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胡適與馬克思主義的離合

07-11

今人提起胡適「出道」，必用「暴得大名」四個字來概括。1917年，年方26歲的胡適，掀起文學革命，領軍新文化運動，一出場就傾倒眾生，並非偶然。本名胡嗣穈的胡適4歲喪父，在績溪老家讀私塾時就不同凡響，對古典文學頗有興趣。15歲那年，他讀了嚴復的《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對他影響至深，他索性改名胡適，字適之。辛亥之後的中國正處在思想斷層、學人斷代的轉折點，受傳統私塾教育長大的胡適留美歸來，剛好填補了這個空白。胡適早在美國留學時就懷著做國人導師的奇志，歸國後第一次演講，就引用荷馬詩句向老派學人領袖章太炎叫板：「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其實無論中學還是西學，胡適都不能算頂尖，但他能把中西融會貫通，就像他儒雅的外表，完美結合了古典書生和歐美紳士范兒。

在影片《建黨偉業》中，扮演胡適的是香港英俊小生吳彥祖。這次選角曾引起不小的爭議，有人質疑一個偶像派演員無法演繹學術大師的氣質，更有人質疑，胡適有「那麼帥」嗎？其實在當時社會，胡適確實是個「超男」，一舉一動都是媒體報道的熱門話題。唐德剛甚至說，「看胡適」是宗「娛樂項目」，「與『看梅蘭芳』實在是大同小異的」。章士釗曾抱怨：「胡適簡直成了無冕皇帝，青年們除了他的話，誰的話也聽不進去了。」

從20世紀50年代批胡運動之後，胡適成了被大陸主流話語邊緣化的人物。一切皆源於胡適在這場革命中的「保守」和「落伍」。新文化運動後期，他的同事和摯友們--陳獨秀、李大釗等，都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擁躉，唯獨胡適唱反調，與他們分道揚鑣，不被時代洪流所裹挾。

與陳獨秀的相知與分手

胡適和陳獨秀這對安徽老鄉，是「五四」的兩大精神領袖，他們聯手開闢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後來他們在政治理念上各奔「左右」，成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思想大分流的標誌事件。

胡、陳的神交自胡適在美國留學時就已開始。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即後來的《新青年》），而胡適在大洋彼岸醞釀著白話文運動。兩人雖未謀面，一看到對方的文章便互相折服。在陳獨秀的熱烈要求下，胡適將《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1917年的《新青年》，提出「在所有的文學裡，皆用活的文字--用俗語--用白話！」一石激起千層浪。胡、陳雖同生於安徽，性情卻截然不同，一個快意恩仇，一個溫潤如玉。審慎的胡適想著白話文運動「總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長期鬥爭才能成功」。陳獨秀急了，緊接著下一期《新青年》就發表《文學革命論》，將胡適封為文學革命「首舉義旗之急先鋒」，而陳本人「甘冒全國學究之敵……以為吾友聲援」，「願拖四十二門大炮，為之前驅」，將改良助燃為革命。

提出驚世駭俗言論的胡適卻沒有成為全國學究之敵。他初次回國返鄉時，穿的是夏布長衫而不是西裝，這小小的細節一舉通殺遺老和新秀。以致新文化運動中，老輩們看不上的破壞性行為，都記在特立獨行的陳獨秀賬上，而略涉建設性的新思想、新道德等，就一律歸功於未丟棄傳統倫理的胡適之。1921年胡適在日記上寫到：「最可怪的，人家竟傳說獨秀曾力勸我離婚，甚至拍桌罵我，而我終不肯。此真厚誣陳獨秀而過譽胡適之了！」實情是胡適在自己的婚禮上對伴娘曹誠英一見鍾情，試圖離婚再娶，小腳夫人江冬秀掄起菜刀來拚命，膽小怕事的胡適這才作罷。

