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積極援越抗法轉變到力主劃界停戰的原因

07-11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政府對越南抗法戰爭給予出兵以外幾乎一切形式的援助；而當越南獨立聯盟由弱變強,扭轉戰場形勢,開始成為足以向法國殖民主義者挑戰的強大力量時,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中國卻力主劃界停戰。本文探討了新中國外交政策如此重大而急遽改變的過程及原因。

文章選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2》/江西人民出版社；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雜誌

作者：楊奎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新中國建國後幾乎立刻就被捲入到兩場大規模的境外戰爭當中去了。一場是發生在中國東北部疆界之外的朝鮮戰爭，另一場則是發生在中國南部疆界之外的印度支那戰爭。這兩場戰爭差不多同時演變成為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和援越抗法戰爭，並非偶然，它們顯然都與新中國自身的政治特性密切相關。如果說中國被迫以志願軍的形式直接參加朝鮮戰爭，並在事實上成為戰爭的主要承擔者，還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歸因於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大舉捲入，把戰火燃燒到鴨綠江邊，嚴重威脅到了中國的國家安全，那麼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戰爭充其量只是為了延續其一度喪失了的殖民統治，它並不構成對新中國安全的重大威脅，何以新中國政府仍舊給予了除出兵以外的幾乎一切形式的支援？十分明顯，無論是朝鮮戰爭也好，還是印度支那戰爭也好，促使新中國政府必欲給予高度關注和積極援助的，並不僅僅由於它們關係到新中國自身的安全問題。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勝利了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他們必須履行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

由於有了中國這個安全的大後方，由於有了中國的戰爭經驗及其直接的軍事和物資援助，越南獨立同盟只用了短短几年時間就迅速由弱變強，扭轉了戰場形勢，開始成為足以向法國殖民主義統治挑戰的強大力量。但就在雙方力量對比開始發生歷史性轉折之際，1954年一個日內瓦會議使越南和法國之間達成了劃界停戰的協議，數以萬計的越南獨立同盟的部隊和幹部不得不從越南南方以及寮國、柬埔寨撤往越南北方，原來設想中的解放全越南以及解放寮國、柬埔寨，建立革命的印度支那聯邦的目標因此放棄了，越盟只得到了半個越南。而力主劃界停戰的，恰恰是始終積極支持著印度支那解放戰爭的新中國領導人。新中國的對外政策為什麼會有如此重大而急遽的改變？近年來，一些親歷者和研究者已經就新中國政府向越盟派出軍事顧問以及在日內瓦會議上的和平努力等問題做出了一些說明，但對新中國政策轉變的情況及其背景似乎尚欠系統和深入的探討。本文旨在結合新中國政策轉變的經過就此做一嘗試。

解放印度支那？

1945年9月2日，即在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情況下，通過印度支那共產黨領導的"八月革命"，越南民主共和國宣告誕生，胡志明就任人民臨時政府主席。但是，由於同盟國宣布印度支那北緯16°線以南為英國軍隊受降區，以北為中國（即國民黨）軍隊受降區，隨後法國軍隊在英軍的支持下大舉開入，力圖恢復其被日本人奪去的殖民統治。胡志明不得不在法軍大舉北進的情況下，為爭取越南獨立和統一，宣告建立越南獨立同盟，發動抗法戰爭。

越南抗法戰爭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力量懸殊的較量。越南黨過去只打過一些游擊戰爭，部隊既缺少訓練又缺少正規戰爭的經驗，再加上沒有較先進的武器，面對裝備精良，尤其是有優勢空軍支援的法國軍隊，越南人民的抗法戰爭從一開始就處於相當困難的境地。其中央根據地雖地處越北山地，又臨近中國邊界，但卻經常遭到法軍的掃蕩與轟炸，邊界通道及其重要戰略要點均被法軍所佔。在這種情況下，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消息後，曾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共事，抗法戰爭爆發後已經與中共中央建立起電台聯絡的胡志明馬上派人趕來北京，要求中共中央給予援助。

新中國是中國共產黨人依據毛澤東的革命理論，用武裝奪取政權的方法，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在戰爭中建立起來的。因此，從延安時期，直至新中國建立以後，毛澤東都始終堅持這樣一個觀點，即"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41頁)正是從這種觀點出發，中國共產黨人勝利伊始就積極鼓勵落後國家的共產黨學習自己的榜樣。儘管，考慮到亞洲一些國家的革命活動還十分困難，"切忌張揚"，他們在宣傳中國革命道路時不能不有所保留，但他們希望中國的經驗能夠為其他落後國家人民開闢解放道路的態度是顯而易見的。（劉少奇文稿，第39-42、134-135頁）因此，胡志明重新高舉起武裝鬥爭的旗幟，並向他們求援，他們自然積極支持。

