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我國社會組織發展：多數沒有「合法」身份

透視我國社會組織發展：多數沒有「合法」身份http://www.sina.com.cn2010年09月12日14:49瞭望

瞭望第37期封面：中國NGO漸進

　　《瞭望》文章：中國NGO漸進

　　它們把自己定位在「第三部門」，以區別於另外兩個部門——政府和企業。

　　它們正在成長，但它們已經顯示出力量：「保護藏羚羊」、質疑怒江大壩、反對圓明園鋪設防滲膜等事件，至今讓人印象深刻。

　　它們在中國最精彩的一次集體亮相，是2008年汶川地震。它們踴躍奔赴災區，救助素不相識之人，募集物資、心理疏導、災後重建……成為社會各界的溫暖記憶。

　　它們在中國境內的官方稱謂是「社會組織」；在境外簡稱NGO(通常譯為「非政府組織」)。

　　中國NGO的誕生途徑不一：既有伴隨政府職能轉型、事業單位改革等，由政府部門主動組建甚至運作的「自上而下」的NGO；也有公民等基於社會需求發起，相對獨立運作的「自下而上」的NGO。即便同是「自下而上」的NGO，它們內部也並不平衡，有財富大鱷、富裕財團創建的各種資產龐大的非公募基金會，還有不少「草根」們堅守的「三無」(無專職工作人員、無專門辦公場所、無開展活動的經費)組織，不時有「斷炊」、「休克」之憂。

　　NGO在近年數量激增，但多數仍遊走在灰色地帶，沒有「合法」身份——按照中國目前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制度，要想獲得註冊，除了要向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機關登記註冊以外，還須找到一個業務主管機構，而這個業務主管機構往往沒有太多利益，卻可能面對未知的麻煩——「婆婆」頗不好找。

　　一些NGO甚至已經跌入公信力的泥沼——「很多NGO，頭兩年在死撐，過了兩年就撐死」等言論正在社會流傳，公眾要求其財務透明的呼聲也日益響亮，「作秀」、「政績工程」等辭彙亦開始與某些NGO發生關係。

　　此外，NGO還要面對有關部門難以言傳的疑慮。有學者指出，傳統思維認為非政府組織往往代表一股與政府對抗的力量，且政府對社會公共事務全盤治理歷史悠久，因此會對試圖「插手」社會公共事務的NGO存有戒心。此外，美國某些勢力扶持一些國際NGO在中亞進行「顏色革命」的前車之鑒，也讓有關部門對NGO保持警惕。

　　種種因素下，中國NGO的作為與國際同行相比仍顯稚嫩。比如，綠色和平組織等知名NGO的「發聲」，往往引起聯合國和各國政府的重視，令所涉機構苦惱不已。

　　面對NGO每年約10%的遞增速度、摩拳擦掌的參與熱情，人們已經很難判斷它們中的每一個，誰是天使誰又是魔鬼。有關部門在與其交往中，如何既心中有數，又大膽管理，已經成為一道亟待破解的難題。□(文/張冉燃)

　　《瞭望》文章：促進社會組織健康發展

　　我國社會組織儘管有了長足發展，但總體上仍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

　　文/孫偉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組織穩步發展。截至2009年底，全國依法登記的社會組織43.1萬個，其中社會團體23.87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19.04萬個，基金會1843個。此外，在各級民政部門備案的農村專業經濟協會4萬多個，城市社區社會組織有20萬多個。

　　從1988年到2009年，我國社會組織數量增長了近100倍(1988年我國僅有社會團體4446個)，近10年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遞增。

　　2009年，我國社會組織固定資產總值約1089億元，收入1247億元，增加值約500億元。全國社會組織目前有專職工作人員540萬人，兼職工作人員500多萬人，還有註冊的各類志願者2500多萬人，基本形成了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門類齊全、層次不同、覆蓋廣泛的社會組織發展體系。

　　多年來，中央高度重視社會組織工作。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次全會決議，都有加強社會組織工作的內容。黨的十七大把社會組織擺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首次把社會組織放到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高度進行全面而系統地論述，明確提出要「加強社會組織建設與管理」。

　　在各級黨委和政府正確領導下，我國社會組織在促進經濟發展、繁榮社會事業、參與公共管理、開展公益活動和擴大對外交往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溝通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橋樑和紐帶，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汶川地震」和「玉樹地震」發生後，各類社會組織各顯所長，發動社會捐贈，組織志願服務，開展社會工作，甚至直接參与第一線的抗震搶險任務。在北京奧運會期間，北京志願者協會還被授予「聯合國卓越志願服務組織獎」。這充分展現了我國社會組織多年來取得的長足發展和可喜變化，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和充分肯定。

　　我國社會組織儘管有了長足發展，但總體上仍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影響社會組織健康發展、發揮作用的思想觀念、體制機制、法制政策、監督管理等方面都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進一步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和管理，需要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全面認識社會組織的地位作用。目前，社會組織發展已經成為一種社會趨勢和潮流。要從「四位一體」建設的高度，從鞏固和加強黨的執政基礎的高度，更新思想觀念，創新管理方式，引導社會組織發揮積極作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發展體系。

　　二是健全法律法規體系。加快修訂《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條例》等法規，進一步完善社會組織的制度環境。

　　三是完善登記管理制度。登記管理機關應進一步完善社會組織登記、年度檢查、行政執法、社會評估、信息公開、選舉規程、分支機構等管理制度，明確社會組織行為準則，規範社會組織內部治理，指導社會組織依法、依章程開展活動。

　　四是加強分類指導，突出發展重點。要改革和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鼓勵發展民辦非企業單位，加大公益慈善類組織扶持力度，積極鼓勵扶持城鄉社區社會組織，規範發展學術性社團，明確發展重點和方向，調整發展布局。

　　五是構建培育扶持政策體系。要建立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和財政資金支持社會組織的制度，建立政府向社會組織轉移微觀層面事務性服務職能的制度，健全社會組織的財務制度、人事管理、職稱評定、崗位培訓、社會保險等政策。□(作者為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

　　《瞭望》文章：社會組織的概念、特徵及分類

　　在國際上，由於各國在文化傳統和語言習慣方面存在著不同，社會組織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多種不同的稱謂。如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公民社會、第三部門或獨立部門、志願者組織，慈善組織、免稅組織。等等。這些叫法在內涵上區別不大。與政府、企業相區別，社會組織具有非營利性、非政府性、獨立性、志願性、公益性等基本特徵。

　　2007年，我國開始正式用「社會組織」代替「民間組織」。「民間組織」的「民間」是與「政府」、「官方」相對應的，反映了傳統社會政治秩序中「官」與「民」相對應的角色關係，容易讓人誤解民間組織是與政府相對應甚至是相對立的。因此在新的形勢下，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和黨的十七大把民間組織納入了社會建設與管理、構建和諧社會的工作大局，對傳統的提法進行改造，提出了社會組織這一稱謂。