1917年9月，身為北大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力推剛從美國回來兩個月的胡適到北大擔任教授。當時北大薈萃了周作人、劉半農、李大釗、錢玄同、魯迅等新知識分子，是新文化運動大本營，而胡適與陳獨秀是最耀眼的領袖。胡與陳一見面就有說不完的話，又經常談不攏，各持己見，吵起來是常事。有趣的是，他倆吵架，總是脾氣不好的陳獨秀先讓步，低聲細語，而以脾氣好著稱的胡適卻常對陳高聲大喝，還用手杖敲地板。真是一物降一物。

對於胡適來說，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再造文明的嘗試，是辛亥革命之後的一次思想革命，應與政治保持距離，要喚起文化的覺醒，這才是從根本上改造中國。這也是陳獨秀等人的早期設想，《青年雜誌》創刊號明確寫著：「批評時政，非其旨也。」但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李大釗致力於把《新青年》辦成「馬克思主義專號」，陳獨秀也開始寫政治文章。胡適與陳、李的分歧就此開始。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對於之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來說，五四是新文化運動的偉大高潮，而胡適直到晚年還嘆息這是「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終於被政治所阻撓而中斷了。」

胡適雖然對陳獨秀參與政治不滿，但他多次為陳挺身而出。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捕，這份傳單上半部是中文，下半部分的英文正是胡適應陳獨秀之請翻譯的。事發之前，胡適與陳獨秀一起喝茶，喝完胡適回家，而陳獨秀卻跑到商場樓頂扔傳單。胡適馬上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與時任警察廳長的安徽人吳炳湘疏通。同時給《時事新報》主編張東蓀寫信，想保陳獨秀出獄養病。黑白兩道努力，終於把陳獨秀救了出來。

陳獨秀入獄是新文化和五四運動的關鍵轉折點。出獄後，陳為避風頭離開北京南下上海，與李達、李漢俊等接觸--用胡適的話說，獨秀在上海「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陳籌劃成立中國共產黨，走上職業革命道路，胡適與陳獨秀在政治理念上正式分手，新知識分子界長達四年的聯盟就宣告結束。不久，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協助中國成立共產黨。鮮為人知的是，維經斯基來華最先見的是胡適，大概是看中胡適在新文化圈無與倫比的影響力。維經斯基有意讓胡適建黨，胡適未應允，但他推介了陳獨秀。後來在李大釗的促進下，維經斯基從北平到上海與陳獨秀見面。胡適雖然不認同馬克思主義，更不願參與成立馬克思主義政黨，但他充分尊重並支持陳獨秀和李大釗的選擇。

與李大釗和氣爭論「問題與主義」

1919年陳獨秀入獄期間，胡適接手了陳主編的政論刊物《每周評論》，馬上就發了一篇談政治的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中國大陸提起胡適，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篇文章的題目，並以此批評胡適反對馬克思主義。胡適晚年也把這次論爭總結為「與馬克思主義者衝突的第一回合」。事實上，當時胡適針對的並不只是馬克思主義，而是一切空談口號的主義。當時文人學者流行喊主義：無政府主義，民生主義等等，社會主義葉門派繁多。在胡適看來，主義的大危險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到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自欺欺人的夢話」。

此文一出，李大釗撰文回應，引發了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李大釗聲明自己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並且指出，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分離的關係，中國的社會問題，必先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接著，胡適又寫了兩篇文章回應李大釗。但是，1919年8月30日，《每周評論》第37號正在印刷的時候，北洋軍閥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顧，查封了報紙，沒收了財物，登在這一期上的《四論問題與主義》也胎死腹中。

