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維新150年：「並非值得中國人羨慕的現代化轉型方式」

「中國人對日本有一種說不出的自大和自卑。中國人常常覺得我們有幾千年的文明，是宗主國，日本文明發展得很晚，不過是近代佔了便宜。好像日本很光鮮亮麗地就變成了一個發達國家，覺得都是明治維新帶來的。但是歷史的事實其實並不是這樣。我們身在其外，無法感受戰爭給他們帶來的內在創傷。」

150年前的1868年1月3日，日本在「王政復古」事件中開啟了史稱「明治維新」的現代化轉型。明治維新成為日本歷史最重要的轉折點。如何在日本自身的歷史脈絡中理解明治維新？今天的日本人對明治維新是一種怎樣的感情？

明治維新改變的不僅是日本，更深刻波及近代中國。先人一步現代化了的日本成為古老中國向西方學習過程中的榜樣和中介，也成為近代中國無盡災難的源頭之一。如何在中日現代化轉型比較的視野下看待明治維新？什麼是明治維新留給我們的啟發與教訓？

為此，本刊分別專訪了日本歷史和日本思想史領域的著名學者，王新生教授和孫歌研究員。王新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本近現代歷史與政治，代表著作有《現代日本政治》《日本簡史》等。孫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本思想史，代表著作有《竹內好的悖論》《我們為什麼要談東亞》《思想史中的日本與中國》等。

三聯生活周刊：1868年1月3日(農曆1867年12月9日)，薩摩、長州兩藩發動政變，宣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幕府，成立新政府。當晚召開由新政府成員參加的小御所會議決定命令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辭官納地，統治日本260年的江戶幕府宣告結束，明治時代正式開啟。這次政權更迭被視作明治維新的標誌性事件。在此之前，日本國內的形勢是怎樣的？

王新生：「王政復古」以前就是日本的江戶時代，由德川氏控制的幕府統治。江戶時代日本是雙重的二元政治，一方面是幕府將軍與天皇，天皇不掌握實權，將軍掌握實際權力，另一方面是將軍與大名，將軍控制全國四分之一的領地，但是大名在自己的領地上有高度的自主權。江戶時代末期的日本社會處在一種相當停滯的狀況，無論是農業還是人口的發展。

黑船來航

直到1853發生了徹底改變日本社會的黑船事件。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率艦隊駛入日本，強迫幕府開放港口。將軍頂不住外國人壓力，在1854年訂了《日美親善條約》，這激起不少勢力的反對，幕府內部對反對派搞清洗，又激起新的叛亂。自此，日本社會的微妙平衡被打破，所有政治勢力都陸續登上歷史舞台。

三聯生活周刊：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把文明的演進歸為「挑戰與應戰」的模式。在第一次面對來自西方的挑戰時，日本國內的政治勢力是以怎樣的方式和心態應戰的？

王新生：在美國人到日本之後，統治階級的上層、將軍和大名等出於各自利益的考慮主張是否和外國人談判，下級武士階層則發起了「尊王攘夷」的運動，強烈排外，要「殺掉洋鬼子」，很像我們的義和團。

對外國人的亂砍亂殺引發了兩場局部戰爭，因為裝備技術上的全面落後，日本人完敗。這兩場戰爭徹底改變了下層武士的觀念，他們開始向西方學習。這是日本民族的特長，只要發現你是強者，我就無條件地、徹底地向你學習。為了更好組織起來進行變革，下層武士為主導的勢力決定推翻幕府統治，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尊王攘夷」變成「尊王倒幕」，16歲的明治天皇被利用，大家就以天皇的名義倒幕。經過一場不大的內戰，幕府統治被終結。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新生（王旭華 攝）

三聯生活周刊：新的明治政府建立之後，主要是哪些勢力主導，從哪些方面進行了變革？

王新生：主要是由幕府時代比較有實力且支持變革的長州藩和薩摩藩的精英政治人物主導，進行了一系列學習西方的變革。首先是首都由京都搬遷至江戶，也就是今天的東京，建立近代國家統治體制，1873年「廢藩置縣」，由傳統封建體制向近代官僚管理體制轉型。同時完善法制的建設，標誌性事件是1889年明治憲法的頒布，同時還有民法、商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出台，稱為「六法齊全」，其中民法制定的時候有很大爭議，論爭了十年。不過這裡面也不全是實際的變革，有的只是為顯示日本已經「文明」了，好方便和西方談判、取消不平等條約。

