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布萊克：自由主義的衰落

　　作為當今大政府的代名詞，美國的自由主義相左於埃德蒙·伯克及其他英國個體解放倡導者的自由主義思想。就本質而言，它致力於運用國家力量以減輕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在大不列顛，自由主義發端於自由黨和保守黨領袖之間的博弈。1865 至1880年間，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和本傑明·迪斯累利之間及致力於將工人階級的威脅降至最低的歐洲列強與德意志帝國的第一任執政者——奧托·馮·俾斯麥之間均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在財政大臣戴維·勞合·喬治的領導下，英國在一戰之前陷入了一場嚴峻的角逐之中。

　　1914 年，法國傑出的社會黨領導人讓·饒勒斯因反對投入一場全面戰爭而被暗殺，預示著無能的社會和平主義助長了極權主義的發展並造成無法預料的惡果。一戰期間的大屠殺及其後的經濟大蕭條，使得兩次大戰的間隔期稅收高漲，社會安全狀況更加惡化，同時導致了英法境內反政府黨派民主社會黨的崛起。

　　在德國，則出現了因戰敗及戰後嚴峻的通貨膨脹而帶來的極度複雜的局面。民主社會黨被共產黨、民族社會主義者及繼承了德國脆弱的民主遺產的民主主義者所取代。基督教民主黨被納粹的專制主義、共產主義者的極權主義和無神論所擊敗。納粹的勝利和法英對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綏靖政策，使得希特勒和斯大林結成同盟，並導致整個歐洲最終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自1865 年起，相對較發達的歐洲國家開始逐步擴大財政支出以改善勞工待遇，同時對商業欺詐和剝削勞工行為進行更加嚴厲的制裁，利用提高個人所得稅率所獲得的稅收推行一系列改革，如擴大專營權和受教育範圍，減少對勞工組織的限制等。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因19 世紀60 年代巨大移民潮的推動也呈現欣欣向榮之勢，年均經濟增長率超過10% 。在此情勢下，美國內戰和一戰期間到達美國的海外移民近28 萬，導致美國全國人口數量增長近兩倍，從33 萬增長到98 萬。

　　在經濟繁榮的情勢下，儘管存在社會動蕩、極端個人主義和資本統治，但美國很少被認為是一個進行殖民統治的極權國家。西奧多·羅斯福和伍德羅·威爾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抑制壟斷、確保穩定的貨幣供應、打擊核心工業部門如食品加工和包裝行業的欺詐行為。這些舉措雖然表現出政府對工人階級的尊重和維護，但也並未走得更遠。20 世紀20 年代，移民潮有所回落，1913 年個人所得稅被列入聯邦憲法。

　　直到1933 年3 月4 日富蘭克林·羅斯福宣誓就職，美國才出現我們所說的「自由主義的」曙光。當時，羅斯福面臨著這樣一種局面： 失業率反彈到25% 至33% 之間，銀行、證券及商品交易系統幾近崩潰乃至關閉，失業者得不到政府的直接救濟，75% 的農產品價格處於補貼線以下，全國近一半的住房受到抵押貸款止贖的威脅，居民儲蓄存款無任何安全保證。羅斯福引領國家走出大蕭條，利用緊急救濟和安全網路拯救了95% 的現存體制和社會機構，並整治了經濟領域的囤積居奇者、軍火奸商、壟斷者、彈藥製造商及大財閥，以舒緩民眾對他們的抵觸情緒。在此基礎上，羅斯福最終擊敗了國家真正意義上的敵人： 納粹和日本帝國主義。如果他採取了任何不當舉措，結果只能是引火自焚，然而相反，他將國家的良知和道德完整地保留了下來。

　　羅斯福新政主要體現在五大方面。1933 至1934 年是新政的第一個階段，實行龐大的、以吸納失業者為目的的以工代賑項目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以擔保形式進行全面的銀行重組； 發放農業生產補貼，提高並穩定農產品價格； 鼓勵卡特爾及集體談判方式以提高工資及商品價格； 進行美元貶值並放棄金本位制以刺激出口； 在工作環境方面進行立法改革。

