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真境界》第十九章，第二十章

《老子真境界》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儡儡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其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這兩章我們之所以合解，就是想令人們知道關尹子分章的不可靠。以現代許多學者的研究，「絕學無憂」應屬第十九章，「唯之與阿」以後為第二十章。

這一改動應是無數學者的意見。蔣錫昌、高亨、易順鼎、馬敘倫、李大防，包括南懷瑾皆是如此主張。他們都有詳盡論證，這裡不再抄錄。第十九章實是接第十八章，這十八、十九兩章也是根本不可分章。「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正是對第十八章的自然延伸，故不可分章。「此三者，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其中「為」字是通假「偽」，也就是說的聖、智、仁、巧、利，作為了虛位概念、定義的「根」，所以老子說：「故令有所屬」。

「絕聖棄智」是說世間的「聖」與「智」都是假的。從「宇宙——生命」系統的本質講只能是「素」與「朴」。「素」是白描勾勒的意思。萬物萬相實是如繪畫勾勒的影子，但在世人眼中，在世人的幻象中，成了「聖」，成了「智」。人們不了解這一點，反而便認假為真，認幻為實了。

「少私寡慾」應是「少思寡慾」。元朝大德三年，陝西寶雞番溪宮「道德經幢」上的刻文便是「少思寡慾」。這四字與「絕學無憂」正好對應。

「寡慾」二字，歷代學者皆解「欲」為「人慾」之「欲」，即食色之欲，這是十分錯誤的。「欲」與「」在古文中是有很大的區別的。「慾」是人慾、物慾、色慾，即人類各種生物慾的總稱。古文中的「欲」則是「要」、「想」的意思，此處可作「見解」，及由「見解」產生的心理要求講，與「人慾」是區別甚大的。

「少思寡慾」的本義，以通俗的說法應是「少思考少要求」。這一點十分重要，這是了了道的人才可能理解的道理，後文我們將詳講，這裡只是稍微提示一下。簡言之，在「必有事發」之時，人們頭腦中往往有兩大類決擇，一是事物本身的發展趨勢，二是人自己對事物本身發展趨勢的評判和抉擇。這種主觀評判當然是有準則的，而這準則則大半是屬於人類文化方面遺存的種種定義，例如：何為「聖」？何為「智」？何為「仁」，何為「義」？何為「巧」？何為「利」？

當人們以自己文化的固有觀念去左右事物的必然發展趨勢時，就是「思」與「欲」起了主導作用，大半是錯誤的。

老莊所主張的是，人們不要以現成的「知見」去障礙事物的必然趨勢，而是要順應這種趨勢，等待「智慧自來」。這也便是王陽明所講的「勿助勿忘」，從而引出「良知」。

從古至今，不知有多少學者搞錯了一個「欲」字，生出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文章學問。

其實是，「少思寡慾」用今日的話來講就是平平常常的「實事求是」，不假個人的文化偏見。朱熹、王陽明兩個不同的理學家爭論的就是這一「欲」字。朱熹是以文化偏見為「天理」，想障礙事物自然的發展趨勢；王陽明則是和老莊一樣充分尊重客觀事物自己的發展趨勢的「良知」。

對「良知」的這種選擇說起來容易，真做起來是十分困難的，甚至不少人把「良知」解為「良心」。

我們畢竟是「人」啊！是人就必得依賴自己頭腦中的文化準則去思考，那就是大錯的開始。中國古文化對人類的基本要求，其實就是這一點點，但是，幾千年也沒有說清。這裡因為「智慧自來」，恰是不要你的意識思考。

戰勝自己的文化偏見實在是太難了。如果事物發展的趨勢，展現的是「聖」、「智」、「善」、「美」等等美好的概念，人們去順從它，還是容易的。若是「愚」、「蠢」、「惡」、「丑」等等，人們往往不敢去做，懼怕種種後果。中國文化發展到明清時代，文化遺存越豐厚，障礙越多，民族精神就越萎縮，社會就越退步，其根子就在這裡。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文化偏見太多、太多。所以《道德經》第十五章說「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人類要戰勝自己的文化偏見，太難！太難！善為士的人的行為，往往是一切都如履薄冰，其原因也在這裡。一個人要自己戰勝自己的、民族的、地域的、時代的、集體無意識的文化偏見更難。即便自己能戰勝，也常不被社會所承認，甚至被社會所否定。那就更是難上加難。