1949年12月，胡志明派出的代表李班、阮山來到北京，要求中共向他們派遣軍事幹部，並提供3個師的裝備和100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因毛澤東這時已前往莫斯科訪問，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全面負責援越工作。他不僅給剛剛開到廣西、尚未完全結束作戰的林彪及陳賡所部發去電報，要求他們"偵察由廣西與越南胡志明部隊聯絡的道路情況"，準備向越南黨提供必要的援助，而且特別電告越南黨，希望他們派一個政治上負責的代表團秘密來中國，討論和決定建立兩黨關係及反帝鬥爭中的各項問題。得知越南方面要求派遣軍事幹部前往幫助越南人民軍作戰的問題，劉少奇等很快即決定調派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羅貴波帶人前往越南考察情況，以便決定如何援助和選派軍事人員。當然，考慮到新中國剛剛建立，統一尚未實現，戰爭仍在進行，經濟上更是極端困難等情況，在京的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商量後，只"答應給越南一部分武器彈藥及醫藥"和一部分物資，沒有滿足越方提出的關於3個師的裝備和1 000萬美元的要求。而在莫斯科的毛澤東得到相關報告後，態度明顯比國內中央更為積極。在得知胡志明將來北京之後，他明確要求中共中央："對越南要求援助事項，凡可能者均應答允之。劉少奇、朱德、董必武、聶榮臻均應去車站迎接。"（劉少奇文稿，第165、186-188頁）

1950年1月中旬，中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宣布建立外交關係。隨即，胡志明秘密經過北京飛往莫斯科，與斯大林、毛澤東共商有關越南黨的建設、民族陣線、軍事和外交等諸多問題。會談中，中蘇兩黨領導人都明確表示決心援助越南取得抗法鬥爭勝利的態度。（劉少奇文稿，第343-348頁）根據中蘇兩黨的分工，中國方面很快組建了以韋國清為團長的軍事顧問團，同時組織車隊從柳州經南寧向邊界運送越方所需的各種武器彈藥和軍事器材，甚至按照商定好的計劃，將越南人民軍三○八師（缺一個團）和二○九、一七四團秘密接入中國境內的雲南硯山和廣西靖西專門準備好的基地內，由雲南、廣西兩軍區負責為它們全面更換裝備和進行訓練。

1950年6月，越南黨中央在反覆與中共中央代表羅貴波，並通過羅貴波與中共中央商量後，決定發起邊界戰役，以便打破法軍對越北根據地的封鎖，接通中越交通線。為此，中共中央不僅根據越南黨的要求命令中國軍事顧問團迅速趕往越北前線，組織成立支援委員會，負責糧食、彈藥、藥品等援助物資的籌集和運送，在邊界附近的中國境內設立收治越軍傷員的野戰醫院，而且還加派西南軍區副司令員兼雲南軍區司令員陳賡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協助進行整個戰役的組織指揮。

陳賡等人於7月上旬動身秘密前往越南，在就邊界戰役的設想和具體方案與毛澤東反覆研究後，於9月16日，即美軍在朝鮮仁川登陸的第二天，協助武元甲等越共領導人指揮越南人民軍打響了這場戰役。毛澤東這時一面高度關注朝鮮戰爭的形勢，與斯大林磋商中國出兵援朝的可能性，並極力說服黨內高級幹部做出兵朝鮮的準備，一面仍舊親自參與指導越南邊界戰役，批閱前線發來的戰報並作出具體指示，要求越南人民軍抓住敵人後務求"堅決、徹底加以殲滅，即使傷亡較大也不要顧惜，不要動搖"。（顧問團歷史編寫組，第22頁）正是在中國方面的大力幫助下，只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即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正式出兵朝鮮的前夕，邊界戰役就取得了重要的勝利。此役殲敵8個整營，斃俘敵約8 000人，繳獲大批武器彈藥，收復5個市、13個縣鎮，法軍在中越邊界的防禦體系完全崩潰，中越交通線徹底打通，整個長達750公里的邊界地區成了越南黨鞏固的根據地。

中國此後的援越抗法鬥爭，與抗美援朝戰爭幾乎同步。在三年多的時間裡，新中國政府儘管面臨著恢復經濟、朝鮮戰爭和政權鞏固等一系列事關整個國家利益的複雜問題，理應縮短戰線，減少外援，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更多考慮的顯然是自身的國際主義義務，而非單純的國家利益。他們不僅從並不寬裕的國內部隊中抽調大量槍炮、彈藥和各種物資給越南人民軍，幫助後者裝備及訓練步、炮、工兵等部隊，同時還具體協助越南黨中央組織一系列重要戰役行動。從對法軍事作戰的角度，同時也是從爭取解放整個印度支那的角度，中共中央還積極支持越南黨把戰爭擴大到寮國和柬埔寨，幫助解放寮國和柬埔寨的鬥爭。到1953年前後，抗法戰爭已經擴大到寮國和柬埔寨境內，並形成了以越南獨立同盟為骨幹的印度支那三國抵抗力量。（錢江，第72-74、96-97頁；顧問團歷史編寫組，第21-22、56、60、88-89頁；實錄，第42頁）

走向日內瓦

新中國對援助越南及整個印度支那爭取解放鬥爭的積極態度，與幾乎同時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突出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領導人勇於承擔援助亞洲革命運動歷史責任的一種決心。特別是1950年10月出兵朝鮮後兩個月左右，志願軍便將不可一世的美國軍隊及所謂"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擊退，長驅數百里，幫助朝鮮勞動黨重新奪回北朝鮮，並最終在南北朝鮮分界線三八線附近站穩了腳跟，這件事更是使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對帝國主義又多了幾分蔑視。結果，在中、蘇、朝三方當中，承擔著最主要作戰責任的中國一方，反而是最後一個贊同與美國停戰妥協的。（楊奎松，第12章）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蘇聯領導層對朝鮮戰爭的態度急劇轉變，再加上北朝鮮也迫切希望實現和平，中國政府雖然在戰俘等問題上對美國的態度強烈不滿，考慮到這種情況也採取了妥協的方針。7月，朝鮮戰爭在經過長達兩年左右打打談談的局面之後，終於實現了停戰。朝鮮停戰，特別是蘇聯高層態度的轉變，預示著整個國際關係，特別是蘇美兩大陣營之間的緊張關係將隨著這一事態而開始轉向緩和。經歷持續近三年的戰爭和緊張之後，受到蘇共中央支持和主導的這種緩和政策也逐漸得到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贊同。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就明顯地希望看到一個可以讓新中國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和平的國際環境。作為中共黨內這時倡導和平外交的最主要的代表者，他明確提出：儘管兩大陣營的對立仍然是基本的，但它並不意味著戰爭必然會發生。"如果新戰爭能夠被推遲，也就可能被制止。"當前，"我們政策的基本點是敢於在制度不同的國家間實行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周恩來年譜，第305頁）