　　1934 至1938 年是新政的第二個階段，建立社會保險法案和證券交易委員會，重塑電力行業的家族企業結構，在兩黨制體系下徵收高額稅收以規避蠱惑人心的政治運動的發生。在這一階段，以工代賑和社會保險項目出現回潮，聯邦赤字降低。經濟蕭條景象重新湧現，羅斯福於1938 年至1939 年間實行了第三期新政，重新實行大規模的工資福利制度，並首次在和平時期進行徵兵，創造了歷史上和平時期擴充軍備的豐功偉績。1939 至1945 年是新政的第四階段，其時已經處於戰爭狀態。而早在1935年之前，由於以工代賑計劃的實行及因歐洲軍火需要而大量僱傭工人，失業率已大大降低。至1936 年，失業率已下降了數十個百分點，1940 年時已降至10% 以下，而到日本將美國拖入戰爭的1941 年，失業狀況幾乎完全消失。

　　1945—1946 年是新政的最後一個階段，此間新政取得的成效仍然要歸功於羅斯福，他所推行的士兵福利法案，使得1300 萬美國退役士兵( 幾乎相當於總人口數的10% ) 可以支付起接受大學教育或者進行創業或購置農場的費用，而且有效地解除了工人階層的失業困境，訓練和引導他們取得戰爭勝利，並給予他們新的職業進而上升為中產階級。羅斯福新政阻止了極端主義分子在美國大選中取得任何進展，社會主義政黨的支持率在1932 到1936 年間的支持率下降了85% ，當被問及羅斯福如果不實行他的大部分政策會產生什麼後果時，多次成為左翼政黨總統候選人的諾曼·托馬斯回答說： 「是的，那他將在棺材裡施行。」

　　最近有評論指出羅斯福新政並未結束經濟大蕭條。但美國GDP 在他執政的12 年間翻了一番，失業率從約30% 降至0. 5% ，因此就事實而言，這種論調很難立足。從其時始，美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爭辯開始集中於：如何對不加限制的經濟活動進行約束以避免經濟繁榮和經濟大蕭條的惡性循環，進而最終實現經濟的相對高增長，通過消除貧困和醫療計劃解決社會問題。西歐主要國家是在戰爭廢墟上進行重建的，由於畏懼城鎮工人和小農階層的暴動，所以通過一系列社會福利和生活補貼制度以最低限度的經濟增長來換取社會穩定，儘管它們已是相對高收入國家。

　　在美國，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在外交政策上也開始進行博弈，自由主義傾向於認為在保持足夠的軍事威懾力量以確保本土安全和盟國安全的前提下，依靠最低限度的軍備和國際組織即可確保世界和平。保守主義則傾向於通過加強軍事實力取得外交主動權和實現和平，以保證戰略平衡中的優勢地位。

　　在外交事務中，杜魯門總統通過建立北約和實施馬歇爾計劃以遏制共產主義，利用柏林牆反擊斯大林，並抵制共產黨在南朝鮮接管政權。作為20 年來的首任共和黨總統，儘管艾森豪威爾繼承了羅斯福和杜魯門幾乎所有的戰略方針，且在其任期內修建了洲際高速公路和聖勞倫斯海底隧道，但在國內社會政策上取得的成效不可同日而語。在對外政策上，艾森豪威爾繼承了杜魯門的迴旋路線，結束了朝鮮戰爭。這一舉措違背了諸多共和黨鷹派人物的意願，如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理查德·尼克松、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等。同時，他認為不應像法國人一樣拋棄越南，在削減國防預算的同時承諾要通過「大規模報復戰略」干涉越南事務。他對諸多事務包括不足以構成威脅的台灣海峽問題和媽祖島問題也實施核威懾。這種戰爭邊緣化政策居然頗有成效。艾森豪威爾同時也推動了冷戰的升級，1955 年在日內瓦參加第一次首腦高峰會議，並提出著名的「開放天空」計劃以實現太空軍事偵察的互惠互利。

