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課程講義：文學要籍導讀

文學要籍導讀

(精品課程講義)

緒論

首先是語言問題。語言是個歷史的範疇，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時代相隔越遠，語言的差距越大。因此，排除古今語言的差距所造成的差距，解釋古今語言文字變化的對應關係，是古籍注釋最基本的任務，也是理解古籍意義的重要基礎。

其次是名物制度的問題。所謂「名物」，主要是指歷史上各種事物的名稱和形貌；「制度」主要是指歷代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所制定的政策、法規以及各個時代和地區相沿成習的風俗等等。名物制度是歷史文化的縮影，在古籍中數量繁多，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某些名物改變了稱謂，新的制度取代了舊的制度，古人曾經熟悉的事物，在後人眼裡成了完全陌生的東西。我們在閱讀古書時，會因為不明其中的名物制度而出現理解的障礙，古籍注釋也會為掃除障礙提供幫助。

最後是古籍舊注對文學作品的藝術技巧和表現手法的詮釋所給予我們的啟示。

歷代產生的對於古籍的注釋，因為存儲了彼時彼地的信息，而它們之間的相互鏈接也構成了古今人的溝通的橋樑，考察它們的發展，解讀其信息，是今人注釋的依據，也是讀者貼近作品產生的時代的重要途徑，這正是古籍的舊注所具有的學術價值。

第一章朱熹《詩集傳》

第一節 《詩經》的文學成就和影響

　　 《詩三百》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收錄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即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六世紀)大約五百年間的三百零五首詩歌，按音樂的不同，分為風、雅、頌三大類。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樂曲，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雅是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樂曲，包括大雅、小雅。頌是宗廟祭祀用的樂曲，包括周頌、魯頌、商頌。三百零五首詩歌產生的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主，兼及長江、漢水、汝水一帶。

　　 自孔子開始，《詩三百》被一代代學者詮釋成了儒家重要經典，漢初更被立為官學。從那時起，它作為一部經學典籍，對古代中國發揮了巨大而持久的影響。而從文學發展方面看，它的成就和意義也是極為卓越的。

　　 (一)《詩三百》奠定了中國文學史尤其是詩歌史上的現實主義傳統。

　　 (二)《詩三百》確立了中國詩歌抒情言志的基本品格。

　　 (三)《詩三百》奠定了富有中國特色的詩歌創作方法。

　　 (四)《詩三百》擅長寫人狀物、刻畫場面。

　　 (五)《詩三百》開創了中國文學尤其是詩歌的很多重要母題。

第二節 歷代《詩經》研究以及朱熹《詩集傳》的產生

　　 漢初治《詩經》的學者，有今文三家，即傳《魯詩》的魯國申培、傳《齊詩》的齊國轅固以及傳《韓詩》的燕國韓嬰；另有古文一家，就是傳《毛詩》的毛亨和毛萇。

　　 漢末大儒鄭玄起初治三家《詩》，並以《韓詩》為本業，後來才治《毛詩》。他先用今文《詩》說注，其後箋釋了《毛詩故訓傳》，卓然成為大家。毛、鄭之學興，今文三家之學遂告式微。清代大儒像段玉裁、陳奐、馬瑞辰、胡承珙等各在《毛傳》、《鄭箋》、《孔疏》的基礎上有所作為，使《毛詩》之學更現光輝。

　　 朱熹(1130-1200)，宇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晚號晦翁、遯翁、滄州病叟，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

　　 朱熹成《詩集傳》而序之，這是《詩經》學史上的又一個里程碑。黃焯先生曾簡明概括《詩集傳》的影響，說：「朱子作《詩集傳》，廢棄《詩序》及《毛傳》、《鄭箋》、《孔疏》之說，而壹以己意出之，於是說《詩》之風大變。自元延祜時行科舉法 (按延祜是元代仁宗皇帝的年號，即1314--1320)，始定《詩》義用朱子，猶參用古註疏；至明永樂中(按永樂是明成祖朱棣的年號，即1403—1424)，始獨以《朱傳》課士。延及清世，逾五六百年，士子莫不奉為定本，一如鄭學行世以後，士有寧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者。」

第三節 《詩集傳》的特點

　　 傳世《詩集傳》有八卷本，又有二十卷本。朱子《詩集傳》值得關注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它高度重視《詩經》的文本。