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與美國人交手，也是他們所經歷的第一次現代化的戰爭。儘管戰爭的結果鼓舞人心，但黨內許多領導人已經看出，"小米加步槍"的勝利經驗明顯地不足以應付美國這種武裝到牙齒的現代軍事機器，雙方在裝備、火力以及海空方面的巨大差距，使新中國不僅要付出比美國大得多的犧牲，而且還必須藉助於蘇聯的軍事裝備才能有效地保持與美國在戰場上進行長時間軍事較量的能力。這樣一種事實也使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清楚地看到了加速實現中國工業化，以便推進國防現代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新中國建立伊始，百孔千瘡，百廢待興，經濟恢復和建設的任務十分繁重。但戰爭的進行嚴重地制約著國家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經濟建設中來。1950年，國家財政支出的52％是軍費，其中60％花在了抗美援朝戰爭上。到1952年，雖然戰爭已經進入相持階段，軍費開支仍然佔到整個國家財政支出的33％，其中主要部分也用在了抗美援朝戰爭上。據說，為了這場將近三年的戰爭，中國耗費了約100億美元。（力平，第261頁；姚旭，1980年第5期）儘管1952年周恩來率團訪蘇時已著重提出了蘇聯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及其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問題，但在戰爭結束之前，具體的援建項目還難以完全落實。包括毛澤東1950年初在蘇聯訪問時簽訂的3億美元貸款，和此後直到戰爭結束前的蘇聯援助，大部分都不能不用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和部隊的裝備更新上。因此，隨著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全面實施，特別是這一年6月15日毛澤東開始提出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工作全面展開，在朝鮮劃界停戰，創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便集中力量來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應該說也是中共中央多數領導人樂於看到的一種戰略選擇。

朝鮮停戰了，新中國對印度支那戰爭的態度很快就開始成為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因為，同朝鮮戰爭一樣，印度支那戰爭事實上也已成為中國同美國對抗的一個戰爭熱點。還在1950年，法國恢復在越南的統治就得到了美國某種程度的公開支持。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這一年5月11日曾專門發表聲明，揚言為阻遏中國的共產主義向東南亞蔓延，美國將向印度支那提供數千萬美元的軍事和經濟方面的援助。此後，儘管朝鮮戰爭極大地牽制著美國的力量，但它仍舊一直在從外交上和物質上幫助法國進行戰爭。從1951年到1954年7月，美國政府僅計劃中要提供給法國用於印度支那戰場的援助數額，就高達20多億美元。（雷英夫，第57頁）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必然會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印度支那，中國與美國在印度支那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明顯增大。

對美國可能介入印度支那戰爭的危險性的估計，無疑是中共中央這個時候政策考慮的主要出發點。在剛剛結束朝鮮戰爭之後，再在印度支那同美、法等國展開一場新的軍事較量，顯然不是中共領導人所期望的。當年出兵抗美援朝，就曾在中共中央內部引起過激烈的爭論，即使是高度重視國際主義，力主出兵的毛澤東，也不能不考慮在軍事上和外交上可能帶來的一系列複雜問題，因而反覆權衡利弊得失。朝鮮戰爭終於結束了，如果再度直接在印度支那與美國發生戰爭，不僅朝鮮停戰所形成的有利於展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和平環境將不復存在，中國將重新背上沉重的戰爭包袱，而且在印度支那作戰的條件也與在朝鮮作戰的條件大相徑庭。當年之所以必須出兵朝鮮，一個重要的考慮是因為中國的重工業都在東北三省，讓美國騎到鴨綠江邊來，東北地區將永無寧日。而之所以可以出兵朝鮮，一個重要的考慮也是因為朝鮮距離中國的工業基地和軍事援助的提供國蘇聯近在咫尺，足以保證戰爭所需物資和裝備的及時供應。在印度支那作戰則不具備這樣的前提。不僅外部的威脅沒有那樣嚴重，而且在整個南部交通狀況較差的情況下，要想跨越整個中國，將戰爭所需的物資和裝備源源不斷地運到南疆，也過於困難。更何況印度支那的地形地貌也不適於大兵團作戰。注意到這些因素，當蘇聯政府提出在印度支那也照朝鮮一樣劃界停戰的設想後，中共多數領導人自然很快趨向於支持和平的選擇了。

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這個時候，恰好大多數的法國人也希望停戰。連續六年多的戰爭，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乃至法國青年的生命，卻眼睜睜地看著越南獨立同盟的力量日漸強大，消滅胡志明政府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再加上朝鮮又實現了停戰，法國國內民眾的厭戰心理自然與日俱增。對此，越南黨也相當了解。儘管他們與中國和蘇聯對和平條件的估計還不盡相同，但胡志明在得到蘇聯方面的建議後，也很快於1953年11月公開發表談話做出了響應。（胡志明選集，第2集，第263頁）

