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世間只是重高僧(南方都市報 2012-10-21)

《圭峰定慧禪師碑》局部

●玉吅讀碑之五十六

王家葵

成都人，齋號玉吅，雜家者流。愛好偏多，見識偏淺，曾經不自量力，點將印壇，品藻書林。今又技癢，繼續以論碑說帖文字，騷擾讀者，貽笑方家。

「少有人知菩薩行，世間只是重高僧」，這是白居易《贈草堂宗密上人》七律詩的結句。圭峰宗密(780-841)是禪宗傳人，後來又被華嚴宗奉為五祖，故裴休撰書的《圭峰定慧禪師碑》便成為研究禪宗、華嚴宗歷史的重要材料。

碑文首先肯定圭峰禪師是「釋迦如來三十九代法孫」，然後敘述禪宗的傳法譜系，六祖慧能之後，菏澤宗的神會為第七祖，依次傳遞至圭峰宗密禪師，碑說：「大師於菏澤為五世，於達摩為十一世，於迦葉為三十八世，其法宗之系也如此。」為此胡適晚年專門寫了一篇「跋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禪師傳法碑》」，揭露圭峰宗密並非菏澤宗神會門下，而出於益州凈眾寺神會，攀附菏澤神會而已。這一結論是否確切，尚待考量。關於此碑，另有幾個細節可為注意，特拈出以資參考。

這本來是圭峰禪師的塔銘，卻用「傳法碑」為標題，實有不得已的原因。圭峰禪師圓寂於武宗滅佛前夕，遺囑說：「死後輿施蟲犬，焚其骨而散之，勿墓勿塔，勿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法行，皆有儀則，違者非我弟子。」所以卒後火化，遺骨舍利皆藏於石室。至唐宣宗大中七年(853)賜謚號「定慧禪師」，同時又賜塔名「青蓮之塔」，於是「塔不可以不建，石不可以不鑿斫」，裴休將其稱為「傳法碑」，也是權宜之計。

圭峰兼祧禪宗與華嚴宗，碑文敘述禪宗法系甚祥，於華嚴法系僅一筆帶過，原因大約與裴休是禪宗弟子有關。可既然是傳法碑，理應介紹圭峰的法嗣，碑文雖說「門人達者甚眾」，「其氏族道行可傳於後者，紀於別傳」，卻沒有出現任何一位方外弟子的名字。不特如此，裴休宣稱自己「與大師於法為昆仲，於義為交友，於恩為善知識，於教為內外護，故得詳而敘之，他人則不詳」。

以裴休與圭峰的關係而言，裴休確實沒有誑語。圭峰的所有著作幾乎都由裴休作序，其中一篇《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乃是為回答裴休之問而作。裴休撰《圭峰定慧禪師碑》，承認菏澤神會為禪宗七祖，將圭峰定為菏澤神會的第五代傳人，也主要根據此書。而裴休在圭峰卒後，禮敬黃檗希運為師，後者出於南嶽懷讓一系，經馬祖道一、百丈懷海，傳到黃檗希運；因南嶽懷讓與菏澤神會同出六祖慧能門下，計算下來，裴休作為黃檗希運的弟子，與圭峰宗密同輩，故在碑文中說「與大師於法為昆仲」。

裴休在碑文中也隱約說起禪宗內部對圭峰的非議：「議者以大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游名邑大都，以興建為務。乃為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所未忘乎。」裴休以圭峰的護法自居，堅決予以駁斥，稱譽其「真如來付囑之菩薩，眾生不請之良友」，並說：「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

碑文只提到圭峰禪師於大和二年(828)被皇帝徵召賜紫方袍的榮耀，卻沒有說他在「甘露之變」中的表現，而後者恐怕也是圭峰宗密在當時遭到物議的原因。唐朝後期，宦官把持朝政，大和九年唐文宗與宰相李訓密謀，偽稱左金吾仗院內石榴樹上夜降甘露，誘使宦官仇士良等出宮觀看，本擬一舉殲滅之，奈事不機密，遂致失敗。李訓竄逃終南山，央求宗密剃度以避禍端，宗密已經同意，只是遭到僧眾反對才作罷。後來李訓遇害，宗密也被神策軍秘密拘捕，仇士良當面譴責宗密匿藏朝廷欽犯，宗密坦然地說：「貧道識訓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經過中尉魚恆志斡旋，終獲釋放。儘管《宋高僧傳》將此作為正面故事加以傳播，但不必諱言，李訓在甘露之變前不久才上了沙汰僧尼的奏本，而仇士良等宦官卻是佛教的積極擁護者，宗密的所作所為，真算得上冤親平等的「菩薩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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