　　社會組織稱謂的提出和使用，有利於糾正社會上對這類組織存在的片面認識，形成各方面重視和支持這類組織的共識。我國將社會組織分為三類，即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

　　社會團體是由公民或企事業單位自願組成、按章程開展活動的社會組織，包括行業性社團、學術性社團、專業性社團和聯合性社團。基金會是利用捐贈財產從事公益事業的社會組織，包括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是由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以及公民個人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社會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分為教育、衛生、科技、文化、勞動、民政、體育、中介服務和法律服務等十大類。

　　(資料提供：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NGO管理要突破什麼http://www.sina.com.cn2010年09月12日14:49瞭望

　　《瞭望》文章：NGO管理要突破什麼

　　NGO能否提高自身能力，積極協調其與政府以及與其他NGO間的合作關係，成長為社會建設的有生力量？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陳曉虎譚飛周偉

　　近年來，隨著全球公民社會運動的興起，NGO(通常譯為「非政府組織」)發展迅猛，日益成為繼主權國家和政府間國際組織之後又一重要的國際行為主體，在多國國內則被看作是獨立於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了解到，目前在中國，「NGO」的表述還主要存在於學術界，官方則採用「社會組織」的統一稱謂。儘管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的稱謂，但核心屬性不變，即均具非政府性、非營利性兩大特點。

　　聯繫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的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多位受訪專家表示，政府部門與NGO之間「零和博弈」、「勢不兩立」等格局已被政策破冰。

　　那麼，NGO能否提高自身能力，積極協調其與政府以及與其他NGO間的合作關係，成長為社會建設的有生力量？

　　「不管」的風險

　　政府有關部門曾在很長時間裡對NGO保持警惕。「國內對NGO的態度依然存有疑慮，要麼放棄不管，要麼閉著眼睛管。」有學者稱。

　　本刊記者在採訪中聽到有官員反映，政府「不管」的理由是，擔心一旦把NGO管起來，賦予它合法身份，將可能控制不了局面。

　　多位專家則認為，「不管」比「管起來」的風險更大。「現在這種渾水摸魚的狀態，反而有利於一些別有用心的NGO開展工作。政府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也難以預知和控制可能的影響。」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NGO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實際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結果，反映了整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價值觀念、治理模式與體制的根本轉變。

　　首先是社會轉型中基本價值與制度構建的雙重缺陷。對NGO的發展而言，一方面是現行法規和政策上較為嚴格的制度限制；另一方面，在NGO的基本制度建設上，如理事會制度、社會監督機制、財務公示制度等，現行法規和政策則沒有具體明確的要求，使NGO各行其是，無所適從。

　　其次是NGO體制不完善。對於相當一部分「自上而下」的NGO，其主要的資源來源於黨政機關，且在觀念、組織、職能、活動方式、管理體制等各方面，都嚴重依賴政府，甚至依然作為政府的附屬機構發揮作用。

　　再有，管理法規滯後。受訪專家認為，由於擔心NGO的發展會危及國家政治經濟基礎等，因此有些地方在NGO的登記註冊、監督管理、優惠稅制等諸多方面，不僅約束過嚴，且彼此不配套、不協調、不到位；相關法規顯得滯後。

　　比如對境外NGO的管理工作分別由多個部門管理，每個部門管理的重點和任務並不一樣。本刊記者了解到，從一些地方反映的情況看，管理幾近失效，境外NGO的活動往往遊離於政府依法監管之外。

　　兩種誕生途徑

　　此時，NGO正在中國迅猛發展。

　　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說，飛速發展的NGO，不論是在全球社會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還是對全球事務的影響力，都上升到一個新水平。在一些場合，NGO已被列為與政府——國家體系、企業——市場體系並列的第三體系，即公民——社會體系。

　　對比中國NGO的兩種誕生路徑，其一是伴隨政府職能轉型、事業單位改革等，由政府部門主動組建甚至運作，掛靠在黨政機關或企事業單位的社會組織，用於承接政府轉移職能、分流人員等目的，這是「自上而下的」的NGO；其二是由公民基於社會需求發起，相對獨立運作的NGO，是「自下而上」的NGO，又稱草根NGO。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長、社會團體管理局局長方國平認為，中國的NGO正變得規範、成熟，在社會領域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寬泛，將逐步發展成為中國社會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川省民政廳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李建平說，NGO在「5·12」地震中發揮的積極作用，使政府和群眾對其有了比較冷靜而真實的認識：一是積極募集善款，據統計，全省共接受70億元捐款，其中四川慈善總會30億元、紅十字會13億元，各級NGO接受捐贈21億元；二是NGO及時組建災後重建規劃組，300多位各個層面的參與者在較短時間內編製出宏大規劃，並在災後一個月內就促成5個大的建設項目，投資總額約28億元；三是對災區群眾的心理危機救助發揮較大作用。

　　「走出政府獨唱」

　　上海市民政局辦公室主任賈勇說，NGO的發展告訴我們，應當建立社會管理的新格局，重點體現政府、市場、社會的互動關係，而不是一味強調政府的主導、強勢作用。「社會建設要走出政府獨唱的格局，實現多元參與。」

　　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師曾志認為，政府對自身的責任，如果承擔的太多，或者認為自己是全能政府，有能力包打天下，給NGO留下的空間就比較小，給予的支持也比較弱。

　　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認為，社會自治、公民自律能幫助政府實現執政目標。變「強政府、弱公民」格局為「小政府、大社會」格局，是社會建設的一種理想趨勢。因此，政府應更新三種理念，促進NGO長足發展。

　　一是服務理念。政府應當將工作重心由「權力」轉向「責任」，由「管制」轉向「服務」。對於自己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應下放給市場或NGO，政府則需要為NGO的發展創造良好空間，NGO也應加強服務理念。「長期以來，受計劃經濟影響以及營利動機驅使，我國的一些NGO要麼官僚作風十足，高高在上，要麼單純追求營利，忘記了其存在的根本目的。應當在這些部門強調組織使命、信念，增強組織人員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培養和強化其職業道德。」賈西津說。

　　二是民主理念。NGO的發展從根本上說應建立在高度發達的公民社會基礎之上。因此，當前必須發揮市場經濟作用，積極培育公民社會，培育獨立自主的市場主體、平等互惠的契約關係和自由獨立的個性意識，增強社會中的民主氛圍，為NGO的發展培育良好土壤。

　　三是購買理念。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42個國家進行的非營利組織國際比較研究項目結果顯示，NGO的平均收入來源結構為：服務收費49%、政府資助40%和慈善所得11%，其中在保健(55%)、教育(47%)和社會服務(45%)領域，政府的資助尤其顯著。這說明政府的財政支持對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必不可少。政府以公開招標方式採購社會服務，應是NGO獲得財政支持的重要渠道。

　　「給NGO更大的發展空間」

　　賈西津認為，政府監管應注意「放鬆管理、依法而治」。政府要營造有利於NGO發展的宏觀環境，完善NGO的法律制度，尤其是要改變對NGO防範、限制的思想觀念，給NGO更大的發展空間。

