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良：不可遺忘的日本侵華「文化戰爭」

　　序《刺刀書寫的謊言——侵華戰爭中的日本「筆部隊」真相》

　　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之際，王龍的《刺刀書寫的謊言——侵華戰爭中的日本「筆部隊」》，是一部頗富新意的「拓荒之作」。

　　所謂「拓荒」，是指不去重蹈車水馬龍千萬人往矣的康庄大道，讓自己湮滅在摩肩接踵的繁華市井中分不出嘴臉，而是獨自一人揮一把砍刀，在人跡罕至的蠻荒之地。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披荊斬棘地開墾出一片處女地來，這才叫「拓荒」。

　　就此意義上說，王龍的《刺刀書寫的謊言》，不僅在文學領域填補了與日本侵華這一歷史空白，而且開闢了日本侵華戰爭研究的「第二戰場」——文化侵華，從而將中國抗戰文學創作推向更深更廣的領域，成為今年紀念抗戰勝利出版熱潮中的一個新亮點。

　　首先，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日本侵華史上一個被忽略已久的領域——文化戰爭。而這個在當年舉足輕重的戰場，湮沒於歷史塵煙七十年後，已成為值得今人深挖細掘的文學富礦。

　　「江山好處渾如夢，一塔秋燈影六朝」。千百年來，面對天地民物之變、兵火紛亂之跡，人類所能演繹的一切悲歡離合，最後無不落腳到文化乃至文學這個精神載體之上。法國著名作家都德的小說《最後一課》，近百年來被世界多個國家選入學生教材，成為家喻戶曉的法國文學名篇。在最後一堂法語課上，韓麥爾先生諄諄告誡學生們的那句話，深深地震撼著一代代讀者的心靈：「當了亡國奴的人民，只要牢牢記住他們的語言，就好像掌握了一把打開監獄的鑰匙。」

　　這篇用文字鑄成的「愛國主義紀念碑」，緣何能在全世界不同膚色、種族的人群中廣為傳頌，歷久不衰?道理很簡單，人類自從有戰爭以來，就不是單純的武力鬥爭，更包含了精神鬥爭，或曰文化戰爭。克勞塞維茨說：「戰爭就是迫使敵人服從我方意志的武力行為」，他特彆強調戰爭中的精神要素，「物質的原因和結果不過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結果才是貴重的金屬，才是真正鋒利的刀刃。」

　　任何戰爭中要摧毀敵方的精神意志，僅僅依靠血腥武力的威懾征服，顯然遠遠不夠。在張藝謀電影《英雄》里，那位趙國的書館老先生面臨山河破碎萬箭穿身的生死瞬間，依然硬骨凌霄地對學子們凜然高呼：「你們記住，秦國的箭再強，可以破我們的城，滅我們的國，可亡不了趙國的字!」其所要表達的，就是精神的不可征服性。

　　日本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同時，也打響了對中國的文化戰爭。其實質就是價值觀入侵，企圖通過文化手段迫使中國人全盤接受其侵略意志，最終心甘情願地淪為精神文化上的亡國奴。

　　讓人遺憾的是，抗戰勝利整整七十周年後，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知道，日本侵華戰爭不但在炮火紛飛的軍事戰場上進行，同時也在另一個重大隱秘的文化戰場上展開。多年來，國內描寫日本對華軍事侵略的著作汗牛充棟，但卻幾乎完全忽略了與日本侵華戰爭並行的「文化侵略」。整個侵華時期，日本廣大士兵和民眾究竟處於怎樣一種被侵略文化所煽動的狂熱狀態?戰時日本國民究竟如何看待被他們瘋狂侵凌的中國人?這背後又折射出怎樣複雜微妙的日本民族精神性格?只有弄清楚這些深層問題，我們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明白中日為什麼會發生戰爭的文化根源，——起碼是未經歷那場悲劇的中國人，不至於從膚淺庸俗的「抗日雷劇」中去認知抗日戰爭，從而多一些對歷史嚴肅深刻的清醒反思，才能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

　　現在，我們終於欣慰地看到，國內有人將關注焦點投向了日軍侵華的精神領域，將當年特殊神秘的「筆部隊」的醜惡行徑，暴晒於光天化日之下。《刺刀書寫的謊言》一書，向世人首度揭秘戰時日本文壇「筆部隊」，如何主動充當軍國主義「思想刺刀」，成為日軍侵華「思想戰」的急先鋒，嗜血奔走在侵華戰場的第一線。「筆部隊」作家穿著不同軍種的制服，腰跨戰刀，佩掛胸章，他們有的直接從軍入伍，左手拿槍，右手握筆，一邊親自參與屠殺，一邊蘸血為墨，以筆助戰，大肆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與「槍部隊」文武勾結，沆靡一氣，炮製大量煽動戰爭狂熱的無恥謊言。這些惡魔的吹鼓手和辯護士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絲毫不遜於「槍部隊」給中國人民製造的血光之災。