當年這場「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其實更接近一次「討論」，主要是思想學術的研究和探討，胡、李二人措辭客氣，兩人在討論過程中和討論後始終保持著同事友誼。相比於與陳獨秀，胡適與李大釗的關係甚至更融洽，因為胡與李的性格人品更相似。兩人都推崇新思想，但又遵守舊道德，主張「糟糠之妻不下堂」，李大釗和比他大八歲的小腳妻子也像胡適夫婦一樣保持恩愛。在胡適日記中，常記錄與守常（李大釗的字）一起吃飯、聊天。1922年，胡適寫了《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提出「好政府」作為改革中國政治的共同目標。寫完時胡適突然感覺此文應該作為一個公開宣言發表，當時已是凌晨兩點，胡適按捺不住，立刻給李大釗打電話，分享心情並想和他聯合發表這個宣言。胡適研究專家羅志田這樣評價：「胡適是學了許多洋規矩的人，又最客氣，半夜打電話，可知心中對文章頗得意，思緒還在激動；而更可見兩人的交情及李大釗那時在胡適心目中的重要。」

推崇蘇俄一度激進

胡適留學美國，深受導師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影響，他反對暴力革命，反對階級鬥爭，認為「一點一滴的不斷的改進是真實可貴的進化」。這就是他與馬克思主義者的根本分歧所在。但年輕的胡適何嘗沒有激進的一面？他雖溫和，但並不懦弱。《每周評論》遭遇封禁，文化界同仁都認為胡適凶多吉少，陳獨秀已經被抓了，這次要輪到他。可胡適偏不肯躲避，最後是北大的一群同事和學生硬把他拽到外國客棧住了幾夜。

1921年5月，胡適為紀念刺殺袁世凱的四個烈士，寫了一首「炸彈詩」：「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他們的精神：干！干！干！」這樣充滿豪情的「打油詩」很難想像出自溫文爾雅的胡適之。10月，在北大的開學典禮上，胡適在演講中說：「我們應該決心求學；天塌下來，我們還是要求學。如果實在忍不住，盡可個人行動：手槍、炸彈、秘密組織、公開行動，都可以。但不可再罷課。」反對學生罷課也是胡適頗受批評之處，其實胡適是被斷章取義了，他完整的意思是：要麼安心讀書，要麼安心幹革命。從這點上看，他甚至比別人都要激進。

1926年是胡適思想生涯中最激進的時段，與莫斯科的邂逅使他的「左傾」達到頂點。當年7月，胡適赴倫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取道西伯利亞鐵路，中途抵莫斯科遊歷三日。蘇俄革命和建設的新氣象給了胡適巨大的「新的興奮」。胡適也不是突然轉變。由美向俄，由右向左，是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動向。1919年凡爾賽和約上美國對中國的背叛，摧毀了美國在中國的美好印象。以前吹捧威爾遜是「世界上第一好人」的陳獨秀稱其為「威大炮」。同一時間列寧發表《加拉罕宣言》，卻立即引起中國人好感。1923年，北大進行民意測驗，投票選舉當今世界第一偉人，497票中，列寧得227票居第一，威爾遜居第二，但僅得51票。

在莫斯科期間，胡適參觀了革命博物館，深為俄國革命事迹所感動。他還對蘇聯的新教育饒有興趣，結果因學校暑假未能實地觀摩，深為遺憾。他專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與蔡和森等中國共產黨人暢談良久。就在此前不久，胡適好友徐志摩剛剛到蘇聯遊覽過。浪漫多情的詩人竟然比胡適表現得理智。徐本來對蘇聯抱有熱烈的讚美，身臨其境之後觀點大變，他認為俄國式革命的代價將是國家威權完全取締個人自由。胡適在給北大友人張慰慈的信中熱情洋溢地說：「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就足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麼配批評蘇俄！」他還告訴徐志摩：「志摩，只要我們肯干，什麼制度都可以行。」徐志摩卻不贊成胡適，不無調侃地微諷胡適：「你倒像一個布爾什維克！」

胡適對蘇俄態度的轉變在知識界引起廣泛關注。共產黨人對這位自由派知識領袖懷有殷切期待。蔡和森挽留胡久住俄國進行考察，李大釗則建議：「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

