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後李林甫時代與安祿山叛亂起源（下）

來自專欄天人五衰——安史之亂與唐帝國流變

二、後李林甫時代：安祿山的逐步失控

（1）安祿山地位的晉陞

李林甫主政時期，隨著著王忠嗣等舊邊帥的衰微，安祿山等新邊帥相繼崛起。這些邊帥作為李林甫調控政策的產物，獲得了更甚於舊式邊帥的權勢：一方面，他們和中央朝廷的聯繫較之舊式邊帥更少，具有更強的獨立性；另一方面，他們被賦予了更強的自主性，在邊境的權力也大為增強。在前半章我們談到，李林甫的政策既阻止了「出將入相」模式的延續，也促成了邊帥權勢的上升。這種權勢的上升雖然一定程度上將邊帥束縛於戰區，但也使得邊帥的力量增長到一種恐怖的境地——這種力量既包括官爵帶來的威望，也包括膨脹的軍事力量。接下來我將梳理自開元二十九年（741年）以來安祿山的晉陞之路，並嘗試通過這種梳理敘述反應出安祿山權力增長的程度。

史家們普遍贊同開元二十九年（741年）是安祿山個人歷史的一個重要節點。在這一年，安祿山被任命為營州都督、平盧軍使，兩番、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這一任命使得安祿山成為了一支主力軍團的最高指揮官，並實際上成為東北戰區的副統帥。在前一年（740年），安祿山被拔擢為平盧兵馬使，也就是平盧軍的副指揮官——同時安西節度使王斛斯被調任平盧軍使，代替烏知義成為安祿山的上司。開元二十九年（741年）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被調入朝接替過世的牛仙客擔任輔相，而東北戰區的指揮官則依序升遷：王斛斯升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則接過王斛斯平盧軍使的職務，晉陞為東北戰區的二號人物。這次依序升遷看似平凡，對安祿山來說卻有著不同的意味：它標誌著安祿山成為了高階將領中的一員，並預示著安祿山其後十餘年官途的一帆風順。

天寶元年（742年），東北戰區作出一定的戰略調整，范陽節度使被析置為范陽節度使與平盧節度使兩個戰區，節度使分別由裴寬與安祿山擔任。在這一次戰略調整中，安祿山正式成為戰區最高指揮官。儘管這一戰區不過是大戰區析置的產物，並且一定程度上對范陽節度使仍具有一定的從屬關係，但就任平盧節度使使得安祿山第一次得到了節度使級別的獨立權力，相比之前有著質的飛躍。天寶二年（743年），安祿山入朝奏對，受到玄宗器重，散官加為驃騎大將軍。天寶三載（744年），安祿山受范陽節度使裴寬的推薦繼任范陽節度使，同時又身兼平盧節度使，成為東北戰區最高統帥。自此，安祿山正式成為不受其他官員節制的戰線最高統帥，其基本盤的雛形也在此時形成。

其後幾年，安祿山的晉陞十分平穩且保持持續上升的趨勢，主要是憲銜、爵位的提升。天寶六載（747年），安祿山加御史大夫的憲銜，確認了其在地方的權力。天寶七載（748年），安祿山晉爵為柳城郡公，食實封三百戶。天寶九載（750年），安祿山進封東平郡王。節度使封王，至此而始。

在安祿山保持效忠的最後年歲里，他的使職權力再次得到了擴張。首先，天寶九載（750年），安祿山兼任河北道採訪處置使。這一任命使得安祿山擁有了對整個河北地區的一定行政權，大大強化了安祿山在河北的影響力與控制力——舉例言之，天寶十載（751年），安祿山意欲招募隱居於青岩山的名士甄濟，即派遣汲郡太守鄭遵意前往山中請甄濟出山。在天寶十載（751年），河東節度使韓休珉入朝擔任左羽林大將軍，安祿山兼任了河東節度使的職務。這一兼任使得安祿山接管了整個北河東地區的邊防部隊（同時也接過了北部戰線的指揮權），成為整個東部實力最強的邊帥。天寶十三載（754年），安祿山由於楊國忠的阻撓未能獲得同平章事的權力，僅獲得尚書左僕射的虛銜（這一虛銜通常授予退休的宰相）。作為玄宗的補償，安祿山先領閑廄、隴右群牧，後來更知群牧總監。這一使職使得安祿山掌握了全國戰馬的供應來源，此時已有反意的安祿山自然不會放過這一機會——他挑選了大量的好馬充實了自己統帥下的東北戰線部隊，大大強化了其軍隊的戰鬥力。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安祿山的晉陞即快速又穩健，使職與官爵也在近乎同步的上升。這樣恐怖的晉陞曲線使得安祿山的勢力增長到足以嚴重威脅到中央安全的程度，如何處理朝廷與安祿山的關係也就成為了作為朝廷領袖的宰相所需要嚴肅對待的問題。在下一節中我們將會看到楊國忠作為宰相對待安祿山問題的處理，以及這些處理措施所帶來的後果。