在得到中、越兩黨的同意之後，1954年1月，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美、英、法、蘇四國召開的柏林外長會議上提出了緩和國際局勢並討論採取有關措施問題的提議，其中就包括在印度支那實現停戰的問題。由於得到法國和英國的響應，在2月19日外長會議結束的時候，四國外長一致聲明同意兩個月後召開日內瓦會議，專門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在印度支那停戰的問題。（貝爾，第23、178頁）得到這一消息後，周恩來明確認為：日內瓦會議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具有重要作用，中國不僅應該積极參与，而且還要爭取在日內瓦解決一些問題。首先要爭取南北以16°線為界實現停戰，通過和平統一、民族獨立和自由選舉的口號，促使法軍撤出，反對美國干涉，努力使胡志明政府成為全越南人民選舉出來的惟一合法政府。即使在會議上達不成任何協議，也要使這種和平談判不致完全中斷，爭取形成邊打邊談的局面，以增加法國內部的困難和法美之間的矛盾。其次就是要爭取打開經過大國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道路，乘機加強自身的外交和國際活動，分化帝國主義陣營，破壞美國對新中國的封鎖和禁運。在3月2日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周恩來的這一主張得到了批准。（周恩來年譜，第355-356頁；李連慶，第7-11頁）

印度支那這時的軍事形勢明顯地對越、老、柬三方有利。還在1953年秋天，中共中央就根據所獲得的法國印支遠征軍總司令納瓦爾的軍事計劃，向越方提出了首先消滅萊州地區之敵，解放寮國（寮國）北部和中部，然後逐步將戰場推向寮南部及高棉（柬埔寨），威脅西貢的戰略方針。中國軍事顧問團並據此制定了以奪取整個西北地區為目標的冬季作戰計劃。納瓦爾顯然也意識到越南西北地區的戰略價值，因而不惜孤注一擲突然派6個營空降到越南西北靠近寮國邊境的戰略要地奠邊府，進而陸續增加兵力，開闢機場，構築工事，囤積軍事物資，構成堅固防禦的集團據點群，同時增兵上寮，派6個營竄占孟溪、孟誇等地，建立起連結上寮和奠邊府的南烏江防線。法軍的這一行動正好為集中力量準備西北作戰的越南人民軍提供了一個殲敵的機會。中越雙方迅速商定了奠邊府戰役計劃，並毫不遲疑地將在中國境內裝備訓練的人民軍榴彈、高炮部隊，連同人民軍原有炮兵、工兵部隊，陸續調往奠邊府周圍。與此同時，人民軍其他部隊按照預定計劃分別大舉南進。到2月中旬，人民軍向上、中、下寮和西北部的攻勢都獲得了很大成功，基本上實現了預定的打通印度支那南北戰略交通線的計劃，並控制了越南通向寮國和柬埔寨的6、7、8、9、12、19號等六條東西向公路，法軍在印度支那的戰略交通線大多被切斷，這樣一來，其在奠邊府投入的大量兵力，不可避免地成了瓮中之鱉。

積極的打是為了爭取和。越是臨近日內瓦會議召開的日期，中共中央就越是主張要打得狠一些。"以打促和"方針就是在這樣一種形勢下提出來的。（徐焰，第243-244頁）在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確定之後，周恩來專門打電報給在越南的中國軍事顧問團，要求顧問團和人民軍在日內瓦會議討論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前，"為了爭取外交上的主動，能否與朝鮮停戰前一樣，在越南組織打幾個漂亮的勝仗"。（顧問團歷史編寫組，第88-99頁；周恩來年譜，第358頁）實施奠邊府戰役的問題於是被提上日程。

奠邊府戰役對於越南在日內瓦會議上取得外交主動權，迫使法國政府同意劃界停戰，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3月13日，戰役打響。中共中央軍委密切關注，隨時幫助人民軍解決各種問題，包括調派工兵幹部趕赴前線，幫助挖暗壕用炸藥摧毀敵軍據點，臨時增援一個火箭炮團共24個炮營以及調集大批汽車幫助運送戰役所需的大量彈藥、器材和糧食等。毛澤東的態度很明確：非打痛法國人不能解決問題。越南人民軍不僅必須準備拿下奠邊府，迅速佔領寮國琅勃拉邦，而且要準備日內瓦會議萬一沒有結果，好奪取河內，進攻西貢，解放整個印度支那。（毛澤東文稿，第474-475頁）

當然，要打痛法國人，又要不使法國倒向主戰的美國一邊，這需要相當的技巧。在4月19日周恩來被正式任命為出席日內瓦會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首席代表的當天，他就特地接見了一直在中、美、英之間傳遞訊息的印度大使，要他"告訴英法等西方國家，他們面臨著兩條任選其一的道路，要末搞好和亞洲人民的關係，從而保存他們的一部分利益，要末拒絕這條道路，選擇同美國一起走的道路，從而就會失掉一切"。"中國代表團將盡一切努力設法達成協議，特別是就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達成協議。"（周恩來年譜，第360-361頁）注意到美國的危險作用，毛澤東告誡軍委領導人：估計越南有停戰可能。即使在奠邊府戰役大勝法軍，進攻寮國和河內的大門已經打開之後，他也仍舊要求前方控制作戰規模，不要擴大，只保持適當壓力，以爭取日內瓦談判取得成功。（毛澤東文稿，第480、509頁）中共中央的這一策略，達到了牽制美國、中立法國、達成妥協的目的。

