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採訪對象死於35年前

07-11

『閱讀需要主張』

這是一篇虛擬訪談。

我們的採訪對象死於三十五年前。

她頭上戴著光環：「美國精神教母」，「美國商業文化代言人」；她也被非議：「邪教教主」，「不入流的哲學家」。

如果她還活著，想必會繼續遭遇爭議：到底是作家？還是公共哲學家？

對她來說，文學還是哲學，都和一個執念相伴相隨：對英雄的崇拜。

這個時代，還需要英雄嗎？不得而知，但起碼，安·蘭德需要。

安·蘭德：我的人生主題歌是一種迷念

安·蘭德當然已經不在人世了。如果她還活著呢？是否依然發揮著出眾的文學技能和拿破崙式的感染力，繼續以一個女哲學家的身份出現在公眾場合？

她的形象在1960年代被固化——一個狂想、固執、誇張而富有煽動性的社會思想家，憑藉雄辯的口才和令人難忘的黑眼睛，即使是她的反對者，也不由自主地被其魅力吸引。

蘭德在紐約中央車站的樓廳上眺望中央大廳，圖為Theo Westernberger為1979年的《展望》雜誌所拍。

寫作是蘭德唯一「創造自己世界」的武器，諷刺的是，雖然憑藉《源泉》和《阿特拉斯聳聳肩》兩部著作，她圓了少年時代的作家夢，但依照她文學作品而推演出的哲學觀，所謂客觀主義，一直為同代人乃至後人閉口不談。這位在晚年被粉絲視作專橫而孤獨的「宗主」，如果知曉身後事，恐怕也要覺得幻滅——一如她寫的劇本《理想》中的女主角凱·貢達，「你們所有在銀幕上看著我的人，聽到我所說並為此崇拜我——我在哪裡能聽到呢？」

蘭德畢生推崇理性，自己卻是個浪漫激情的女人。如果她今天站在我們面前，相信依舊是個迷人的存在——她會留著20世紀20年代美國女人那種短而直的黑髮，披著那件標誌性的黑色披肩，用長煙嘴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就像卡捷琳娜攜帶著她的隱形王冠那樣，帝王般地攜帶著她的聲望，等待我們好奇的發問。

1947年10月，蘭德在華盛頓老辦公大樓的黨團活動室里，聆聽呈遞給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證詞。

我的寫作

「我總是著迷於英雄式的冒險故事」

新京報：據說你還是個九歲小女孩時，就想做一個作家了，十歲時就開始寫作。是什麼激發了你當作家的夢想？你又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作家？

安·蘭德：在20世紀初的俄國，想成為一個作家並不罕見，尤其在聖彼得堡，詩人、小說家和辯論家是得到頌揚的。在俄國，文學是一種顛覆力量，是被禁的政治言論的替代品。

1914年時，我讀了兩本兒童書，一本是記錄俄國女沙皇凱瑟琳大帝少女時代的傳記，還有一本叫《神秘谷》，是一個叫塞勒斯的英國軍官的冒險記。5月底時我們全家去歐洲旅行，我記得在英國泰晤士畔，我看見了一張畫著金髮女孩合唱隊的海報，這些女孩留著大膽的英國齊肩尾部內卷式髮型。當晚，我就開始想像並撰寫這些女孩的冒險故事，我總是著迷於英雄式的冒險故事。

我之所以成為一個作家，並不是想拯救世界，不是想為同胞服務，而是為了獲得創造自己喜歡、尊敬並欣賞的人事的那種單純、個人、自私和自我中心的幸福。我能夠忍受平視地環顧自己的四周，但我不能忍受俯視。我想要仰望。

蘭德和她的朋友、反共人士莉拉·羅傑斯於1951年在好萊塢的合影。

新京報：在你的文學創作生涯中，一共有四部小說為人所知，分別是俄國題材的《我們活著的人》、反烏托邦題材的《頌歌》（中文譯為《一個人》）、以及歌頌個人主義英雄和美國資本主義的《源泉》和《阿特拉斯聳聳肩》。在這四部小說里，你刻畫了許多鮮明的文學人物，比如《我們活著的人》中的布爾什維克內戰英雄安德烈、《頌歌》中代號為「平等7-2521」的反叛者、《源泉》中的建築天才霍華德·洛克，以及《阿特拉斯聳聳肩》中的「創造者」領袖約翰·高爾特，一般來說，作家筆下總有一個人物是以自己為原型來刻畫的，對你來說，是哪個人呢？

安·蘭德：不應說原型，準確的說，應該是我的英雄。對我來說，無疑是《源泉》中的霍華德·洛克。他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建築師，設計的摩天大樓象徵著美國資本主義的理想和原則。因循守舊的庸人和心懷惡意的敵人想毀掉洛克，就像紐約和好萊塢的生意人和赤色分子想毀掉我一樣。但「最高貴的靈魂」無視威逼利誘，他將實現夢想。

你可以說我是照著鏡子里的模樣，畫下了我的英雄，但也可以說洛克是我對尼采式英雄的尊敬。這樣的英雄在安靜時，身體柔軟得像一隻貓，但在創新的緊張狀態下，身體會變得非常僵硬。他不僅擁有塞勒斯的自信，而且也擁有塞勒斯的傲慢，他會「踩著屍體」去成為一個建築師。他是我的英雄。對一個真正的女人而言，女性的本質就是英雄崇拜，尋找男人的慾望。