再有就是普及教育、進行工業化建設、發展軍隊等一系列措施。九所帝國大學，三菱、住友、三井這些財閥，都是在明治時期創建發展起來的。生活習俗上也有很大改變，當時政府專門發布了一條「禁止裸足令」，不允許國民光腳，因為按照西方的標準這是不文明的，哪怕日本氣候潮濕也不行。結果導致日本人腳氣病一下變成國民病，當時缺醫少葯死了不少人。江戶時代因為宗教等因素日本人很少吃肉食，天皇也開始帶頭吃牛肉。

馬休·佩里一行登陸

三聯生活周刊：今天的日本人對明治時代是一種怎樣的感情？

王新生：日本人很懷念明治時代。日本的國民作家司馬遼太郎，他的很多歷史小說比如《坂上之雲》代表了一種對明治時代樂觀和進取精神的強調，被稱為司馬史觀。司馬史觀中心意思就是說明治是好的，昭和是壞的，明治是向上的、發展的時代，昭和被軍部引入了歧途，最終在二戰中日本走向滅亡。當然，我認為這是有點問題的，因為兩個時代不是能夠割裂開的，明治和昭和，有因才有果，但司馬史觀確實代表了很多日本人的態度。

日本人每年都會紀念打開日本國門的佩里，在他登陸的地方舉辦盛大的化妝遊行，其中佩里的角色最受男女老少的歡迎，走到哪裡都是喝彩一片。這在中國是很難想像的，我們絕對不可能在虎門炮台像紀念英雄般紀念敲開我們國門的鴉片戰爭中的英國人。曾經有新華社記者在紀念佩里的現場問日本人他們怎麼想的，日本人的回答是：「他給我們帶來了近代文明」。日本人在明治維新的歷史評價問題上，抱持了一種相當實用主義的態度。

三聯生活周刊：一種關於中日現代化轉型對比的常見說法是，明治維新是「成功」的，而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一系列轉型努力都是「失敗」的。19世紀50年代中日都受西方壓迫，起點類似，但到了這一世紀末，中國在半殖民化壓迫下越陷越深，日本則基本完成了國家獨立、經濟和軍事建設，反而變為了壓迫其他國家的「列強」之一。你怎麼看中日現代化轉型「成功」與「失敗」的比較？

孫歌：我覺得「成功」和「失敗」的判斷方法在判斷歷史時並不那麼有效。我們不能只對一時一地的結果做出評判，而是要看歷史長時段延續的發展軌跡。從這個角度，難說明治維新是真正成功的。

明治維新之後，緊接著的是兩場戰爭，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和1904年的日俄戰爭，這也是明治政府後期主要做的事。這兩場戰爭給現代日本蒙上了非常沉重的陰影——因為他們都打贏了。前一場是和同文同種的曾經的宗主國，後一場是和白人，這兩次重大的勝利給整個日本國家和民族留下的記憶是後患無窮的。日本在戰爭中嘗到了甜頭，從此走上了不歸路。日本國內在明治維新以後有很多遏制軍國主義的努力，但都沒法成功，直到二戰戰敗。我個人認為，二戰後期日本敢於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除了走投無路外，也和日俄戰爭的集體記憶帶來的盲目自信有關。這種以主動發動戰爭完成的現代化方式，並不值得中國人羨慕。

中國從前近代的王朝體制向現代國家轉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是一種脫胎換骨的代價。如果說日本的轉型是向外的，那麼中國的轉型是向內的。結果就是日本並沒有發生革命性的改變，而中國卻在不斷地革命。

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孫歌（蔡小川 攝）

三聯生活周刊：不停發動對外戰爭，是否和明治政府的根本性質有內在聯繫？

孫歌：對外擴張是明治政府解決國內問題非常重要的手段，既有內因，也有外因。日本從幕府時期就有武人執政的傳統，這和中國文官執政不同，武人執政後自然會傾向於打仗。靠對外擴張完成資本原始積累也是當時歐洲的現代國家，尤其是日本的學習對象普魯士所採取的方式。戰爭自身十分消耗國力，這就會對戰敗國提出割地、賠款的要求，一旦嘗到甜頭又會準備發動新的戰爭，進入惡性循環。戰爭不僅是獲取物質資源的手段，也是改變社會風氣的途徑。例如西鄉隆盛，他主張征韓論不僅是為擴張，而是覺得明治維新盲目西化，造成了奢靡享樂的風氣在朝野上下流行，他認為是非常有害的，希望用一場戰爭來清除這樣的風氣。總之，以武力解決問題是明治時期最基本的方式，這對日後的歷史進程發生的負面影響不能低估。

