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誕生和走向十字街頭的魯迅

(2011-12-31 17: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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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兩篇更精彩的，一篇依然是李偉的，《魯迅的誕生》，另一篇是訪談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最後9年，走向十字街頭的魯迅》。因無法找到電子版原文，文章極長又極精彩，不忍放棄，於是不怕費時費力，自己一天一天一字一字慢慢打出來，留待好好閱讀領會，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仔細地看進去。你們可以不看我的任何文章，但懇請諸君一定讀一讀這一篇。

魯迅的誕生

李偉

【1918年5月，《新青年》雜誌4卷5號上，發表了首次用「魯迅」為筆名的小說《狂人日記》。這篇原文只有10頁的小說，不僅是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而且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近代小說，是中國近代文學的紀念碑。這時魯迅已經37歲，儘管以前也有一篇文言小說（《懷舊》）問世，但作為作家寫出首篇小說的年齡已經相當晚了。】

紹興會館

1912年5月5日，魯迅到了北京。這天上午11時左右，魯迅所乘的輪船抵達了天津，然後換乘15時開行的火車，晚上19點左右才到達前門火車站。他在騾馬市附近的一家小旅館安頓下來，然後才去南半截衚衕的紹興會館。當年他的祖父周福清也在這裡住過。

《魯迅全集》中收錄的魯迅日記，就是從他到北京這天開始的，以前的日記都散失了。有了日記，他的生活就更加清晰了起來。

宣武區南半截衚衕是南北走向的，會館在衚衕北段，大門朝東，早先門兩旁卧著一對鼓狀的門墩，門額上寫著紹興縣會館，門面不大，裡面大大小小有80多間房屋。後來周作人說，這地方不大好，因為挨著殺人的菜市口。

魯魯迅最初被安排在會館西北側的藤花館。住下後，他雇了一輛騾車前往西單南大街的教育部報到。

辛亥革命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在好友許壽堂推薦下，教育部長蔡元培邀請魯迅到南京任職。1912年初的三四個月里，國內政局不斷變化：清室退位，孫中山按照實現的承諾將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給袁世凱；袁世凱拒絕到南京就職，在北京組織政府；4月，南京臨時政府遷往北京，魯迅和許壽堂一同回紹興去了一趟；5月初，有一同啟程北上。魯迅在北京一直居住到1926年，他一生有1/4的時間是在北京度過的。他在紹興會館住了7年，是僅次於故鄉的地方。

蔡元培在普通教育司和專門教育司之外，新增設了社會教育司。魯迅被任命為管博物館、圖書館、動植物園、美術館、美術展覽會、文藝、音樂、戲劇、古物調查和搜集的第二科科長，同時還參加通俗教育研究會，擔任小說股主任。

魯迅懷著對中國革命的成功和新共和國的未來期待，積极參与了政治。在北京他成為一名公務員。他從日本回到國內，憧憬著成為「精神界的戰士」。這樣的戰士，不一定是辦雜誌寫文章，辦現代教育，宣傳新文化與新思想進而開啟民智，當然是重要的工作。

若干年後，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回憶當時的情況：「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卻是光明的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當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是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

蔡元培從清代五項教育理念中，刪除了「忠君」和「尊孔」兩項，代之以「世界觀」和「美育」，即哲學和情操教育兩項。他主張以「美育」取代「宗教」，「社會教育司」就是為此而增設的。可以說，蔡元培教育改革思想中的最重要的部分都是交給魯迅來辦的。

教育總長蔡元培很重視美育，甚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他也知道魯迅研究美學和美育，富有心得，希望魯迅在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這也正是魯迅願意做的。

他在教育部職務範圍內所做的工作，在日記中有一點記載。……

魯迅移居到北京後，中華民國的命運很快從高潮跌到低谷，魯迅在教育部的工作也不順利。蔡元培留下改革路線後，3個月就辭職了，「美育」的改革也在1912年夏天被廢止。魯迅在聽到這個消息後，在日記里寫道：「聞臨時教育會議竟刪去美育。如此豚犬，可憐可憐。」

但魯迅卻執著地履行一名公務員所能做的事，儘管這些工作全無反響。從他的日記里可以看到：一連好幾個星期，他到講演會去演說《美術略論》。有一次正逢大雨，他冒雨前往，而聽眾卻為雨所阻，一個也沒有來。魯迅的「寂寞」就是從這時組建加深的。

教育部是個很空閑的衙門，經常的事務不多。職員們上班，常常只是喝茶、吸煙、談天、看報。魯迅在他上班第一天的日記中，就寫下了「枯坐終日，極無聊賴」的話。根據他日記的記載，早飯經常不吃，午餐一般與三兩同事在附近的小飯館對付。晚上如果有朋友，就去會館不遠的廣和居。廣和居是北京有名的老店，就在南半截衚衕的北端。

如果周日，他就會出去轉轉，去西直門外的萬牲園，或去南城的陶然亭，最喜歡去的還是琉璃書店，差不多每周都在那裡待上半天。有時候他會去前門外觀音寺街的青雲閣理髮，或在同一條街上的昇平園浴池洗澡。不過經常兩個多月理一次髮，3個多月洗一次澡。

魯迅在教育部，最初月薪200銀元，後來增加到300銀元，他每個月給母親寄100銀元。按照當時北京的物價水平，市民家庭一個月的生活費12塊銀元就夠了，在北京大學包伙一個月6銀元，1塊銀元可以請吃涮羊肉了。

魯迅的經濟生活有了保障，但是他的內心卻無比「寂寞」，痛苦不堪。他在《吶喊·自序》中寫道：「這寂寞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這種「寂寞」該如何理解？它是從何而來的？

「寂寞」的中國

在《吶喊·自序》中，魯迅回顧了他的心路歷程，其中頻率最高的詞就是「寂寞」。他的「寂寞」是從《新生》失敗開始的。他在回國前，和弟弟周作人翻譯了兩輯《城外小說集》。翻譯小說收穫的也是寂寞。讀者只有20人。「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個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那位「極熟的友人」就是許壽裳。

《新生》雖然失敗了，魯迅開始感到寂寞。但是回國後的魯迅，並沒有消沉，而是外向而積極地開始了他的啟蒙活動。

在紹興中學堂，魯迅是同事中唯一堅決不留辮子的。這種姿態令人感受到他的自負：他把自己作為一個在東京時代的評論中反覆描述的那種「精神界的戰士」——無畏眾囂，獨身奮鬥。這時的魯迅，是學校里唯一的「過激派」。

他在杭州的同事夏丐尊在回憶錄中記載：「周先生那時雖尚年青，風采和晚年所見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講究的，一件廉價的羽紗——當年叫洋官紗——長衫，從端午前就著起，一直要著到重陽。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見他著洋官紗，這洋官紗在我記憶里很深。」那時的魯迅一副不修邊幅的模樣，一件衣服穿半年，抽著廉價的強盜牌香煙，給學生們講生理衛生課，還和同事們一起驅逐了學監「夏木瓜」。辛亥革命時，他還帶著學生走上街頭，發表演說，安撫人心。