　　其具體設想包括，按照「完善社會管理」的精神，修訂涉及社團管理的相關條例和辦法；研究制定專門的《非政府組織法》和《社團活動法》；修改《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社會團體的「雙重主管批准制度」，明確民政部門是社會團體的「單一管理機關」，以「批准」、「許可」、「備案」等分類管理不同性質的NGO，若其出現違法行為，須由法院而非行政部門作出處罰。

　　多位學者建議，在NGO的自身建設中，首先，要突出完善社會監督機制。換言之，NGO必須向社會公開其財務、活動、管理等信息，同時建立獨立的財務和審計制度。

　　其次，出台有關NGO員工就業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法規政策。建立NGO自己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和相關的制度規範，並將之納入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整體的人事、福利、社會保障體系，在醫療、養老、失業等保險金繳納方面，制定NGO相應的標準等。

　　再有，應建立政府與NGO的協作夥伴關係。政府應主動尋求與NGO建立聯合治理的格局，比如，可邀請NGO參與決策，也可通過「委託賦權」等將某些專項公共服務交給相關專業的NGO，以滿足公眾的多樣化需求。□

　　《瞭望》文章：8類在華的境外NGO

　　1.宗教機構；2.人道主義救援和發展機構；3.私人基金會；4.專家型非營利的諮詢和項目執行機構；5.宣傳機構；6.政策研究思想庫；7.專業協會；8.互助、自助組織。

　　《瞭望》文章：香港政府與民間組織的「互動」

　　在香港，處於政府和市場之外的「第三部門」——NGO(非政府組織)非常活躍。經過多年發展，當前香港政府與民間組織的互動關係，呈現動態的「調整」式狀態。

　　近年來，香港政府推出的契約外包、政府購買等主張，都強調應結合民間的資源與力量來推展各項社會福利方案，政府不應該是福利的唯一提供者；福利的責任應該由公共部門、營利部門、非營利部門和家庭小區等共同負擔。

　　在這些主張的影響下，政府的角色呈現三大轉變：由服務的提供者轉變為服務的管理者；由服務的生產者轉變為服務的購買者；由福利服務的規劃者轉變為福利服務的審查者。

　　就民間非營利機構而言，其不再只是個案權益的倡導者或志願服務工作者，角色亦呈現五大轉變：由弱勢權益的倡導者，轉變為服務的直接提供者；由個案當事人的代言人，轉變為政策的執行者；由原先的提供不定型服務，轉變為提供定型服務；由原先單純的志工團體，轉變為專業工作者；由全方位滿足個案的思考，轉變為必須考慮效益、效率。

　　香港各種新形態的服務方式紛紛出籠，其中由政府提供部分設備、交由民間非營利組織獨立經營的公設民營(投)機構服務，或由政府出資向民間購買的方案式契約服務，較為常見。一方面可發揮政府服務資源穩定與公平正義等特性；一方面也可借用民間機構彈性、創新等特點，為社會困難群體提供具體而適合的服務。

　　如今，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的關係，已不像以前那種制衡或監督的關係，而是有了多元與複雜的發展。

　　香港理工大學第三部門教研中心專家陳錦棠認為，香港社會福利在改革過程中，政府與民間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既競爭又合作、既依賴又自主的關係。但是合作與競爭、自主與依賴彼此相互矛盾、對立的狀態，也常因政府主政者與民間機構主事者的心態，而呈現雙方關係不穩定的現象，甚至有可能因為互動過程中的一些小摩擦，而激化彼此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所以在雙方還沒有釐清各自的角色定位之前，或是在雙方的信任度還不足夠時，政府與民間非營利組織彼此之間的關係，其實是一個曖昧、不穩定而且多變的關係。目前，政府與民間的互動關係，呈現出一種「變化」「調整」的不穩定狀態。加上雙方要走出「監督」「依賴」的既有狀況，要達成共識還需要一個過程。□

　　(文／陳曉虎譚飛周偉)北京社會組織生態http://www.sina.com.cn2010年09月12日14:49瞭望

　　《瞭望》文章：北京社會組織生態

　　社會組織的興起，有助於增進政府與民間的和諧溝通，增強政府的治理能力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松

　　作為北京一個從事環保的社會組織負責人，為了盡量壓縮開支，老張最近將辦公地點搬到了西四環的一個小區里，80多平方米的套間，除了兩台電腦和一個書架外，幾乎沒其他設施。

　　經費是困擾老張的最大問題，他不但把工作人員月工資壓縮到每人2000元，更要求每一筆辦公開支都做到清晰可控，但還是時常感覺捉襟見肘。

　　「在現實的經濟壓力下，工作人員流動性很大。」老張告訴《瞭望》新聞周刊，「以前來過幾個大學生，後來都轉行去做其他工作了。如果社會組織不能吸引專業的高素質人才長期工作，將會嚴重影響到可持續發展。」

　　「社會組織的興起，有助於增進各級政府與民間的和諧溝通，增強政府的治理能力。」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博士認為，「目前北京社會組織還處在探索階段，整個社會對其還缺乏更清晰的了解，健全和發展仍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京城社會組織異常活躍

　　事實上，北京一直是我國社會組織活躍的省市之一。走在大街小巷，就可不經意地看見一些社會組織招牌，有的甚至還標有中英文標識。

　　「截至2010年8月5日，北京市共登記社會組織7066個，其中社會團體3208個，民辦非企業單位3724個，基金會134個，從業人員達12萬。」北京市社會團體管理辦公室黨委書記溫慶雲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介紹。

　　據了解，北京社會組織經費來源主要有會費、服務性收入、社會捐款、購買服務成本資金，等等。大多數社會組織專職工作人員僅2至3人，因經費緊缺，他們待遇並不高，月工資1500元左右。北京社會組織專職工作人員，除了部分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外，更多年長的從業人員，是來自各領域熱心公益事業的人士。

　　從本刊記者調查情況來看，北京社會組織已遍布城鄉，涉及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初步形成了門類齊全、層次不同、覆蓋廣泛、功能較強的社會組織體系，其作用、社會地位、影響範圍都不斷提升。環境保護、慈善扶貧、教育、科技、文化、體育、衛生等領域是其活躍的重點。

　　「相比之下，環境保護與慈善扶貧兩個領域的社會組織，不但數量多，而且影響也比較大。」溫慶雲說。

　　具體來看，在環境保護領域，較知名的社會組織，包括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北京環境保護基金會、北京水源保護基金會、北京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北京環保產業協會，等等。

　　在慈善扶貧領域，有北京市紅十字基金會、北京弘毅慈善基金會、北京在行動公益熱線、北京華育助學基金會、北京惠澤人諮詢服務中心、北京市華夏慈善基金會，等等。

　　其他各類知名的社會組織，還有中關村知識產權研究院、北京出租汽車暨汽車租賃協會、北京藍天救援隊、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會、北京文物保護基金會、北京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北京社區參與行動服務中心，等等。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趙春燕博士長期關注北京社會組織的發展情況。他介紹，「在北京社會組織發展壯大過程中，除一般的運作性的社會組織之外，還出現了眾多的支持性的社會組織，比如，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就是一家以專業培養社工人才為目的的支持性社會組織。」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與其他省市的社會組織相比，北京的社會組織具有政策環境、人才、機會等方面的優勢，它們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行事獨立、執著而富有激情。