三聯生活周刊：你曾經說「中國人對日本有一種說不出的自大和自卑」，這種複雜的悖論情緒是否就來源於對日本現代化轉型過程的一種想像式理解？

孫歌：中國坊間確實是有這樣一種對明治維新混合了羨慕、妒忌的潛意識。近代以來飽受戰亂、對日本和西方列強的割地賠款，對中國人的記憶塑造是非常深的，讓中國人覺得近代沒受過殖民迫害的日本躲過一劫，心裡很不平衡。中國人常常覺得我們有幾千年的文明，是宗主國，日本文明發展得很晚，不過是近代佔了便宜。好像日本很光鮮亮麗地就變成了一個發達國家，覺得都是明治維新帶來的。但是歷史的事實其實並不是這樣。我們身在其外，無法感受戰爭給他們帶來的內在創傷。有日本傳媒統計日本的抑鬱症比例是非常高的，一個完全幸福的社會怎麼會有這麼高的抑鬱症比例呢。

【日】竹內好《近代的超克》（孫歌 編；李冬木、 趙京華、孫歌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2版） 日本思想家竹內好在其中對中日兩國的現代化轉型做出了反思，《魯迅》《近代的超克》等名篇成為當代日本思想史重要文獻。

三聯生活周刊：除了政治經濟方面的結果，明治維新的西方化過程對日本文化直至今日的自我定位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日本思想家竹內好在四十年代批判日本文化「轉向」特性時曾諷刺：「文化總是從西方來的。」他認為日本向強者（西方）看齊的「優等生文化」導致自我意識的喪失，反倒是中國現代化轉型過程雖然掙扎得多，但正是在掙扎的過程中保留了確立文化上的自我的可能性，魯迅是做出這種努力的傑出代表。以竹內好為代表的強調日本文化主體意識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反思明治維新的？對我們反思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有何啟發？

孫歌：竹內好本人有一句非常精闢的話：明治維新大於明治政府。他想去發掘的，正是明治維新這個歷史過程比明治政府所作所為更豐富的可能性。竹內好尤其關注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西鄉因為堅持征韓論遭反對，辭職回鄉後發動反政府的西南戰爭，兵敗而死。竹內好在這裡看到了「抵抗」和「革命」的因素，這是他認為日本文化中最需要但是始終缺少的，他希望激活歷史的另外可能性。竹內好最欣賞現代中國文化的，是不安於穩定和自我批判的能力，他把孫中山、魯迅、毛澤東打造成一個序列，核心的思想信條是「不斷革命」。應該說，正是日本文化的優等生性格，反襯出了竹內好思考的深度。

對竹內好他們而言，一個國家建立主體性需要有主體性的國民，這是明治維新沒能完成卻開了先河的思想與文化課題。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家，比如福澤諭吉、中江兆民，都留下了這樣的思想遺產。福澤諭吉因為「脫亞」論出名，實際上那只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他更多關注的是如何對民眾啟蒙。《文明論概略》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是把「智」放在比「德」更重要的位置上，這和中國人習慣的排序是不同的。福澤諭吉認為，沒有「智」的「德」就可能是偽道德，無智之人會固守外在的、空洞的道德信條，不會使道德成為公共生活的紐帶；「智」主要指的是公共智慧，就是在特定時間、空間點上進行準確判斷和選擇的能力，這也是對政治能力的基本要求。因此智慧不可能是固定的教條；世上有偽君子，沒有偽智者，就證明了這一點。要想造就有道德的國民，先要使國民擁有智慧。與福澤渝吉同時期，中江兆民則論述了進化的多樣性問題。他反對只把西歐的現代化視為唯一進化形態的單線思維，認為不僅歐洲有進化，非洲食人族、土耳其、波斯也各自有自己的進化道路。他特別指出，進化之神的大敵就是不問時間地點的脫離實際的言行。這當然是有具體所指的，中江兆民批評的是盲目的歐化與盲目的武力擴張。在甲午戰爭之前，他就警告明治政府不要輕易與中國為敵，倡導日本對世界採取和平政策，避免戰爭，減輕人民負擔。可以說，中江兆民體現了福澤渝吉所提倡的公共智慧，更顯示了大於明治政府的明治維新的另類可能性。

中國人太急於現代化了，但我們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許多問題都沒有得到認知。日本思想家的這些思考，比如福澤諭吉提出的「智」的重要性，中江兆民提出的進化的多樣性，竹內好提出的明治維新大於明治政府的視角，這些思想遺產都是耐人尋味的。如果我們能以同樣的方式看待自己的歷史，或許我們的公共智慧也會更成熟一些。在明治維新150周年之際，我們可以以此為契機，深入思考自己面對的思想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