促成印支停戰

中、越、蘇三國領導人在莫斯科商討日內瓦會議談判方針時，奠邊府戰役剛剛開始不久，戰爭形勢雖然明顯對越南黨有利，但在中蘇兩黨的多數領導人看來，這並不意味著越南人有可能把法國人很快趕出印度支那。這不僅因為法軍仍舊佔據著沿海地區和大城市，控制著越南半數人口，尤其是因為美國人正躍躍欲試地想要進行干涉。在剛剛結束了朝鮮戰爭之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明顯地不願意在印度支那重現朝鮮戰爭那一幕。因此，當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基本方針確定之後，周恩來很快就致電胡志明和越南勞動黨中央，建議越南黨立即進行準備工作，組織出席日內瓦會議的代表團，並擬定談判的各種方案。周恩來再三主張，應當準備像朝鮮那樣劃定一條停火線，使自己能夠保有一塊比較完整的地區，進而實行普選，完成統一。（周恩來年譜，第358頁）對此，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三度開會研究，然而他們的看法與中共中央多少存在著一些差異。因為越南獨立同盟這時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都取得了不少根據地，敵人雖然仍舊佔據著大中城市、港口、主要交通線和幾乎所有重要的經濟區域，但它已經可以在越南將近3/4的地區行使政權了。如果劃界停戰，它將會被迫放棄南部，甚至是中部地區的許多根據地，大批人民軍和黨的幹部都將北撤，這對於黨內那些來自要撤退地區的領導幹部來說是很難接受的。因此，儘管中、越、蘇三黨會議確定了談判方針，越南黨中央決定派范文同副總理代理外交部長出席日內瓦會議，原則上也同意接受東西劃線南北分界實現停戰的建議，但其中央內部的意見實際上並未完全統一。

5月7日，越南人民軍利用強大的炮火和坑道炸藥，徹底摧毀了法軍防守奠邊府的核心陣地，迫使法軍投降，從而取得了奠邊府大捷。此役殲滅法軍16 000人，俘虜1萬人，生擒了法守軍司令德卡斯特里准將。奠邊府大捷之後，本來就對劃界停戰主張持懷疑態度的越南談判代表范文同，相信戰場形勢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認為原來東西劃線南北分界的方案應當改變，不如要求就地停戰，稍加調整，等待普選，以便一舉統一越南。與此同時，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根據越方介紹的情況商定的堅持越、老、柬三位一體一併解決，以便建立革命的印度支那聯邦的設想，在談判中也成為難以克服的和平障礙。范文同堅持印度支那三個國家"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應有一個完整的解決辦法。（郭明，第49頁）而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期間與法、英兩國代表以及寮國王國、柬埔寨王國的代表進行外交接觸的結果，卻發現作為法國殖民地的印度支那聯邦中的三國，在歷史上其實曾經是不同的國家。戰後三國事實上都已各自獨立，寮國王國和柬埔寨王國已得到世界上三十多個國家政府的承認，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否認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只承認由越南支持的寮國與高棉的抗戰政府，不接受法、英提出的印支三國問題必須分開解決的提議，是非常困難的。其實就連范文同自己也清楚三國情況差別很大，越南可以劃界，柬埔寨完全沒有劃界的可能，在寮國要求劃界也缺少足夠的資本。特別是在柬埔寨和寮國，抵抗力量的主力都是越南人民軍。但若承認分開解決，越南人民軍也就成了外國軍隊，必須撤出。由此造成的結果是不僅南越暫時要放棄，老、柬兩國也勢必會落入王國政府的控制之下。這與越南黨以及寮國、高棉抵抗力量原先的設想實在相差太遠。

圍繞著這樣一些問題，日內瓦會議期間各方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注意到越南黨的方案不可能為對方所接受，美國代表力圖利用這種爭執使會議無法達成和平結果。周恩來在與蘇、越兩國代表團協商後，於5月27日明確提出停火問題可以根據三國不同情況分別處理。此一建議推動會議於29日達成了三國完全同時停火協議，這是自談判以來的第一個實質性協議。30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強調做出這一讓步的必要性。他在電報中說："印度支那三個成員國的民族和國家的界限是非常顯明而嚴格的。這種界限在法國建立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以前就已經存在，而且在三國人民當中也是如此看待的。""柬埔寨、寮國兩個王國政府在大多數人民看來仍然是合法的政府，並且是被世界上三十多個國家承認的政府。"因此，對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必須嚴格地以三個國家來對待"。他提請中共中央對這一點加以認真考慮，如同意即請電商越南勞動黨中央。（金沖及，第1126頁）

