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孔子「仁」的含義和歷史意義

對孔子「仁」的評價，是關係到孔子思想評價的重要問題，孔子的仁包含什麼內容?它的歷史意義何在?這些對評價孔子的「仁」和孔子思想，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想就這兩個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以求教於學術界的同志們。

關於孔子的「仁」，據清人阮元統計，《論語》里提到「仁」的地方，「凡五十有八章」，「仁」字出現「凡百有五」。(《研經室》一集卷八，《論語論仁論》)我們要弄清「仁」的含義，就必須逐條分析其內容。只有作全面的考察，才不至於犯片面性的錯誤，現在我們就本著這個原則來考察一下。

關於「仁」字的來歷，阮元說：

仁字不見於虞、夏、商《書》及《詩》三《頌》、《易》卦爻辭之內，似周初有此言而尚無此字，其見於《毛詩》者，始自《詩·國風》：『洵(確實)美且仁』。再溯而上，則《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匪人』，『人』字實是『仁』字，即人偶之意，與《論語》『人與奪伯氏邑』相同。蓋周初但寫人字，《周官禮》後始造人字也。」(同上)「仁」字雖然最早出現在西周，但「仁」的觀念，則早在東夷古國就產生了。(參見拙作《關於東夷思想史的兩個問題》，載《東夷古國史研究》第二輯 山東古國史研究會編，劉敦願、逄振鎬主編，三秦出版社1990年5月第一版P172--180。)

阮元說，「『人』字實是『仁』字。「《中庸》、《孟子》也都說，「仁者人也。」可見「仁」與「人」相通。《說文解字》說：「仁，親也。從人二。」阮元解釋「從人二」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他說：「古所謂人耦，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從人二。」(《研經室》一集卷八，《論語論仁論》)因為「仁」是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如果只是一個人，無論其道德修養怎樣高尚，而不與外界發生關係，就談不上仁。正如阮元所說：

「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齋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指為聖門所謂之仁矣。」(同上)孔子的「仁」既然是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在階級社會裡，人是劃分為階級的，因此「仁」也就必須具有階級性，我們具體分析「仁」的內容，就清楚這個問題了。

《論語》中談到的「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仁」的重要性與基本內容

孔子「罕言利」，但是「與仁」。(《論語·子罕》，以下凡引《論語》，只注篇名。)即孔子很少講「利」，但是讚許「仁」。又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八佾》)他認為人要是不「仁」，是談不上「禮」、「樂」的。還認為，人必須「依於仁」。即按照「仁」的要求來行動。而且他還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即仁的品德必須貫徹始終。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如此。君子要是一時離開仁，哪裡還能成名呢!(《衛靈公》)即做合於「仁」的事，連對老師也不必謙讓。孔子在答子貢問仁時說：「工欲善其事，先必利其器。」(同上)可見他把「仁」作為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一種工具。孔子「仁」的基本意思是「愛人」，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首先是要相愛。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顏淵》)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

「泛愛眾而親仁」。(同上)

「愛之，能無勞乎」?(同上)

以上幾條不必解釋，意思很清楚，還有一條有趣的材料：「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鄉黨》)馬棚失火被燒，孔子退朝回來，首先問傷人沒有，而不問馬。可見孔子重視人，認為人比馬重要。這裡明顯的體現了他的「愛人」的思想。

二、「仁」是治國之道，道德修身與學問之道

1、「仁」具有政治內容，是一種治國之道

孔子在談「愛人」的內容時，就談到「道千乘之國」，可見他把「仁」當作治國之道來看待。而其基本內容是「克己復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這是講仁和禮的關係。即要戰勝自己的私慾，使之符合周禮的要求，具體的辦法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凡是不符合禮的規定的就不看、不聽、不說、不做。孔子認為，一旦做到「仁」，天下的人就會稱許你做到「仁」了。由此看來，「仁」的標準是「禮」。只有按「禮」的規定辦事，才稱得上「仁」。這裡所說的「禮」，是指辦事，才稱得上「仁」。這裡所說的「禮」，是指周禮。但是，孔子對周禮是有所損益的。因此，「復禮」並非完全恢復周禮。雖然如此，這裡也反映了孔子的「仁」有其保守的一面。

