世稱"一筆書"。其主要作品有：（1）洛神賦十三行：洛神賦(十三行) 《洛神賦》是王獻之的小楷作品，據說王獻之好寫洛神賦，寫過不只一本。共計十三行，真跡已不復存在。今只傳賈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稱"碧玉十三行"。現藏首都博物館。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體勢秀逸，筆致洒脫，清楊賓《鐵函齋書號》認為"字之秀勁園潤，行世小楷無出其右"。從《洛神賦》(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獻之的楷書筆法不再帶有隸意，字形也由橫勢變為縱勢，已是完全成熟的楷書之作。（2）鴨頭丸帖： 王獻之行草書。二行，文曰："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共十五字，系王獻之給友人的便札。真跡現存於上海博物館。全帖用墨枯潤有致。姜夔《續書譜·用墨》說："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鴨頭丸帖》兩層意思，蘸墨兩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潤而枯，由濃而淡，墨色分明。從而展現出全帖的節奏起伏和氣韻自然變化。"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獻之獨創的書體，《鴨頭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3）中秋帖 《中秋帖》傳為王獻之所書，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詢的《伯遠帖》合稱"三希"，現藏故宮博物院。《書斷》中說："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中秋帖》書法縱逸豪放，應是王獻之創造的新體。4、王洵(350 - 401) 字元琳，小字法護。臨沂(今山東臨沂縣)人。官至尚書令。他是"書聖"王羲之的族侄，出生在一個精於書法，幾代不衰的名門望族。其父王恰，其祖父王導均善書，所以史稱"三代以能書稱，家范世學，洵之草聖，亦有傳焉"。其草書《伯遠帖》，一直被後代書法家、鑒賞家、收藏家視為瑰寶，是因為它是十分難得的東晉名人書法真跡。其主要作品有：（1）伯遠帖： 東晉王洵真跡。歷來為後世書法家，鑒賞家，收藏家視為瑰寶。《伯遠帖》是王給親友的一通書函。它行筆峭勁秀麗，自然流暢，是我國古代書法作品中的佼佼者。被列三希"之三。它的筆畫寫得較瘦勁，結體較開張，特別是筆畫少的字顯得格外舒朗，飄逸，真有點"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洞"的晉人韻味。五代書法五代和宋代的文人促進了書法的發展。印刷術的發達使書法家從單純的功能性書寫活動中解放出來，書法藝術特性被進一步強調。宋元時代的書法可以說是行草時代。宋代書法家在楷書和狂草方面不及唐代書法家，但在行草書方面卻表現出鮮明的文人個性和品質，開一代新風。法帖的普及使王羲之、王獻之的書法藝術具有絕對的典範意義。但宋代重要書法家不同程度地受到具有變革意義的中晚唐書法的影響，特別是顏真卿的影響。此外，宋人對金石學的重視和研究也使書法和篆刻藝術置於更大的歷史尺度之下，汲取了豐富的源泉。五代書法

錢鎦錢悌批牘合卷之一由於戰爭連年不斷，士大夫皆無暇留心翰墨，因此書壇較為冷落。但中唐以來的書法革新浪潮影響深遠，五代時期楊凝式的書法，實現了由唐至宋元的重要轉折，為宋?quot;尚意"書風的崛起，作了鋪墊。楊凝式之外，還有李煜、徐鉉等有成就的書法家。楊凝式（873－954年），字景度，號虛白，華陰（今陝西華陰）人。唐昭宗時進士，官秘書郎，後歷仕後梁、唐、晉、漢、周五代，官至太子太保，世稱"楊少師"。因為對時局的混亂，政治的多變極為苦痛，楊凝式性格狂放不羈，故人稱"楊風子"（即楊瘋子）。久居洛陽，好游佛寺道觀，興起時常在粉壁上題字，當時洛陽寺觀隨處可見他的書跡。他的書法初學歐陽詢、顏真卿，後又學習王羲之、王獻之的書法，一變唐法，用筆奔放奇逸。無論布白，還是結體，都令人耳目一新。其代表作有《韭花帖》、《盧鴻草堂十志圖跋》、《神仙起居法》和《夏熱帖》等。

王建哀冊《韭花帖》是他流傳於世的代表作，是用行書書寫的信札。內容是敘述午睡醒來，恰逢有人饋贈韭花，非常可口，遂執筆以表示謝意。此帖的字體介於行書和楷書之間，布白舒朗，清秀洒脫，深得王羲之《蘭亭集敘》的筆意。而《盧鴻草堂十志圖跋》則深得顏真卿《祭侄稿》的神髓，錯落有致，氣勢開張，一股朴茂雄渾之氣撲面而來。狂草《神仙起居法》和《夏熱帖》（均藏於故宮博物院）則更加恣肆縱橫，變化多端，點畫狼藉，線條扭曲不安，一股對時局不平的鬱勃之氣躍然紙上。《神仙起居法》在草書中，時時夾入一些行書，後人稱?quot;雨夾雪"。楊凝式被視為歷來承唐啟宋的重要人物。"宋四家"（即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都深受其影響。李煜（937—978），即南唐後主，字重光，酷愛書畫。他書法傳二王執筆法，稱為"拔鐙法"。擅長行書，喜歡使用那種虯曲而顫動的筆法寫字，被稱為"金錯刀"。作大字不用筆，卷帛而書，被稱為"撮襟書"。他的墨跡流傳很少，南唐畫家趙幹《江行初雪圖》（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上的一行標題被認為是他的真跡。他曾出示南唐秘府所藏的書法作品，命徐鉉刻成《升元帖》，供人欣賞和臨習，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法帖。今已不存。徐鉉（916－991年），字鼎臣，廣陵（今江蘇揚州）人。曾在南唐為官，後入宋。在南唐時即以文翰知名，精於文字學。他擅長李斯小篆，也工於隸書。他與其弟徐鍇是當時最傑出的篆書書法家，被稱為"二徐"，他們考訂了《說文解字》。此外，北宋淳化五年（994）重刻秦代《嶧山刻石》，即根據徐鉉的摹本。徐鉉所書的篆書，映日視之，筆畫中心有縷濃墨，因其筆鋒直下不倒側，故筆鋒常在畫中，故人也稱其如"屋漏痕"、"錐畫沙"。黑龍江省博物館藏有他的《篆書千字文殘卷》（宋摹本）。