新京報：那麼，和我談談你心中的英雄應該是怎樣的？

安·蘭德：幾千年前，最早的一個人發現了如何生火。他很可能就是被燒死在他教會他的兄弟們如何去點燃的樹樁上。他被認為是一個與人類所害怕的惡魔打交道的壞人。然而此後，人類就有了火來取暖，來烹煮食物，來照亮他們的洞穴。他給他們留下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厚禮，而且他把黑暗逐出了地球。經過了數個世紀以後，出現了發明車輪的第一個人。他很可能就是在他教會的兄弟們建造成的車架上被處以車裂的極刑。他被認為是一個冒險闖入禁區的越軌者。這就是我的英雄。

安和丈夫弗蘭克走在通往查茨沃斯大宅長長的車道上，旁邊是瑪琳·黛德麗敬獻給馮·斯騰伯格的兩排樺樹。

新京報：你的小說被當做思想小說，雖然憑藉曲折華麗的情節吸引了讀者，但你似乎最在意的還是小說人物代表的思想。然而有這樣一種觀念：當代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說過，以小說人物為某種觀念的化身，會損害人物塑造，使得小說變得單薄和蒼白。他認為喬治·奧威爾的《1984》就是這種反面教材。而你的小說《源泉》中的洛克缺乏人情味，屬於作家E.M.福斯特所謂的「平面型人物」，《阿特拉斯聳聳肩》中主人公約翰·高爾特的演講更是洋洋洒洒六頁有餘，你認為你的著作是否成為了昆德拉最憎惡的奧威爾式圖解小說？

安·蘭德：這種批評我不是第一次遇見了。《源泉》出版前，我的先後兩個文學代理人簡·維克和沃特金斯都要求我多照顧讀者一點，多加些故事，少加些觀念。《阿特拉斯聳聳肩》出版前，蘭登書屋的老闆瑟夫勸我把演講刪掉，因為讀者只喜歡看故事。當然，我全都拒絕了。

在我看來，感情波動是思維缺陷的產物。我的小說人物是觀念的載體，我從來不是以塑造豐滿的人物為寫作目的的。好的資本主義者應該尊重讀者，超過尊重自己，好的哲學家應該尊重觀念的內在邏輯，無視普通讀者的感受。

弗蘭克·奧康納、鄰居珍妮特·蓋納和蘭德在查茨沃斯大宅外面。

我的思想

「我永遠不會為他人而活，也不會要求他人為我而活」

新京報：可《源泉》和《阿特拉斯聳聳肩》都成了超級暢銷書，你40歲以後變得很富有。我很好奇，你這樣一位推崇自由資本主義的人，如何看待金錢？

安·蘭德：錢只是一種工具。它會把你帶到你想去的地方，但不會替你開車。財富是人的思維能力的產品。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掙錢的過程。你得喜歡做這件事，而不是喜歡這件事的結果。我不是個愛揮霍的人這輩子做的最奢侈的事，是在《源泉》電影改編權賣給華納公司後，給自己買了一件2400美元的裘皮大衣，我穿了很久。

新京報：成名之後，你幾乎斷了和在俄國的家人的聯繫，你從不對公眾談你的出身，為什麼？

安·蘭德：我不認為我的出身對我的創作和思想發展有什麼幫助。如果人生可以擁有主題歌的話，我相信每一種有價值的人生都會有一首。我的主題歌是一種宗教、一種迷念。它或許是一種狂熱，又或許是個人主義這個詞所表達的一切東西。我與那種迷念相伴而生，但是，不妨稱為宿命或嘲諷吧，地球上有那麼多國家，我卻出生在最不適合一個自由主義狂熱者生存的國家。所以，不要問我的家庭、我的童年、我的朋友或我的情感，要問就問我思考的東西吧。

攝於1967年。蘭德戴著她的金質美元符號的領針，站在紐約美聯儲大樓前。

新京報：你很看重自己公眾哲學家的身份，你的哲學觀很反對利他主義。你對利他主義的理解是什麼？為什麼要激烈地反對它？

安·蘭德：利他主義？今天我們不談概念，我和你說說什麼是「犧牲」。人們眼中的美德就意味著犧牲，我們在一次次出現的災難中變本加厲地去要求更大犧牲。借著恢復道德的名義，我們已經把自以為導致了我們的困境的邪惡都犧牲掉了。我們已經為了仁慈犧牲了正義，為了整體犧牲了個性，為了信仰犧牲了理智，為了索取犧牲了財富，為了自我否定犧牲了自尊，為了責任犧牲了幸福。可是這些都是一個人至高無上的財富。所以，你說我為什麼要反對它呢？

新京報：反對利他，反對自我犧牲，你歸根到底是在為個人主義搖旗吶喊嗎？

安·蘭德：首先，我們決不能把世界拱手讓給我們鄙視的人，比如平庸大眾、宗教分子和獨裁者。人世間首要的權利，便是自我的權利。人類首要的使命就是對自己盡職盡責。就如同要說「我愛你」，首先必須能夠說出「我」。是人則獨立思考、獨立工作。是人則不能掠奪、剝削或者統治支配他人。

我發誓，以我的生命以及對它的熱愛，我永遠不會為他人而活，也不會要求他人為我而活。

本文整理自2017年2月25日《新京報·書評周刊

本文整理自2017年2月25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3版。作者：柏琳；編輯：羅東、張進。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