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 | 清末北京如何治理泛濫的娼妓業

文 | 齊小林

經公眾號文史e家（微信號：wenshiyijia2016）授權轉載。

清末，北京娼妓業發展迅速，某種程度上威脅社會穩定。為了增加財政收入、維護社會治安，政府向娼妓業徵收捐稅，將娼妓業納入政府管理體系。這導致了娼妓業的膨脹，妓院經營者地位上升，妓女地位下降，社會各界紛表不滿，要求對妓院營業有所限制，保護妓女之權益。清政府以同時期日本娼妓管理制度為藍本，創立公娼制度，規範妓院營業，保護妓女權益。

公娼制度，是政府在一定條件下允許婦女合法賣淫的娼妓管理制度。在近代中國，公娼制度創立於清末，廢除於1950年，存在了近半個世紀，不同階層的民眾、社會精英和政府從各自角度出發，對公娼制度的指責從未停止過，亦未停止過廢除公娼制度的努力。然而，在眾多娼妓史的研究成果中，對於公娼制度起源、運行、演變的學術研究尚付闕如，這無疑阻礙了我們客觀地認識公娼制度。本文通過對清末北京公娼制度確立過程的實證性考查認為，清末創立公娼制度的動機是多重的，既有保障妓女權益、提高政府收入、維護社會治安的意圖，也有對西方城市管理制度的借鑒。

清末北京娼妓業發展迅速，政府很難採取有效措施遏制其發展，同時，娼妓業的存在增加了政府社會管理的難度。清政府面臨著兩難的選擇：禁絕娼妓業，顯然很難做到；任其發展，不僅與政府現有法律衝突，而且威脅著北京的社會穩定。

救濟娼妓

傳統中國城市缺乏正式的市政管理機構，清政府很少直接參与城市底層社會的管理，這對市民生活產生了深刻影響。清末北京社會輿論對娼妓業的同情，既源於妓女悲慘的遭遇，更源於對政府城市管理的不滿。據《諫書稀菴筆記》記載：「妓寮最懼者，因爭鬥封門，封門後車馬冷落，故不待言，迨訟事畢，呈請啟封，吏役需索無厭。」於是各妓院「遇有死傷亡故之事，除重大命案涉訟到官外，其餘無論何項身死，俱不呈報官署」，以免麻煩。此外，妓院需向京城中有組織的乞丐繳費，某些混混亦專以訛詐娼寮為生。總之，「不守規矩的嫖客、營城司坊的官人、黃帶子大混混、碰磁兒的、借錢的種種攪擾（使得妓院）非花錢不得安生。」《京話日報》認為妓女「為饑寒所迫，不得已做此下賤生意，已是可憐得很」，散兵游勇和不良官吏的訛詐令妓女的處境更加悲慘。總之，國家管理的缺失，使包括娼妓業在內的許多行業受到基層官吏、地方惡勢力的種種盤剝。

京話日報

要求娼妓業合法化的輿論，某種程度上受到天津日租界向「落子館」徵收捐稅的影響。《京話日報》認為：「天津日租界連落子館都要上捐……無論哪項生意，就是妓館、煙館也未始不可加捐，化私為公，實力的保護它們，免得差人訛詐，他們也未必不願上捐……如今是面子不派捐，骨子裡頭比派捐還要厲害。」

當年在「落子館」演出的藝人

部分稍有知識的妓女，從維護自身權益的角度出發，呼籲仿行西方法度對娼妓業徵收捐稅，實行保護。《京話日報》刊載了一封妓女的來信，信中說道：「妓女雖賤，亦是人身，何至於不如螻蟻……當初管子治齊，留下這個行當，原是為富國起見。如今外國的妓館聽說也是很文明。獨我京城的妓館，真是一個黑暗地獄。外國的妓館由官保護，他們捐稅雖大，人人樂從。京城的妓館雖說沒有捐稅，營城司坊的花銷，密密層層，比唱明了加捐還要多得多，非但不能富國，反倒病國殃民。」該妓強調娼妓業不但歷史悠久，且事關富國，清政府不保護娼妓業與妓女的權利，任下層官吏勒索，如此娼妓業非但不能富國，反而足以殃民，因此要求仿行國外製度，實現娼妓業的合法化。即使是妓院經營者，也不反對上捐，有經營者回憶：「當時北京社會秩序很不安定，一個妓女出門，因為頭上所戴首飾頭面，往往值到幾千兩銀子，常被匪徒打劫和綁票勒贖，也希望能夠得到政府的保護。」

很難考察其他民眾對娼妓上捐的看法，但至少娼寮附近的商家會對此表示贊同，因為娼妓業帶動了周邊諸多行業的發展。「飯館娼窯次第排，萬家燈火耀花街。從知世界崇商戰，八大胡同生意佳」的竹枝詞， 即說明了娼妓業合法後，周邊各業繁華的盛況。

治安、稅收與風化

清政府從兩個角度出發，考慮娼妓業的管理問題。首先是維護社會治安，主管外城警政的外城工巡局認為：「（娼妓）既不能禁絕，與其為土棍蠹役所魚肉，不如明訂捐章尚有限制」，於是決定：「化私為公，（對）戲館妓寮皆酌定捐輸……仿照外洋各國，於捐納之中隱寓限制之意；且可使地面痞棍無所憑附，庶搶劫鬥毆之案日見稀少。」其次是增加財政收入，當時「京師警政亟宜推廣，百廢待舉，用款浩繁」，「工巡局接管五城地面以後，以修石路禁煙館為首先辦法，刻聞又將各娼寮主事人傳去，將來石路開辦時擬即抽收妓捐以補經費之不足」；「各娼寮亦樂意捐輸，以免土痞惡棍之騷擾」。1905年12月，北京正式抽收妓捐樂戶捐：「外城工巡局前擬開辦各項捐款，設局於西珠市口，現在遷設鷂兒衚衕，舊日五城公所內，改名衛生局。清查娼寮，分別等級，按月納捐，業於本月初一日起開捐雲。」隨後，清政府調整了相關法律，取消原有 「窩頓存留之罪」。至此，娼妓有了「公」、「私」之分：「納捐於官中，略如營業稅，得公然懸牌，可以出而侑酒，設宴於家者為公，反是則私。」