夏熱帖

韭花帖元代書法自公元一二七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滅南宋，統一全國，至元順帝北走塞外，凡十一帝，歷九十餘年，是為元代。元初經濟文化發展不大，書法總的情況是崇尚復古，宗法晉、唐而少創新。文宗天曆初建奎章閣，專掌秘玩古物。元文宗常幸奎章閣欣賞法書名畫，書法一度出現興盛局面。趙孟俯，鮮於樞等名家，是這一時期書法的代表。他們主張書畫同法，注重結字的體態。但元代書壇純是繼承晉唐，沒有自己的時代風格，稍後於趙孟俯的康里夔夔還有些變化，奇崛獨出於元代書壇。縱觀元代書法，其成就大者還在真行草書方面。至於篆隸，雖有幾位名家，但並不怎麼出色。這種以真、行、草書為主流的書法，發展到了清代才得到改變。有元一代書風，仍沿宋習盛於帖學，宗唐宗晉，雖各有其妙，亦不能以一家之法立於書壇，較之文學，繪畫等藝術門類，尚顯冷落無成得多。主要代表書家有：　趙孟俯、康里夔夔、鮮於樞、耶律楚材。趙孟俯(1254－1322) 字子昂，號雪松道人，又號水晶宮道人，湖州(浙江吳興)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的後裔。入元，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封魏國公，謚文敏。著有《松雪齋集》。趙孟俯是元代初期很有影響的書法家。《元史》本傳講，「孟俯篆籀分隸真行草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讚譽很高。據明人宋濂講，趙氏書法早歲學「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趙構)書，中年學「鍾繇及羲獻諸家 」，晚年師法李北海。此外，他還臨撫過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集前代諸家之大成。誠如文嘉所說：「魏公於古人書法之佳者，無不仿學」。所以，趙氏能在書法上獲得如此成就，是和他善於吸取別人的長處分不開的。其代表作品有：　仇鍔墓碑銘、汲黯傳、福神觀記、膽巴碑、蘭亭帖十三跋、雪晴雲散帖、洛神賦、妙嚴寺記等。汲黯傳：

福神觀記 趙孟俯·楷書趙孟俯作。小楷。他自稱《汲黯傳》得唐人遺風筆意，而清代馮源深評云： 「此書方峻，雖據歐體，其用筆之快利秀逸，仍從《畫贊》，《樂毅》諸書 得來。」倪瓚也說：「子昂小楷，結體妍麗，用筆遒勁，真無愧隋唐間人。」 (引自《書林藻鑒》)，用筆不下於智永，虞世南，得稱一世之冠。洛神賦：趙孟俯作。行書。紙本。是趙氏四十七歲時所書。其書法運筆和間架出自王 羲之，書風清新妙麗，兼得《蘭亭》、《聖教》兩序的法度。元人倪瓚稱此 卷「圓活遒媚」，並推趙為元朝第一書人。原作現藏於天津藝術博物館。福神觀記：趙孟俯作。楷書。紙本，烏絲方格。全稱《杭州福神觀記》。是趙孟俯在元 延佑七年(公元一三二零年)，六十七歲時所書。其書法結體寬博深穩，運筆酣 暢圓潤，與《膽巴碑》，《仇公墓碑銘》相類。是趙書的代表作之一。蘭亭帖十三跋：趙孟俯作。行書。紙本。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秋，趙孟俯由湖州乘船去北京，時至吳興南潯鎮， 獨孤和尚送給他一卷五字已損本的《定武蘭亭》拓本，喜之不盡，途次舟中 不斷展閱此卷，多有書學心得體會，皆跋記於卷尾，計十三段，並自臨《蘭 亭》一過。這就是所謂的《蘭亭十三跋》。後此件遭火毀，但有燒殘本傳世， 已流入日本。趙孟俯此件是以自家筆法臨《蘭亭》，臨得形神畢肖，生動自然，如見《定 武》本的原跡，堪稱趙書中的精品。康里夔夔(1295－1345)