對於辛亥革命，魯迅充滿了熱情和期待。魯迅後來在《病後雜談》中評價辛亥革命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也不聽什麼嘲罵」。也就說可以光明正大地剪掉辮子。從辮子下解放，對魯迅來說，是辛亥革命最具體的意義，也是最具體的成果，而且也「終於有這一天了」。在當時的魯迅看來，民國元年是一個充滿光明和希望的時期。

革命後第二天，魯迅和他的好友范愛農一道，滿懷著興奮和希望的心情上街去，「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結果他的「疑心病」又犯了。在《范愛農》一文中他寫道：「我們便道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柜是軍械司長……」

不過，魯迅還是滿懷希望地投入到了新的社會建設中。他和幾個朋友創辦了《越鐸日報》，魯迅題寫了激情洋溢的創刊詞，講人權，講自由，講真知，講公民的責任：「紆自由之言議，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制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發社會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輸真知，揚表方物，凡有知是，力小願宏，企於改進。不欲守口，任華士更歸寂寞，復自負無量罪惡，以續前塵；庶幾聞者戒免，收效毫釐，而吾人公民之責，亦藉以盡其什一。」

然而挫折來得太快。

革命成功了，這些革命黨人就成了新貴。他們的軍政府也並不見得比舊鄉紳組成的軍政府好多少。魯迅在《范愛農》中諷刺道：「他（革命黨王金髮）進來以後，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裡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這個王金髮本來是浙東洪門會黨平陽黨的首領，由陶成章介紹加入光復會。

「他們爬上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出來幫著袁世凱要死了許多革命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裡，一直到現在。」魯迅在各種文章中都反覆敘述辛亥革命的失敗。可以說這是他後來文學運動的原點。

魯迅到北京後，蔡元培推動教育改革，但碰到了保守派的抵抗而失敗。不久，又傳了好友范愛農落水而死的消息。在紹興，范愛農是魯迅最好的知己，兩人經常在周家新台門一起喝酒說「胡話」。范愛農的死給了魯迅很大打擊。他一直認為范愛農之死，並非失足落水，而是絕望於現實後的自殺。魯迅給范愛農寫了3首輓詩，其中一句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這似乎是他對現實時局的看法。人們所厭惡的清王朝是覆亡了，可是現在當權的袁世凱同樣不堪。

1913年3月，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遇刺身亡。接著袁世凱又罷免了國民黨人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省都督的職務。孫中山和黃興即起兵討袁，號稱「二次革命」，不久即告失敗。孫中山、黃興再度逃亡日本。1914年2月，袁世凱又囚禁了章太炎。從魯迅日記中可以看到，他曾經幾次去探望這位失去自由的老師。

1915年，袁世凱決定稱帝，為了消滅反對的勢力，他加強了控制和鎮壓。整個社會陷入了一種恐怖氣氛。

後來魯迅在《（殺錯了人）異議》一文中這樣描寫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北京城裡，連飯店客棧中，都布滿了偵探；還有軍政執法處，只見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進去，卻從不見他們活著走出來；還有，《政府公報》上，是天天看見黨人脫黨的廣告，說是先前為友人所拉，誤入該黨，現在自知迷謬，從此脫離，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辛亥革命的中國仍舊充滿了各種荒謬。

為了擺脫痛苦，如《吶喊·自序》中所說他開始用各種辦法麻醉自己，比如校勘古書、抄古碑，這使人能強烈地感受到，魯迅作為學者或士大夫的趣味。

……

然而魯迅的「絕望」並非僅僅是對政治的絕望。在後來給許廣平的信中寫道：「這其實也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像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哪裡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就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辛亥革命給中國刷了一層新漆，但只幾個月的時間就剝落了，又回到了過去的軌道。中國仍舊是那個「寂寞」的中國。從日本開始，魯迅就開始為打破「寂寞」而奮鬥，在留學年代，棄醫從文就是以此為目標。所不同的是，經過挫折，他知道自己不是一個「振臂一呼雲集的英雄」。

「寂寞」看起來無窮無盡，而沒有邊際。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讓他陷入痛苦。他坐在紹興會館的院子里，「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逢里看那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生命就在這無邊的「寂寞」中，「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

這時期，魯迅自號「俟堂」，意思是古人的待死堂。周作人解釋：「只是說我等著，『任憑什麼都請來吧』。」

魯迅就這樣住在紹興會館裡，度過了寂寞的時光。然而從地理的角度看，紹興會館實在不是個「寂寞」的地方。會館不遠的北半截衚衕有瀏陽會館，譚嗣同曾在那裡居住。東面米市衚衕有南海會館，住過康有為。南側的珠朝街有孫中山住過的中山會館。西面的爛縵衚衕湖南會館，是毛澤東在1919年「驅張運動」時住的地方。

毛澤東後來在陝北根據地對馮雪峰說，很遺憾「五四」時期沒在北京見到魯迅，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他都見過了。

形勢比人強

「我在年輕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在《吶喊·自序》的開頭，魯迅是這樣寫的。

他所「不能忘卻的」是夢還是寂寞？恐怕兩方面都有。年輕時代曾做過許多夢，這些夢不久變成了「寂寞」，這些「寂寞」在壓制了很久後終於變成了吶喊。

袁世凱稱帝失敗，並於1916年6月死去。中國進入了軍閥混戰時期。魯迅不肯向復辟的張勳皇帝陛下稱臣，7月3日，他到教育部向同事道別，不幹了。幾天後復辟亂平，他才回教育部上班。

袁世凱一死，一些亡命國外的人紛紛回國。秋天，蔡元培回來了，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又請來了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他以「兼容並包」的原則聘請了許多新教師。先後在文科任教的，有胡適、錢玄同、李大釗、黃侃（季剛）、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劉半農、王星拱等人。甚至還有拖著辮子的辜鴻銘，有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劉師培。

就在這時候，中國社會有了新的時代動向。1915年，陳獨秀創辦了《新青年》。在創刊第一號中，陳獨秀就說明了辦刊方針，不是「批評時政」，原因在「國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覺悟」。陳獨秀認為，現在重要的是提高國人的覺悟，特別是寄希望於年輕一代，「改造青年之思想」。

隨後，陳獨秀與胡適以《新青年》為陣地發起了一場文學革命，以白話文運動為武器，加快「思想改造」，推動社會啟蒙。

文學革命的目標，就是「個性解放」。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德先生與賽先生成為旗幟。科學，作為思想和個人主義、民族主義結合起來加以提倡。在這個旗幟下，文體改革與打倒儒教道德為目標的反封建運動完全融為一體。於是，一場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始了。它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最高綱領，提倡「思想改造」和「社會改造」。

與魯迅一樣，陳獨秀與胡適同樣看到，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問題是人們的思想和一人當政的鄉村社會的權利結構，沒有發生任何改變。因此《新青年》的具體目標，就是打倒儒教道德以及支撐這種道德的家族制度，主張婚姻自由、婦女解放等。同時，語言和文學的改革，作為這場「思想改造」運動的重要部分，成為運動的重要支柱。

日本學者伊藤虎丸在《魯迅與日本人》中寫道：「中國近代化的特徵，就在於它沉重的不易容納作為異質文化的抵抗之（換句話說是保守性）。而這份值得驕傲的文化遺產，同時也是一堵阻礙近代化的幾乎令人絕望的因襲之牆。由於兩方面，難以分割地交錯在一起，也就不用『好』的遺產和『壞』的遺產所能簡單的來區分。」而新文化運動的靶子，就鎖定在保守的傳統文化。不推倒這堵絕望之牆，就無法建立新的希望。