對於這一切，老子有一段絕妙的表述，那就是這第二十章所描述的「眾人熙熙，如享太牢，若春登台」。這是說在所謂仁義治國中，以美好的概念去號召人們，在一段時間裡，所有的人出於文化的固有偏見，會熱烈擁護這種政治，但是「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

一個人唯唯諾諾地被文化偏見牽著鼻子走，與阿諛奉承又相差了多少？從文化偏見而產生的所謂「善」的觀念，實際上與「惡」又相差了多少？但是被文化偏見迷惑了的人們，他們還是對這種看似美好的文化偏見趨之若騖啊！他們對於「聖」、「智」、「巧」、「利」、「仁」、「義」，這些看似美好的概念迷信太深了，想讓他們跳出文化偏見，即便是「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他們也不願意，不醒悟啊！他們就是不能順應事物固有的客觀發展趨勢辦事，也就是因為「無明緣行」而反「道」而行。

老子這番議論，決非空泛的訓誡，這是必得有切身體驗的人，才可以理解的。沒有切身體驗的人，不是墮入隨意妄為、胡作非為，就是被文化偏見捆得死死的，無法擺脫。

我們再說一遍，老子講的這一切，雖然是從治國的角度說的，但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的生活實踐中體會到他的真理性，即「良知」的真理性。不被文化偏見所左右，外人說的也參考一下，反正也是緣分（「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但仍徑直走自己的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公，這是老子對人類苦口婆心的勸誡。如果什麼人還能從其中找出一個人人可以遵守的教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他如果不是騙子，就是大大的偽道學。

老子是要徹底解放生命啊！

正是由於此，我們就可以返回到第十八章看一下。老子說的「大道廢，有仁義」諸文字的本義，就是在引申批判「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指出這是百害之源。在人世間為政者，不管他們的主觀願望是如何的美好善良，只要不跳出固有的文化偏見，並且希望用這種文化偏見去統一人心，就沒有不失敗的。中國宋代理學的全部毛病就在這裡。他們把他們的文化偏見稱為「天理」，以此去要求一切人，希望所有的人都以這種文化偏見作為做人的準則，甚至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這樣荒唐而自相矛盾的論調。他們「存」的便是中國千百年「家宗教」形成的文化偏見，「滅」的是事物自身固有的發展趨勢。任何事物的發展趨勢都是屬於它自己的，無通則可尋。所以治國不能靠幾個道德通則，否則必大敗。

世界的大治，必須是老子說的無為大治，舍此沒有第二種辦法，不管你個人的見解如何高明，都不可能真正治好一個國家。

在這個問題上，佛、道兩家的觀念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人人都能從自己的文化偏見中跳出來是很難的，所以老子才會說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一段的話。

「泊」字，唐玄宗注為「怕」字。河上解釋這一句是「我獨泊然安靜，未有靜欲之形」。意思是：「我停泊在無為的港灣里，像一個未曾長大的嬰兒」。「儡儡（乘乘）若無所歸」。不知世人的紛紜複雜的文化偏見，哪個是，哪個非？眾人滿足於自己的文化偏見，對每一件事似乎都有足夠的成見，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而「我」，則總好似自己是被世界遺棄了的人。往後的文字是「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這是一種非常高的境界，而不是一般的感嘆。要了解這種境界，可參照後文，老子說的「我有三寶」一節中的最後一句「不敢為天下先」。