據《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孔子說過：「克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可見，克己復禮為仁」是早就有的，並非孔子的發明。但是，把「仁」作為一個哲學範疇來使用，還是從孔子開始的。

孔子還認為，「仁」與不「仁」是能不能守國的問題。他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泣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泣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衛靈公》)

因此，孔子認為，為政要小心謹慎。他回答仲弓問仁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顏淵》)這是說，辦事要很慎重，要像接待貴賓一樣，要像承當大祭一樣。孔子還說：「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泰伯》)他認為對不仁的小人過分仇恨，會出亂子。

「仁」既然是治國安邦之道，所以孔子認為不積極從政是不算「仁」的。「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

2、「仁」是一種道德修養

孔子認為「仁」是「忠恕」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恕」是什麼呢?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也就是子貢所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公冶長》)「忠」是什麼呢?我們把《論語》中關於「忠」的條目錄於後：

「與人忠」。(《子路》)

「為人謀而不忠乎?」(《學而》)

「忠焉，能勿誨乎」?(《憲向》)

「臣事君以忠」。（《八佾》）

「主忠、信」。(《學而》)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公冶長》)

這裡「忠」是忠誠的意思，講對人要忠誠，對君要忠誠。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孔子的「仁」還包括：「恭、寬、信、敏、惠。」(《陽貨》)即待人恭敬、寬大、守信用、勤快、恩惠。「居處恭、執事敬。」(《子路》)即居住在家謙恭、辦事認真嚴肅。「剛、毅、木訥，近仁。」(同上)即剛強、果斷、樸實、說話慎重，這就接近「仁」了。「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即不輕易說話。因此，孔子認為：「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仁」與「佞」有相反的含義。「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長》)孔子還主張，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又說：欲仁得仁，又焉貪」?(《堯曰》)可見，為了「仁」可以殺身，為「仁」者也不貪財利。孔子又把「仁」看成是主觀的內心修養。認為「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因此他認為：「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即實行「仁」並不困難，只要我想實行「仁」，「仁」馬上就做到了。這是要大家都來進行「仁」的修養。

孔子的「仁」常與「知」、「勇」並提，「仁」、「知」、「勇」是君子的三種道德。「仁」高於「知」、「勇」，也包括了「知」、「勇」。「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憲問》，又見《子罕》)孔子又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憲問》)這是說，「仁」包括了「勇」。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雍也》)這是講仁者能長久，立場堅定。孔子又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仁者以「仁」為安宅，知者以「仁」為有利。可見「仁」高於「知」。孔子說：「未知，焉得仁」?(《公冶長》)這是說先達到「知」，然後才能達到「仁」。即是「仁」包含了「知」。這裡的「知」應該是明智的智而非其它。因此，孔子答樊遲問知所說的「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顏淵》)「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雍也》)也都包含在「仁」的範疇里了。

孔子的「仁」還包括孝弟。他的學生有若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因此，宰我不行三年之喪，孔子就說他「不仁」。(《陽貨》)所以孔子認為「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泰伯》）這裡的「民興於仁」，是認為勞動群眾也可以有「仁」。說明「仁」並非為統治者所專有。這裡還應指出，孔子認為「仁」是高於血緣關係的。他說：「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堯曰》)

3、「仁」是學問之道，包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等的學習問題。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陽貨》)

以上材料意義明白，用不著多解釋了。

三、「仁」的要求：

「仁」不是高不可攀的瓊樓玉宇；但要真正做到也並不容易。孔子認為，「仁」應該是從切近的事例做起的。如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他認為只要用力實行就能做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我未見力不足者」。(《里仁》)，反之，如果不用力去做，就別想達到「仁」的目的。學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憲問》)這乃是說，好勝、矜誇、怨尤、貪婪都沒有違犯的人，同樣是說不上「仁」的。孔子還認為，像令尹子文那樣地忠君的人，像陳文子那樣地清高的人，也都算不上「仁」。(《公冶長》)孔子又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述而》)他不敢自以為達到「聖」與「仁」的境地。孔子認為，如有仁德能王天下，必須是世世代代實行仁政的人，即所說的：「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路》)因此，他認為「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雍也》)即仁者必須先付出艱苦的努力，才夠得上一位仁者。