草書尺牘 康里夔夔·草書字子山，號正齋，恕叟，又號蓬恕叟，蒙古族人。《元史》本傳稱他：「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他的正書師法虞世南，行草書由懷素上追鍾繇，王羲之，並吸取了米芾的奔放，在當時趨趙孟俯嫵媚書風的情況下，能創自己的藝術道路。明代解縉說：「子山書如雄劍倚天，長虹駕海。」康里夔夔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的傑出書法家特立於書壇，留下的墨跡不多，有行草書《唐元縝行宮詩》，轉折圓勁。其《漁夫辭冊》，《草書述筆法》確有唐晉風度。所寫的李白《古風第十九首》詩，字體秀逸奔放，深得章草和狂草的筆法。其代表作品是：草書尺牘：康里夔夔作。草書。該信札極為精彩，雖草草不工， 卻筆筆 合於法度。疏密欹正，隨性所至。寫到最後因語長而紙短，越寫越密，甚至 字裡行間時有添加補寫，但並不覺得充塞擁擠，相反因字與行間能揖迎避讓 而顯得通靈透氣，密而不悶。鮮於樞(1254－1322)

臨神仙起居帖 鮮於樞·草書字伯機，號困學山民，寄直老人，漁陽(今北京薊縣)人，官太常博士，趙孟俯對他的書法十分推崇，曾說：「余與伯機同學草書，伯機過余遠甚，極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機已矣，世乃稱仆能書，所謂無佛出稱尊爾。」二人書法當時並稱 「二妙」。他的功力很紮實，懸腕作字，筆力遒健，同時代的袁褒說：「困學老人善回腕，故其書圓勁，或者議其多用唐法，然與伯機相識凡十五，六年間，見其書日異，勝人間俗書也。」(《書林藻鑒》)而書法家陳繹曾也說：「今代惟鮮於郎中善懸腕書，余問之，嗔目伸臂曰：膽！膽！膽！」可見他敢於創新的精神。他的楷書有《李願歸盤谷序》，現藏上海博物館，筆法古樸，結體謹嚴，氣魄恢宏。行草有所寫自作詩《大字詩讚》和《唐詩草書卷》，筆法縱肆，欹態橫發。其代表作品有：　唐詩草書卷、臨神仙起居帖唐詩草書卷：鮮於樞作。草書。筆法縱肆，欹態橫發。他自己說過，寫草書要把筆離紙三 寸，取其指實掌平虛腕法圓轉，寫出的字則飄逸飛縱，體態自能絕出，觀其 草書，確有懸腕回鋒之妙。臨神仙起居帖：鮮於樞作。草書。這是他臨寫的楊凝式《神仙起居帖》手跡，一方面我們可 以對照原帖去發現鮮於樞在臨帖時如何達到形神兼備的；另一方面，我們也 能體會到只有博臨眾帖才有可能獨立門戶的道理。耶律楚材(1190－1244)

耶律楚材 自書詩翰字晉卿，契丹族，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元史》本傳記載他三歲而孤，母親楊氏撫養教育他，「及長，博及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歷、數術及釋老、醫卜之術，下筆為文，若宿構者。」卒後追封廣寧王，謚號文正。他的書法繼承了唐宋顏真卿，黃庭堅書風，以端嚴剛勁著稱。明人宋濂說：「耶律文正晚年所作字畫尤勁健，如鑄鐵所成，剛毅之氣，至老不衰。」(《宋學士集》)其代表作品是：自書詩翰：耶律楚材作，行楷書。筆力遒勁，氣宇軒昂，不拘於一點一畫的繁縟，呈現漠北潑辣雄勁之氣。南朝碑刻

南朝宋、齊、梁、陳是楷書盛行的時期，楷書經過魏、西晉的發展，到東晉已趨成熟，南北朝碑刻書法大都是楷書書寫的。南朝著名的碑刻有：宋《爨龍顏碑》（此碑與東晉大亨四年，即：405年的《爨寶子碑》並稱「二爨」。爨龍顏活了六十三歲稱「大爨」，爨寶子活了二十三歲稱「小爨」），齊《吳郡造維衛尊佛題記》，梁《瘞鶴銘》、《太祖文皇帝神道闕》等。其中以《爨龍顏碑》、《瘞鶴銘》為最著名。前者是楷書，帶有隸意，筆勢方折雄勁而又具飛動之勢。後者刻在山崖上，隨山刻石極為自然，書法瀟洒而有法度，字畫厚重、筆勢飛動，其中間雜行書，筆法方圓並用，嚴謹有法度。為歷代書法家所重視 。另外，還有墓誌：《劉懷民墓誌》、《劉岱墓誌》、《桂陽王妃慕昭墓誌》等。這些墓誌上的書法都是比較成熟的楷書。

《爨龍顏碑》局部南朝碑刻，大體由東晉為南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時的碑刻，也大多繼承了東晉的風氣，好書法的風尚仍不亞於東晉。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極其喜愛書法。可是，南朝至齊末，仍承襲東晉禁碑的規定，當時曾有「南朝禁碑，至齊未馳」之說。因南朝仍沿魏晉遺制，有禁之律，故造成書法流傳帖多於碑。所以，一般來說南朝碑版流傳下來的很少，但並不是絕對沒有。其原因：不外乎有的蒙朝廷特許而立；有的亦間有犯禁現象，所以儘管在禁碑的南朝三百年間，所建立的碑版亦不下數百種。可是，因受到人為的破壞，這是碑碣的莫大厄運。所以存留於今的不過數十通。《劉懷民墓誌》書在隸楷之間，凝重圓潤，與《爨龍顏碑》、北魏《中嶽嵩高靈廟碑》相似。刻的雖不甚精，但劉宋刻石與之相似者少，故為世所重。