（2）後李林甫時代——舊模式步向失控

李林甫的統治末期，楊國忠與安祿山關係處在一個特殊的蜜月期。雙方為了顛覆李林甫的統治而協同行動，特別是在最後政治權力的分贓時更是緊密團結。在阿布思事件的尾聲中，安祿山與楊國忠共同誣告李林甫與阿布思叛亂相關並偽造一系列證據，從而造成了李林甫權勢的徹底垮塌。李林甫死後所受到的懲罰是十分殘酷的，這些懲罰包括了將他毀棺另葬、流放族人與剝奪出身官爵，其性質幾乎等同於死刑。這種懲罰看似公正——它結束了李林甫近二十年的恐怖專政，宣洩了在長期高壓統治下積蓄已久的怒火——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李林甫頗為敵視的《舊唐書》，卻在其記錄中出現了這樣兩段評價性的文字：

宰相用事之盛，開元已來，未有其比。然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中外遷除，皆有恆度。而耽寵固權，己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陰計中傷之。

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台衡，動循格令，衣寇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所以秉鈞二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為冤。

儘管傳統的史家們對李林甫充滿了敵視，但他們仍然忠實地記錄下了李林甫的工作。誠然，李林甫的統治是高壓專制的，但我們應當對他的統治作出一個相對客觀的評價。李林甫的集權統治是伴隨著唐玄宗晚年對朝政控制的放鬆形成的，他的工作維護了朝廷日常的運作與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但是他的政策基礎過於脆弱，也過於依賴個人的。有太多的制度本可以發揮更為穩定且長期的作用，卻因為過於追求效率而遭到了破壞。同時，李林甫並沒有設置一個合理有效的繼承人選拔機制。為了維護威權，李林甫刻意地打擊朝中的能臣幹將，客觀上導致了楊國忠通過政治鬥爭晉陞並接替了他的地位。

在李林甫統治末期，安祿山與楊國忠的矛盾已經初現端倪。安祿山對精明強悍的李林甫敬若天人，卻對才能平庸的楊國忠並不服從。只不過由於共同對抗李林甫的需要，雙方暫時進行了合作。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發現自己已經無法控制安祿山。楊國忠遂在玄宗面前屢屢進奏安祿山謀反，意圖動搖安祿山的聖眷。然而安祿山聖眷日益深厚，已在朝中達到超然的地步——玄宗設宴時體諒安祿山肥胖，為其單獨設置座位；天寶十三載，玄宗受冊尊號，在制書中專門厚賞安祿山、楊國忠、陳希烈三人。如此聖眷使得楊國忠無力動搖，只能轉而採取剷除安祿山根基的手段。

楊國忠的行動顛覆了李林甫的統治，但他卻沒有能力去改進李林甫的政策與不足。楊國忠是一個有著極高政治鬥爭才能的人，可他的其他才能卻堪稱平庸。在擔任劍南節度期間，楊國忠及其派系的繼任者們發動了多次對南詔的戰爭。這些戰爭幾乎都以慘敗告終，不僅削弱了劍南道的邊防力量，還導致了南詔向吐蕃的靠攏，使得西南戰線的局勢急轉直下。而進入中樞的楊國忠則醉心於權勢的爭奪，欺下媚上。天寶十三載（754年），扶風太守房琯上報災情，竟遭楊國忠派遣御史審查。楊國忠的平庸才能無法擔負起改革李林甫體制的重任，甚至連維持也十分艱難。頗為諷刺的是，儘管楊國忠顛覆了李林甫的統治，但楊國忠總體上的中央-邊鎮政策卻不得不延續李林甫的舊制：一方面楊國忠兼任劍南節度使，試圖以西南戰線的兵力維持中央的穩定；另一方面，楊國忠又與西部邊帥哥舒翰結盟，藉此應對日益崛起的安祿山的威脅。