中共中央很快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並取得了越南黨中央的認可。在這個時候，法國主戰的拉尼埃政府倒台，日內瓦談判明顯地受到影響。由於受到美國代表的鼓動，西方國家於6月15日中斷了關於朝鮮問題的會議。而在老、柬問題的談判中，由於中、蘇、越三方堅持不承認越盟的軍隊進入了這兩個國家，談判也陷入僵持狀態，第二天也面臨著西方國家終止關於印度支那問題會議的嚴峻局面。據此，中、蘇、越三方代表於15日晚進行了緊急的內部磋商。周恩來直截了當地提出：目前談判的關鍵問題是我方是否承認越軍在高棉和寮國。如我堅決不承認，則高、寮問題無法談下去，越南問題也將受牽連而談不下去。所以應當承認過去有越南志願軍在高、寮作戰，但有的已經撤出，如果還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國軍隊的辦法辦理。與此同時，越、老、柬三國問題應分別解決，應當考慮在寮國和柬埔寨問題上做出讓步。因為，我在寮國和柬埔寨的力量過於薄弱，靠越南的力量在這兩個國家打下去只能使現在的王國政府完全倒向美國，甚至促使美英搞東南亞條約，把美英等搞到一塊去，不如使它們成為東南亞型的中立國家。（曲星，第257、264、266頁）次日，根據會議達成的一致意見，周恩來通過會見會議兩主席之一的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和在限制性會議上發言，明白表示願意就此做出讓步。此舉挫敗了美國代表準備中斷關於印度支那問題討論的企圖，日內瓦會議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討論出現了轉機。（李連慶，第277-281頁；金沖及，第1128頁）

印支三國分開處理的問題解決後，如何實現停戰的問題就迅速提上了議事日程。為了統一思想與談判方針，中、蘇、越三方代表於6月17日召開專門會議，討論越南勞動黨中央13日來電提出的劃區方案。但范文同對周恩來所提以越南為爭取重點，而在高棉、寮國酌情讓步，高棉不劃區，寮國只劃邊區的建議難以認同。周恩來隨後致電毛澤東、劉少奇解釋說，他的建議是基於三國力量對比的實際狀況，"越南各方面的力量較強，不但可以保得住，而且能夠逐漸鞏固和擴大影響。"如果我們在高棉和寮國問題上做出讓步，則越南就可以多要一些，求得補償。問題是范文同甚至越南黨中央對形勢的估計都過於樂觀，要價過高。特別是法國孟戴斯-弗朗斯內閣上台，於6月17日公開許諾以一個月為期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否則自動辭職，這更是使越南黨感到有堅持到底迫使法國政府讓步的可能。在他們看來，著急的應該是法國人，而不應當是他們。據此，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建議中越兩黨領導人舉行會談，以便將關鍵性問題向越南領導人說清楚，取得一致。（同上；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中共中央電，1954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對此迅速表示同意，並給予了進一步的指示。

7月2日，周恩來訪問印度和緬甸之後趕往廣西柳州參加預定的中越兩黨會談。會談3日開始，5日結束，3天里共開了8次會議。根據武元甲的報告，奠邊府戰役以後，形勢對越南極為有利。敵軍雖仍有47萬人之多，但包括法軍在內的遠征軍僅19萬，24萬是越南偽軍，寮國軍僅2萬人左右，高棉軍僅15 000人左右。印度支那抗法力量已達到30多萬人。敵軍力量主要在越南，有40萬左右，越北有18萬，五聯區有8萬，南部12萬均系偽軍，而越南人民軍則為28萬人，主要集中在五聯區和中北部，實際力量對比強於敵人。

在聽取了武元甲的報告後，周恩來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美國不干涉，法國照樣增加兵力的情況打下去，我們多久才能取得整個印度支那？"武元甲表示，打得好，兩三年就可以拿下。胡志明則表示"時間至少是三五年。"他承認：三個國家有不同的情況。越南的基礎比較好，寮國和柬埔寨的基礎較差，在寮國和柬埔寨的幹部實際是越南人。另外，即使在越南，也是越北的情況較好，中越次之，而南越的力量較差。同時，武元甲以及中國顧問韋國清、羅貴波等也都強調交通是大問題，如果要大打的話，還要首先花時間把公路修起來，否則很難打。

據此，周恩來進一步增強了說服越南黨的信心。他指出：應當看到，印度支那問題不僅是印支三國與法國之間的問題，它已經國際化，這是關鍵性的特點。這種國際化甚至超過了朝鮮問題國際化的範圍和程度。印度支那不僅影響著整個東南亞和南亞地區，而且對澳洲、紐西蘭等太平洋地區的國家也有影響，因此毛主席說："稍一不慎，則影響10個國家近六億人口。"並且，印支問題直接影響著法國，因而也就間接影響了歐洲的形勢。日內瓦會議導致法國改組內閣，好戰的拉尼埃政府下台，主和的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上台，說明同法國和下來，不僅能夠挫敗美國的陰謀，而且有可能團結更多的國家。

他同時解釋說，大家都清楚，即使美國不干涉，解放全越南至少也需要三年時間。何況美國在干涉方面已經動員了半年。現在吳庭艷上了台，更值得注意。因為其言論表現完全親美，實際是美國在指揮一切，因此美國幫助南越偽政權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我們所提方案要求過高，不能達成和平，美國勢必會幹涉。朝鮮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美國的增援，其增援速度之迅速，出乎意外。中國加上去，也只能打個平手，不能取勝。現在印度支那又是這樣一種情況。一旦美國卷進來，我們靠軍事手段拿不到越南，條件只會更困難，甚至連現有的局面都可能保不住。考慮到這些情況，恐怕還是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全越南好些。因為印度、緬甸、印尼這些國家看來也不反對將來由越南民主共和國來統一越南。所以，在越南舉行選舉的可能性比朝鮮還要多些。況且戰爭還會促使寮國和柬埔寨倒向美國，使法國強硬派重新上台，並把英美推到一起去，搞東南亞條約組織。