　　 第二，《詩集傳》對六義做出了新的闡釋。

　　 第三，《詩集傳》凸顯了《詩三百》的抒情特性。

　　 第四，在《詩集傳》當中有一個非常活躍、具有自主抉擇和批評能力的讀者。

第二章洪興祖《楚辭補註》

第一節 屈原與《楚辭》

　　 在以《詩經》為代表的四言體詩歌時代過去之後，戰國後期，在南方的楚國，出現了一種嶄新的詩體，這就是「楚辭」。它的創始者屈原，是我國第一位大詩人。他的代表作《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開創了一個嶄新的詩歌時代。

　　 「楚辭」體有著濃郁的楚國地方色彩，楚地的方言辭彙：帶有「兮」字的參差錯落而又靈活多變的句式，飛騰瑰麗的想像，熱烈奔放的激情，華美富艷的辭藻，都對我國文學的發展起了非凡的開啟作用，成為我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源頭。尤其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屈原在他的詩篇中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堅持理想、反抗黑暗、決不隨俗從流的高尚峻潔的人格，給予了後代無數讀者強大的精神力量。

　　 在屈原之後，楚國的宋玉以《九辯》等作品名世，成為另一個楚辭大家。到了漢代，文人擬作楚辭的風氣很盛，並由楚辭中變化產生出了一種新的文體——漢賦。此後屈原的人格及其作品更加深入人心，逐漸內化為中國民族精神中的一種極為活躍和堅強的元素。

　　 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辭作品，從戰國末年到西漢時期，都一直在社會上傳播。現在所知道的最早為楚辭作品作註解的人是漢武帝時的淮南王劉安。他的《離騷傳》今天已經見不到全貌了。西漢末年劉向校書秘府，編輯了屈宋辭作和漢人的一些擬作，使《楚辭》正式結集。這個工作奠定了楚辭學在以後兩千年中興盛不絕的基礎。漢代的許多大學問家，如劉向、賈逵、班固、馬融等，也都曾經註解過《楚辭》。但是他們的著作都早已經亡佚，只有片言隻語存留。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最早的保存完整的楚辭注本，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

第二節 王逸《楚辭章句》

　　 王逸《楚辭章句》原書為十六卷，現在流傳的是十七卷本。王逸所依據的底本，就是劉向所整理出來的本子。《漢書·藝文志》說屈原有二十五篇作品，而王逸《楚辭章句》中歸到屈原名下的二十五篇，是《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另外，還收入了宋玉和一些漢代作家的作品：《九辯》、《招魂》、《大招》、《惜誓》、《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九嘆》、《九思》。其中《九思》是王逸自己的作品，而且也有注，所以有很多人認為這不合情理，由此懷疑這一篇是後人增入的。

　　 王逸注釋《楚辭》的體例是，逐句作解，著重訓詁，雖然說不上非常詳細賅博，卻大多言之有據。他其實是完成了當時的一個集大成的工作。這部書中所凝結的，除了他個人的勤奮努力之外，其實還有在他之前或與他同時的很多漢代學者的辛勤與智慧。劉向、賈逵、班固、馬融等前輩大家的遺說，就有一些是靠《楚辭章句》才得以保存。王逸雖然很有自己的見解，但是並不囿於一己之見，他常常用「或曰」來引用別人的觀點。

　　 《楚辭章句》的每篇前都有序文，另外在《離騷》、《天問》之末還各有一序。這些序文的內容是說明各篇的作者和寫作時間，並闡釋題意和作者的創作意圖。這些序文集中體現了王逸對《楚辭》的理論認識。

　　 在這種理論的基礎上，王逸建立了一個「香草美人」的楚辭闡釋系統，這個系統直到今天還有著非常大的影響。

第三節 洪興祖與《楚辭補註》

　　 洪興祖(1190-1155)，字慶善，鎮江丹陽人。

　　 洪興祖的書叫「補註」，意思就是在王逸《章句》的基礎上進行補充。另外，還有一部撰者不詳的古本《楚辭釋文》，被洪興祖得到後，放在了《楚辭考異》的前面。《楚辭補註》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第四節 《楚辭補註》的特點

　　 《楚辭補註》的體例，是在每句下先列出王逸注，然後自己接著加以補充，用「補曰」二字標明，以避免與王注相混。洪興祖基本上接受了王逸的《楚辭》理論，所以從大局上來說，他並沒有脫出王逸的闡釋體系。但是，他卻在許多地方有自己獨到的貢獻：