重視感情與自由

歐遊歸來的徐志摩任北京《晨報副刊》主筆，並組織了「蘇俄仇友」大討論。包括徐志摩在內的許多自由主義朋友邀胡適參加「反赤化」的討論，胡適遲疑很久，始終沒有加入。因刊登反蘇言論，《晨報》報館被左翼青年在遊行中縱火焚燒。本來已對左翼抱有好感的胡適憤怒地寫信給陳獨秀：「我也知道你們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詞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

事實證明，胡適從未與陳獨秀做仇敵。他雖然不能苟同陳的政治信仰，但他們保持了終身的深厚友誼。1927年，蔣介石上台後開始大規模清黨。陳獨秀的長子陳延年被捕後親筆寫了求援信給胡適，落款「陳友生」，即陳姓朋友所生的孩子。胡適馬上托關係求人，沒想到，胡適這一動作反而暴露了陳延年的身份，上海國民黨警備司令楊虎得知自己抓到的是赤黨頭目的兒子，竟將他立即殘殺。

同年，李大釗慘遭殺害，胡適為李的遺孀向北大校方爭取增加撫恤金。1930年，《胡適文存》第三冊出版，扉頁題詞--紀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釗先生、王國維先生、梁啟超先生、單不庵先生。胡適將共產黨創始者的名字寫在自己著作的扉頁上，無視白色恐怖的威脅。1933年，胡適帶頭捐款，給李大釗在北平購置墓地安葬。1934年劉半農去世，胡適輓聯的上聯曰：「守常慘死，獨秀幽囚，新青年舊友，而今又弱一個。」

1932年，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當時陳已被中共開除出黨，被捕後，中共方面也不營救他。胡適聯合知識分子製造輿論主張從輕發落，寫信給蔣介石要求將陳獨秀案付司法審判，而不由軍法處理。蔣最終採納了胡適等人的意見，將陳判刑8年囚於南京。陳服刑期間，胡適接濟陳的生活開銷，還按陳的要求採買書籍送去。有一次，胡適路過南京，行程緊急沒去探監，倔脾氣的陳獨秀撂狠話要與胡適絕交。胡適後來趕去道歉安撫，又按陳提出的書目送書。1937年日軍轟炸南京，胡適惦念陳獨秀安全，向汪精衛求情將陳獨秀提前釋放。

1942年，陳獨秀去世。他晚年的遺稿由胡適整理編輯。陳的遺稿中深切反思了蘇俄無產階級獨裁的弊端。在去往美國的輪船上，胡適讀到這些，百感交集。這對老朋友一生曾珠聯璧合，曾爭執交鋒，最終，他們的靈魂又走到了一起，儘管已陰陽永隔。

胡適與馬克思主義的離合，是20世紀前期中國思潮激蕩的典型案例。作為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典型代言人，胡適和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追求國家富強，渴望改變祖國現狀。胡適早期並沒有完全否定過馬克思主義，甚至還對其抱有一絲希望和期待。胡適所不贊成或反對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他認為「階級鬥爭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視心……這種仇視心的結果，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悲劇」。

胡適畢竟是個理智的、溫和的人，自由主義是最符合他性格的選擇。李敖這樣評價他：「如果我們盼他熱情多於理智、傻勁近於俠義，那我們一定會失望的。這種情形，對一國眾望所系的胡適說來，當然是美中不足的，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他並不想逞快，打翻了一鍋粥，這種委曲求全的微意，都充分顯示了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右派，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在急進者的眼中，太不夠火辣辣了。」胡適的觀點今天看來頗有啟發意義，但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社會重心已失，改良主義適用於美國的「治世」，搬到中國的「亂世」則顯得書生氣十足。溫潤的胡適生不逢時，生前未能將他的主張廣泛貫徹到社會生活中。唐德剛把胡適封為中國的自由男神，並斷言胡適的信仰指明了中國現代化的方向，「胡適時代，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