在日本與魯迅、周作人兄弟在一同聽章太炎講學的錢玄同，這時是《新青年》雜誌的同人。他很熱心敦促魯迅兄弟給《新青年》寫稿。於是便發生了那段關於「鐵屋子」的著名對話。周作人此詩已在北大當教授，搬來北京和魯迅同住在補樹書屋。對於錢玄同的登門約稿，周作人是比較輕快地答應了。而魯迅的態度最初卻比較消極，覺得沒什麼好，也沒什麼不好，「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後來魯迅在《〈自選集〉自序》中談到當時的心情：「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他17歲離家出走，獨自奮鬥，尋找中國變革的道路。這麼多年過去了，經過了許許多多的變革、消沉、再變革、再消沉，他覺得好象沒有什麼希望了彷彿一切都是循環不斷重複的。在辛亥革命以來的經驗中，魯迅懷抱著深深的寂寞，這寂寞變成了失望，也成了絕望，使他對文學運動也懷疑了起來。

但魯迅最終還是決定參與。他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希望終究是不能被抹殺的，「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籍那在寂寞里賓士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而「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輕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於是，「寂寞」之於魯迅，雖然是絕望的來源。但同樣也是他不能不吶喊的理由。

狂人與阿Q

1918年5月，《新青年》雜誌4卷5號上刊登了一篇名為《狂人日記》的小說，作者署名「魯迅」。就是這一天，魯迅誕生了。這篇原文只有10頁的小說，不僅是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而且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近代小說，是中國近代文學的紀念碑。這時魯迅已經37歲，儘管以前也有一篇文言小說（《懷舊》）問世，但作為作家寫出首篇小說的年齡已經相當晚了。

《狂人日記》揭露了中國社會黑暗的本質——辛亥革命雖在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國，但實際仍被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所支配。魯迅希望從根本上批判這個人吃人的社會，揭發儒家道德的非人性，暴露社會的病根。

但他的批判並沒有止步於此。在《狂人日記》中，魯迅假設了一雙「覺醒的狂人的眼睛」，通過這雙眼睛實現了價值觀的顛倒。讀者會發現，「狂人」其實是正常的，倒是那些「正常」的人們在什麼地方出了問題。魯迅構建了這樣一個「人吃人」的社會，互相「想吃」，又不想被吃，人人「疑心極重」，「面面相覷」。可怕的是，每個人都是吃人的，即使覺醒的狂人，他的嘴裡也吃了「幾片妹子的肉」。每個人都是悲劇的製造者，都是殺人的兇手。

「狂人」所看到的，並不是一個暴君、壓迫者或惡人來壓迫民眾，吃他們的肉，和他們的血。如果這樣倒還有救，民眾只需團結起來，齊心協力推翻暴政。但是在《狂人日記》中，要吃人肉的倒是那些被虐待、被壓迫的民眾。吃人的不只是「知縣」、「衙役」、「地主」和「債主」，更是被他們「打枷過的」、「佔了妻子的」、「逼死老子娘的」苦難中的人們，所以，在這個邏輯下，奴隸也是奴隸主。

魯迅試圖通過《狂人日記》，去揭示出「吃人的社會」的整體構造。這比攻擊社會的黑暗，比控訴獨裁者的暴虐更為重要。因為推動社會變革的主題終究是被壓迫的民眾，如果不改造國民性，不去解放民眾的精神，那麼歷史只會永遠重複下去。在這些民眾身上，魯迅看到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這是個沒有人的自立，因而也就不會有溝通的社會。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沒有發展的社會，正像史書上滿本都寫著「仁義道德」，而在字縫裡卻隱藏著「吃人」，在大名義名分下，實際是重複著吃與被吃。這個世界絕不會通過人的自立與溝通而書寫新的歷史。

魯迅在同一時期寫下了《隨感錄六十五·暴君的臣民》：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市場上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臣民的慾望……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暴在他人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當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領只是『倖免』。」

魯迅看到「奴隸與奴隸主是相同的」。越是被虐待者，越是弱者，就越會在遇到哪怕是稍遜於自己的弱者的時候，變得比暴君還暴虐和殘忍。「凡是人主，也容易變成奴隸，因為他一面既承認可做主人，一面就當然承認了可做奴隸，所以威力一墜，就死心塌地，俯首貼耳於新主人之前了。」

他於是提出了現實的困境：沒有個人的自立，就不會產生民眾間民主的協商與溝通，而沒有溝通，也就沒有社會的發展。同時，魯迅透過了吃了人肉的「狂人」，也知道了自己同樣是一個加害者。伊藤虎丸認為，這種「罪的自覺」，使他打破了指導者=被害者意識，賦予了他單槍匹馬，提筆上陣的作為主體「個」的責任意識。

伊藤虎丸認為，《狂人日記》不僅為文學革命第一次填充了實際的內容，還開闢了以白話來表現西方近代思想的近代小說之路。「陳獨秀與胡適的新文化運動，是側重張揚進化論，『民主』、『科學』這些西方近代思想，以此作為勸慰從外部對落後的中國封建思想進行批判。而《狂人日記》通過中國人靈魂內面的自我批判，從內部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社會的黑暗。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批判只有以自我批判為媒介，才能成為真正的批判。」

魯迅說，「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依著「將令」，到1922年，他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50多篇文章。1921年10月12日，北京《晨報》創刊了副刊，由孫伏園編輯。他也是魯迅在杭州時的學生。副刊有一個叫做「開心話」的專欄，每周一次，登一些比較輕鬆的文字。孫伏園請魯迅為這專欄寫一篇分期連載的稿子。這樣，12月4日北京《晨報》上就刊出了小說《阿Q正傳》的第一章：「序」。署名巴人。一個穿越時代與國界的人物登場了。孫伏園的約稿，也許只是觸發的契機罷了。其實這是他早就想要寫的。這篇「序」一開頭就說了：「我要給啊Q做正傳，已經不止一兩年了。」後來他在《〈阿Q正傳〉的成因》一文中預言：「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

阿Q這個形象的創造，和魯迅長期對中國「國民性」的探索有明顯關係。他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中說，他創作這部小說，是要「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後來他在《偽自由書·再談保留》一文中更說，他寫《阿Q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他把他認為中國「國民性」中一些最嚴重的弱點，最核心的則是「精神勝利法」。

周作人認為阿Q具有極廣泛的普遍性：「阿Q這人是中國人一切的『譜』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現社會裡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他）承受了噩夢似的四千年來的經驗所造成一切『譜』上的規則，包括對於生命幸福名譽道德的意見，凝為固體，所以實在是一副中國人壞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寫中國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為痛切，因為我相信這是中國的最大的病根。」

按照日本第一位魯迅研究專家竹內好的說法，魯迅創造了阿Q獲得了「通向世界文學的普遍性」。1933年2月，美國記者斯諾問魯迅：「你認為在中國阿Q依然跟以前一樣多嗎？」魯迅大笑道：「更壞。他們現在管理著國家哩。」