　　 一、校正文字

　　 二、補正舊注

　　 三、保存遺說

　　 四、發揚精神

　　 當然，《楚辭補註》也有其不足之處。由於自身和歷史的局限，洪興祖基本上還是在王逸的闡釋體系範圍內來進行補註的，所以他對王逸《楚辭章句》的穿鑿附會的基本缺點，並沒有能夠很好地克服。有些訓詁上的錯誤，也一仍其舊，沒能加以改正。

第三章杜預《春秋左傳集解》

第一節 《春秋》與《左傳》

　　 《春秋》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它是春秋時期魯國的編年史，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前722一前481)共242年的歷史大事。

　　 《春秋》文字非常簡潔，是標題式的大事記。每年分為若干條，每條若干字，整部書加在一起才一萬六千多字。後來，出現了三部解說《春秋》的著作，號稱「《春秋》三傳」。它們就是齊人公羊高的《春秋公羊傳》、魯人穀梁赤的《春秋穀梁傳》，還有傳為魯人左丘明作的《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都屬於今文經，《左傳》則屬於古文經。他們對《春秋》的解說方法，是完全不一樣的。與「三傳」相對應，《春秋》在漢代以後則經常被稱為《春秋經》。

　　 《左傳》雖然是史學著作，卻有極高的文學成就。敘事寫入，行人詞令，以及夾雜在其中的少量議論，精彩之處時時可見，如春山中奇花競放，美不勝收。描寫戰爭，尤其出色。尤其是描寫五大戰役(城濮之戰、崤之戰、鄴之戰、搴之戰、鄢陵之戰)的段落，結構謹嚴，錯落有致，都成為千古傳誦的名篇。《左傳》語言簡潔精練，具有極強的表達力。描寫的許多人物，都具有鮮明、豐富而複雜的性格特徵，如晉文公重耳、楚靈王等，都是典型的例子。這對於後世小說的人物刻畫，起了很大的示範作用。

　　 作為先秦敘事散文的代表，《左傳》從多方面滋養了我國後代的文學。

第二節 《左傳》的早期流傳與杜預《春秋左傳集解》

　　 《左傳》在戰國初期成書以後，就一直傳承下來，沒有間斷。到了西晉初年，出現了一部《左傳》學巨著，這就是杜預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有的古書中也稱之為《春秋經傳集解》。我們現在一般稱之為《春秋左傳集解》。

　　 杜預(222—284)，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杜預的《春秋左傳集解》是今天保存完整的最早的《左傳》注本。它之所以能夠保存下來，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其學術價值高。

　　 《春秋左傳集解》版本很多，比較著名的有南宋相台岳氏本、清阮元《十三經註疏》本等。第三節 《春秋左傳集解》的特色

　　 《春秋左傳集解》作為漢代《左傳》學說的繼承者和集大成者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在字詞訓詁、文章大義、名物制度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貢獻，尤其是對地理的考證比較精審，一直為後人所稱道。這部書總體風格是要言不煩，清通暢達，沒有許多經學家那樣的煩瑣蕪雜的毛病。當然，杜預注也不是沒有缺陷的。比如為人詬病比較多的一點是，杜預在作注的時候，並不指出某一論點是用的前人的成說，還是自己的創見，所以有掠美之嫌。另外，在許多具體的地方，他的註解也還有不少可以商榷之處，後來的許多學者都陸續對他的著作進行了補正。然而，任何一部優秀的著作，其缺陷都是不可避免的，杜預書中的這些不足，絲毫不會動搖其崇高的地位。

　　 總之，說《春秋左傳集解》是《左傳》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杜預是「左氏功臣」，都是毫不為過的。

第四章高誘注《戰國策》

第一節 《戰國策》的性質及其獨特價值

　　 關於《戰國策》的性質，歷史上向來存在爭議。《漢書·藝文志》把它放在《春秋》家。《隋書·經籍志》則說它在屬辭比事方面跟《春秋》、《史記》、《漢書》不相似，非史策之正，因此稱之為雜史；後來《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清代永路與紀昀主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都持有這種看法。但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宋元之際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志》、《宋史·藝文志》等，則把它歸於子部縱橫家。最近有研究者指出，《戰國策》從形式上看是史著，但含有較多子書的因素；就文體而言是一部以記敘文和論辯文為主體的散文集。這種看法，比偏執一端更合乎事實。然而當代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則認為：「所謂蘇秦、張儀一縱一橫，其說皆子虛，由後之好事者附會為之也」。這樣說來，《戰國策》一書長於虛構故事，塑造人物，性質又近於後代的小說，並且是這一領域極為重要的創始之作。總之，《戰國策》是一部奇書。它在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和價值應當得到高度的重視。