　　《刺刀書寫的謊言》不僅為讀者還原了一支聞所未聞的「神秘部隊」，更生動展示了一面折射日本民族戰爭心態的「他者之鏡」。在這部作品中，作者描寫了九個日本「筆部隊」的骨幹作家，其中有「侵華文學第一人」火野葦平、唯一被判刑的從軍作家石川達三、「陸軍班頭號功臣」林芙美子……由中國作家分析日本作家，從敵方作品透視抗日戰爭，這本身就是一件深長意味的事情。顯然，作家的眼光看「作家」，比之一般讀者，更能透視「作家」的靈魂，特別是作為視獨立思考為生命的「社會良心」，日本的這些「公知」們，如何最終演變為一場瘋狂侵略戰爭的盲從者和支持者?

　　侵華戰爭期間，日本除了鹿地亘夫婦、綠川英子等極少數正義作家流亡到中國之外，其他作家幾乎全部加入了日本法西斯主義政權的附屬機構「日本文學報國會」，總人數達4000之多。他們積極投身侵略戰爭宣傳的動機微妙複雜。其中有的人是被軍國主義飲鴆止渴的精神欺騙所蠱惑，有的人則是畏懼法西斯政府的瘋狂迫害而繳械投降;有的人為了出名得利而主動投懷送抱，有的人則本身就是不可救藥的狂熱軍國主義分子。而尤其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許多後來大力鼓吹侵略戰爭的作家，竟然大多都曾是傾向進步的左翼作家。他們一度堅定反對過日本的侵略擴張政策，後來在軍國主義的殘酷鎮壓下，才宣誓投靠法西斯政府成為「轉向作家」。本書中寫到的女作家牛島春子的動搖軟弱，矛盾分裂，就是侵華期間「轉向作家」的集體精神寫照：從堅定的共產黨員，到屈服於日本軍部的變節者;從飽受迫害的「共產罪囚」，到「灰姑娘變公主」的文壇神話;從經不住名利誘惑為侵略者高唱讚歌，到戰後矛盾糾結的痛苦反省……二戰時期，絕大多數日本作家在經過牛島春子式的心理掙扎後，最終背離文學的基本道義，集體淪為日本軍部的侵略幫凶和御用文人。作者將所有這些充滿悖論分裂的日本侵華文學家命名為「異人種」，可謂準確傳神。這些文化「異人種」集體演繹了一出日本版的「儒林外史」，在真實與謊言、良知與罪責、藝術和政治之間糾葛掙扎，演繹了世界戰爭文學史上令人感慨唏噓的一頁。

　　其實近代以來的日本作家，並不缺乏反抗強權的正義之心。無論受到多麼殘酷的打擊迫害，他們從不甘心讓渡出自由創作的寶貴權利。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文壇為何陷入空前的「暗谷」時代，日本作家們為何如此大規模集體墮落，甚至連川端康成這樣著名的作家都在「愛國主義」的煽動下喪失起碼的正義良知，對侵略戰爭從迷惘到接受、從屈從到肯定，最終隨波逐流到承認自己「既是風又是水」?這一複雜現象不單單是一個文學問題，它涉及到日本的政治、歷史、思想、文化等諸多領域，更緣於日本人幽暗複雜的民族根性。

　　王龍的《刺到書寫的謊言》作為一部揭露日本侵華作家「思想罪案」的紀實作品，是中國作家第一次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潮的嚴厲清算，也是對至今執迷不悟的日本右翼學者們的嚴肅回敬。但一本好的歷史著作對歷史的解釋不應以觀念為主體，而是以事實為主體;好的歷史學者，不應以激情的道德批判代替理性的精神探尋。如果超過這個分寸，主觀上以為「回到現場」，實則就可能成瞭望風撲影。

　　因此，儘管這些以筆殺人的日本「筆部隊」作家，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但王龍仍然以冷靜細緻的筆法，把人性深處的複雜深奧、匪夷所思，用出人意料而又令人信然的筆法表達得淋離盡致。因為王龍深知，嚴肅剖析「筆部隊」創作的「戰爭文學」，既是在對話歷史，也是在旁證歷史。若無深察的史識、洞見的史心，這樣的作品很容易流於簡單化的政治揭批，從而失去長久的生命力。讀者僅僅從這些耐人尋味的標題，就可以看到王龍創作視角的考究：「鐐銬與靈魂的較量」、「黑白『異人種』」、「靈魂變色龍」……王龍的筆，遊走於中日歷史與現實之間，博觀約取，恨則深入骨髓，愛則眼含淚水，時而霧鎖重山，時而推窗見月，時而慷慨悲歌。在冷清孤寂的歷史劇場里，他是最後那位淚流滿面的看客，目睹山河血淚，人性變幻。