魯迅逝世後不久，在籌備編印《魯迅全集》的時候，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曾剔除要抽掉《阿Q正傳》這片作品，理由是歪曲了辛亥革命。

1922年末，魯迅把他寫的15篇小說編了個集子，取名《吶喊》。其中收錄了1918-1922年創作的14篇小說。這些作品繼續展示的是人吃人的社會的各種現象：革命者的斷頭，中醫的荒唐，食惡人心肝的惡習，圍繞辮子的悲喜劇，對他人痛苦和不幸的麻木的旁觀者，尤其還有那些圍觀殺頭，以此作賞玩的看客。魯迅把長期積蓄在內心的社會黑暗記憶，一一傾吐。辛亥革命遭受挫折的經驗，在漫長的寂寞壓抑後，終於噴發而出。

在這一時期，魯迅把自己當做黑暗的鬥士，置於黑暗的一側。他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寫道：「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掮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於是他暫時放下自身無法釋懷的「絕望」，而首先面對黑暗發出吶喊之聲。

……

在一篇《隨感錄》中，魯迅表示了他對於這種「無愛情婚姻」的意見：「但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凡他們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

與共同長大的兄弟決裂，與無愛的妻子繼續精神上的苦刑。這就是1923-1924年魯迅的生活狀態。而從文化史的角度看，這個時期也被稱作「五四退潮期」。

不再彷徨

1924年2月4日，魯迅、母親和朱安在租住的磚塔衚衕迎來了除夕。

在魯迅的小說中《祝福》是最悲慘的故事。在人們按順序去吃比自己更弱的人的社會裡，即使是在最底層，也還有比阿Q更弱的可以轉嫁壓迫的對象。祥林嫂就是這樣一個在黑暗的循環結構中受厄運無告的人。

……

後來。後來魯迅在《自選集·自序》中這樣描寫他的心情：「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議會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新的戰友在哪裡呢？……」

《吶喊》時代，「那在寂寞里賓士的猛士」奔向了不同的方向。陳獨秀由一個激進的自由主義者轉向馬克思主義者，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胡適則踱進了研究室，倡導多研究問題；人力車夫的問題、大總統的許可權問題、賣淫的問題、賣官和賣國的問題……

新文化運動的團體就這樣分裂了——談主義的左邊來，研究問題的右邊去，而魯迅在孤獨中，再次經歷了尋找內心的「彷徨」。

這時魯迅評價自己：「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約束，而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

伊藤虎丸認為，戰鬥意氣冷卻的原因，一方面是運動的分裂和停滯，另一方面則和吶喊後不得不再次面向自己的內心世界有關。「以此為開端，作者在自己確信的黑暗框架內，同故事中的人物一起為尋求出路而進行痛苦的《吶喊》世界被打破了。」

於是，被祥林嫂回絕過來的視線，又不得不重新發現自己的孤獨。在這種孤獨與虛無中，魯迅也就再次開始反思青春時代的寂寞、復仇的熱情以及後來的一切。「彷徨」正是此時魯迅心態的概括。

魯迅在同時期的《野草·希望》中寫道：「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焰和毒，恢復和報仇。而忽然這些都空虛了，但有時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

家庭崩析，同人分裂也使魯迅感到無助，如同獨自行走於荒原之上，「寂寞」再度來臨。經過痛苦的思索和彷徨後，他決定繼續獨自戰鬥，沿著「精神界之戰士」的路徑走下去。

轉變的契機就是1925年的「女師大」事件，以女師大事件為契機，魯迅又再次從虛無中擺脫出來，回到激烈的爭論中去。

雜文與論戰

新文化運動後，魯迅陸續擔任北京一些學校的兼職授課教師，最多達八所。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就是其中之一。在女師大學潮事件中，魯迅積極支持學生，組織起「校務維持會」，自願為被軍警趕出學校的學生上課。同時，他還和《現代評論》派，特別是陳源（西瀅）展開了激烈的評論。這是後來一直持續到死的反覆爭論的開始。

……

他在1925年3月給許廣平的信中說：「這種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國即無希望，但正在準備毀壞者，目下也彷彿有人，只可惜數目太少。」在同月31日的信中說：「我又無拳無勇，真沒有法，在手頭的只有筆墨，能寫這封信一類的不得要領的東西而已。但我總還想對於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於將來有萬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幾個不問成敗而要戰鬥的人，雖然意見和我並不盡同，但這是前幾年所沒有遇到的。」

1925年4月，在魯迅的推動下，作為《京報》副刊的《莽原》問世了。魯迅在《華蓋集·題記》里說明了他創刊《莽原》的意圖：「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周刊》，作為發言之地，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

在《莽原周刊》第二期和第五期分兩次刊出了魯迅的《燈下漫筆》。他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更直截了當地說：「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郁達夫評價魯迅的雜文——「寸鐵殺人，一刀見血」，刻薄得令人恐懼。

在魯迅畢生的200多萬字的作品中，小說集只有《吶喊》、《彷徨》和《故事新編》，相當於全集一半的是外國小說的評論和翻譯。剩下的是古書校勘，或古典小說的研究和搜集，更多是被叫做雜文、雜感的獨特的時勢評論短文。

這些雜文，被貼上魯迅的雜文的標籤，並被賦予「投槍匕首」的內涵。魯迅坐在書齋里，隨時捕捉大小事件，飽含對時代的憤懣，即是攻擊非人性與國民劣根性的尖銳文字，也是把敵人隱藏著的本質毫不留情地披露出來的尖刀。

伊藤虎丸在《魯迅與日本人》一書中評價道:「（這些雜文）其中蘊含的鮮明的人道主義和洗鍊簡潔的問題，的確都是魯迅自己創造的，後人無法繼承。……雜文就是他的武器。」

魯迅一生使用過140多個筆名，在這個意義上，他的筆戰就是真正殘酷的戰鬥。

1924年5月，在外租房大半年的魯迅又買了一處小四合院，在阜成門內西三條。「在我的後院，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另一株也是棗樹。」魯迅在《秋夜》中寫道。買房的錢是和兩個朋友借的，知道他後來去廈門教書才陸續還上。買房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安慰魯迅的母親，因為她習慣住自己的房子。現在的魯迅博物館就設在這裡。

他在這裡寫了《野草》、《彷徨》，以及大量的雜文，都編入了《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對手咒罵他是「學匪」、「土匪」，他後來索性就叫這裡為「綠林書屋」了。

同路人

如同當年在南京水師學堂與《天演論》相遇一樣，20多年後，魯迅在北京又買到了一本影響他日後革命思想與命運的書——《文學與革命》。魯迅購買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一書是1925年8月26日的事。《魯迅日記》當天記述：「往東亞公司購買《革命與文學》一本，一元六角。」

1924年以後，魯迅開始逐漸關心文藝理論，《文學與革命》則是他得到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專著。1925年8月以後，魯迅曾又購買《無產階級文化論》、《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西伯利亞流亡記》等多種著作。他對《文學與革命》一書尤為重視，不僅自己收藏了多種版本，還熱心向友人推薦該書。

魯迅當時的文藝觀與托洛茨基很相近，也就是「一方面強烈主張文學終究是『為人生的』，反對把文學當作是『休閑』與『趣味』，一方面又主張文學終歸是獨立於其他目的的」，是「二者的統一」。