　　 《戰國策》產生的時代背景，是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共二百四五十年的歷史風雲。

　　 《戰國策》真實記錄了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燦爛、極為活躍然而又激烈變動的時代。

　　 這首先是一個充滿智慧的時代，活躍著一大批「高才秀士」。他們用自己不同尋常的智慧和才辯，頃刻間改變自己、他人乃至一國或數國的命運。

　　 其次在這個時代，人的行為、人際關係以及社會秩序大都喪失了周代文化所標榜的那些重要規範，諸如禮義道德等，追逐物質利益和感官滿足是當時大多數人的主要目的。

　　 在先秦散文中，《戰國策》最鮮明的特色是善於用比喻和寓言來達意。《戰國策》又非常善於敘事。《戰國策》敘小事也往往是精妙絕倫。

至於《戰國策》的風格，古代曾有人概括說：「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國策》乃沈而快；文之雋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雋，《國策》乃雄而雋。」又說：《國策》之文有兩種，「一堅明約束，賈生得之；一沉鬱頓挫，司馬子長得之」。它對後世的影響非常深遠。

第二節 高誘注《戰國策》的意義

　　 高誘，涿郡(今河北涿州市)人，曾任司空掾、濮陽令等官，東漢著名學者。他的著作除了殘缺的《戰國策注》外，《孟子章句》與《孝經注》都已經亡佚，《淮南子注》則與許慎注相雜糅，此外還有《呂氏春秋注》。鮑彪曾經批評高誘《戰國策》注，說：「舊有高誘注，既疏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實際上從現存高誘注來看，鮑氏的貶抑非常過分。高注與其說是疏略無所稽據，不如說是簡明、切當。歸納起來說，高誘所做的工作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揭明人物、地理。

　　 (二)解說一般辭彙。

　　 (三)訓釋章句大意。

　　 無庸諱言，高注也有不甚切當的地方。《秦策五》：「唐曰：『請因孺子而行。」』高注云：「請，聽也。」《齊策一》：「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高注云：「覽，受。」這些注釋都不是很準確。

第五章朱熹《論語集注》

第一節 《論語》及其流傳

　　 儒學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是中國人思想的根基。因此，要想了解中國古代文化，就必須首先了解儒家思想，而要了解儒家思想，就不能不了解孔子的思想。

　　 了解孔子思想的最佳途徑就是閱讀《論語》。《論語》是一部記錄孔子言行的書，「《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漢書·藝文志》)因為《論語》是孔門弟子及再傳弟子所聞夫子之言的直接記錄，所以雖然先秦兩漢典籍中涉及孔子行為、思想的記載頗多，但《論語》無疑是我們了解孔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也最重要的材料。我們在《論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孔子思想的基本傾向和特徵。

　　 關於《論語》的具體纂集、編定者，歷代學者均認為是孔子弟子和再傳弟子，不過意見稍有分歧。比如，班固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漢書·藝文志》)；《十三經註疏》何晏《論語集解序》邢昺疏引鄭玄語則認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當代學者多認為《論語》非成於一人一時，應是根據孔子弟子、再傳弟子甚至再再傳弟子們各自所記的內容不斷補充、調整、輯錄，並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才纂集成書的，其最後的編定者應是曾參的學生，時間大約在戰國初期，公元前四百年左右。

　　 《論語》雖然是「子」書，但自漢代以來，其實際地位就遠較諸子為高，其實一直是依違於經、子之間的品目。因此，雖然《論語》在經書中的地位在唐代才正式確定下來，但從很早開始就有人對其進行研究。歷代註解疏通《論語》的書可謂汗牛充棟，舉不勝舉。其中公認比較重要的、有價值的有以下幾種： 』

　　 (1)《論語集解》十卷。三國魏何晏撰。

　　 (2)《論語義疏》十卷。全稱為《論語集解義疏》，即皇侃註疏本。

　　 (3)《論語正義》二十卷。宋邢昺疏。亦稱《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4)《論語集注》二十卷。朱熹注。