劉懷民墓誌宋《爨龍顏碑》，為劉宋正書碑刻。字體方正，險勁簡古，有氣魄而多變化，仍存隸意，自有意度，為楷隸極則。這種雄渾莊嚴的書體，實為北魏碑的先河，並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梁 《瘞鶴銘》梁《瘞鶴銘》，真書，文自左而右。此碑的書法藝術是代表了南朝的時代風格，雖已是成熟的楷書，但仍能看出篆隸筆勢的遺意。其筆勢富有騫舉意趣，飛舞迴旋如鶴翅高翔。可見，此碑的書法精妙，使歷代文人為之讚歎。自宋代吳琚直至清末龔自珍、劉鶚等都有「我生好讀浮邱經，焦山來訪瘞鶴銘」的雅舉。它亦是研究我國書法及碑刻發展史的重要資料，學習書法藝術的一個重要範本。總之，由於南朝文化發達，藝術興盛，這大大有利於書法的進步。同時，在這動亂的年代，不僅老百姓遭殃，連中、小地主、士族也大感失意，使人們精神上感到空虛，以信仰佛教來尋求精神寄託。正因為佛教到了南朝有了長足發展，各地的佛寺，激劇增加，塑造佛像。在造像方面，大多用金屬鑄造形象。這就勢必延聘文學之士或書法家來撰文紀事，更為普遍的是鑿石作碑碣，或在天然的岩石上鑿刻，即稱摩崖刻石。這種自然會使書法藝術得到普遍的發展。北朝碑刻北魏王朝的建立及孝文帝的改革，使遭到嚴重破壞的北方經濟也開始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隨之也出現了文化繁榮。北魏的書法藝術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得到巨大的發展。這時期南北碑版書風已逐漸到全面的趨向統一。這說明書法作為一門藝術，它的發展與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全面發展相聯繫的，這充分說明了北朝碑版書法的發展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北朝的書體，是沿襲漢碑分隸而來，蓋其族望質樸，不尚風流，均守舊法，很少變通，書體猥拙，不似南人之風流蘊藉，故與南朝書風異趣。北朝不像南朝禁止立碑，而且北朝崔盧世族，既善屬文，名篇巨制，自然立碑甚多。加上佛教盛行北方，造像題記不知凡幾。許多是出於石工之手，造像記尤其如此。故猥瑣鄙惡者不少，但好的也很多。同時，自唐以來專重二王手跡，宋承其風，於是中原碑碣，很少有人問津，任其霾蝕。但也有有利的一面，即榷拓者少，所以西北諸省，千年前所立碑，往往至今尚存。

孫秋生造像記北朝時期佛教盛行和大量造像。僅以「龍門造像記」而言，共達三千六百種以上。這些對魏碑書體特點的形成有著直接關係。同時，中原地區的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雜居，促進了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的融合，漢文化吸收了少數民族的文化營養，使之更加豐富多彩。北朝尤其是北魏時代碑版的書法，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體，又是石刻藝術和書法藝術兩者完美結合的共同體。這種魏碑體，以方筆文體為主，後經歷了一個演變的過程，尤其受到南朝楷書的影響，摻雜圓筆道，字體漸趨圓秀。到了北齊、北周時期，逐漸改變魏碑體，而由瘦硬的書體取而代之。到了隋代碑刻書體，已成為很成熟的楷書。元顯雋墓志銘由於北朝沒有禁止立碑的規定束縛，所以北朝的碑版很多。最多當推北魏，其次是東魏、西魏，這時立碑之風極為盛行。這時期的碑不但數量多，而且又都非常精美。這種碑版無論在數量上，或是在書法造詣上，都可以與東漢的隸書碑版相媲美。這種北朝的石刻，不只指具有碑的形式的一些石刻，而且還包括著北朝各種石刻在內，如墓誌、塔銘、摩崖、造像題記、幢柱刻經等。所以，自北魏至北周，整個北朝時期內的石刻，可以說數以千計。這些石刻，大多數出自民間無名書家之手，為後代留下了許多贊口不絕的傑作。尤其是楷書，到了北朝，形成了獨具風貌，故人們稱謂「魏碑」，也稱謂魏碑體。這種字體基本上屬於楷書範疇。在書藝方面，有著其它時代不可具有的特色，即崇尚自然和天趣。開創了這一代的書風，這和漢碑、唐碑各自體現了一個時代書法藝術的高峰，並派生出各種流派。北朝的碑版很多，以造像記來說，當以龍門造像為最多，其中以二十品為精品，世稱「龍門二十品」，尤其以楊大眼、孫秋生、始平公、魏靈藏為最佳，是龍門造像中的最精品，並最有代表性，世稱「龍門四品」，以外，北魏尚著名的碑版有《張猛龍碑》、《賈思伯碑》、《楊碑》等。北魏著名的墓誌有《張黑女》、《李超》、《刁遵》、《元顯雋》墓誌及《石門銘》等，它是北魏墓誌的傑作。東魏著名的碑誌有《李仲璇碑》、《程哲碑》、《高盛碑》、《敬顯雋碑》、《司馬升墓誌》等。天柱山銘