老子心中永無天下先的傲氣。

上文我們一再使用了「文化偏見」這個詞，並不是說在人類文化中有「正見」、「偏見」這兩種形態。這是要就具體事情而說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獨特發展趨勢，往往不可以以文化知見事先預測。對此有心得的人，自會理解這其中的微妙。所以，「摸著石頭過河」是絕對的真理。許多事情若以人們習慣了的文化觀念偏見去推測，不是看得太難，就是看得太易。人們根本不知道，當你不去隨意用各種固有的文化觀念干擾事物的發展時，該成功的事物，其成功的微妙，往往是神鬼難測的。但若你過分去干擾它，反而會徒增許多苦惱。這時最好的辦法是貌似渾渾噩噩地「觀」其自身的變化兆頭。「觀」亦無所「觀」，實是永遠反觀內照自心，只要自己的心境上沒有雜質陰影，其反映的映像肯定是智慧的真理。上文老子說的正是這樣一種境界，對於這種狀態與追求，最生動的描繪就是《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說盡了其中的妙處。

最後一句最不好解，歷史上歧解極多，我們以為蘇轍解得最平實。「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不雜食就是不被各色文化偏見所干擾，獨獨盯著事物自身的固有的微妙的發展趨勢，決不橫加干涉，其實，客觀事物的固有發展趨勢才是你自己的真自我呀！忘了「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的明訓嗎？如果再說得清晰一點，就是莊子的「官知止而神欲行。」

我們這樣說，是故意把問題縮小了說。老子在這裡指的「治國」，是整個社會的事，或是整個人間的事。下文便是講為什麼必以無為之法救度人世間的文化困境。世間人的「迷」是自然而然的事，不是哪一個人出的一個點子，想一兩個高招就可以解決的。任何高招都無法統一社會的文化心理，即便是一時統一了，也可能反而會成為社會進步的桎梏。

這裡我們還需辨析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我們在這裡使用了「文化」這個詞，是為了迎合世間人的現行觀念，但又怕引起誤解，以為我們在否定整個人間文化。

文化這個詞含義非常寬泛，也極容易被人誤用。我這裡指的文化，是指的人類認知活動的全部。人類認知活動永遠是一把雙刃劍。活動本身不管是善、是惡，是美、是丑，是對、是錯，是成功、是失敗，從我們個人說，從生命本體說，都不存在真正的對錯是非。但我們這個觀點與黑格爾的「存在即合理」是不太一樣的，任何認知活動，在我們看來，無所謂合理不合理，都是一個稍縱即逝的過程。而黑格爾的觀念中，有肯定存在的現實固化下來的意義，這是我們不取的。

如果更明確的說，我們不承認心外任何「存在」。我們指的是生命的認知活動本身，賦予了「存在」運動變化的內容，不是「存在」本身有什麼合理不合理的「內容」。

更重要的是，我們否定人類因活動推理出來的觀念，即一切所謂的僵化了的規律、法則、定義、原則……這一切觀念性的東西，在一定的時候看似起了好的作用，但從「宇宙——生命」系統的整體看，如果不「與日俱進」，就全是贅瘤。

正是釋迦所講「諸行無常」，而觀念性的東西正是想從人類已經經歷過的一次又一次的活動中，去臆想出一種可以長期有效的規律、法則、定義、原則……諸如此類。這些東西，便是「美之為美」的「美」，「善之為善」的「善」。

老莊學說幾乎是從頭到尾，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地否定了這些東西。莊子以「中央之帝混沌」為喻，言其只要日鑿一竅，七竅成時，一切清楚了！而以七竅為基礎的生命活動本身就已經死了。這不是說「生命」會真的死了，而是說因七竅「清楚」而生成的觀念性的東西，存在於人的意識中的某種心理定勢，包括僵化了的規律、法則、定義、原則……之類，一旦在人的頭腦中佔據了統治地位，生命便「死」了。

老子說的「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指的便是這些東西。

許多人不分辨生命活動本身，與這種由意識活動推理出的觀念性的東西的不同，借著老子話，大講什麼拋棄名利呀，拋棄美色呀，拋棄人慾呀，好似老莊學說與理學的宗旨是一樣的，都是要求「存天理、滅人慾」。這是和老子思想完全相悖的提法。