　　影響深入多個領域

　　「社會組織不僅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還對資源配置、平衡利益等方面有積極的調節作用，對市場行為、經濟秩序有重要的規範作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高祖貴研究員這樣告訴《瞭望》新聞周刊。

　　而在溫慶雲看來，社會組織還是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的重要力量，對擴大公共服務，保障和改善民生有重要補充作用，對解決社會矛盾、反映群眾訴求，維護社會穩定有「緩衝器」的作用。

　　比如，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北京市汽車、服裝等行業協會組織會員企業加強合作，組建應對危機服務平台，制定了出口企業扶持長效機制，僅在2009年，社會組織在克服金融危機方面就開展了60項活動，投入資金1.37億元。

　　在抗震救災和抵禦西南旱災中，北京社會組織積極籌措資金，共向災區捐贈款物7.6億元，參與志願服務達1116人次，充分體現了救災賑濟、扶危救困的公益特點。

　　而在重大活動中，北京社會組織的身影更是隨處可見。如北京奧運期間，北京社會組織提供了場館設施建設、人員培訓、志願者服務。在國慶60周年活動中，北京社會組織則承擔了20萬件慶典服裝製作、和平鴿放飛、遊行彩車駕駛員培訓、10萬參訓學生應急救護等工作，有32個北京社會組織共4563人直接參加天安門廣場慶典活動，230多個社區社會組織參與了社區巡邏、治安維護工作。

　　「社會的發展，需要社會組織發揮更大的作用。」高祖貴認為，「北京社會組織的發展有力推動社會進步，特別在教育、環保、救助方面作用不小。同時，也體現了社會多元化的發展。」

　　賈西津將社會組織的作用概括為兩個方面：其一提供公共服務，與政府構成一個相互補充與合作，建立「小政府、大社會」，社會組織是個新生力量；其二社會組織體現了公民自治，可促進政府自身的民主化建設。

　　「政府購買服務」漸成趨勢

　　隨著社會組織的迅猛發展，北京對其扶持力度也在不斷加大。比如，完善對社會組織的年檢工作方式、建立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機制、擴大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範圍、幫助社會組織申請免稅資格、升級社會組織網上管理服務平台，等等。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在我國當前財政管理體制下，社會組織要從政府部門獲得資金並非易事。因為社會組織在政府財政賬戶里沒有「戶頭」，所以社會組織接受財政體系的撥款渠道並不順暢。「在國際上，多數國家採取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方式，對NGO撥款有的佔50%以上。」

　　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方面，北京作了不少嘗試。2010年3月，北京東城區率先在市民中心召開了東城區公益項目信息發布會，將為老年人服務、居家就業等15類公共服務項目向社會進行公布，首次在全市範圍內啟動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工程。4月2日，項目申請受理工作結束，東城區最終確定了18個公益服務項目由政府出資近130萬元進行購買。

　　2010年，北京市民政局開展了「社會組織服務民生行動」，在扶貧救助、扶老助殘等關係民生等十個領域開展服務活動，市區兩級政府投入1億元購買社會組織公益服務。據了解，截至今年8月，共有1846個社會組織聯合行動申報了2706個項目，預計共籌集社會資金22.98億元。目前已有178個組織的233個服務民生項目正式啟動，使58.43萬人次受益。

　　北京社區參與行動服務中心主任宋慶華告訴本刊記者：「在今年我們的經費來源中，政府購買服務佔25%，而這一數字去年僅佔10%，預計明年會有所增長。」

　　趙春燕認為，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將是政府未來的一個明顯趨勢。一方面，可扶持部分社會組織做大做強，另一方面，社會組織也通過自身的技術優勢和服務力量，來彌補政府服務的不足。

　　北京社會組織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以2009年為例，北京社會組織收入合計約為133.71億元，比上一年增加5.84%。2009年，北京參加年檢的社會組織總資產達到321.31億元，凈資產達到264.12億元，分別比上一年度增加19.08%、16.31%。

　　創新管理仍是「突破口」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北京社會組織與其他省市一樣，仍處於初級階段，存在著能力不強、動員能力有限、社會公信力不高、活動資金缺乏等問題，制約了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建設功能的有效發揮。

　　為將對社會組織的扶持引導納入依法管理之軌，2008年9月17日，北京市發布《關於加快推進社會組織改革與發展的意見》，從工作體系、管理體制等方面提出了發展社會組織的具體目標。近年來，也不斷加快管理創新的步伐。

　　溫慶雲介紹，「北京在積極探索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創新，啟動中關村社會組織登記管理試點，開展社區社會組織備案管理工作及建立社會組織退出機制。」

　　同時，北京還通過對城鄉社區社會組織備案的啟動，進一步拓展了社會組織管理工作領域。利用96156工作平台，實現備案工作的計算機管理，充分發揮區、街道、居委會三級組織在城鄉社區社會組織備案工作中的作用，形成備案工作管理體系。「目前，北京已有1700多個社區社會組織進行了備案登記。」

　　「結合工作實際，北京還對社會組織登記實行一次性告知制度，按照諮詢項目列表，提供全面準確的諮詢服務，一次性講清成立的各項要求；主動為申請人聯繫業務主管單位，並幫助申請人與業務主管單位建立聯繫；實行首問負責制，明確崗位責任，加強審批過程管理，高標準服務，高效率辦結；為行業協會，公益類、福利類社會組織設立登記建立綠色通道。」溫慶雲說。

　　談及未來的發展制約，賈西津認為，「目前社會組織最大的障礙是法律環境不順暢，雖然數量多，但規模小、分散，並沒有真正形成一種社會力量。」

　　她分析，「很多社會組織的透明度不高，也制約了自身的發展，其財務數據、管理團隊、項目成效等信息，外界並不很清楚，這恰恰是能否贏得捐贈者信任的最為重要的因素。」

　　「北京社會組織要有效參與公共危機治理，還必須進行制度創新，給社會組織成長創造更寬鬆的制度空間。」溫慶雲認為，「創新管理仍是北京社會組織是否能獲得長足發展的『突破口』。」

　　據溫慶雲介紹，北京下一步將以建設和服務為目標，創新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深入開展社會組織服務民生行動和社會組織創先爭優活動，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經濟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有受訪專家建議，北京在簡化和放鬆對社會組織登記註冊手續的同時，還應加強對社會組織開展活動及其組織運作的動態過程的監督、評估和控制。「只有社會組織合法註冊，並在法律的規範下活動，才能有效地參與公共危機治理。」

　　「北京社會組織自身動員能力、自身建設，還有待進一步提高。」高祖貴認為，「對社會組織的發展，應給予更多的鼓勵，如果社會組織自身服務質量上去了，公信力得到提升，資金渠道也就會擴寬。」