……

對魯迅影響最大的則屬革命「同路人」的概念與理論。它作為一個文學概念，就是托洛茨基在《文學與革命》中提出來的。「同路人」是上世紀20年代初蘇聯文藝界對那些同情無產階級革命、被認為可以同無產者作家同走一段路的作家的統稱。

魯迅在「同路人」的概念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魯迅認為，「革命人」與革命」同路人「是不同的。他在日本時期就拒絕了參與暗殺行動，在行為上始終沒有成為冒著生命危險的」革命人「的角色。而他自身的舊式文人的基因也阻礙他去成為「革命人」。

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革命「同路人」。按照托洛茨基的說法，革命的文藝作品恰恰是由革命「同路人」完成的，革命人是沒有精力和能力管理好社會主義藝術的。

長崛佑造認為，魯迅對於「同路人」身份的最終確認是受到他和許廣平愛情的影響。許廣平在《風子是我的愛……》這篇文章中，堅決表達了自己的感情：「不自量也罷，不相當罷……合法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與我們不相干，與你們無關係。」

1926年「三一八」血案後，北洋政府借討赤之名，加緊了鎮壓。4月，報紙上披露了包括魯迅在內的50人逮捕令。魯迅決定離開生活了14年的北京，前往廈門大學任教。這一年的8月，他和許廣平同路南下。

最後9年：走向十字街頭的魯迅

——專訪魯迅博物館館長、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孫郁

「他冷的背後是幟熱。魯迅覺得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他和耶穌、釋迦牟尼有一點相似。他要度己度人，可是有不知道怎麼辦。只能是彷徨、反抗。他要尋找同路人，但有時候找錯了。包括自己走的路未必全都對，可是他一直在尋路的途中。」

轉變

1927年，魯迅離開廣州去上海，那時他為什麼會選擇去上海？

去上海有多種原因。首先想有一個穩定的生活。那好時候他在廣州是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教務長，忙得焦頭爛額。後來國民黨發動「清黨」運動，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捕殺共產黨人，4月15日，廣州也出動大批軍警，對個機關學校和群眾團體實行血型清洗。身在廣州的魯迅用「被血嚇得目瞪口呆」來形容此時的感受，以辭職表示抗議。

廣東當時還是「革命」的策源地，他想去文化色彩比較弄得城市生活。北京肯定是不能回了，因為周作人在這邊，他的原配夫人朱安也在北京。他和許廣平在一起，所以就去上海了。

在上海期間，魯迅的思想也在發生變化，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在這個過程中，政治與社會背景是什麼？

上世紀20年代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出現了很多問題。中國知識分子在現實世界中，面臨著怎麼辦的問題。但是知識分子群體有了不同的選擇和轉向。一派如胡適，搞民間建設，搞精英社團，辦《努力周報》、《獨立評論》，也在參與政治。他們是「身在學院（山林），心在台閣」，是想要當國師的。還有一派像周作人那樣，回到「苦雨齋」，、象牙塔里，純粹為學術而學術，但還可以批評社會、批評政治，但是不介入政治，苟全性命於亂世。

而魯迅則走向十字街頭了。魯迅的選擇分析起來比較複雜，尼採的精神有一些，俄國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民粹派的東西對他都有影響。他起初發現俄國的共產黨把事做成了，創造了新的社會，他覺得知識分子還能參與、改造現實，改變國家的面貌。

當時參加俄國現實改造的知識分子，包括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以及他後來譯介過的一些作家，魯迅看到這些知識分子加入革命，改變了社會。但是他對俄國的了解是通過二手資料，不知道俄國的具體情況，斯大林後來的肅反，他最初是不清楚的。

這個時期魯迅的翻譯工作是否也和這種社會思想的轉變有很大關係？

魯迅到上海以後，主要工作就是翻譯和編雜誌。這個時期他翻譯的作品比自己寫的要多。他的翻譯不局限在俄國，還包括德國、法國、日本的作品。一方面，他厭惡自身的舊士大夫的文化，想要告別過去的自己；另一方面，他在尋求好的作品與思想，看到那些精神強大、個人力量強大、想像力豐富和語言有質感的作品，他都想介紹過來。

托爾斯泰誕辰100周年的時候，魯迅策划了一期百年紀念增刊。魯迅自己翻譯了《托爾斯泰和馬克思》。托爾斯泰是一個宗教徒，他有自己的信仰，他從教義出發來討論問題。這個時候馬克思主義者就批評托爾斯泰，說他的不抵抗主義有問題。魯迅想了解的是馬克思主義者怎樣對待自己的遺產，舊文人的缺失在哪裡。

當時整個世界的知識分子都在向左轉，資本主義的矛盾更多地顯現出來。羅曼·羅蘭曾把托爾斯泰當作教父，作為療救歐洲精神的一個資源。紀德、羅曼·羅蘭等提倡歐洲知識分子一體化，他們都是世界主義者。這些知識分子都在討論靈魂問題、存在與虛無問題、個人和國家的命運的問題，對資本主義持批判的狀態。這時候，一些藝術家們開始從托斯陀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或從馬克思主義，或神學，或尼采，或希臘文化裡面尋找思想資源。魯迅認為自己是一個舊式知識分子，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問題要解決，他也要去尋找思想資源。

今天我們對魯迅思想的變化的理解往往是簡化的，因為歷史到現在已經有了結論。但是當時的情況太複雜。至於中國未來是什麼樣，走向何方，有著各種可能性。而魯迅的譯介，不僅是蘇俄的，世界各國的都有。他在思考各種各樣的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魯迅對文學觀的思考也更加深入嗎？

1928年，他開始和郁達夫一起編輯《奔流》。《奔流》第一卷第一期開始連載魯迅所翻譯的《蘇俄的文藝政策——關於文藝政策評談會速記錄》。在這部著作中，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討論新生國家建立後，共產黨要不要領導藝術。

托洛茨基認為無產階級不能領導文藝，共產黨不要干涉文藝，建設社會主義文化要靠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使不能干預的。魯迅很長一段時間相信託洛茨基的一些觀點，直到晚年他受到瞿秋白和馮雪峰的影響，才對托洛茨基有些微詞。但他的整體文學觀還是受到托洛茨基影響，因為他最早翻譯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的章節，就是論述勃洛克的詩的部分，那種感悟的深和見解的深都給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當時魯迅是帶著疑問看俄國人怎麼討論政府與藝術家的關係，後來他又翻譯了一本小說集《豎琴》，寫的就是革命「同路人」的命運。魯迅在《豎琴》前記中寫道：「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並無徹底為革命而鬥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這些「同路人」都參加國革命，後來遭到了挫折。他們都是遠離家鄉的知識分子，回到家鄉後發現房屋、田地被沒收了，妻離子散，一片蕭條。

魯迅為什麼這樣寫？他覺得變化一定要產生革命，可是革命來了之後知識分子會怎樣？魯迅最關心的是這個話題。他進入到革命的爭論裡面，不是討論革命是否必要的問題，因為革命已經產生了。那麼革命到來之後，知識分子怎麼生存？知識分子怎麼辦？知識分子還能幹什麼？這些都是魯迅這個階段所思考的。