妓女請領許可執照申請書

政府徵收妓捐之後，出現了一些問題。

首先是，妓院經營者地位提升，而妓女地位下降。

據《京話日報》報道：「自從開辦樂戶捐，大小妓館（掌班）全都吐氣揚眉，非常得意」，「此等小人從來沒有露過臉，自從上了捐，美得他們無脊六獸。」因此，妓院經營者對待妓女愈加殘酷。《中華報》指出：「毒龜惡鴇，昔時負罪戾、伏嚴禁法律之下，尚敢百出奸計恣肆其毒手，誘騙無辜之女，逼處火坑，日加酷虐。今公然收捐，若輩自命奉官，其殘酷當更倍於昔時。」

其次是，妓院任意開設，影響市民正常生活，侵害了普通市民的利益：

「自上妓捐後，外城街巷竟有官宅、鋪戶左近，孤懸茶室、下處招牌者，殊不雅觀且有傷風化。」由此可見，妓捐的徵收承認了娼妓業的合法化；然而若任其發展，不獨政府增加收入、維護治安之目的難以實現，社會各界保護妓女權益之初衷亦將落空。

鑒於此，社會輿論提議娼妓營業「要劃清地段，不準隨便亂開……隨便亂開起來，恐怕不是個規矩。」《中華報》認為：「妓館抽捐之本意，非為圖利，亦非以開妓館為然，特以禁不勝禁，不如加以重征，聊示懲儆，且便稽查。但亦必嚴定限制，庶不至凌失本意。」因此，衛生局決定：「除石頭衚衕、王廣福斜街、大小紗帽等衚衕十四處准開妓寮外，其餘通衢小巷一律不準開設，違者重罰。」禁止妓女在公共場所的活動，限制妓女逛廟燒香等。工作人員稽查限定區域之外的娼妓，「在罰款內提出三成充賞」。

社會各界倡言保護妓女權益。《京話日報》登載的一封讀者來信寫道：「美洲黑奴自開放以後，都可以享點人權，妓女雖賤亦算是黃種人的一部分，也是中國四萬萬同胞的一分子，豈有見死不救之理。」1906年2月13日，杭辛齋於《中華報》撰文認為：「開辦妓捐以前，毒龜惡鴇尚敢百出奸計，恣肆其毒手，誘騙無辜之婦女，逼處火坑日加酷虐；今公然收捐若輩，自命奉官，其酷毒當數倍於昔時。（妓女）深受者將益無所控訴，是不可不預籌良法，以拯救之。」

創設濟良所

1906年4月，為救濟妓女，北京創設濟良所。據梁漱溟回憶：「濟良所的開辦費和經常費是一面靠報紙鼓吹募捐，一面靠了官府沒收的張傻子（虐待妓女的掌班）的財物房產作一點基礎。管理上則推舉幾個董事負責，官府立於監督地位。後來規模逐漸擴大，完全改為官辦，陸續收容的人不少。」《北京濟良所辦事大綱》規定：「凡投所妓女，年過二十二者，不願為娼即可收留；向來不受凌虐者，應出本所擔保，擇配後仍向夫家取還身價交原身主收（缺一字），其價由官判定，不準訛索；若身有傷痕，不論年歲一律收留，身價即行註銷。」可見，濟良所以救濟受虐待的妓女、協助不願為娼的妓女退出妓業為宗旨；關於償還妓女身價的規定表明，濟良所認同娼妓業合法化及妓院的掌班、領家的既得利益。概而言之，濟良所是政府、救濟妓女者、娼妓業經營者彼此妥協的產物。

京師警察廳濟良所

1906年8月，外城巡警總廳制定並報巡警部批准頒布了《管理娼妓規則》《管理樂戶規則》，規定了娼妓業的從業和准入資格、經營規範和退出機制。這標誌著公娼制度的正式確立。鑒於保護妓女的社會輿論不斷高漲，1907年9月，外城巡警總廳制定並經民政部批准頒布《重訂濟良所章程》，對「誘拐抑來歷不明之妓女；被領家需索重價掯阻從良之妓女，被領家凌虐之妓女；不願為娼之婦女」實施教養和救濟。這三項規則共同構築了比較完備的公娼制度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外城巡警總廳制定《管理娼妓規則》《管理樂戶規則》「與傳統的對於娼優樂戶的管理有著根本區別，而改成諸如營業登記範圍、從業妓女的常規與定期檢查與性病預防、從業妓女的年齡要求及妓女與業主的關係等等」，其主要內容皆移植於日本1898年頒布的《娼妓取締規則》，「除年齡劃分清政府要求妓女年滿十八歲以上有區別外，其餘多款基本相同。」

娼妓業是一個古老的行業。清末公娼制度的創立，受多重因素的影響，對於清政府而言，希望通過將娼妓業納入政府管轄，部分解決財政危機，並維護社會治安，其中也不無向先進國家學習城市管理制度的願望。

【 國家人文歷史 】系頭條號簽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