　　「政府亦應進一步加強與社會組織的合作。」趙春燕建議，「政府應向外借力，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中可聽取社會組織的專業意見，並可將某些專項公共服務交給相關的專業社會組織，以實現更大的社會效益。」深圳的社會組織新政http://www.sina.com.cn2010年09月12日14:49瞭望

　　《瞭望》文章：深圳的社會組織新政

　　深圳再次走到了中國建立公民社會和責任政府的前列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詹奕嘉

　　2009年，李光明終於獲得了他朝思暮想的「合法」身份——他所在的慈衛公益事業發展中心，拿到了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頒發的登記證書。

　　「為了登記成為一個合法社會組織，我們跑了整整兩年」，李光明對《瞭望》新聞周刊說。

　　據李光明介紹，慈衛公益事業發展中心是一家為深圳流動兒童提供校外輔導服務的社會組織。該組織2007年成立，但兩年內都沒有政府職能部門願意擔當它的「業務主管單位」。結果，慈衛公益事業發展中心不僅有淪為「非法組織」的危險，也無法從社會募集資金，每年維持運營需要的三四十萬元費用，全靠理事出資，很是緊張。

　　這是諸多社會組織「登記難」的一個縮影。

　　本刊記者獲悉，中國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普遍採用「雙重管理」體制。也就是說，公民要想創辦社會組織，除了要向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機關登記註冊以外，還必須有一個「業務主管單位」。不少社會組織由於找不到合適的「業務主管單位」，長期處於難以合法生存的困境。

　　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馬宏告訴本刊，為破解這一難題，深圳選擇敏感度較低、風險較小領域的行業協會作為突破口，用三個「半步走」，建立起社會組織直接由民政部門登記的管理體制。

　　第一個「半步」是2004年成立行業協會服務署，統一行使行業協會業務主管單位的職責，行業協會的人、財、物與政府部門全面脫鉤。

　　第二個「半步」是2006年底組建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實行行業協會直接由民政部門登記的管理體制。這是中國最早也最徹底地實現行業協會民間化。

　　第三個「半步」在2008年9月，深圳將工商經濟類、社會福利類、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直接由民政部門登記，為推進社會組織民間化作出制度性安排。

　　本刊記者得知，從「雙重管理」變「一元管理」後，深圳社會組織數量顯著增加。2002年，深圳市社會組織有1486家，截至2010年6月，已增長到3862家，涵蓋工商經濟、科學研究、社會事業、慈善等各個領域。深圳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量達4.2個，大大高於全國每萬人擁有2.7個社會組織的整體水平。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評價說，深圳在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方面的探索非同尋常。「它實際上是探索將原有的雙重管理體制轉變成為一個統一的管理體制」，王名說，「經過這一次的體制整合以後，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統一的、一元的管理體制，這是一個質的飛躍。而且是一種巧妙的創新：一方面在形式和職能上還是遵循了現行法規所規定的雙重管理的原則，但在機構設置和體制上卻實現了統一登記、統一監管的新的制度安排。」

　　在實現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改革後，深圳提出「增量改革」的思路，主動為社會組織讓渡空間，通過轉移職能和購買服務的方式與社會組織合作，促進社會組織發展。深圳市民政局局長劉潤華說：「只要社會組織能提供的社會服務，原則上不再設立新的事業單位、不再提供新的事業編製。」

　　以養老為例，從2006年開始，深圳就不再考慮興辦新的官辦養老機構，致力於鼓勵社會力量開設社會福利機構。2006年11月，深圳市首家民辦社會福利機構——敬夕陽頤養院接受了民政局從福彩公益金中支出的44萬元資助。劉潤華透露，深圳正在籌辦的兒童福利院將不一定要設立事業單位來管理，「民政部門準備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誰好誰做，誰做不好就另請高明。」

　　據統計，2009年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深圳各部門共取消、調整和轉移284項職責和行政審批事項。深圳同時將福利彩票公益金作為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種子基金」，探索購買服務的方式和領域，待項目成熟之後，再交由財政預算資金承接，形成公益金培育項目，財政預算資金承接成熟項目的機制。

　　另據介紹，2008年和2009年，深圳市民政局已先後從福彩公益金中安排1970萬元和1760萬元用於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並公開向社會徵集200多個購買服務項目，目前已資助46個公益項目，資助金額達到2100萬元。

　　馬宏舉例說，「商務部和市政府委託市零售商業行業協會，編製5個全國零售行業標準，每個標準僅用了13.5萬元，如由政府制訂至少需30萬元；深圳市福利中心以低於自身服務成本一半的價格，將25個殘障兒童委託民辦的華陽特殊兒童康復中心代養，大大降低了服務成本。」

　　這說明，深圳將更多的事務委託社會組織管理後，大大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

　　馬宏透露，列入當地人大的《深圳經濟特區非營利組織條例》立法調研工作正在進行，此舉是在立法層面對社會組織進行制度保障，對構建公民社會的意義非凡。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評論道，「如果說前三十年特區的主要任務是構建以效率優先為核心的市場經濟體制，那麼從現在開始特區的主要使命就是構建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社會建設體系，這意味著大量公共服務要從政府職能部門剝離出來，交給社會組織，這樣政府才能站在更加公平公正、更加宏觀的角度來進行監管和服務。」

　　種種跡象表明，曾為改革開放「領頭羊」的深圳，再次走到了中國建立公民社會和責任政府的前列。

非公募基金會前景http://www.sina.com.cn2010年09月12日14:49瞭望

　　《瞭望》文章：非公募基金會前景

　　中國非公募基金會在其短暫的發展史上，已經留下組織數量劇增、資產規模擴大、社會影響提升等光榮記載；能否疏通內外因素的制約，成長為一個個令人尊敬的基金會？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陳曉虎譚飛周偉

　　一些喝「洋奶」長大的本土NGO(在中國境內的稱謂：社會組織)，正試圖品嘗「母乳」的甘美。

　　這是中國非公募基金會自2004年誕生後異軍突起的成果之一。

　　「拿境外的錢，首先得接受別人的理念，按照其方式方法做事。靠境外資源不是長久之計。我們不想永遠喝洋奶，想更多地吃母乳。」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坦言。

　　據徐永光介紹，過去國內NGO主要靠境外NGO給錢，這一方面促進了本土NGO的成長，但另一方面喝洋奶「容易早熟，裡面有激素，比如理念先進、能力低下，猶如先長腦袋，後長四肢。」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獲悉，以是否公開面向社會募捐為標準，中國將基金會區分為公募型和非公募型兩大類別。前者資金來自社會公眾，其知名品牌包括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希望工程等；後者資金則由個人和企業的自有財產提供，比如中國第一個非公募基金會——香江社會救助基金會，即由香江集團出資設立。

　　目前，中國非公募基金會在其短暫的發展史上，已經留下組織數量劇增、資產規模擴大、社會影響提升等光榮記載，其能否疏通內外因素的制約，成長為一個又一個令人尊敬的基金會？