相比李林甫的舊制，楊國忠利用自己所擅長的手段對舊模式進行調整。楊國忠有著非常可觀的政治鬥爭能力，而他選擇動用這一手段以應對安祿山的威脅。天寶十三載（754年），楊國忠唆使京兆尹麾下的官吏突襲了安祿山的府邸，聲稱獲得與安祿山相友善的安岱、李方來等人的謀反證據並讓手下侍御史鄭昂之絞殺了他們（可能是殺人滅口）。這一充滿惡意的舉措激怒了安祿山，安祿山上書自辯。為了安撫安祿山，玄宗下令貶謫了京兆尹李峴（與《新唐書》的記載不同，《舊唐書》則指稱李峴被貶謫的原因是楊國忠將長安雨災的責任歸咎於李峴）。這次行動雖然未能動搖安祿山的聖眷，但是卻消滅了楊國忠的潛在敵人李峴，也不能算全無收穫。

吉溫事件是楊國忠與安祿山爭鬥的高潮，也預示著雙方更加激烈的鬥爭。吉溫是武周宰相吉頊之侄，《新唐書·酷吏》稱其「性陰詭，果於事。諂附貴宦，若子姓奉父兄。」雖然為玄宗所不喜，卻他依靠攀附李林甫殺害官員而得以晉陞，與另一酷吏羅希奭並稱為「羅鉗吉網」。李林甫死後，吉溫選擇攀附了安祿山和楊國忠。吉溫先擔任兼任河東節度使的安祿山的副手——河東節度副使兼雁門太守，在因為母喪去職後又被安祿山表為魏郡太守。楊國忠對吉溫很是看重，將他引入朝中，以御史中丞兼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由於楊國忠與安祿山的工作，玄宗拋卻了之前不任用吉溫的決斷，終於對吉溫委以重任。安祿山與安慶緒送吉溫赴任，甚是禮遇；吉溫也投桃報李，開始充當安祿山在朝中的代理人。吉溫曾與安祿山達成協議：安祿山推薦吉溫擔任宰相（應當指的是輔相），而吉溫則通過「出將入相」模式援引安祿山入朝代替楊國忠擔任右相。達成協議後，安祿山隨即進一步舉薦吉溫，使得吉溫晉陞為正四品的武部侍郎（註：武部即兵部。天寶十一載（752年）正月改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肅宗至德元載（757年）收復兩京後改回原名。），距離三品的宰相僅有一步之遙。天寶十三載（754年），自李林甫時代以來一直擔任輔相的陳希烈被楊國忠借口長安雨災罷免，這一事件導致了輔相位置的空缺，讓安祿山與吉溫看到了希望。楊國忠卻對安祿山的計劃有所察覺，緊急推薦了性格柔順又曾在相王府任職的韋見素接任輔相，斷絕了吉溫進一步晉陞的希望。意識到吉溫已經投靠安祿山的楊國忠隨後展開了對吉溫的政治打擊：尋找過失外貶到地方任太守，然後再次貶謫為縣尉，最後在肅清李林甫殘黨的運動中將他一併誅殺。殺死吉溫固然沉重打擊了安祿山的朝內勢力，但也進一步割裂了安祿山與中央朝廷的關係。

隨著安祿山和楊國忠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安祿山對朝廷的失望以及失勢的恐懼在不斷瘋長，楊國忠則在有意識地促成安祿山和中央的離心。昔日與李林甫結盟時，安祿山曾跟隨李林甫激烈的反對太子，而如今太子也加入了反對安祿山的隊伍之中。安祿山在朝中的處境不斷惡化，以至於安祿山不得不思考反抗的可能性。楊國忠為了削除安祿山的聖眷，不惜將昔日暗中的敵對行動公然進行。天寶十四載（755年），楊國忠再次指使京兆尹的手下襲擊安祿山宅邸，又一次聲稱獲得安祿山謀反的證據並又一次處死被逮捕的安祿山幕客。此時，安祿山賄賂宦官輔璆琳事泄，輔璆琳被殺。儘管玄宗為了不驚擾安祿山，尋找其他的罪名殺死了輔璆琳，但此時安祿山已成驚弓之鳥，處在完全失控的狀態。他拒絕入朝擔任宰相，也拒絕離開轄區。至此，李林甫遺留下的控制體系徹底破產，安祿山終於成為了這個帝國最大的隱患。