天柱山西魏留傳下來的碑刻極少，最為著名的當推《杜照賢造像》，還有《劉曜碑》等。至於北朝的北齊、北周，由於國祚較短，存留下來的碑版相應來說遠不及北魏。其氣格既卑下，書法又極平板。主要有北齊《隴東王感孝頌》、《水牛山文殊般若經碑》、《雋修羅碑》、《天柱山銘》、《報德象碑》。 　　另外，北齊亦有些碑誌十分起眼，可說北齊碑誌中的佳品。如《泰山經石峪》、《朱岱林墓誌》、《劉悅墓誌》、《重登雲峰山記》等。北周的碑版較著名的有《賀屯植墓誌》、《西嶽華山廟碑》、《曹烙碑》、《竇盧恩碑》、《匡吉刻經頌》、《寇熾墓誌》等。北齊 經石峪金剛經

除以上所列舉的北朝碑誌外，還有榜書，亦以北朝為尊，如《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摩崖石刻，山東鄒縣的葛山、崗山、尖山、鐵山，統稱四山石刻，字有尺徑，以方圓筆兼施，高古渾厚，簡整和穆。還有鄭道昭在山東益都縣百峰山上用方筆寫的「中嶽先生熒陽鄭道昭游槃之山谷也」。與「此白駒谷」，共十九個大字，遒勁奇偉，尤以方筆寫大字，深得雅健之致。以上列舉的一些碑誌，皆為北朝的傑作。對於魏碑書法藝術的成就，前人有過很高的評價。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上贊其大放光彩說：「古今中外唯南碑與魏碑雖可宗，曰有十美……」讚揚北碑之美，從此北碑的價值更加提高了。而且，這些碑碣、墓誌數量很多，從而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碑版書法藝術的宏富寶庫。同時，這時期的魏碑書法有一個共同特點，即表現在用筆、體態和風格上的千變萬化。它不但為唐楷（唐碑）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並又澆灌了有唐一代的唐楷這一艷麗花朵。因此，魏碑在我國書法史上的作用，不可抹煞。當代著名的書法理論家潘伯鷹所說：「唐朝一代正規楷書的大發展，都是在南北朝千門萬戶的字形和風格的廣沃基礎上生根發芽的」，這一評述，可以說是恰如其分的。鄭文公下碑北朝遺存大量珍貴的石刻，大多為無名書家作品，不但數量之多，而且分布也較廣。在山東、河南、遼寧等省，廣闊的地域里書寫這麼多的碑版，這決不是少數人的書風問題了，應看作當時社會的產物，並反映時代的面貌。北碑中流傳最多的當推魏碑，故魏碑在歷代碑版中佔有重要地位。據現在掌握的材料來看，以河南洛陽為大宗；其次是山東省內的泰山、鐵山、岡山、尖山、薤山諸崖刻經。雲峰山、天柱山、太基山、百峰山等題刻。另外，由於南北朝最盛行信佛，所以除立碑之外，還大造佛像，如洛陽龍門、山西雲崗、河南嵩山等等，甚至連小地方時有發現，大的如山西雲崗大佛、龍門大佛，小的只有手掌那麼大小的佛像，並刻有佛像說明，叫做造像記。所以，將碑碣、墓誌、造像記等都叫做刻石。石門銘