　　「令人頭疼」的價值觀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NGO曾主要依靠境外NGO的資源生存、發展，即「喝洋奶」長大。

　　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估計，約有90%以上的國內NGO主要是靠境外機構的支持存在和發展。

　　廣州農民工維權組織——廣州珠江工友服務中心負責人景祥告訴本刊記者，該組織每年可以從境外組織得到30萬元左右的資助，而在國內眾多NGO中，農民工維權組織往往獲得的境外支持較少。「從事環保、艾滋病防治的國內NGO從國外拿到的錢比較多，具體數額不太清楚，但可以從出差坐飛機、住賓館的檔次看出來。」景祥說。

　　上海公益組織發展中心(NPI)主任呂朝此前曾就職於北京非營利組織(NPO)中心，5年多以前，NPO中心95%是拿國際的錢，十年沒有註冊。他現在供職的NPI，則80%以上是國內資金。「錢的背後是理念。國際組織出錢，用錢者必須有一個交代。」呂朝說。

　　萬通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李勁表示，如果NGO這個行業80%是喝洋奶，那麼政府關注是很正常的，「的確有一些國外政治類機構，價值觀就令人頭疼。現在國內機構也在支持草根NGO發展，逐漸使資源多元化、本土化。這是一個良性趨勢。」

　　事實上，眾多資金實力雄厚的中國非公募基金會，正逐步將自己定位為NGO群體的支持性組織——要直接參与和操作自己設計的公益慈善項目，更要為眾多草根NGO提供資金、項目設計等資源性支持。

　　據徐永光介紹，2008年，他所在的南都公益基金會，以及眾多非公募基金會在汶川地震災區援助行動中，不僅採取直接捐款、直接資助等方式，而且嘗試將資源投向立足於當地的草根NGO。「南都就拿出了2000多萬元來支持志願者行動和草根NGO的援助行動。」

　　本刊記者在汶川地震災區採訪了解到，「安縣社工中心」、彭州「樂和家園」等項目，都得到非公募基金會等組織的支持。

　　「國內NGO一直存在有資源的缺操作手段，有操作手段的缺資源的狀況。這造成兩頭大、中間小甚至斷裂的狀況。這就需要支持性組織或中介組織的成長來彌補。」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說。

　　2006年11月，麥肯錫聯合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奧美傳播、君合律師事務所、摩托羅拉等企業成立「公益事業夥伴基金會」，致力於打造為包括非公募基金會在內的所有公益慈善組織的支持平台：溝通資助方與需求方之間的信息，協助籌資及融資，並為這些組織提供各種專業知識援助，並嘗試探尋更為科學的評估機制。

　　呂朝創辦的公益組織孵化器項目，同樣明確走發展NGO支持性組織的路徑。「我們要兩頭找資源，將有錢、有項目的機構和缺錢、缺項目的眾多操作性組織聚合起來，進行培訓、孵化和對接。」

　　據介紹，在公益產業的產業鏈中，企業、公募基金會、非公募基金會是資金提供者，各類專業的公益服務機構則是公益服務的終端。其中，企業和基金會具有資金和籌款優勢，社會組織則具有人力優勢和專業優勢。企業、基金會與社會組織合作，可以解決基金會「花錢難」和社會組織「無錢花」的矛盾。

　　「錢潮」涌動

　　在NGO頻頻汲取「母乳」營養的背後，是中國非公募基金會近年來暗潮湧動、異軍突起的發展勢頭。

　　據有關部門統計，截至2009年初，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總數達到643家，已經超過中國基金會總量的40%。雖然總量上比公募基金會的943家要少，但發展速度要快——這643家是2005年底253家的2.5倍。

　　北京大學法學院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等的研究表明，截至2008年底，總共有39家在民政部登記的非公募基金會，其原始資金總額為152287萬元，平均原始資金為3905萬元。其中，2000萬元以上不足1億元的有22家，佔總數的56.4%；1億元以上的有7家，佔總數的17.9%。

　　此外，非公募基金會的收入和總資產規模正在逐年擴大。數據顯示，2008年，民政部登記的非公募基金會當年收入超過14億元，凈資產合計達37億元。

　　從創辦者分類來看，在民政部登記的非公募基金會中，由企業和企業家創辦的基金會是20家，佔總數的51.3%；由高校創辦的教育基金會有6家，佔總數的15.4%；由社會名人冠名的非公募基金會為12家，佔總數的30.7%。

　　非公募基金會崛起的背後，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私營企業劇增到200多萬家、非國有企業的營業收入佔全部營業收入66%等基本事實。

　　徐永光判斷，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的發展正處於起飛初期，此後的十到二十年間，仍將是非公募基金會設立發展的高潮。「這與世界上各國基金會的發展規律基本吻合。非公募基金會的出現突破了只能由政府及其相關部門設立基金會的制度屏障，叩開了民間資源設立基金會的厚重大門，開闢出以民間資源設立慈善組織的一片藍海。」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鄧國勝評論道，2004年出台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堪稱一部良法打造出了一個良好平台，非公募基金會因順應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工商企業崛起的大趨勢，尤其是為民間資本找到一條承擔社會責任、介入社會建設的新途徑，從而獲得迅速發展。

　　有觀點認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迅猛，城市化進程加快，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凸顯。從事公益、慈善的NGO正經歷轉型，慈善的組織化、專業化和制度化程度將直接決定中國慈善事業的長期發展態勢和方向。「非公募基金會的出現恰恰是慈善轉型的一種表現。中國慈善事業也逐漸從臨時性的、對於受助對象的直接捐助，轉為設立非公募基金會進行長期的、有規劃的慈善事業。」

　　「內憂外患」

　　多位受訪人士亦指出，目前非公募基金會仍面臨「內憂外患」，無論是非公募基金會的數量、資金規模，還是公益項目的運作和基金會的治理等方面，都還無法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同類基金會相提並論，也尚不能匹配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需要。

　　金錦萍、鄧國勝等人的研究表明，「內憂」大致包括5個方面：

　　其一，很多非公募基金會和其他NGO一樣，存在「宗旨單一、領域過度集中、使命強化和認知度、執行度不夠」等問題。

　　其二，非公募基金會的完全獨立性仍需保障。非公募基金會與公募基金會相比，保持其獨立性並無制度障礙，但從現實狀況看，相當數量的非公募基金會連形式上的獨立都不具備，理事會更形同虛設。

　　其三，內部治理有待改進。基金會的治理結構重在理事會的職責和相關議事規則方面，但目前看來，現實中問題較為突出的是利益衝突規則缺位。

　　其四，信息透明度與公眾認可度尚待提高。信息公開是非公募基金會主動承擔社會問責的體現，除了根據政府規章要求公開必要信息和內容之外，非公募基金會還應選擇多種途徑向社會公開自己的相關信息。但是，「從我們這次為非公募基金會發展報告收集的信息來看，中國非公募基金會還不習慣於將自己透明化，很多非公募基金會沒有網頁，甚至我們的問卷調查也遭到冷遇。下發的幾百份問卷僅僅回收了十幾份，回收率之低出人意料。」金錦萍說。