　　羅斯福的社會福利計劃在他去世20 年之後並未作巨大變動，直到林登·約翰遜總統實施他的「偉大的社會——向貧窮開戰計劃」，展現出聯邦政府實施社會福利計劃和進行再就業培訓的決心。相比他的前任而言，約翰遜在維護公民權利上取得了長足進步，並且指責保守主義者所擁護的聯邦憲法未給予非洲裔美國人投票權和社會平等權利，約翰遜的成功迎來了自由主義的最佳時代。但是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所長期達成的共識在這位新政時期的國會議員——林登·約翰遜執政時期，作出了巨大改變，後者提出要通過社會投資來消除貧困的不切實際的政策。眾所周知，這給非洲裔美國家庭帶來了沉重災難，並且導致社會福利體制和政府津貼計劃遭遇空前危機。

　　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肯尼迪放棄了大規模報復戰略，提出通過有限戰爭的方式實現既定目標，共產黨政權接受了他的這一倡議。在宣稱不應存在戰略導彈差距之後，肯尼迪收縮了美國的戰略導彈優勢，以強化其主張的相互確保摧毀戰略。這一舉措使他在古巴問題上自食其果。在1962 年古巴導彈危機之前，北約沒有在希臘和土耳其布置導彈，蘇聯也未在古巴布置導彈，當然也不存在美國與古巴相互入侵後的安全保證。美國情報部門沒有意識到早在1962 年秋已有約四萬名蘇聯士兵進駐古巴，而布置在古巴的核彈頭可在24 小時之內攻擊美國本土。美國政府立即進行了著名的海上封鎖，對於肯尼迪而言，這是一種勝利，因為他沒有在蘇聯所導演的核攻擊假象面前屈服，而且隨後在柏林對蘇聯進行了反擊( 當美國以絕對壓倒性優勢恐嚇駐古巴的蘇聯軍隊時，赫魯曉夫坐立不安) 。但這並非是戰略上的勝利，而是一種有識別力的決斷，尤其是在戴高樂、毛澤東和尼克松( 因否定肯尼迪在古巴的軍事迂迴策略而在競選加州州長時敗北) 看來。

　　然而，自由主義的領導者們認為，他們找到了一種危機處理的新模式和新途徑，而這種模式卻使國家陷入越戰的泥潭，且在如何贏得這場戰爭上毫無實踐價值。林肯·約翰遜將這一模式運用於國內事務上，使得美國陷入到一個大社會的困境之中。

　　理查德·尼克松以反彈道導彈部署取代了相互確保戰略，推行他所稱的「充足的核武器供應」，實質上是以技術優勢確保美國的核優勢。在這些導彈上布置多個戰略分導彈頭，同時通過軍控談判實現戰略收縮。1972 年，尼克松一方面通過加強美國軍事實力展現了其鷹派做法，同時通過簽署最大的軍控協議而展現出鴿派作風。

　　1966 年之前，越戰平均每周要使200 到400 名美國現役士兵陣亡，而且毫無勝利前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軍事失誤是未能切斷胡志明小道，當然在當時這一舉措是受到輿論支持的。約翰遜總統於1966 年10 月作出妥協，提出所有非南越軍隊撤出越南南部的聯合倡議。胡志明拒絕了這一提議，因為他寄希望於直接擊敗美國，並將這種勝利作為共產主義在冷戰中戰勝西方的一個標誌。如果胡志明接受聯合撤軍倡議並於六個月後重返南越，則其宏大目標本可以實現。胡志明深知美國不會以犧牲地面武裝力量為代價重新陷入戰爭泥潭，而他對約翰遜提議的拒絕表明其打敗美國的雄心壯志。

　　理查德·尼克松雖然通過縮減在越南投放的軍力並將戰爭推給了南越，但通過肅清北越在柬埔寨的勢力為南越贏得了喘息之機，同時在1972 年北越公然入侵南越之時，對北越重新進行重磅轟炸。尼克松同時開啟了與中國的友好之門，這不僅有助於緩解日益緊張的美蘇關係，而且打擊了中蘇兩國對河內的支持，後者一直致力於打敗美國進而統一整個越南。尼克松以強大的空中支援幫助南越政權得以鞏固。他結束了越南戰爭並保證共產黨政權在胡志明市無法執政，並認為如果重新組建的北越政府入侵南越時美國將給予空中打擊，以穩定這種南北分治局勢。出於此種戰略目的考慮，尼克松向國會遞交了和平協議並期望獲得批准，儘管無外在壓力，他仍認為有必要獲得國會對協議的支持。