周恩來的發言從3日下午、晚上，一直繼續到4日下午。4日下午周發言結束後，胡志明當場表態。他說：現在越南是站在十字路口上，可能和，也可能戰，主要方面是爭取和，準備戰。我們要幫助孟戴斯-弗朗斯，使他不下台，這對我們有利。在11月份以前，必須和法國搞好關係，取得和平，因為11月以前美國要選舉，對干涉有顧慮。

胡志明的話等於做了結論，與會者一致表示贊成。當晚，中越雙方有關人員連夜準備文件，第二天大家逐條討論修改，很快通過了《關於日內瓦會議的方案和談判問題》的會議文件。次日，越南黨中央即將會議確定的談判方針和劃區方案通知了留在日內瓦的范文同。通知說明，目前談判的指導思想是採取積極推動的方針，不宜消極等待。具體方案是：在越南仍爭取以16°線停戰，考慮到16°線以北的9號公路是寮國出海必經之地，對方可能不會讓步，故可在16°線的基礎上略做調整；在寮國則爭取把靠近中國和越南的桑怒和豐沙里兩省劃為抵抗力量的集結區；在柬埔寨則只能爭取政治解決。

但是，范文同對有無必要做如此讓步仍表示懷疑，沒有採取措施去推動談判。眼看距離孟戴斯-弗朗斯承諾實現和平的最後期限只剩幾天時間，周恩來12日一回到日內瓦，當晚就同范文同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周恩來以朝鮮戰爭忽略了美國干涉危險的教訓和抗戰後中共以退為進取得成功的經驗為例子，反覆勸說，最終使范文同改變了態度。第二天，周恩來和范文同分別向法國代表提出了以北緯16°線作為臨時分界線的新方案。經過討價還價，雙方又各做讓步，法國放棄了以18°線劃界的要求，越南放棄了以16°線劃界的要求，商定以17°線以南、9號公路以北121-2英里處為軍事分界線，達成了最終的妥協。

7月21日，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實現停止敵對行動的和平協議正式簽字。這幾項協議除了規定分界線以外，還就國際監督、法軍南撤和越南人民軍北撤、兩年後在全越南範圍舉行普選、寮國抵抗部隊可在桑怒、豐沙里兩省集結、柬埔寨抵抗部隊複員遣散，以及老、柬一年後實行大選等問題做出了相應的規定。（日內瓦會議文件彙編，第260-269頁；新華月報，1954年第8期）新中國政府在日內瓦會議上爭取印度支那和平的努力至此算是按照預期的目標取得了成功。

可以探討的問題

從積極援助印度支那武裝抗法，到全力促成日內瓦的和平協議，新中國對印度支那政策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這一政策變動的意義如何，從日內瓦會議期間直到今天都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估計當時的戰爭形勢，即如果越南抵抗力量堅持打下去，美國是否一定會像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估計的那樣進行武裝干涉？幾十年過去之後，研究美國已經公開的各種檔案資料，考察美國後來捲入印度支那戰爭的歷史，似乎還是不能完全否認當時存在著這種可能。換言之，拒絕和平與妥協，仍舊帶有某種冒險性。即使越南黨不需要三五年時間就可以實現統一，軍事進攻可能帶來的危險仍舊是多方面的。正如周恩來所擔心的那樣，這種軍事進攻很可能會使寮國、柬埔寨投向美國，會使整個東南亞轉向反共，會使本來與美國存在矛盾的法國和英國在亞洲問題上被迫贊同美國的主張，會使美國阻撓和平的陰謀得逞，如此等等。出現這些情況的結果可能還是一樣：或者是一個主戰的法國政府和南越政權，或者是寮國和柬埔寨王國政府向美國求援，美國最終還是會藉機進行軍事干涉。一旦出現這種結果，越盟所要面對的敵人多半就更多了。

關於美國干涉可能以及越南黨能否迅速實現統一的爭論，很容易讓人想起朝鮮戰爭。周恩來之所以特別以朝鮮戰爭為例強調對美國干涉要有足夠的估計，正是因為當年也曾出現過幾乎同樣的情況。由於最初對戰爭進展過於樂觀，沒有預料美國會如此之快地進行干涉，結果導致軍事上的嚴重後果。即使後來中國出兵保住了北朝鮮，也只能和美國打一個平手。何況朝鮮還為此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中國也因此付出了重大的犧牲。越南黨這時嚴格說來還不如當年的朝鮮黨有把握。朝鮮戰爭當時是以周計，這時越南黨的軍事統一時間表則須以年計，在這樣長的時間裡各種變數之多更是難以預測。說美國一定不會幹涉，無論如何都缺少足夠的依據。

只要存在著美國干涉的可能，對於尚未得到國際承認的越南獨立同盟來說，簽訂日內瓦和平協定就有重要意義。這是因為，經歷了3個月之久的漫長談判達成的這個協定，使越南黨得以完全控制北緯17°線以北的越南1 200萬人口和土地，"越南民主共和國"從此也成了一個得到國際公認的名副其實的國家。美國不僅沒有找到可以直接對越盟進行大規模軍事進攻的理由，而且即使在60年代中後期美國直接出兵南越，直至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野蠻的轟炸，它也不能不考慮國際公認的這一事實，因而對其軍事行動始終保持一定的限制，即不讓它的軍隊跨過17°線。這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存和鞏固了越南黨已有的勝利成果。固然，日內瓦協定並沒有如周恩來等人所估計的那樣促成越南的普選和統一，但美國特別是腐敗的南越政權阻撓普選與統一，卻為幾年後共產黨人重新在南方開展武裝鬥爭提供了足以讓世界多數人同情的理由。而由於北方的鞏固與建設，此後的印度支那戰爭無論如何艱苦，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存在畢竟使它有了一個不同於以往的前進基地和可靠後方。只要把一個分裂的朝鮮與一個最終取得統一的越南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堅持進攻未必就是有利的。暫時的妥協與和平，結果反而便利了後來的進攻與統一。