　　其五，專業化程度較低。金錦萍表示，「機構專業化意識還比較低，不重視管理層的專業人才配備，導致機構管理程度低，機構發展戰略定位、公益項目設計和品牌管理缺少章法，管理制度不健全，資金使用粗放的現象是當下不少非公募基金會的通病。」

　　李勁亦坦言：「我從業國際和國內NGO十多年，最著急的就是至今仍未看到人才不斷湧現的狀態，而社會需求已經對NGO的專業化、職業化提出了越來越高的需求。」

　　多位受訪專家提出，除諸多內部制約因素外，中國非公募基金會還面臨一些外部不利因素：

　　第一，基金會的分類標準和相關監管規則仍需細化。中國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的本質區別在於基金會是否可以向不特定的社會公眾募集捐款，但這一區別僅僅在於能否從事公開募捐活動，並不能影響到其他方面的規則，比如內部利益衝突規則和治理結構規範化等。

　　第二，公益支出比例和行政成本控制的強制性規定存在爭議。《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非公募基金會每年用於從事章程規定的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於上年基金餘額的8%，基金會工作人員的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則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但從實踐經驗看，以行政法規的形式一刀切地對原始基金規模迥異、運作模式不同的所有非公募基金會作此規定，既讓小型非公募基金會和運作型基金會有苦難言，又讓原始基金規模較大的基金會不堪重負。

　　此外，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的發展還存在評估制度有待改進、細化，稅收優惠政策出台滯後等問題。

　　政府介入的機遇

　　「國內非公募基金會的快速崛起提供了一個強大的資源平台，會逐步釋放出民間資本的公益慈善潛能，逐漸稀釋境外資金，有利於本土NGO的健康成長。」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師曾志說。

　　師曾志表示，從國外NGO發展狀況分析，NGO的資源支撐主要來自政府購買服務、公募和非公募基金會等。

　　本刊記者採訪獲悉，深圳、上海、北京等地已經開始將政府購買服務的觸角伸向眾多NGO，一些地方政府還積極嘗試將公益投入納入地方財政預算，提供免費服務平台。上海市近年來更在積極謀劃打造「公益矽谷」，以充分集納NGO的資源，共同致力於社會建設。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長、社會團體管理局局長方國平說：「政府通過提供購買服務，將公益事業投入納入財政預算等辦法，能深度介入和有效管控NGO，同時，政府也可藉此團結到更多的參與社會建設的力量。」

　　有觀點堅持，非公募基金會大舉資助NGO，不但衝擊了原有以國際機構為主導的資助格局，也強化了NGO與政府「既有合作又有博弈」的關係。

　　究竟非公募基金會能否突破重重瓶頸，成長為一個個受人尊重的基金會？並進而對中國的變革進步、社會建設等作出更多貢獻，有待觀察。□

　　《瞭望》文章：非公募基金會的九大特點與六種價值

　　中國非公募基金會呈現9大特點：

　　1.發展迅速，增長勢頭超過公募基金會；2.地方登記的非公募基金會成為主力軍；3.非公募基金會發展呈現地域上的不均衡；4.從事公益活動領域上亦呈不均衡態勢；5.原始基金規模逐漸擴大；6.創辦者以企業、高校和名人為主；7.非公募基金會收入逐年上升，凈資產規模增大；8.公益支出增多，行政成本逐漸降低；9.非公募基金會初步呈現類型細化。

　　NGO的研究者和從業者們認為，非公募基金會不僅是民間資本介入社會建設的資金來源，其還具有下述6方面價值：

　　其一，非公募基金會改變了只有政府或其授權部門才能設立基金會的狀況，儘管《基金會管理條例》中規定依然需要業務主管部門的事先同意，但是設立非公募基金會是由私人或者企業出資投入公益事業，為政府排憂解難，為群眾雪中送炭。「這是政府與百姓都歡迎的事情，業務主管單位難以或者不該成為設立基金會的根本障礙。」萬通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李勁說。

　　其二，優化慈善資源配置，改變民間公益生態。非公募基金會可以自主確定基金會的使命和願景，確定公益項目和善款資助方向，成為補充政府職能缺陷的有生力量。「這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權力邊界，慈善資源將更多地流向政府系統所未能覆蓋的區域和領域，將成為民間公益服務機構(俗稱草根組織)的重要資源提供者，這將從根本上改善民間公益生態。」北京大學法學院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說。

　　其三，基金會保持獨立性、實現有效治理成為可能。基金會的獨立性體現了其獨立於政府、獨立於企業、獨立於創辦者的社會性格。「基金會的章程所確定的宗旨使命是其靈魂所系，所確定的治理結構是其骨架所在。」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說。

　　其四，培育民間公益理念。南都公益基金會創始人周慶治說：「南都集團的基本理念是『實現自我，回報社會』。我從來不認為填寫捐款支票就是慈善的全部，『聚財』和『散財』同樣需要能力。」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認為，非公募基金會擺脫了基金會原有的濃重的官方色彩，在運作和管理上更為靈活和現代，對於公益目的的貫徹更為獨立和獨到。它們完全建立在創辦者對中國現實的判斷之上，融合了自身對公益事業和美好社會目標的理解，「是一種理性選擇」。

　　其五，成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新型組織形式。以非公募基金會形式從事公益事業，企業從被動的、臨時的、隨意的、以突發事件為主的捐助走向主動的、長期的、獨立的、系統性的、有規劃的捐助，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新型形式，也是企業從事公益事業的質的飛躍。

　　其六，有望改善慈善領域人才匱乏的局面。此前，基金會工作人員大多屬於機關退休人員或分流人員，年齡偏大，知識結構陳舊，學歷水平偏低。現在非公募基金會的創辦者大多為成功人士，積累了大量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發展規劃、資金運作、治理結構等的知識、經驗和智慧，具有將這些知識、技術應用到慈善領域的條件與主動性。NGO「不是一群反對派」http://www.sina.com.cn2010年09月12日14:49瞭望

　《瞭望》文章：NGO「不是一群反對派」

　　「NGO不是邊緣人群的自娛自樂，也不是一群反對派、烏合之眾」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陳曉虎譚飛周偉

　　米來：「慢慢治好了抑鬱症」

　　2009年。四川省彭州市通濟鎮大坪村。

　　米來留著一頭長髮，左手繞著一串佛珠，彷彿修行之人。

　　這裡是國內知名非政府組織——「地球村」的一個災後重建項目試驗點。米來作為「地球村」的志願者，其任務是幫助當地村民尋找可持續的增收方式。

　　米來曾是上世紀90年代入行的音樂製作人，擁有一家音樂製作公司。但據他說，快節奏、高壓力的都市生活，令他不知不覺出現了心理問題。

　　他與「地球村」的創辦者廖曉義是熟人，於是，他開始住在北京郊區、廣西、貴州等地的山村裡，少則一月，多則三月，參與非政府組織試驗的各種項目。「有十年了吧，經常幫他們做項目，他們付給我一些報酬。」