　　史書如鏡，縱有黑白褒貶，也最好隱寄在詞山字海中，即所謂「人事之外，別無義理」。所以王龍能不僅從政治、道德或者學術的角度，還能更多從人性的角度，去走進這些負有「原罪」的日本「筆部隊」作家心底，抵近觀察。

　　對歷史人物行為邏輯的心理探究，往往是作家寫史最受爭議的地方。為了防止過度闡釋，王龍有時甚至抱著悲憫之心，替他筆下的人物設身處地，悲歡與共，去還原他們在歷史夾縫中被擠壓扭曲的痛苦靈魂，和面對時代苦悶時那微妙複雜的「默然的不安」。當他以作家的心理去洞察另一群作家，他如同手執探針的外科醫生，對日本人的解讀既小心翼翼又切入心腹。為了判斷人性究竟有多少複雜，究竟能扭曲到何種地步，王龍描寫了「筆部隊」作家中如同斯芬克斯般變幻莫測的林房雄：「文學戰士」、「轉向作家」、「戰地記者」、「文化使節」、「戰犯作家」、「右翼鼻祖」……林房雄複雜變幻的人生角色令人眼花繚亂，不可思議。王龍把這個代表性人物放到上世紀日本風雷激蕩的思想界，看他的多重人格如何在歷史重壓下抵抗、變形、扭曲、斷裂。對於這些「筆部隊」作家的歸宿命運，王龍最終一語道破天機：他們既是法西斯政權為虎作倀的加害者，又是其工具和犧牲品。

　　我注意到，為了讓自己描寫的這部分被世人忽略的歷史令人信服，王龍對歷史的還原，從未逾於「已知」。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書中無一觀點史料沒有來歷。在至關重要的命門節點上，王龍向我們展示了他探究史實的鋒芒與功力。他或登高望遠，或洞幽燭微，試圖從更宏闊也更細微的精神坐標解剖日本民族的心理秘密，將文學的感受力、史學的發掘力和哲學的概括力熔於一爐，從而發掘出日本侵華背後許多鮮為人知的集體心理。比如王龍從石川達三積極「戴罪立功」背後，解剖日本人的「恥感文化」;從火野葦平炮製美化侵略的「戰爭文學」，辨析日本右翼的「免罪情結」;從「反戰詩人」與謝野晶子晚年的走火入魔、以詩助虐，追溯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天皇崇拜」情結……

　　千萬別小覷這些看似無意的「閑筆之論」，我以為這才正是王龍苦心孤詣之所在：今天，日本極右勢力日益猖獗，時刻妄圖故伎重演篡改歷史。世人只有掀開至今蒙在他們臉上的那層遮羞面紗，警惕防止「筆部隊」的子孫們繼承衣缽重操舊業，發動歪曲歷史的第二場「文化戰爭」，才能清晰辨識右翼分子的這些精神病灶，無情戳穿軍國主義蠱惑人心的舊把戲!

　　通觀全書，作者的寫作動機躍然紙上，他無疑真切地期望通過自己對日本「筆部隊」真相的探索思考，給今天的人們打開一扇新的思想之窗，提供一種新的讀史視角，把史實精神與當代意識有機融合起來。他不僅用手術刀解剖日本「筆部隊」的精神世界，同時也從他們的毀譽得失舉一反三，對全世界作家的人文良知和創作環境提出批判思考，甚至將思維觸角延伸到德日兩國作家反思戰爭為何有著天壤之別，以及中國如何為文藝創新建構更加合理的制度環境。這些見人見己的反省精神，無疑彌足珍貴，

　　史書如果沒有文學般的細節，就會成為沒有血肉的乾屍，而文學如果缺少歷史的骨架，也會成為一堆不能行走的腐肉。王龍並非日本文學的研究專家，他坦言創作此書的難度不亞於「騎著自行車上月球」。書中涉及的一些日本作家甚至連百度上也搜索不到隻言片語，資料搜集的難度可以想像。而牽涉「筆部隊」作家的時間跨度長達二戰前後日本好幾個時代，並涉及作家生平、作品分析和時代背景，在創作中還要兼顧人物評價、學術探索、文學評判等綜合因素，必須在文學研究與歷史研究、社會研究搭橋鋪路。為此，王龍自費翻譯了大量的日文原版資料，並對不同來源的史料反覆辨正研判，披沙瀝金，以獨立懷疑的精神將嚴謹的態度和公正的立場融合起來，形成了本書邏輯分析絲絲入扣、透視剖析深中肯綮、反駁詰難雄辯有力的風格。

　　對於自稱「半路出家」的七零後作家王龍而言，歷史永遠充滿無窮的魅力。他的文字感情充沛，眼光獨到，正因為那些照射到「歷史暗角」的光線，讓我們這些青史冊頁背後的觀者觸目驚心，感概萬千。在這種嘔心瀝血的歷史書寫面前，相信無論喧嘩騷動，也無論關山萬重，有心的讀者和作者，定會心有靈犀，經歷一次過目難忘的精神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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