孔子還認為，要保持「仁」也不容易。他最賞識的學生顏淵才不過「三月不違仁。」其他「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而他有名的弟子如子路、冉求、公西赤等，雖志各有所長，但都談不上「仁」：

「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曰：『求也，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長》)

同學子張努力奮發難能可貴，但是夠不上仁。「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也；然而未仁』」。(《子張》)「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子張》)可見做到仁，並非一蹴而就。

孔子認為，達到「仁」的人稱「成人」。「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藏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可見一個「成人」即完美的人，也不是輕而易舉的。必須兼備「知」、「兼」、「勇」、「藝」，又還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才行。這樣的要求相當地高。孔子又補充次一等的要求，同時還要達到見利而慮及是否合於道義；碰到危急的事要敢於獻出生命；長時期處於窮困不忘平生的諾言。

孔子認為哪些人做到「仁」了呢?他說：「殷有三仁焉。」(《微子》)即微子、箕子、比干。又說，伯夷、叔齊講禮讓，是求「仁而得仁」(《述而》)他又稱讚管仲攘夷，使天下之民，免於被髮左衽之辱，可以稱得上個「仁」。他說：「管仲相桓公，霸諸候，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憲問》)又說：「桓公九合諸候，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同上)由此看來，在孔子眼裡，真正稱得上「仁」的人是並不多見的。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孔子「仁」的含義很廣。孔子的「仁」，主要是針對統治者談的，也包括「士」(當時的自由民)講的。孔子的弟子曾子說，「士」是「仁」以為己任的人(《泰伯》)孔子為統治階級提出應該用「仁」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以這個問題為中心，他提出了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如何進行道德修養的問題；如何治學的問題等等。孔子認為，他所提倡的「仁」，以常情論做起來也並不是過分地難。但是要真正達到仁的標準，卻又不是唾手可得的。至於「成人」即最完美的人。是給人以如何做人的努力方向罷了。

那末，孔子為什麼要提倡「仁」呢?孔子所處的春秋後期，正值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無論是統治階級內部和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人與人的關係都相當緊張。據司馬遷統計，「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候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可見當時臣子弒君，兒子弒父的事件常常發生。當時奴隸起義、國人暴動十分頻繁。奴隸制度已是「禮壞樂崩」，處於土崩瓦解的階段，孔子站在開始向地主階級轉化的奴隸主階級的立場上，企圖挽救社會的危機。他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提出「正名」、「復」禮，想用改良的辦法，維護搖搖欲墜的奴隸主階級的政權。更主要是孔子基於倫理道德的觀念提出了「仁」。企圖用它來緩和統治階級內部以及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

孔子作為一個向地主階級轉化的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家，首先考慮到的是，在奴隸主階級內部要相愛，止息爭權奪利的鬥爭，以鞏固統治階級的權力。他認為只要加強「仁」的修養，就可以達到目的。另一方面，孔子認為，「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衛靈公》)即民是非常需要仁的。這裡所說的民，就是一般所說的勞動群眾。當然也包括奴隸在內。即是說，「仁」並不局限在奴隸主階級之內，或者說不局限於統治者的範圍，也包括奴隸和其他被統治者。孔子還認為，不僅群眾需要「仁」，而且也可以實行「仁」。他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泰伯》)即只要統治者厚待自己的親族，則群眾也可以實行「仁」，孟子繼承孔子之道認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這裡所說的「仁民」，說明「仁」不只是在統治階級內部實行，也可以適用於下層的勞動人民。

孔子認為群眾可以實行「仁」，並不是說孔子要求奴隸主像愛本階級一樣去愛奴隸，否!孔子的目的無非是要人民群眾為統治者賣力。好使用而已。正如上面我們已經說過的，「愛之能無勞乎」!表面上的愛，只是為了使用而已。更重要的還在於使老百姓懂得孝悌之道是仁的根本。「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這話雖然是有子說的，但是，「有子之言似夫子」(《禮記·檀弓》)當然可以看成是孔子的思想。為什麼說孝弟是仁的根本呢?就是困為「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學而》)只要做到孝弟，人民群眾就可不犯上作亂了。關於這些，孔子還特彆強調：「即是假設一個人能立志於「仁」，這樣他就不會做壞事了。勞動群眾要是也立志於「仁」，當然就會當順民了。