這些豐富多彩的刻石，由於它們的書體在筆劃、結體和風格上各有特點，故大體可分三大類。第一類，方筆道，筆劃方，結體凝整，傳世最普遍的北魏碑，以龍門石刻為代表。如《龍門二十品》中絕大部分均屬於這一類，其中以龍門四品——楊大眼、始平公、魏靈藏、孫秋生造像最著名。在北朝碑版中具有典型性，這對其它碑版的書法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這些造像記中，成為北朝書法藝術發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並表現了最大的創新精神。第二類，圓筆道，筆劃絕大部分是圓的，但有部分筆道稍帶方筆道，結體飄逸。代表作有《鄭文公上下碑》和部分雲峰山摩崖題記和《石門銘》等均屬此類。這些北朝摩崖刻石，特別是大字刻石，大多分布在山東地區，以掖縣的雲峰山、太基山、平度的天柱山和益都縣的玲瓏山最為集中和豐富。第三類，筆劃既方又圓。這一派的字比較整齊，較接近魏碑中的館閣體，筆道既方又圓，結體整齊。它的代表作有《張猛龍碑》、《賈思伯碑》、《元顯雋墓誌》、《張玄墓誌》等。這些隸楷書，方圓兼備，為擘窠之楷則。由於這些碑誌年代較晚，所以可以說是魏碑書體中已臻成熟的時期，已日趨規範化。這一類碑版的書風，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派書風的影響，使魏碑初期的那種雄健粗獷之風為之一變，而漸漸趨向端整秀雅，成為後世碑刻楷書流美一派的先河。這裡附帶談一個問題，有關碑刻的署名。石刻自古以來，例不署書者姓名，倘若有署名者，間有一二，但為數極少。故人們欲就石刻諸書以論其人、其事卻較難。在北朝碑刻有書人名字可考者，則有北魏寇謙之《嵩高靈廟碑》，為道教立碑之始，趙文淵書《大代華岳廟碑》，蕭顯慶書《孫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記》，朱義章書《始平公造像記》皆是。鄭述祖書《重登雲峰山記》、《天柱山銘》等。王子椿書《徂徠山佛號》、梁恭之書《隴東王感孝頌》。北周有匡喆書《小鐵山刻經頌》、口咸韜書《小鐵山佛經銘》等。中國書法史中國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無與倫比的豐富文字記載都已為世人所認可，在這一博大精深的歷史長河中，中國的書畫藝術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和藝術語言再現了這一歷時性的嬗變過程。而具有姊妹性質的書畫藝術在歷史的嬗變中又以其互補性和獨立性釋讀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內涵。由於書、畫創作所採用的工具與材料具有一致性。《歷代名畫記》中談論古文字、圖畫的起源時說：「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書畫雖然具有同源的可比性，但以後的發展狀況是以互補的獨立性發展變化的。中國書法藝術的形成、發展與漢文字的產生與演進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連帶關係。那麼究竟什麼是「書法」呢？我們可以從它的性質、美學特徵、源泉、獨特的表現手法方面去理解。書法是以漢字為基礎、用毛筆書寫的、具有四維特徵的抽象符號藝術，它體現了萬事萬物的「對立統一」這個基本規律又反映了人作為主體的精神、氣質、學識和修養。中國文字起源甚早，把文字的書寫性發展到一種審美階段——融入了創作者的觀念、思維、精神，並能激發審美對象的審美情感(也就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書法的形成)。有記載可考者，當在漢末魏晉之間（大約公元2世紀後半期至4世紀），然而，這並不是忽視、淡化甚至否定先前書法藝術形式存在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地位。中國文字的濫觴、初具藝術性早期作品的產生，無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時代性。就書法看，儘管早期文字——甲骨文，還有象形字，同一字的繁簡不同，筆畫多少不一的情況。但已具有了對稱、均衡的規律，以及用筆（刀）、結字、章法的一些規律性因素。而且，在線條的組織，筆畫的起止變化方面已帶有墨書的意味、筆致的意義。因此可以說，先前書法藝術的產生、存在，不僅屬於書法史的範疇，而且也是後代的藝術形式發展、嬗變中可以借鑒與思考的重要範例。中國的歷史文明是一個歷時性、線性的過程，中國的書法藝術在這樣大的時代背景下展示著自身的發展面貌。在書法的萌芽時期（殷商至漢末三國），文字經歷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隸（八分）、草書、行書、真書等階段，依次演進。在書法的明朗時期（晉南北朝至隋唐），書法藝術進入了新的境界。由篆隸趨從於簡易的草行和真書，它們成為該時期的主流風格。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出現使書法藝術大放異彩，他的藝術成就傳至唐朝倍受推崇。同時，唐代一群書法家蜂擁而起，如：虞世南、歐陽詢、楮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等大名家。在書法造詣上各有千秋、風格多樣。唐代的書法理論在三國、兩晉、南北朝基礎上更加精密、完善。如：孫過庭的《書譜》、張懷瓘的《書斷》、《書儀》及張彥遠的《法書要錄》都被後人奉為準則，對後世書論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五代、宋、遼、金、元的書法是對晉、唐時期書法的追述與繼承，這一時期由於戰亂和政局不穩，呈現出複雜局面。書法家轉向以書法抒發個人的情感意趣的軌道。出現了北宋的「宋四家」，元代的趙孟頫等名家。書法理論也獲得了發展，出現了如：《墨池篇》、《書史》、《宣和書譜》、《翰墨志》、《廣川書跋》、《法書考》、《翰林要決》等理論著作。給當時及後世書法家的藝術創作提供了參考的文樣和理論的指導。明代書法藝術基本上是繼宋、元帖學書法而後加以發展。而今人論及清代書法時，每以「帖學」、「碑學」劃分為前後兩期，大致以嘉慶道光之際為分期點。也就是以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前為帖學時期，之後為碑學時期。這種劃分是否合理當另當別論。不過，宋元之後，以二王書學為中心的所謂碑帖學時代，至今已轉入最低潮，而學習漢魏以前的篆隸書法的作者，則逐漸增長，當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這時也是名家輩出、各領風騷。而這時的書法理論比前代更有成就，《書筏》、《藝舟雙楫》、《書概》、《廣藝舟雙楫》等理論著作相繼產生。明清的書法作品如同繪畫一樣傳世、遺留的較多。當前見諸於市面上出現的也較多。中國的書法和繪畫作品，至遲從魏晉以來，一直被歷代宮廷和民間作為藝術品珍藏起來，成為人們的精神食糧，但在流傳中竟出現了作品的真贗問題，困惑著收藏家、鑒賞家。而在歷史上也曾經有過贗品的官案。明清時，由於部分沿海城市的工商業先後發展起來，書畫的需求便日漸增多，明間製造贗品便應運而聲。什麼「蘇州片」、「河南造」、「湖南造」、「後門造」，鋪天蓋地，無孔不入。這也是困擾收藏家、鑒賞家難題所在。明清的作品雖然流傳很多，但裡面魚目混珠、濫竽充數者也大有其作。因此，對於當下藝術市場中的收藏家、收藏界來說，購買、收藏這部分作品時應保持謹慎的態度。甲骨文、金文、石鼓文

