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學校引發清朝高層互毆，卻讓中國加速前進五十年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任艷《我們愛歷史》為頭條號簽約群媒體字數：2627字，閱讀時間：約7分鐘

1867年，是知恥而後勇的晚清近代「洋務運動」，即將蓄足馬力加速的年頭。以恭親王奕訢和名臣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為代表的「洋務派」，親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國難，更見識了世界之大，明白大清朝再也不能渾渾噩噩的活。於是引進近代工業創建近代軍隊等「洋務」藍圖，正有條不紊的付諸實施。還有一樁教育方面的「小事」——創建並增設京師同文館課程，為大清朝培養未來「洋務」方面的骨幹人才。可是，就在這些「洋務」精英們忙得熱火朝天時，這個看上去不起眼的同文館，卻好似一根導火線，在這年引發了一場轟然大地震，整個大清朝堂上口水紛飛，掐得亂七八糟。甚至以後世諸多學者的觀點：晚清洋務運動的歷史，乃至中國近代史的走向，幾乎都因此確定坐標。這場意義重大的事件，就是1867年晚清朝堂上一出啼笑皆非的活劇：同文館之爭。這件「醜聞」的導火索是同文館設立「天文算學館」，那麼先了解一下京師同文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各國使節紛紛進駐京師，中外交涉事件激增，而泱泱大國卻沒幾個翻譯人才。在這種背景下，恭親王奕訢上摺子，以「欲悉各國情形，必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矇」為由，建議創立京師同文館，意在培養外交和翻譯人才。

清政府批准後，1862年，清末第一所官辦外語學校——京城同文館成立。學校先後開設英、法、俄、德、日文等課程，還聘請洋人當老師，招收學生為15歲以下的聰穎兒童，以八旗子弟為主，每個語種館不超過24名學生。這種辦學形式與私塾里老先生帶著小孩們頌讀「人之初，性本善」雖有不同，但畢竟招收學生少，還只是學習語言，影響有限，所以，當時朝堂內外並沒有什麼反對的聲音，學校創辦一帆風順。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清政府的腐朽落後形成鮮明對比，各項技術人才的匱乏更是愈加嚴重。李鴻章、曾國藩等人都認為目前的形勢已經遠不是培養語言人才這麼簡單了，要想學會造洋槍洋炮，就必須學會製造原理，也即「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中國原有的以經史教育為主的傳統教育顯然已經不合時宜。當時甚至有人發聲：「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這話明白指出要想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就必須培養算學、理化等自然學科的知識分子。於是，1866年末，洋務派的領軍人物奕訢、李鴻章等人再次遞上奏摺，請朝廷在同文館中設立天文算學館，得到朝廷認可後進入籌備階段，這如同平地一聲雷，瞬間引爆清政府高層的一場「互掐」大戲。在奕訢等人的主張下，天文算學館仍以洋人為師，招收的學生不僅年齡放寬，生源範圍也擴大到「滿漢舉人恩、拔、歲、副、優貢，並准令前項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願意入館學習者......一體與考」。這觸動了傳統士大夫階層敏感的神經。拉開「互掐」大戲序幕的是山東道監察御史張盛藻，他在奏摺里指出，科甲出身的人去學習這些奇技淫巧，朝廷還用陞官、銀兩賞賜做誘惑，這是「重名利，輕氣節」，這樣就會把「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岐途。不過，張盛藻與奕訢等人明顯不是一個「段位」，存在感太低，輕而易舉就被打壓。這時，一位重量級人物的登場將大戲引入高潮，他就是倭仁。倭仁不僅是三朝元老，著名理學家，還是同治皇帝的師傅，在士大夫中有很高的威望，儘管奕訢對會出現反對聲音有心理準備，但倭仁還是讓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倭仁一上場就把問題上升到國家高度，指出「立國之道，尚禮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而科舉出身的士子師從「夷人」，就會動搖國本，甚至「變夏為夷」，乃是亡國之舉。清政府不能用對待張盛藻的態度來對待倭仁，兩宮太后立即召見了倭仁，又把他的摺子遞給了奕訢的總理衙門。奕訢不是等閑之輩，隨後就上呈一個奏摺，對倭仁的「變夏為夷」避而不答，而是強調國家目前的危機，重申設立天文算學館的必要，暗中還「黑」了倭仁一把，認為他「空言無補，有礙洋務」，並將朝中重臣李鴻章、曾國藩等人的來往密函附上，最後不忘將上倭仁一軍：「大學士認為我等之舉不可行，想必已有強國良策，以抵禦外國而使我國不受欺侮，那我願意追隨大學士竭心效力。」

▲奕訢沒想到倭仁也不是吃素的，繼續自己的反對意見，並把矛頭直指奕訢：「如果你們有把握，以夷人為師，就能精通算術學，必能制出精巧的機器，中國的讀書人一定不會被夷人所利用，夷人必能被中國殲滅，那就太好了！但若是做不到這些，那還是不開天文算學館為妙！」要說姜還是老的辣，倭仁這一招果然厲害，當時中國積弊已深，誰敢提著自己的腦袋打包票說學習了算學就一定能富國強兵，滅了夷人？奕訢自然也不敢保證，他再次遞上奏摺，說我只是盡心儘力辦事，但成敗，就算是諸葛亮也無法預料，何況我等？這時，互毆進入到白熱化階段。不過，奕訢在倭仁的摺子里找到一個漏洞，針鋒相對地指出，大學士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要學算學，也不必師從夷人」，如此說來，大學士一定能保薦幾人，那就另設一算術館，你來負責，以觀成效。朝廷順水推舟同意了奕訢的建議，讓倭仁「擇地另設一館」，還給他一個新職務：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一直態度強硬的倭仁這下可被難住了，我哪兒有精於算學之人呀？我一帝師，在總理衙門行走能幹什麼？接旨後的倭仁在朝堂上被擠兌得異常難堪，倍感羞辱，沒幾天就氣得病倒，竟至「上馬眩暈，顏色憔悴」，對於朝廷的任命推病不去。這場同文館之爭引起的高層互撕，就這樣以洋務派的勝利而結束。但因為倭仁的巨大影響力，地方各級官僚還不停地上疏反對，甚至有人把「久旱不雨」等自然災害也歸罪於開辦天文算學館，震怒之下的奕訢進行強壓，才終於了結。後來，同文館為國家培養了諸多人才，其中為使館提供大量譯員，後來還有人擔任外交要職；也有部分畢業生進入政壇，還有進入電報局，製造局，船政局等領域任重要職務。而天文算學館的興辦，更是開了學科學風氣，對社會無疑是起了積極的作用。以這個角度說，不管這場「同文館之爭」里，那些守舊的官員們如何醜態百出，如何給後世的相聲小品電影等文藝作品增添了無數笑料。它最終的結果，卻到底為內外交困的晚清王朝，踢開了自強路上一堆討厭的絆腳石。也正是從這一年起，「洋務運動」的諸多大事業，開始轟轟烈烈的鋪開，好些曾備受非議 「洋務」骨幹們，終於可以大展拳腳。近代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宛如新風一般吹入古老的中國。

雖然洋務運動，並未使中國走向富強，但對照下1867年前後，晚清工業科技涇渭分明的差別，對照下船政局馬尾船廠漢陽鐵廠北洋水師對於近代中國的意義，就可知這場「同文館之爭」，至少令近代中國，加速前進了五十年。那一代為中國自強而忍辱負重的「洋務運動」骨幹們，無論成敗，依然當得起後世我輩，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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