明白了這些，我們對《論語》里出現的一些矛盾之處，就可以迎刃而解。例如，孔子一面說：「民興於仁」，即民可以實行「仁」。但是，在當時的實際生活中，情況並非如此。勞動群眾對孔子提倡的「仁」並不顧願一一照辦；也根本辦不到的。他感嘆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憲問》)即君子里也有不仁的人；但在小人里卻沒有一個仁者。這是孔子真實思想的表露。這正好說明他的「仁」的階級性。孔子也明確主張仁者是愛憎分明的。他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即只有二者能知道愛什麼人，恨什麼人。這就是說，孔子並不一概主張「愛人」，在抽象的「愛人」背後隱藏有其階級本性的愛憎。

孔子的「愛人」，我們還可以從與墨家「兼愛」的比較中明顯看出其等級的差別。墨家的「兼愛」是「愛無差等論」。(《孟子·滕文公上》)即大家都樹立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的思想。(《墨子·兼愛中》)也就是把別人與自己同等看待。而且「必吾先從事於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墨子·兼愛下》)首先是我對別人的親人。孔子所說的「愛人」，與墨子所說的「兼愛」，表面上似乎一致，骨子裡卻大相經庭。孔子講「親親」，重視親疏厚薄，主張愛有差等，他所說的「愛人」，表面上是抽象的、普遍的愛，實際上先愛己之親人，而後再愛人之親人的。

總之，孔子的「仁」是要調和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同時，他以抽象的愛來欺騙勞動群眾，企圖調和統治階級的矛盾。我們徹底揭露其抽象愛的欺騙性，這樣也就揭露了孔子「仁」的階級性了。

孔子是從統治者的長遠利益作為出發點而提出一套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仁」的學說的。他企圖用「仁」來緩和各種各樣的矛盾，以便於統治階級的統治政權能夠長治久安。但是在當是的歷史環境里，統治者對他的一套「仁」學還不能完全理解；而被統治者又不願接受。因此，他到處碰壁；以致「仁」的學說不能實現。但是評價一種學說，並不是從它當時是否實現而評價其得失。在當時，孔子提倡的「仁」，雖有其保守的一面，但也有其積極的一面。

孔子很少談「性」和「天道」，所以他的學生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而孔子談「仁」的地方卻相當多。可見他不重視「天道」，而重視「人道」。「人道」就是「仁」學。孔子繼承了西周以來重民輕天和春秋時「天道遠，人道邇」的傳統，進一步強調了人道的重要，專門論述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這在中國思想史上可以說是重大的貢獻。孔子的「仁」學，在中國封建社會應有其巨大的影響，也有偉大的意義。

孔子的「仁」包含了治國安邦的內容，勸告統治者減輕對勞動群眾的壓迫和剝削，要把奴隸當「人」看待，以緩和尖銳的階級矛盾。這種思想在客觀上是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的。孔子的「仁」，飽含了「仁政」的思想，但是，他並未明確提出「仁政」來。到戰國時期，孟子把孔子的「仁」進一步發展為「仁政」，提出了更加具體的措施和方案。在當時還是起了進步作用的。由於當時兼并戰爭的頻繁，統一的封建政權還未建立，孟子的「仁政」主張依然不能實現。秦國雖然統一了六國，建立了封建專制的統一國家，但它用法家思想進行殘酷統治，以至於很快就激起了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大起義，結束了它的短暫統治。到了漢代，地主階級大一統的政權得到了鞏固、統治階級才對孔子的「仁」學的意義有所認識，出現了「獨尊儒術的」局面。從這時起，孔子的「仁學」就為以後的封建統治者所利用並加以改造，成為封建統治的一個思想體系。起著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工具和奴役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的作用。批判這些封建的意識形態，是完全應該的。但是，這些不能完全由孔子來接受和改造，在歷史上起著一定的進步作用。我們評價孔子在歷史上的地位時，這些也是不可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