如果用老子的觀點說，假如有人去爭名奪利，這本身就是生命應有的理所當然的活動。這個活動本身無對錯。真正錯的是因這個活動成功或失敗而推理出的觀念，包括那些自以為自己高尚，永不爭名利的觀念。

該爭便爭，不該爭便不爭，這裡只有生命的現實，而不存在孰是孰非。爭完了就完了，下一次活動是下一次活動的事。不能以這次活動為標準去推理出任何可供下一次作依據的觀念。不管是善的推理，還是惡的推理。因為這種推理一旦存於意識，就是「玄之又玄」的障礙，大大阻礙了「智慧自來」的「官知止而神欲行」。老子這裡的「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就是莊子說的有「官知」止了，「神」才能來。

正如我們前文一再指出的，「美之為美」是個體人類走不出的怪圈。所以老子面對著在知見與觀念中兜圈子的人類，只能是「俗人昭昭，我獨昏昏」。

老子是拋盡文化偏見的人，見世人如此，實在是百法難解這些危險的遊戲。

關於文化偏見的可怕之處，人們不必多想，只要看看冷戰結束之後的現今世界的文化與文化、宗教與宗教、民族與民族的衝突，便知現在令世界不得安寧的正是文化的這種偏見。人類現在的一切，正是讓老子不幸言中了。

經文里的「不解」正是大解、透解。所以老子會說「絕學無憂」。絕學，就是不被世間的文化偏見所污染，所以也就沒有世人的那些憂愁。

老子這裡的「絕學無憂」，和佛學的「無學」是有區別的。佛學中的「無學」是說的老子的「致虛極，守靜篤」的境界。「無學」境界中的時空粉碎了，也就具備了一切智、自然智、無師智。此處的「絕學無憂」不可作佛學的「無學」講，而是老子為世間俗人開的一個藥方，也是一種警示。

「你們只要沒那些亂七八糟的文化偏見，你們自然就沒有憂愁了。」

但是這並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方法。從二十一章至二十七章，老子層層詳細推究出，解決人世間的問題不能從人世間本身下手，而要靠在「宇宙——生命」系統中生出另外一種生命存在方式，即「願力身」的救度。其實，當老子這樣「想」時，就是「宇宙——生命」系統中產生「願力身」的因緣便已成熟了。老子不是「想」到了這一點了嗎？這說明「願力身」不是某個聖人奇思妙想的結果，而是「宇宙——生命」系統自身的因緣成熟使然。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這一句話就可以把十八、十九、二十章老子所貶棄的觀念的本質道盡。這也是人類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根本誤區。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崇仁尚禮的誤區呢？如果照一般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就是「人相」、「我相」、「身相」難除。這個問題我們在前言中及後面的解老子原經的文字中已經反覆講了，這裡不再重複。

在這裡，我們希望人們注意一下人類社會的發展史的基本情況。

就生命本體說，「道」的基本表現形式是「知」，最終目的是「知知」，即「明明德」、「知常曰明」、「見性成佛」。正因為如此，人們發現了生命本體的基本特性，仁、義、禮、智、信。

「仁」，「道」使生命之成為活生生的生命，也即形成活生生的每個生命之「知」。這當然是「仁」。

「義」，一切生命之知，都是如應隨響，當來必來，來則必「宜」，「不宜」也是「宜」，是為「義」也。

「禮」，天之經，地之緯，人之禮，「道」化生命永遠是和諧的，有次序的，是為「禮」也。

「智」，正是「道」本身的「智慧」。「道」本體本有智慧，這種智慧又必被個體生命所分享，是為「智」也。

這一切的一切，永遠是如信而來，如信而去，「信」字顯然。

正如我們反覆講的，這一切皆是「道」的運動的「矢量」。

人們都知道「標量」與「矢量」絕對等同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有這樣的事，「矢量」也就不能稱之為「矢量「了。

所以，這些生命本體的「矢量」，一旦表現為人間生命的「標量」運動，肯定是豐富多彩，與「矢量」相對、相應、相輔、相逆、相反都是正常。正好應了一個「萬變不離其宗」的古語。沒有這樣的萬變，其「宗」反而沒有了。