當然，對於新中國而言，它對印度支那的政策轉變中仍舊存在著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這裡面尤其需要檢討的，就是意識形態與外交政策的關係問題。作為一種政治文化背景，任何一個政府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都難免會摻雜進執政黨本身的意識形態因素，從而使其政策帶有某種政治傾向性。但是，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政治文化目標，與現實政策作為一種追求實際利益的方式和手段之間，畢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把兩者混淆起來，或者在政策考慮中過多地加入意識形態的因素，勢必會造成政策功能的紊亂。如果說，一個強勢政府在國內政策制定過程中較多地加入意識形態的考慮，通常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後才會感覺到其副作用，並且這種副作用通常也更多地表現在政策層面上的話，那麼一個弱國在對外政策制定過程中過多地加入意識形態的考慮，它所帶來的副作用往往很快就會顯露出來，並且難免還會引來道德層面的問題。這是因為，國內政策所面對的只是在一個利益統一體內的不同利益關係，而對外政策所面對的卻是利益完全不同的主權國家。前者只要政府處於強勢狀態，目標與手段的混淆可能極大地改變現實的利益關係，但它們對統一體本身的影響卻是相對緩慢的，對不同利益關係的這種改變可能帶來的道德問題也很容易淹沒在強勢文化的政治背景之中。後者卻完全不同。由於事實上不存在利益統一體，把不同利益主體相互間的某種意識形態聯繫誇大到不適當的程度，必定會帶來道德層面的問題，即當出現不同的利益需求時，為自身暫時利益的考慮是否符合意識形態的要求？

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來等提出劃界停戰的和平主張時，首先就面臨著這樣一種道德困惑。在柳州會議上周恩來就特別著重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即在印度支那尋求和平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任務是否有矛盾？之所以會提出這個問題，正是因為意識形態優先的思維方式與以現實利益為中心的政策考慮之間發生了矛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任務是解放印度支那，而尋求和平將使這場解放戰爭半途停頓下來，並使這一國際任務大打折扣。十分明顯，在印度支那改行和平政策直接影響到的首先是越南黨的利益，作為履行國際主義一方的中國黨，無形中必須承擔起此一政策是否與意識形態目標相違背的歷史疑問。儘管周恩來再三說明二者之間並無矛盾，強調現實的力量對比，相信老、柬兩國最好的前途是保持中立，在越南通過普選實現統一要比通過戰爭實現統一更現實，如此等等，但只要越南黨原定的解放目標被打了折扣，只要事實證明越南的統一仍舊要靠戰爭來解決，中國黨的這次政策轉變就難免會成為一個要被人提到道德層面上來加以討論的問題。

其實，存在這樣的疑問是很自然的。一個距離我們最近的例子，就是1945年8月抗戰結束之際斯大林要求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談這一事件。比較日內瓦會議對印度支那三國問題的解決辦法，斯大林當時可能更希望中國能夠用寮國那種方式解決問題。他的基本看法也是國共兩黨的力量對比和戰後要求和平的國際環境，共產黨不可能用戰爭來完成解放國家的任務，它甚至還沒有達到可以與國民黨劃界言和的程度，因此需要轉而採取和平民主的鬥爭方式。這件事讓毛澤東非常生氣。而以後的事實也證明，斯大林所設想的和平民主沒有出路，共產黨仍舊需要通過戰爭來解決問題。因此，毛澤東終其一生都對斯大林這一干預耿耿於懷，並從道德層面給予嚴厲的批評，稱斯大林此舉是"不許革命"。嚴格地說，上述兩件事是頗為類似的。把日內瓦期間周恩來的做法與斯大林當年的做法聯繫起來，我們會發現，共產黨人通常更難把意識形態的目標與現實利益的政策考量嚴格地予以區別。

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成功，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是新中國外交政策從突出強調意識形態的"一邊倒"，轉向較多地考慮國家現實利益而開始走向務實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標誌。在已經習慣於國際主義的思維方式之後，突然把自己一國的利益擺到政策考量的首要位置上來，甚至以此為轉移淡化意識形態色彩，一時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困惑與矛盾是可想而知的。讓人遺憾的是，周恩來所倡導的這樣一種政策轉變的趨勢並沒有能夠順利地發展下去。幾年之後，當毛澤東發現蘇聯"不革命"以後，中國對外政策上的意識形態考慮又逐漸佔據了主導地位。雖然究竟是意識形態的考慮多一點，還是現實利益的考慮多一點，在不同的時期表現有所不同。但受到毛澤東"反帝""反修"思想影響的中國對外政策越來越表現出革命外交的傾向，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甚至明確贊同否定1954年周恩來在日內瓦所做過的和平努力，甚至不止一次地對自己當年也同意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向兄弟黨表示歉意。（毛澤東接見越南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3年6月4日）

在中國，對外政策重新回到周恩來1954年所倡導的路線上來，即把外交政策同最大限度地謀求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現實目標聯繫起來，而不是過多地同意識形態的目標聯繫起來，是70年代以後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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