中國的書法是文字的書寫藝術，要研究書法必先了解文字的起源和構造。中國文字的起源，可以推至五千年前。而在三千年前已有結構完備的甲骨文，其書寫的技巧、工具的運用，都顯示出某種程度的完美。夏商周是書法藝術的初期階段，可惜考古挖掘至今仍未能發現夏代較完整性的文字。但商、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筆、結體和章法等書法藝術必備的三個重要因素，書法在這時已初步形成。這一時期的書法主要體現在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帛書、竹（木）簡諸方面。這一時期，文字從應用性走向藝術性，從幼稚階段逐趨完美，從而奠定了中國書法藝術的特殊地位。

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可識文字，是書寫或雋刻在龜甲、獸骨上的卜辭，亦有少許的記事文。然而，它的發現卻是近代史上的事，是在清光緒二十五年（1889）由王懿榮發現的。據統計，已發現的甲骨文有十五萬片以上，不重複的字約有四千五百多個，可識的約有一千五百字。這些字用尖利的工具契刻，也有用類似毛筆所寫的墨書或朱書文字。筆畫瘦硬方直，線條無論粗細都顯得遒勁而有立體感，表現出契刻者運刀如筆的嫻熟技巧。書法風格也隨著時期的不同而迥異，或纖細謹密，或草率粗放。董作賓曾就甲骨文書法的時代特徵作了劃分：第一期（武丁），雄偉；第二期（祖庚、祖甲），謹飭；第三期（廩辛、康丁），頹靡；第四期（武乙、文丁），勁峭；第五期（帝一、帝辛），嚴整。以時代來分，大致前期的字大，中期的字小，較質樸，晚期的字帶有一些金文的特點，有的字很小，但很嚴謹。甲骨文絕大多數是刀刻的有的刻好後填朱，也有少數甲骨以朱墨所寫而未刻。說明甲骨文一般是直接刻字，也有的是先寫後刻。從這裡知道甲骨文的線條不僅有刀法而且還包含筆意，對於筆意是不容忽視的。因工具材料的限制，其線條瘦勁犀利，有直線也有曲線；有單刀也有雙刀。往往是中間較粗兩頭尖，而點畫起止仍有一些方圓之法；有的直畫微帶曲意，線條點畫顯得豐富而有變化。字的結構一般呈扁長方，方圓曲線、直線組合的很有意味。甲骨文均以豎行排列，由上到下，由左到右或由右到左依次排開。甲骨文已具備「六書」（象形、會意、指事、假借、轉注、形聲）的漢字構造法則。甲骨文已包含著書法藝術的諸多因素，從其點畫、結字、行氣、章法來看，渾然一體又富於變化，體現了商代人的藝術技巧和藝術素養。帛書、竹（木）簡

在戰國時期，有一種用帛作為書寫材料的書體——帛書，帛是白色的絲織品，漢代總稱絲織品為帛或繒，或合稱繒帛，所以帛書也叫繒書。中國目前現存最早的帛畫是20世紀30年代在長沙的楚墓中發現的。近些年又出土了大批的竹木簡。如1951年湖南長沙五理碑，1954年長沙仰天湖古墓，1954年長沙楊家灣古墓，1957年河南信陽台古墓，1975年湖北雲夢睡地秦墓，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土墓，發掘了大量的戰國時代的竹木簡。另外還有1942年長沙楚墓出土帛書（1945年流入美國），又山西侯馬盟書等。無論是寫在竹木簡還是絲織品上的書體，都是戰國時代的手跡。這些簡與波帛書墨跡，不僅是珍貴的文物，尤其對於研究書法史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左圖為楚帛書四帛書又稱楚繒書，內容共分三部分分，即天象、災變、四時運轉和月令禁忌，其內容豐富龐雜，不僅載錄了楚地流傳的神話傳說和風俗，而且還包含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等方面的思想。在文字的四周繪的12個怪異的神像，帛書四角有用青紅白黑四色描繪的樹木。

就帛書的書法藝術而言，其排行大體整齊，間距基本相同，在力求規範整齊之中又現自然恣放之色。其字體扁平而穩定，均衡而對稱，端正而嚴肅，介於篆隸之間，其筆法圓潤流暢，直有波折，曲有挑勢，於粗細變化之中顯其秀美，在點畫頓挫中展其清韻，充分展示作者將文字藝術化的刻意追求。帛書的畫像列於文字的四圍，先以細線勾描，然後平塗色彩，看似漫不經心隨意繪出，卻將12個神錄描繪得姿態各異，活靈活現，他們或立或卧，或奔走或跳躍，個個栩栩如生。同時所繪神靈像又顯示出很強的寫實性，如一些神像身上的斑紋，描繪得細緻真切，彷彿從虎豹身上揭來。特別是帛書四周所畫的樹木，隨物賦形，繁枝搖曳，依像圖貌，茂肚婆娑，可謂用筆之工、描繪之細分毫不爽。楚帛書不僅力中國古代藝術中的珍品，也是世界藝術史上的瑰寶、珍奇。我國歷史上最有名的簡牘竹簡多用竹片製成，每片寫字一行，將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編聯起來，稱為「簡牘」。這是我國古代最早的書籍形式，用於書寫文字的木片稱木牘，多用於書寫短文。簡牘起源於西周，春秋戰國時使用更廣。公元4世紀左右，由於紙已廣泛使用，簡牘才為紙抄本所代替。