更重要的是，人類由於生活在固化了的，統一化了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物理感官中。生命的本體「道」的智慧顯相，在個人的肉體感官中顯示出來，必是扭曲的。當然，這種扭曲本身也增加了生命運動的多姿多彩。

這樣，人類的「知」與「道」體本身的「知」，看似同步，實是不同步。更重要的是，人的「知」中的意識活動所藉助的素材，往往是晚半拍的「記憶」。

人類的所謂的「邏輯思維」，實際是記憶幻相的次序羅列，這就必然導致意識思維的滯後。這就是人類頭腦中「道」的本體特性，仁、義、禮、智、信，後來會被固化為人類知見的根本原因。

人類的智慧把握不了生命的動態本性，尤其是在交流中、傳授中，不得不藉助意識領域中固化了的觀念。這就必然把本是活生生的仁、義、禮、智、信變成了「美之為美」的觀念性的東西，反而成了「惡」與「不善」。

這種「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的現象，在中國文化中之所以根深蒂固的第二個原因，正是由於中國文化在自己發展過程留下了後遺症。

在原始人類走出巫術圖騰社會的歷史過程中，中國人走了一條與全人類不同的道路，這就是家宗教的道路。

中國的家宗教沒有為自己立起一個心外的人格神，可立起了一連串的觀念神，這就是作為家宗教範疇內的仁、義、禮、智、信。事實上，這一看似美好的觀念，已經是一種偷梁換柱了。中國人家宗教文化頭腦中的「仁」、「義」道德，和生命本體的「仁」、「義」道德，根本不可能是一回事。

中國人家宗教的這種仁、義、禮、智、信，是以血親關係為基礎的，人類在農耕文明條件下的道德教訓。這一切對於緩和社會矛盾，鞏固社會宗法秩序，保存中國智慧文明，起了極大的作用。從春秋時代定型，到戰國時代發展，這種以家宗教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在中國人三千年的進步中，功不可沒。

其真正的價值，並不只是在穩定和緩和社會矛盾，主要是為中國保留了一大批可以窺透生命根本秘密的生命精英。在此之後，中國文化的本來智慧就一直在道士、儒士中得以傳播。

同時，這就為佛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奠定了基礎。因為從本質上講，他們是一個系統的。

與此同時，這種仁、義、禮、智、信的文化，在中國也進步一庸俗化、普及化。最後，到了宋儒手中，這一切又都被稱為了「天意」的代名詞，「天意」的具體闡解。他們從作為觀念的仁、義、禮、智、信中，推理出來的是，「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這才使得本來「道」本體的特徵，成了人間社會的天意道德。

老子早在他的時代已經看到了這種弊病。

事實也正是這種把「道」的本體之德，庸俗化為社會風尚，導致了後期中國文化的大衰敗。

在這裡，我們看到另一個事實。大概是從公元十四世紀開始了一個完全不遵從這種仁、義、禮、智、信文化的西方文化崛起了。西方文化本質上是一種海盜文化，掠奪文化。這種文化一方面以基督文化固化秩序，另外一方面以邏輯理性矇混人心。目的是誘使人類高度叢林化，高度殘暴化。

這個文化與中國溫馨的家宗教文化是完全對立。

但是，這個文明在這五百年的時間裡，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把中國文化打得七零八落，尤其是十九世紀末到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人、中國文化幾乎是處處落荒而逃。

如果不出現毛澤東、鄧小平這樣一些扛鼎人物，中國只好是掠奪的海盜文明的附庸。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天地放曙光，世界經濟一體化，世界信息一體化，宇宙生命一體化的文化，已經咄咄逼人來到人類面前。

這就是說從宇宙——生命大系統的層級看，仁、義、禮、智、信的真面目大顯露的時代到了。

這樣，最起碼我們也得承認，西方掠奪的海盜文明，也具有仁、義、禮、智、信的特點吧？

到了這裡我們再重讀老子的經文：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傫傫兮，若無所歸。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

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好絕妙的詩啊！「詩」是不可解的，誦吧，好好的多誦幾遍，其義自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