　　撲朔迷離的「水門事件」可謂是現代美國政治的分水嶺。歷史學家們對尼克松是否有罪也將長期進行辯論。正如他本人所宣稱的那樣，作為一個總統，他的確犯了錯誤，但決沒有犯罪。當然，提交給司法委員會的彈劾罪名不無黨派鬥爭因素，而且國會的自由主義者和媒體也都誇大了被揭露的事實的重要性。加上尼克松對這一事件的不當處理，其總統職位被剝奪，對南越的所有援助也被切斷，以確保這個國家在落入共產黨政權之際，美國不至於顏面盡失。然而，他們未準確地預見到，數以萬計的人將死於柬埔寨戰場或者在被迫乘船逃離越南途中溺水而亡。由於「水門事件」及越南戰事的潰敗，政治自由主義者和媒體致力於宣揚美國民主和政府廉潔的至高無上性。

　　尼克松將美國從越戰失敗中解救出來，但卻因「校車問題」立法陷入自我設置的困境。他提出了福利體制改革但並未實施，建立了環境保護局，取消了草案並降低了犯罪率，他所提出的諸多政綱成為保守主義者津津樂道的流行話題。尼克松披著厚重的自由主義的外衣，同時又籠絡了位居要職的保守主義當權派，他在1972 年的再次連任創造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多元化勝利( 獲得1800 萬張選票，贏得49 個州) 。這也表明了肯尼迪和約翰遜對自由主義的認知和修正是錯誤的。

　　雖然很多自由主義者深信： 尼克松是憲政的威脅，而且他在國家安全事務上行使了不可接受的行政特權( 比如聲稱有權搜查布魯金斯學會，闖入對越南問題持不同政見的心理治療師辦公室等) ，但尼克松絕對是一個愛國的美國人，一位頗有能力的總統，而且他在穩固憲政上功大於過。「水門事件」和越戰失敗使得政策上的分歧變成了犯罪行為，而且使美國被處心積慮的律師所過分恐嚇和擺布，並推動媒體去調查那些前所未有的高難度的新聞以成就某些人，同時暫時降低了行政部門少於立法和司法所應得的權力。成千上萬的美國民眾對政府充滿戒心，鄙棄國家媒體運用一切高科技手段來實現競選目標，並引來野心勃勃的蘇聯在南非、中美洲和阿富汗的擴張。但是「水門事件」和越戰失敗加劇了美國自由主義的衰落。吉米·卡特在越戰和「水門事件」之後入主白宮，卻在與蘇聯的博弈及對自由國家和世界和平的追求中失敗了。持保守主義理念的共和黨人羅納德·里根承擔起重任，如尼克松對艾森豪威爾的繼承一樣，他扮演起同樣的角色。里根通過減稅和部署反彈道導彈體系，有效地打擊了蘇聯。由於經濟增長無力承擔高昂的國防開支，也不能維持東歐及其自身少數民族地區的穩定，蘇聯開始崩潰，國際共產主義也開始出現危機。例如中國，受尼克松打開其國門的部分影響，國家資本主義迅速發展。里根領導國家走向國民生產總值的高幅度增長，創造了1800 萬個新增就業崗位，高科技與新技術成為引領美國經濟增長的先鋒。保守主義取得了巨大勝利。

　　當前美國自稱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比例約為3∶ 2。經歷了1968 年的混亂和暴力公約之後，民主黨的提名過程已經擺脫了幕後老闆的操縱，後者曾推選並支持羅斯福、杜魯門、肯尼迪及約翰遜，當然還有不太成功但頗受尊敬的阿德萊·史蒂文森和哈伯特·漢弗萊。