論戰

從1927年到1936年，魯迅生命中最後的9年是在上海度過的。在這期間，他一直深處於論戰中。來到上海後，首先就是與「創造社」的論戰。其中緣由是什麼？

1927年，創造社元老成仿吾挂帥，聯合了剛從東京留學歸來的馮乃超、李初梨、彭康等人，創辦了一份新刊物《文化批判》；除了創造社及老牌的《創造月刊》，蔣光慈、錢杏邨等人又成立了「太陽社」，出版了《太陽月刊》。兩個社團都提倡「革命文學」。

1927年魯迅去上海，開始想跟創造社一起做點事情，聯合起來辦雜誌。因為他看到創造社的人很有反叛精神，很可愛。但是創造社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排他主義，他們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一馬克思主義作為結論性的思想。

於是創造社馬上開始批判魯迅，批判他只能寫黑暗，沒有用馬克思主義思想來照亮生活，說魯迅已經過時了，稱其始終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一切的行為是沒有集體化的」，「不是革命的」，所以「目光僅己於黑暗」。郭沫若化名杜荃，撰文稱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是「二重反革命人物」，是「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魯迅雖然一直認為自己是有問題的，但他認為創造社說的卻不是自己的問題。

魯迅認為自己有哪些問題？

無論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魯迅都認為自己有問題。從1918年寫《狂人日記》開始，他就一直想告別中國舊的讀書人氣質。他厭惡，並想要擺脫自己身上這些舊式讀書人的東西。他通過翻譯、辦雜誌來掙脫，但是沒有完全成功。他認為自己身上的灰暗、焦慮以及舊的審美嗜好都是不好的，而自己的只是結構也存在欠缺。他不斷翻譯作品，其實是想彌補自己知識結構的不足。

魯迅認識到自己身上還有舊文人的習氣，他不喜歡，這種舊東西具體來說是什麼？

比如說儒家的思想。他說自己除此之外還受過莊子和韓非的毒，內心比較黑暗，看人的時候常常想到不好的一面。而和他交往很深的柔石就不是這樣，柔石看人都看到很陽光的一面。所以他認為自己很世故，他說「在中國成大事者，必有學者之良知與市儈之手段」。魯迅很明白，「市儈」這個東西不是一般人都有的。他很厭惡自己的這種「市儈」。

比如他寫的小說《兄弟》，沛君、靖甫兩人在別人眼裡是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然而靖甫突生急病，疑似猩紅熱，或未可救，沛君心焦之餘，私心的一面顯現出來。魯迅也會在自私的層面去表達自己嗎？

周作人看過小說後曾經有一個評論，說魯迅「大膽地暴露了自己」。小說里寫要是弟弟死了，他還想「家計怎麼支持呢，靠自己一個？」但是魯迅「自私」的背後是熾熱。這與張愛玲不一樣。張愛玲站在陽台上看人看得很深刻、很精彩，但是別人的痛苦跟我無關。魯迅卻覺得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他和耶穌、釋迦穆尼有一點相似。他要度己度人，可是又不知道怎麼辦。只能是彷徨、反抗。他要尋找同路人，但有時候找錯了。包括自己走的路未必全都走對，可是他一直在找路。

1930年3月2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領導創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魯迅也加入了「左聯」。左翼作家停止了對魯迅的攻擊，矛頭一致轉向對「新月派」如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為首的「資產階級代言人」。魯迅也加入了「左聯」，原因是什麼？

1927年他在廣州看到了國民黨的「清黨」，對他的心理刺激很大，他認為國民黨不能開殺戒。當時整個社會處於恐怖氣氛中，國民黨還殺了很多左翼青年，包括和他交往很深的青年作家柔石。柔石只不過是翻譯外國小說，他不燒、不搶、不罵人，人品極為善良卻被殺害了。還有很多文學青年突然間就消失了。同時，國民黨也在查封他們的作品，認為是宣傳「赤色」。比如他們介紹俄國的梭羅古勃，那時一個有點頹廢的個人主義作家，小說寫得很好，革命到來後他貧困潦倒。作為一個讀書人和知識分子，魯迅感到痛苦和憤怒。他認為國民黨一黨專制，限制言論與思想自由。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統一展現開始團結魯迅，國共雙方在文化、輿論、意識形態的戰場上也在角力。當時國民黨周圍沒有什麼像樣的文人，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的東西沒市場，而左翼作家卻很受歡迎。最早左翼作家是反對魯迅的，後來中央看到魯迅的影響力非常大，所以希望把他統戰過來。而魯迅同情共產黨，他有自己的政治選擇。

於是他和幾個年輕人一起加入「左聯」。

當時「五四」時期那些文化英雄，除了陳獨秀在監獄裡，其他如胡適等都沒有一篇文章描述國民黨的血腥，只是分子中沒有幾個人敢於揭露現實。那些自由主義作家不寫這樣的內容，他們看到鮮血就逃逸了。雖然胡適也在「進諫」，但魯迅卻是以思想的「自我流放者」的姿態，直面殘酷的社會現實。

這也是所謂的「十字街頭的魯迅」？

他從象牙塔走向十字街頭。他去揭露批判現實，所有文章差不多都用筆名，只有出書的時候用的是魯迅。在上海他用了將近100個筆名。

此時，魯迅也面臨著另外的問題。魯迅與左翼青年的反抗，都是在激憤的情緒下判斷中國的現實和文化，肯定受時代語境的影響。有時對另類文化的批判也未必準確。總體上說，魯迅的判斷是深刻而生動的，立場還是純粹知識分子的立場。但他對忽視的很多批判，是依據二三流小報，並不準確。

在「左聯」，魯迅是「旗手」，他和「左聯」的實際關係如何？

在「左聯」成立開幕式上，魯迅做了講話，後來就沒有什麼作用了。「旗手」的低位是被捧起來的，其實他沒有權力，當時書記和秘書長都不是魯迅，權力是在周揚手中。魯迅進入「左聯」後，發現這裡成了個「衙門」，新的主奴關係形成了，所以他又開始抵抗「左聯」，和周揚的關係也很緊張。

有一次，他看到周揚辦的雜誌《文學月報》里的文章是罵人的話，他就寫了一篇文章《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魯迅自己也諷刺過人，但他有技巧，是講道理的，不是那種赤裸裸的罵人。他覺得中國左聯作家在洋場上穿著西服、跳跳舞，很布爾喬亞，那不是真正的民間生活。魯迅認為一部分青年應該到現實中去，去改造社會。他認為自己呆在書齋里是一種無奈、無能的表現，告別書齋到民間去改造社會，才是最有出息的年輕人。

他看不上創造社、太陽社和「左聯」的那些作家。他認為他們都是「政治留聲機」。魯迅追求「在思想豐富的同時，要技巧的上達」。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說：「年輕人不要以為翻譯了幾部小說、寫了幾首詩就會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沒那麼容易，要不斷地，不斷地，努力！」

他曾介紹郁達夫進入「左聯」，但一些「左聯」作家認為郁達夫是色情作家。魯迅認為郁達夫是真性情，你們才是偽君子。

魯迅批判了「政治留聲機」，而他自己的一些文章也含有政治因素，那怎麼去理解他的這種批判？

魯迅首先沒有認為自己是一個像樣的作家，他一直對自己評價不高，他看到自己的問題，可他認為周邊人的問題更多。像蕭軍和蕭紅還好一點，他就支持他們。他覺得他們還年輕，只要沒有一些舊文人的毛病，慢慢會成長起來。他自己的寫作有政治的因素，有功利的東西，但不是八股。那時候有很多作家的作品是八股。