（3）失控的探討——楊國忠的責任

縱觀安祿山與朝廷關係的流變，我們可以看到楊國忠在其間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儘管楊國忠繼承並相當程度上延續了舊模式，但是舊模式最終在楊國忠的任內走向挖掘。儘管如此，將責任完全歸於楊國忠又是否妥當，這一點我們將進行探討與商榷。

李林甫的政策模式誠然維持了中央和地方關係的和諧，但這種政策一方面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另一方面也過於依仗李林甫個人的威望與才幹。當李林甫的權勢隨著本人的去世突然崩塌，朝中短時間內無法產生一位有著足夠威信與才能的人可以替代他。楊國忠雖然政治才具不足，但他依然為維持這種關係去付出了足夠的努力——由於他的才幹與威望無法駕馭李林甫的舊模式，他嘗試運用他所擅長的政治鬥爭能力加以輔助。楊國忠沉重打擊了安祿山的朝中勢力，成功瓦解了安祿山的聖眷，並將他推向與朝廷對立的邊緣。但這種表面的勝利卻隱藏著深層的危機，它有著一個關鍵性的前提：楊國忠以及他領導的中央朝廷能夠快速平復安祿山未來的叛亂。而這個前提對於楊國忠來說無異於痴人說夢——楊國忠不僅手中沒有掌握足夠的軍隊（唯一可以掌控信賴的劍南節度使方面已經被他多次挑起的戰爭打殘），也沒能改變外重內輕的局面。誠然他與哥舒翰達成了反安祿山的同盟，可從鏖戰正酣的吐蕃前線抽調主力進關本身就是充滿風險且代價的舉措——戰敗的結果必然是關西盡喪；而即使獲得勝利，數十年對吐蕃作戰之成果亦將不復，還有可能將哥舒翰的西部軍團培育成安祿山一樣的怪物。在這種莫須有的樂觀和自信的支持下，楊國忠將安祿山逼迫到了叛亂的絕境。

誠然楊國忠應當對安祿山的叛亂負有主要責任，但是這不意味著一手造就了這場悲劇的楊國忠應當負有完全責任。楊國忠被晉陞到過分的高位，以不足的才能背負過重的責任，造就這一切的，正是隱藏在朝堂後真正的操控者——唐玄宗。在玄宗的晚年存在著一個長期的放權傾向，政治管理被委託給了首席宰相，而首席宰相也藉助皇帝的需求與信任鞏固了自身的相權。李林甫毫無疑義，是一個非常符合唐玄宗心意的宰相：他能夠謹慎嚴格的完全處理朝廷的日常政務，堅決果斷地剷除具有威脅性的朝中派系，甚至可以幫助玄宗有效地打壓日益崛起的太子派系。李林甫的精明能幹給玄宗帶來了長達二十年的空閑，也養成了玄宗對宰相的依賴性。當楊國忠上台後，玄宗發現自己拔擢的新宰相是一個遠不如前任的庸才，但他卻對這種狀況無可奈何。天寶十三載（754年）長安雨災，楊國忠不僅閉塞言路拒絕進行救災工作，更是乘著這一機會打擊政敵排除異己。其行為之惡劣，連與玄宗亦仆亦友的高力士也不禁進言勸告玄宗，而多次受到高力士直言相勸的玄宗卻對此無能為力。玄宗或許到此時終於意識到，自己歷經李林甫二十年的獨裁政治，已然無法對首席宰相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他所能做的，僅僅是親自去調和這些矛盾。但由於楊國忠的一意孤行，他的努力最終化為了泡影。

三、重新控制的嘗試：安祿山步向叛亂之路

（1）玄宗再控制的嘗試

隨著安祿山在楊國忠任內不斷被打擊排斥，安祿山與朝廷的聯繫越來越薄弱。為了重新穩固安祿山對朝廷的忠誠，遠離朝政很久的玄宗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列。