　　在彭州的試驗點，米來的前任們計劃利用村莊地處高山的特點，種植有機蔬菜。實踐一段時間後發現，受道路、市場和價格等因素影響，發展有機蔬菜的道路「走不下去」。

　　米來的辦法是種植藥材、發展綠色養殖。一般而言，藥材種植需要較長周期，圈山放養的生態雞則可以較快見效。「這套辦法我已經在好幾個地方試過了」，米來表示，但在「地球村」創辦的這個名為「樂和家園」的項目村，一切才剛剛開始。

　　米來告訴本刊記者，鄉村生活「慢慢治好了抑鬱症」。

　　黃衛平：「個人人生歷程的地震」

　　「掙錢哪有底，能養活自己，再活得好一點就行了」，黃衛平對本刊記者說。

　　黃衛平1990年畢業於寧波化工學院，曾從事企業、證券、期貨、貿易等多個行業。2007年，他放棄老闆生活，轉身去華東師範大學攻讀心理諮詢師課程。「人跟著事情走，很容易在物質世界迷失。後來就是想回大學，其實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2008年，黃衛平開始參與NGO工作，並參加了四川地震災區的救援行動。「這是生活中的地震，也是個人人生歷程的地震。」

　　黃衛平告訴記者，他原來一門心思掙錢，手機24小時開機，一年8000多萬元的貿易額，自己能掙三四百萬元，但是婚姻觸礁，加上一些別的原因，「突然就覺得很迷失，想換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黃衛平決定將一種志願者的個人行為，上升為一種組織機構行為。他找到4名志同道合者，創辦了一家NGO。

　　據介紹，該組織希望開展生命教育和傳播服務，幫助城市老年人設計退休生活，並試圖尋找一種組織化運營模式，學會精細化操作。

　　在黃衛平的同事王瑩看來，老齡化是中國正在面臨且會日趨嚴峻的社會問題，「我們覺得光憑政府是管不過來的，這個領域給NGO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黃衛平等人同時承認，他們的機構能否存在和發展，人員是否穩定和團結，事業會不會做得如設想般美好，也還都是未知數。「做草根NGO不能光憑熱情，3年內我可以吃以前的積蓄，3年後就不好說了。必須面臨現實的生存與發展問題。」黃衛平說。

　　馮令：「我不知道明天的麵包在哪」

　　「以前上學是做志願者，現在我們是從業者」，馮令告訴本刊記者：「我的大學專業就是社工，上學時就跟NGO打交道比較多。」

　　馮令的第一份工作並不是NGO。他最初在家鄉所在地的政府部門就業。本刊記者見到他時，他正在「劍南社區服務中心」工作，這是一家由香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聯合當地政府成立的社會組織，主要負責對四川地震受災人群進行心理輔導，招募和培訓當地義工。

　　馮令說，目前收入與在政府部門工作時差不多，每月約2000元，但生活和工作條件更為艱苦，馮令和他的社工夥伴們必須自己解決房屋租住、吃飯，還要設法積極尋求政府部門的支持，以順利開展社工組織分配的工作，並接受一名督導的指導與監督。

　　在馮令提供的2009年1月到8月的《工作日記》中，本刊記者看到，這些職業社工一邊自身參與實踐，一邊接受組織的培訓與指導，他們兩人一組，以走訪、談心等方式接觸一個又一個受災群眾，了解到很多個體的痛苦與困惑，他們也主動配合當地政府工作，積極協助做好受災群眾搬遷等任務。

　　「雖然社工工作很孤單、很辛苦，但是我覺得自己更深入地了解了社會，體會到個人的複雜性，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自己也得到了價值認同。」馮令說。

　　馮令亦坦承，這個為期三年的項目，工資低不說，項目完成後會怎樣，自己也並不清晰：「我不知道明天的麵包在哪，但這裡至少有我的夢想。」

　　馮令告訴本刊，與他一起應聘社工的6個人中，只剩下他一個人。「這是份需要能特別吃苦、忍耐的工作，有人不適應、離開是很正常的。有人走了，也有人會來。」

　　有評論指出，這些初出茅廬就從事NGO工作的大學生，既站在一個理想與道德的高地，但同時，這裡也是一個生存與發展的窪地。

　　李勁：「不是一群反對派」

　　萬通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李勁的學業經歷曾讓人羨慕不已。

　　上海交通大學本科畢業後，李勁發現工作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狀態不適合自己，遂考取北京大學政治學研究生。1998年碩士畢業，李勁遠赴哈佛大學深造。

　　2000年回國後，李勁的履歷開始讓人費解：頭5年，李勁把自己交給一個名為「國際計劃」(主要從事貧困地區兒童扶貧，在陝西省5個縣做項目)的組織，後又到聯合國國際開發署駐中國辦事處幹了3年半，2009年1月，李勁來到萬通公益基金會任秘書長。

　　有人好奇：李勁這樣一個很有競爭力的「海歸」人才，何以選擇從事NGO？

　　李勁總是回答：「這主要是個人興趣使然，我覺得中國在經濟發展之外，社會事業的發展也很重要，需要有人去做。」

　　李勁告訴本刊，非政府組織最大的財富是價值觀，「否則我那時也可以做生意、進跨國公司，我回國的時候正是國內互聯網很熱的時候，有很多機會都放棄了。」

　　而中國民間組織的發展目前還處於初級階段，在資源、公信力、自身能力等方面都還不夠。李勁說，國內NGO的制度還不健全，發展還不正規，人才還比較少，如果同國際NGO相比，就像民企和外企的不同一樣，前者尚在艱苦打拚，後者已經相對完善。

　　李勁表示，資源進不來，也就很難吸引人才，這逐漸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他並不諱言目前國內NGO從業者中確有一部分不願進入主流社會的人，這些人大多來自政府機構或事業單位，有人是自己走出來的，也有人是被甩出來的，自然對主流價值觀有不同意見。但李勁強調，「NGO不是邊緣人群的自娛自樂，也不是一群反對派、烏合之眾。」

　　李勁說，中共十七大後大家都在談論社會建設，其實政府部門缺乏經驗能力。比如，如何與民間組織打交道，如何充分調動民間組織力量等，政府與民間組織急需溝通，「過去兩者之間隔閡比較深，相互不信任。現在研究者與NGO的從業者有些脫節，政策制定者與從業者也有較大的隔閡，其實大家都需要溝通、協商。」

　　李勁說他的希望是，行業的價值觀能夠被政府和社會雙重認可，從而推動中國整體發展，從業者有全方位的滿足感，行業不差錢，也不缺人。

　　在李勁看來，「很瘋狂、很異類不是一種正常狀態。現在有的人賺錢覺得很夠了，想換一種生活方式，所以參加NGO。其實NGO更需要職業化、專業化團隊，要設置技術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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