1931年至1932年，「左聯」與「第三種人」展開論爭，以文藝的階級性、文藝性與政治的關係為中心。聯繫魯迅思想的變化，他早期接受「進化論」，1927年以後開始接受了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的理論。他對「第三種人」的批判也是否基於「階級分析」的觀點？

是的。接受階級的觀點是魯迅晚年特別大的變化。1927年以後，他有了明顯的階級觀。魯迅認為統治階級擁有強大的社會機器，老百姓無權無勢，這就是階級差別。他認為，你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

有人說魯迅晚年身邊有很多日本人，他是不是漢奸？這個說法很荒唐。魯迅當時是世界主義者，是階級論者，日本的社會也有統治階級和非統治階級，他接觸的都是日本底層的只是分子、流浪者、左翼人士。魯迅覺得這些人都是反專制的，和我們反對國民黨是一樣的。

今天看魯迅的這種思維有些簡單化。現實社會是複雜的，不能用「非左即右」的方式去劃分，精神存在也是無數種可能的。為什麼必須只有兩種可能？魯迅有獨斷的思維，這是他的缺點。

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也是文學與階級性的展開，在這場論戰中，他想要說明什麼？

梁實秋信奉「白碧德主義」，他的觀點是：「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白碧德認為法國大革命以後的東西都錯了，而梁實秋在哈佛學得白碧德的講義是在很多年之間。他回國後，中國社會動蕩，橫屍遍野，階級矛盾與鬥爭已經非常尖銳了。這時候，他再講「超階級的愛」，語境就有了問題。

為什麼魯迅要開梁實秋的玩笑，要抨擊他？叫他「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梁實秋可以不認同階級鬥爭，但在國民黨殺人的時候卻說沒有階級的存在，在魯迅看來，這話對統治者是有用的。魯迅說：「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他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當然魯迅說得有點過分，但是梁實秋最先說魯迅「拿盧布」（由蘇聯資助），那個時候「拿盧布」是要殺頭的。

這時候，魯迅對於「文學為什麼」這個問題是怎麼思考的？

魯迅說文學是為人生的，此前，他曾經受過康德哲學體系的某些因素影響，認為文學是有超功利的一面。但後來他認為文學是為人生的，是為了改造人生的，而且他不認為有那種超越人生的「山林文學」。他批評朱光潛，因為朱光潛說陶淵明的詩是「靜穆的偉大」，而魯迅說陶淵明還有「怒目金剛」的一面，不能簡單化地概括一個人的世界。

魯迅彷彿是雞蛋裡挑骨頭，他總要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問題，在當時那種語境和心境下，必然是這樣的反應。恰恰因為如此，才顯得他的真實和偉大。他的思維方式就是和別人不一樣。而且即便他錯了，他的表達也是有趣的。

1935年，中國共產黨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當時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黨內領導者認為「左翼」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決定「左聯」自動解散，並籌備成立以抗日救亡為宗旨的「文藝家協會」，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而魯迅則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兩個口號論戰的背景是什麼？

上世紀30年代日本加速侵略中國，第三國際認為中共不能搞「關門主義」，要和國民黨聯合起來。西安事變後，共產黨和國民黨開始接觸，當時領導「左聯」的周揚看到陝北的消息才知道統一戰線的政策，然後他們要關閉「左聯」。其後，周揚等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號召各階層、各派別的作家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努力創作抗日救亡的文藝作品。

魯迅不同意，他認為國民黨殺了那麼多人，怎麼突然就和他們聯合起來了？魯迅覺得，反日沒問題，但是國民黨也是要反對的。他一直強調：「不要以為外國的侵略者不好，而中國的主子就是好的。」中國共產黨突然從階級鬥爭的立場轉變為國共合作，魯迅當時接受不了。

魯迅是一個有信仰的人，有人說他是「山頭主義」，我覺得不是這樣。他認為無論怎樣，還是要分清敵我，所以他不同意「國防文學」的提法，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怎樣理解「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這是胡風最先提出的概念，魯迅同意了。大眾文學其實強調的是底層民眾。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在生命最後的文章是回憶老師章太炎的，而且寫了兩篇。當時章太炎在《民報》上反對康、梁等維新派。康、梁的文化理念是自上而下的，中國的改革要靠皇上、靠國家政權，章太炎認為學在民間，應當發展的是底層文化、草根文化。

這是兩種社會變革的思想。一些文人如胡適，關鍵時刻也會曖昧地與權力發生關係，他們利用權力來推動現代。這也未嘗不對。但魯迅是有烏托邦夢想的，他覺得自己就是草根、流浪者、思想的漂泊者，代表了民族大眾，不能向體制妥協。

他最終沒有參加文藝家協會。

沒參加。魯迅由此和共產黨中央決裂。與魯迅關係密切的胡風、丁玲、馮雪峰等人後來的際遇也與此有關。

知識分子與政治

魯迅在這一時期創作了大量雜文，通過雜文批評現實、進行論戰。「雜文體」也成為魯迅的一個符號，如何看待他的雜文？

在上世紀20年代，魯迅就開始創作雜文。《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准風月談》幾個集子里寫的時評最能體現他的智慧，都是針對現實中發生的突發事件的時評。但是很多文人並不關心這些。如阮玲玉自殺，魯迅馬上寫《論人言可畏》，抨斥小報對戲劇工作者私生活的報道。他的評論不象幾天的某些時評充滿怨聲、罵聲和戾氣，他每一篇雜文都可以把玩，充滿了志趣，而且裡面又有小說筆法，也有散文、詩、繪畫的質感。

魯迅這種懷疑與批判現實的姿態，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精神脈絡上是否相同？

不完全一樣。傳統知識分子，像東漢的王充在《論衡》里罵虛妄文章，明末的李贄非孔，清代俞政燮在《癸巳類稿》里對女性的關愛、對八股的批評，這些都不是主流。晚清一變，最大的變化是康、梁。1906年，章太炎東渡日本，接手《民報》，從那個時候起，知識分子開始造政府的反了。可是《民報》那是的文章主要是民族主義，認為滿族不好，中國要回到漢、唐。這是非常簡單的想法，看問題還沒有康、梁深刻。很多人今天罵他們「立憲」、「保皇」，其實他們是「虛君」，往後還要搞共和的。那個時候，讀書人就開始干預政治，而且有一種狂士的精神。這個變化是從晚明的文人延續過來的。

到了魯迅的時代，他的眼光更開闊。《民報》那些小說和翻譯的文章水準都很平常，而魯迅對西方的文化、文學已經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他很快就超越了《民報》的思想。

魯迅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內涵是什麼？

就是除批判外，還有理性的建設精神。魯迅收集的蘇聯版畫有一本叫《引玉集》，他說：「人們都說我們這代是舊世界的破壞者，歷史將證明我們同時還是新世界的創造者。」他搞創作，就是這樣一點點地積累。此外，魯迅這一代與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把自己給對象化。魯迅經常懷疑自己，突然發現自己也有問題。他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人很容易成為奴隸，選擇什麼就會成為選擇對象的奴隸。傳統吃人，他經常覺得自己也是吃人的人。加入「左聯」好像是在革命，也可能成為「左聯」的奴隸，這個選擇可能也會戕害別人。