聖眷作為唐代政治體制中舉足輕重的道具，也正是玄宗得以左右朝局的有力手段。在玄宗的有意控制下，安祿山獲得了歷代權臣望塵莫及的聖眷與權勢：肆意出入後宮，毫不懷疑的信任，豐厚無比的犒賞。即使在安祿山已然露出叛相的天寶十四載（755年），玄宗依然堅持對安祿山的信任，並繼續給予他能夠帶來更大危險的權力。玄宗試圖通過這樣的手段，重新塑造安祿山與楊國忠之間的政治平衡。

玄宗的努力終究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要素——楊國忠。隨著李林甫的去世，楊國忠作為「出將入相」模式的產物捲土重來，這也標誌著「出將入相」模式的復興。隨著「出將入相」模式的復興，擁有無上聖眷與權勢的安祿山成為入朝為相的第一人選。吉溫試圖援引安祿山入朝為相的謀劃，以及天寶十三載（754年）安祿山對成為同平章事的期盼，都說明了安祿山對這種途徑充滿了野心與渴望。這種威脅在朝中首席宰相楊國忠看來，是相當致命的——它意味著楊國忠權勢的顛覆，以及李林甫下場的重演。出於自身權力的慾望，也為了防範安祿山對自己的威脅，楊國忠變本加厲地挑動安祿山的叛離。最終，玄宗再控制的嘗試淪於失敗，他的努力收穫的只有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十五得知安祿山叛變時的震驚與憤怒。

（2）安祿山步向叛亂之路

在現有的對安祿山進行記錄的文本里，對安祿山過往經歷的描寫在一定程度上充滿了對叛臣的批評與負面評價。但從這些文本中，我們仍嘗試著從中梳理出安祿山叛亂髮源的痕迹。

安祿山的叛亂髮源於兩個關鍵的原因：其一，安祿山與中央朝廷關係的不斷割裂；其二，安祿山因為朝中地位不斷下降產生的恐慌與危機感。隨著安祿山與楊國忠的決裂，楊國忠開始發動了對安祿山朝內勢力的打擊。這種打擊撕裂了安祿山與中央朝廷的關係，也毀滅了玄宗恢復勢力平衡的嘗試。此外，由於安祿山先前與李林甫結盟的政治策略，朝中具有強大勢力的首腦人物也對安祿山抱有相當的敵意：西部邊帥領袖哥舒翰作為前任西部邊帥王忠嗣的後繼者，對與李林甫結盟的安祿山懷恨在心；地位日益穩固的太子因為安祿山與李林甫曾經的合作打擊而懷抱敵意；宰相楊國忠更是意欲置安祿山於死地。這種情況下，安祿山的安危所能倚靠的只有玄宗的支持。不幸的是，玄宗的聖眷在楊國忠等人的攻擊之下不斷瓦解，玄宗日益增長的年歲也使得安祿山的危機感不斷增強，李林甫身死族滅的下場更是給了安祿山深深的警惕。也許是出於魚死網破的準備，也許是出於震懾朝廷的努力，安祿山開始秘密增強自身的軍備。但是嚴峻的形勢最終迫使安祿山作出了抉擇，天寶十四載（755年），安祿山開始大批更換北方邊鎮的將領，以自己信任的蕃將們掌握軍隊的實權。安祿山在此時不僅拒絕了入朝的邀請並慢待玄宗的使者，更是策划了一起頗有深意的行動——上奏準備派遣二十二名蕃將統帥數千武裝「馬夫」護送三千匹戰馬來京城。這一行動因為河南尹達奚珣的警惕而作罷，但其中的意味是不能不令人深思的——數月之後的冬季，安祿山正是以同樣的手段綁架了太原尹楊光翙，致使河東軍團群龍無首而陷入混亂。

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安祿山最終開啟了他叛亂的計劃，大唐因此淪入了衰退而分裂的地獄之中。

參考資料：

[1]蒲立本.安祿山叛亂的背景

[2]李碧妍.危機與重構

[3]崔瑞德.劍橋隋唐史,第七章

[4]C.A.彼得森.劍橋隋唐史,第八章

[5]陳高佣.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

[6]郁賢皓.唐刺史考

[7]張冠凱.安祿山叛前與各方勢力關係發微

[8]張東光.唐代的檢校官

[9]舊唐書

[10]新唐書

[11]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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