　　作為里根的副總統，喬治·布希成功地繼任總統，但在經濟上卻管理不善，打破了他的「無新稅」承諾，並且錯誤地允許一個行為舉止不當的德克薩斯州億萬富翁去爭取諸多共和黨人的支持，在此情勢下競選連任失敗。南部一位年輕並受過常青藤教育的州長代表民主黨取得了勝利，該候選人被塑造為一個「新民主黨人」，但其實施的政策卻打上了保守主義的烙印。比爾·柯林頓試圖實施左傾政策，尤其是在醫療改革方面。1994 年中期選舉時，柯林頓受到沉重打擊後增加財政預算用以僱傭更多的警務人員，事實證明這一靈活的政策使得共和黨人望塵莫及。顯然，國家已處於新的水門傳統時代，總統的性醜聞代替了竊聽。其間，國會裡共和黨領導者們呼籲要進行全面的福利體制改革，進而推動「大社會」實現革命性變革。柯林頓的副總統和老布希兒子對弈的2000 年總統選舉撲朔迷離。2001 年9 月11 號發生在紐約和華盛頓的自殺式襲擊使其後小布希執政的八年以反恐為第一要務。布希對財政赤字預算經營不善，加之柯林頓時期遺留下的巨額賬戶赤字以及對房地產抵押債務的不合理髮行( 雖然後者初衷在於為居民提供居所) ，這些潛在危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結束五年之後終於引發了嚴重的全面經濟衰退。奧巴馬總統從柯林頓所在的民主黨中脫穎而出，將美國白人從長達350 年的虐待黑人的負罪情結中拯救出來。　奧巴馬入主白宮開創了歷史先例，但他卻試圖利用此次經濟危機走左翼路線。政治和經濟崩潰帶來的惡果使得共和黨群龍無首，以致在11 月的中期選舉中敗北。如果奧巴馬有機會連任，或者他致力於獲得連任，則他的下一任期將從中受教，這一過程或者已經開始。當前所有民調顯示，自我標榜保守主義者的人數要兩倍於自由主義者，但獨立無黨派人士幾乎也要兩倍於自由主義者。美國民眾擔心債務和增加稅收，對政府監管缺乏信任，關注收入的兩極分化和海外業務的失去，包括能源供應等，他們將自由主義與無節制相聯繫，認為所謂的福利體制背後只不過是購買暗中操作的選票( 不管是否具有合法借口) 以及美國世界形象的受損，或者對他們所珍視的價值觀的侵蝕。民眾真正愛戴的最後一任民主黨領袖是約翰·肯尼迪，他過早的離世更加大了民眾對他的信任。如果民主黨擁有一個卓越的領袖，布希家族就不可能四處挑釁並會自食惡果。當然，共和黨也曾擁有諸多非凡的傑出領袖，如艾森豪威爾、處於巔峰時期的尼克松以及被絕大多數民眾擁護的里根。

　　自由主義拯救了美國並且在羅斯福和杜魯門時期使國家處於黃金時代。這種繁榮延續到艾森豪威爾時期，後者是一位無黨派的戰爭英雄並試圖超越黨派政治。在肯尼迪和約翰遜及其他不稱職的民主黨繼任者的領導下，自由主義不再被看作是給予財富的靈丹妙藥，相反變成了搜刮民脂民膏的源頭，或是從事選票與金錢交易的惡魔。尼克松將國家從肯尼迪和約翰遜的失敗中拯救了自由主義並重新為之定義，但卻因此喪失了政治信用。里根代表保守主義打敗了自由主義，因此民主黨只有在與一個非常弱小的共和黨候選人競爭時方才有翻盤可能。( 鮑勃·多爾與約翰·麥凱恩，不管他們作為參議員如何卓著，但作為總統候選人卻毫無取勝希望。)

　　如同保守主義曾經歷的那樣，當自由主義脫胎換骨並實現經濟增長，不再被嫉妒、虛偽和純粹的賄選污點所環繞之時，它將迎來新生。這需要一位如羅斯福或里根那樣的領導者。目前來看，在共和、民主兩黨內均未出現這樣的領袖人物，或許當他們真正當選或成為泰山北斗似的人物之時，才會發出耀眼的光芒，展現領袖的魅力。

　　原文發表於《美國觀察家》( American Spectator) 2011 年第2 期。本文系北京語言大學青年自主科研支持計劃資助項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 「冷戰後影響中國國家經濟安全的美國因素」( 項目編號： 10JBG18) 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