魯迅晚年有一篇文章叫做《我要騙人》，他覺得自己做的事經常是心不由衷的。為什麼他對托斯陀耶夫斯基、克爾凱郭爾的作品感興趣？我們現在分析海德格爾、卡夫卡和魯迅的生命感受是相近的。他們能夠把自己對象化，認識到自己的有限。他們一方面對現實進行建設，同時他有警惕自己。他既有現代性的一面又有反現代性的一面，他一下子就跟西方如紀德這樣的作家有了神似，甚至比他們還要深刻。

除了寫作，魯迅在上海期間還加入了一些政治組織，比如自由大同盟、民權保障同盟。為什麼他會參與到政治活動中？

他沒有主動介入這些組織，都是宋慶齡和蔡元培拉著他，當時魯迅已經是一個社會名人了。蕭伯納訪華，組織者要魯迅出席，因為他是文化界的名片。當然，在周作人看來，魯迅是「作秀」。

其實，魯迅對自己的定位是翻譯者、書寫者和編輯者，他沒有任何政治上的野心。可是需要他出面的時候，也會出席。他就覺得用自己的影響力可以做一點事，因為知識分子是要承擔社會責任的。

我個人認為，魯迅對政黨政治是有所提防的。1921年，陳獨秀到上海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他未置可否，及不反對也沒有肯定。即便是在中國社會最複雜的時候，他都不加入黨派。有人說他早期參加國同盟會，那是有爭論的，在國民黨革命未成功前，參加那些活動也有可能。

魯迅並不熱衷政黨政治，但他和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重要人物瞿秋白關係密切，原因是什麼？

魯迅與瞿秋白是一見如故的。魯迅很喜歡瞿秋白身上的文人氣質——純粹、單純、有才華，藝術鑒賞能力高。當時瞿秋白在黨內失勢，失意的時候文人的本性就表露出來，這讓魯迅很欣賞。魯迅認為，這些富有理想的人搞革命，是可以改變中國面貌的。

另一方面，更吸引魯迅的是，瞿秋白對蘇聯的了解。這一點往往被忽視。魯迅不懂俄語，但當時魯迅特別想要了解蘇聯。瞿秋白就給他描述了一個自己眼中的俄國，這個對魯迅影響特別大。瞿秋白對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都很了解，對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文章也很熟，他還去過俄羅斯，見過列林。對魯迅來講，這非常有誘惑力，也是魯迅的一個短板。瞿秋白把這一塊完全呈現出來了。

魯迅與瞿秋白的關係，既有典型的文人之間相互欣賞的因素，又摻雜了革命的熱情。

如何理解魯迅的革命熱情？

魯迅不會衝鋒陷陣，但是他欣賞革命。他認為俄國那種知識分子——從十二月黨人一直到他所翻譯的這些「同路人」的作家——是俄國的希望，他們改變了俄國的命運。瞿秋白這些人也是中國的希望。他在蕭紅、馮雪峰和胡風身上都看到了中國人身上好的特徵，他們出身草根，但是有情懷，有創造性，文字又好。

魯迅認為這些人要比周作人、胡適等更有出息。他覺得，象牙塔里的士大夫、紳士們沒有變革中國的力量，歐美留洋回來的大學者也不行，這些人雖然很重要，但是沒有創造性。中國的革命需要有創造性的人。

在那個時代，魯迅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受到政治的左右是不可避免的嗎？

他走到政治之中，他也利用政治表達自己，通過左翼的力量做了自己無法完成的事情。比如他並不了解中國農村的革命，但是葉紫的作品裡都有了。比如他不了解東北的抗戰，但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就使他很感動，雖然粗糙，但那就是模仿綏拉菲靡維支的《鐵流》。

但政治控制了他。他不舒服。他給胡風的一封信里講：「我在拉車，鞭子老打著我，我跟別人又不能說，說我被打的疼。我回過頭來，人家都說我拉得挺好。」他進入了一個自己選擇的悖論陷阱中。

我們今天看，這也是知識分子宿命的痛苦？

是的。魯迅最討厭的是主奴關係，可是他在反抗一個主奴關係的時候，重新陷入了另一個主奴關係中。所以魯迅在不斷尋找，在反抗，在絕望。他是一個未完成的痛苦的靈魂。

你認為魯迅的獨特性在哪裡？

我認為他是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知識分子，他帶著傳統文化好的、不好的特質。所謂好的，比如說野史、雜記和相關文獻里的想像力和奇異性；不好的，如中國文人在專制文化下形成的黑暗、較勁的個性。他最討厭儒家的東西，可他身上有明顯的儒家的東西在起作用，比如孝道、大家族的家長制。他與周作人兄弟失和也與其家長作風有關。

在這樣的話語下，他警惕自己成為奴隸，但是又不斷地成為奴隸，然後不斷地反抗。魯迅的文章里「奴隸」兩個字經常出現，他還編了一套奴隸叢書。他認為最可恨的是奴才，當了奴隸還歌頌奴隸。在這樣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他有個性，又肩負著使命，帶著傳統儒家的愛意，或者說釋迦牟尼式犯人普度終生的悲憫。但是他又和共產主義運動、三民主義相遇。

在這複雜的語境下，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話語。他一開始翻譯盧那察爾斯基、普咯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著作，但絕沒有馬克思主義腔。同時代的人，像郭沫若、周揚、茅盾，他們的行文里都是馬克思主義腔。而魯迅的語言還是「五四」初期的風格。他有自己的一套智慧的表達方式，任何東西都不能夠輕易地污染他，他成為獨立而唯一的存在。

這也是「五四」的精神延續，他希望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人，他希望每一個人都有獨立的精神？

是的。他說中國最怕「愛國的合群的自大」，而沒有自己獨立的精神。人要有個人主義精神，要保持個性，要成為自己而非他人。

劉半農說魯迅是「托尼文章，魏晉風骨」，這個比喻也很有趣。可是他跟托爾斯泰有什麼關係？托爾斯泰擁有宗教式的悲憫，但中國沒有宗教，魯迅有什麼？魯迅一無所有，他在精神的荒原里獨戰。他要度己度人，憑藉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這與耶穌很像。魯迅無所依傍，他背後是一個無垠深廣的神意的存在，他自己一個人孤獨地走在前面，帶著眾人一起走。

在生命的最後，魯迅也力爭保持獨立的姿態離去？

魯迅是幾千年中國文化中除孔子以外，最有魅力的一個人。他矛盾而痛苦。他看到自己身上有很多缺點，可他還是那麼真實，那麼有創造性，那麼有氣質。他曾經被同化過，可是馬上就跳了出來。他當教授不行，當公務員也不行，最後發現只能自己干，脫離體制。

他不斷地在選擇，在掙扎，這是他的價值。「五四」以來的作家中，魯迅給我們帶來的話題最豐富。他表達了人類的思想和生命存在的荒謬性，這也是卡夫卡所體會到的，他們是在是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