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契丹貴族墓葬中的出行圖

鄧菲

　　建立遼王朝的契丹民族，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最初並無築墓入殮的習俗。《北史·契丹傳》載：「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遼建國後，受唐代文化影響頗深，逐漸開始採用埋葬習俗，並將漢民族的喪葬傳統融入本民族文化中，形成一套極具民族特色的喪葬禮俗。

　　隨著近年來考古資料的不斷發現，內蒙古、遼寧、河北等地發現了大量形制多樣、序列完整、內容豐富的遼代墓葬，為系統研究遼代喪葬傳統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總體來看，遼代契丹貴族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內蒙古東南部、遼寧西部、河北北部等地，即原屬遼中京、上京道的區域之中。與唐宋時期的漢人墓葬相比，契丹墓葬的特徵體現在墓葬形制、斂葬方式、墓室裝飾等多個方面。例如，契丹墓葬中常以木製小帳和屍床作為葬具，以金屬面具和網路為葬服，這兩種形式在遼代中後期的大型墓葬中成為較為固定的制度。

　　契丹墓葬的另一特色表現在墓室壁畫方面。遼代契丹與漢人墓葬中都流行裝飾圖像，但契丹墓葬常描繪狩獵、出行、宿營等一系列與游牧民族生活相關的題材。從這些壁畫墓的內容來看，可以將其大致劃分為早、中、晚三個階段。

　　建國之初的遼墓壁畫多沿用唐代繪畫粉本，反映出一定的漢化因素。比如，1994年在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發現的寶山1號與2號遼墓，皆建於遼代初期，墓主為遼代皇室成員。這兩座墓內壁都飾有彩繪，設色濃麗，畫中的一些人物頭飾及器用甚至以金箔裝飾。除了花鳥、團花、雲鶴等裝飾外，1號墓石室東壁上描繪了漢武帝見西王母的「降真圖」，2號墓石室兩側分別表現了蘇蕙織寄迴文錦的「寄錦圖」，及楊貴妃教習鸚鵡的「頌經圖」(圖①)。這些畫面的內容和形式都帶有明顯的漢地風格，是受到晚唐五代文化直接影響的產物。同時，1號墓中還繪有身著契丹服飾的侍者、鞍馬圖像，也展現了契丹的民族特色。

　　中期遼墓的壁畫內容更加豐富，創作者不斷嘗試將不同習俗、內容的繪畫題材融合併置。內蒙古巴林右旗的遼慶陵東陵可作為這一時期契丹墓葬的代表。慶東陵中室四壁繪有四幅山水圖像，展現了春、夏、秋、冬四季風景(圖②)。四季壁畫的表現可追溯至晚唐，但慶東陵中的四季山水圖似乎不僅僅是對中原傳統的簡單模仿，可能與契丹民族「四時捺缽」制度有關，所謂「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為常」，四時山水也是將「四季捺缽」的景色置入墓葬之中。這時期的遼墓越來越多地將游牧民族的生活特色展現出來，例如描繪人物、馬匹、車隊的圖像在契丹墓葬中逐漸開始流行。從慶東陵墓道東西兩壁的殘存壁畫中，可以發現執骨朵的契丹侍從和馬匹，雖然大部分墓道壁畫已難以辨認，但很可能表現了出行題材。

　　出行圖是晚期遼墓壁畫中最為常見的圖像內容，該時期的壁畫墓以墓道部分最為突出。出行圖大多繪製於墓道兩側，由人物、鞍馬、車、駝等群像構成，並搭配以侍從、伎樂、湖石、禽鳥、花草等元素。雖然學者對此類題材命名不一，但這些圖像大多圍繞墓主車騎、侍衛展開，有的描繪墓主人外出狩獵，有的表現儀仗遠行。比如，內蒙古哲里木盟庫侖旗遼代墓群中發現了幾例相當精彩的出行圖。其中庫倫1號墓(1080年)的墓道北壁繪「出行圖」，墓道南壁為「歸來圖」(圖③)，各長22米，氣勢恢宏。北壁「出行圖」畫契丹、漢族人物29人，展現出寒冷冬日，墓主人準備車騎出行，女主人上車前整容梳妝，以及侍從備車牽馬的場景。畫面中前呼後擁、車馬相接的奢華排場，讓人聯想到《契丹風土歌》中的「契丹家住雲沙中，耆車如水馬若龍」。

　　遼墓中的出行圖不僅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寫照，也反映出更為真實的人物活動，尤其是畫中男女墓主的出現，進一步表明了出行圖與死者生前生活、地位的聯繫。庫侖1號墓北壁上的「出行圖」可分為三組。從天井處開始，第一組表現男女墓主人、鞍馬、車騎與隨從。男主人準備出行，旁為撫帽、持筆硯、持骨朵的侍者，之前畫女主人、轎車、女侍和馭者。第二組為出行儀仗。先是大鼓五面，外側有五根長竿做成支架，支架頂端捆紮在一起，鼓架旁為五位漢裝鼓手，做叉手禮，旁邊一位髡髮的契丹侍從，雙手扶長竿而立。之前有六人肩扛、手執各種物什。第三組為前導人物，一人頭戴黑色方帽，著圓領外袍，雙手橫握長竿，之後另二人，上部彩繪已脫落。墓道南壁上的「歸來圖」共畫人物24人，也可分為三組。靠近天井的第一組畫面包括車騎、契丹僕從、兩駝、一車。第二組繪出行儀仗，共6人，橫排並列，扛有與北壁圖中一樣的物什。第三組為四名車騎前導。據學者研究，南北兩壁出行圖中的旗鼓、長劍、傘、骨朵、杖等用具以及車馬和侍從，都可能與契丹貴族的行儀制度相關，是身份標誌和等級地位的象徵。僅就旗鼓一項，遼代王一級別的貴族使用六旗六鼓，庫倫1號墓中畫五旗五鼓，等級相當之高。

　　該墓群中的庫侖7號墓的規模也不小，墓道西壁上繪「出行圖」，長約23米，近墓門處一人為侍從，雙手執骨朵扛於左肩，之後為馭者，牽一匹高大健壯的棕馬，馬後立一侍從，之後為男性墓主，身後隨一侍從，左手持藍傘荷肩，最後一人也為侍從，右手執棍，人物後間隔一段表現山石松林。墓道東壁上畫「歸來圖」，同樣包括墓主人、四名侍從，以及一頭載物的駱駝(圖④)。與庫倫1號墓相比，庫倫7號墓的墓室規模並無太大差別，但出行圖的人數和儀仗明顯較少，由此可見該墓規格稍低，應是一般的契丹貴族成員。

　　從早期遼墓中的鞍馬圖到晚期的大型出行儀仗圖，可以看到契丹人對於鞍馬、車騎有著濃厚的興趣，通過他們不斷地添加、演繹與發展，出行題材成為了遼代契丹墓葬藝術中最為重要，同時又是最能彰顯其民族特性的內容。對遼代墓葬的解讀使得我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遼人建國後墓葬制度的發展，了解他們在吸收漢制與固守國俗這兩方面所進行的努力。雖然契丹貴族接受了漢民族的墓葬形式與內容，但他們卻將墓室內部裝飾成帶有游牧生活色彩的空間，以此實現本民族文化形象的建構。

　　(作者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