最著名的有：1. 1953年7月，湖南長沙仰天湖古墓出土竹簡42支。最長的22厘米，寬1.2厘米，篆文，每簡2-10字，為戰國之物。2.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竹簡。約五千枚。3. 1975年12月，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一千一百多枚。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竹簡不僅在古代文化史、書籍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對印刷術也有重要的影響，特別是簡牘的形式，即為捲軸裝的前身，為早期的雕版印刷所廣泛使用。

簡帛檔案西漢武帝末年，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據《漢書·藝文志》）漢宣帝時，河內某女子拆舊屋，得《易》、《禮》、《尚書》等古佚書各一篇。（據《論衡·正說篇》）西晉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掘戰國魏襄王墓，得竹簡數十車，經整理為75篇，10餘萬言，有《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據《晉書·束皙傳》及《世說新語·雅量》注引《文士傳》）晉武帝元康年間，有人在嵩高山下，得一枚東漢明帝顯節陵中的策文簡。（同上）劉宋升明二年冬，延陵縣（即今江蘇武進）季子廟的井中得一木簡。（據《南史·齊高帝紀》）北周末年，居延一古屋遺址中得有字竹簡。（據《太平廣記》卷368引唐德裕《玄怪錄》）北宋崇寧初，甘肅皋蘭天都山，出土載有東漢章帝章和年號的木簡札。（據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27）北宋政和年間，陝右出土東漢安帝永初二年（108）的討羌檄書。（據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上、趙彥衛《雲麓漫鈔》卷7及陶宗儀《古刻叢鈔》）1901年2月，英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在新疆尼雅發掘簡牘44枚，1906年10月，斯坦因又於尼雅收走簡牘11枚，在故樓蘭遺址發現木簡173枚。1901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於古樓蘭遺址發掘魏晉簡牘121枚。1907年3-5月，斯坦因於敦煌西部榆樹泉盆地掘走木簡、紙、文書近千件，僅漢文木簡便達708枚。1914年3-4月，斯坦因又在同一地區及玉門等地出土漢代木簡166枚。1909年日人大谷光瑞等在新疆海頭故誠發現「李柏文書」和木簡5枚。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來華，于海頭髮掘木簡48枚。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盤古城掘得木簡17枚（現存敦煌博物院）。1930年4月，中國、瑞典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於居延獲漢簡萬餘枚，出土地共30處。其中破城子出簡5200枚，紅城子出簡3500枚。1930、1934年，黃文弼兩次於羅布沼爾獲漢簡71枚。1942年，向達於敦煌南湖古董攤收購木簡10餘枚。1944年夏鼐、閻文儒於小方盤城以東得木簡49枚。1949年前，湖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墓被盜掘帛書一幅，現藏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1949-1966年，先後於湖南長沙五里牌、仰天湖、楊家灣，河南信陽長台關，湖北江陵望山等六座楚墓中，出土七批戰國楚簡共800餘枚（詳見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彙編》）。1959年7月，甘肅武威磨咀子東漢墓出土以竹木簡書寫的《儀禮》九篇，總字數約27400餘。1972年，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出土木簡78枚，木牘14方，內容全為醫方。1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竹簡4974枚，多為兵書。1972-1982年，居延地區先後採集、發掘、核查出土簡牘近20000枚，其中包含70多部完整和基本完整的簡冊。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西漢宣帝時的中山懷王劉修墓出土竹簡100餘枚，有《論語》《文子》等書。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漢代帛書26件，120000餘字。1973年，湖北江陵紀南城鳳凰山三座漢墓中，共出土竹簡428枚，木牘9方。1974年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竹簡遺冊410枚、《養生方》竹木簡200枚和木牘7方。1975年12月，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秦簡1155枚，絕大部份是有關法律的文書。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出土竹簡6000餘枚，有《詩經》《周易》等書。1978年夏，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出土漢代木簡400枚，內容多與軍事有關。1979年10月，敦煌馬圈灣出土簡牘1217枚。1983-1985年，湖北江陵張家山五座漢墓共出土竹簡2787枚，至今尚未全部發表。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秦簡460枚。1989年冬，湖北雲夢龍崗出土秦簡283枚、木牘1枚。1990年，湖北江陵楊家山出土秦代簡牘75枚，沙市關菹秦漢墓出土秦漢竹簡500枚。1990-1992，敦煌效谷縣懸泉置先後三次出土漢代簡牘近20000枚。1993年春，江蘇連雲港尹灣村兩座漢墓出土木牘24方、竹簡133枚，共40000餘字。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秦代竹簡800餘枚。1993年10月，湖北荊門郭店出土戰國楚簡800餘枚，其中有字簡730枚，計13000餘字。1996年，湖南長沙走馬樓出土三國孫吳嘉禾紀年簡牘10萬枚以上，目前正在清理中。　新華網湖南頻道據謝桂華教授《百年簡帛》一文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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