　　 (5)《論語正義》二十四卷，清人劉寶楠撰。

第二節 朱熹及其《論語集注》

　　 在所有《論語》的注釋本中，朱熹的《論語集注》堪稱是一部力作。此書是《四書集注》中的一部分。其最大的優點是闡發義理細緻人微，文字洗鍊，訓詁也基本正確，非常便於閱讀。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後改字仲晦，號有徽翁、晦庵、遁翁、雲谷老人、滄州病叟等，別號紫陽。祖籍徽州(今安徽歙縣)婺源(今屬江西)人，出生在福建南劍(今南平)的尤溪縣。是宋代理學集大成的人物，他所建的學派被稱為「閩學」或「考亭之學」。朱熹十九歲中進士，曾做過五任地方官，但時間都很短。他的大半生都從事於學術研究和教育工作，曾修復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建立武夷精舍、滄州精舍等，廣收弟子門徒，傳播理學。卒後九年，即嘉定二年，賜謚曰文，稱朱文公。一生著述甚豐，重要的有《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語類》、《四書章句集注》、《周易本義》、《資治通鑒綱目》、《詩集傳》、《楚辭集注》等。

　　 《四書集注》是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四書》即《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本來《大學》、《中庸》只是《禮記》中的兩篇，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朱熹將之獨立出來，與《論語》、《孟子》合併起來作為一套書同時刊行，稱為《四子》。《大學》、《中庸》的注釋稱為「章句」，《論語》、《孟子》的注釋因引用二程、程門弟子及其他人的說法較多，稱「集注」。所以後人合稱為《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

　　 《四書》經過朱熹的註解和提倡，在元、明、清三代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成為士子必讀之書，逐漸代替了過去考試經義時《五經》的地位，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第三節 《論語集注》的特點

　　 《論語集注》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闡發義理、精細深微

　　 與漢魏注書謹守經書藩籬，注意名物訓詁之訓釋方式比起來，朱熹注最大的特點是其非常注重闡發書中義理。他認為《四書》里跳躍著「聖人之心」，蘊涵著「天下之理」，因此處處注意挖掘語句中的微言大義，而不把關心的重點停留在文字訓詁的層面上。這種作法與漢魏「隨文釋義」的註疏方法是很不一樣的。《集注》的一般格式是，先對關鍵字、詞進行簡要解釋，在疏通原文之後，進行一番義理解釋，基本沒有隻通訓詁，不釋義理的情況。但是，朱熹注的義理部分與章句之學的串講大意有明顯的不同，其對文本內涵的闡釋往往能獨出新意，給人以深刻的啟發，而不是簡單將字詞連綴成句。

　　 《論語集注》的另一個特點是善於用簡要的語言非常清晰地表達複雜抽象的思想。這使得朱注以言簡意賅、切中肯綮而凸顯於諸著之中。

　　 其二，名物訓詁、要而不繁

　　 在名物訓詁方面，朱熹注的特點也是非常明顯的。他的注既不同於漢魏的煩瑣考據，又不同於宋學的憑空生髮。對於與題旨有關的字、詞，他從不一筆帶過，甚至敢於提出自己獨到的看法。此外，對於沒有把握的地方或舊注中不能苟從之處，朱熹還具有闕疑精神。

　　 當然，作為理學大家的朱熹，為了將《論語》納入理學的軌道，在注釋中也會出現強人就我，拔之過高的情況。這一點前人早已指出，應格外引起我們的注意。

　　 與之相聯繫，《集注》的另一個特點是學派色彩非常濃厚。除了朱子自注之處，《集注》所引諸家之注主要是二程和門徒的文章和語錄，如尹墩、謝良佐、游酢、楊時、范祖禹、呂大臨、呂大鈞、侯師聖等，而極少引漢、魏、隋、唐注家的解說。這一點我們也務必有所了解。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朱子語類》也是我們閱讀《集注》的重要文獻，這裡有許多材料可以供我們更好地理解《集注》的意思。但其中也有與《集注》矛盾的地方，按照朱熹學生李性傳的意思，這種地方一律從《集注》。

第六章朱熹《孟子集注》

第一節 孟子及《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居，或雲子輿、子車，一說不知其字，戰國時鄒人，生卒年月不詳。根據推斷一般人認為是生於公元前385年(周安王17年)，卒於公元前304年(周赧王11年)。嘗受業於孔子之孫孔伋之門人。孟子是戰國中期很大的一個學者，曾周遊齊、宋、滕、梁等國，試圖說服各國國君接受他的政治主張，均因其學說「迂遠而闊於事情」而不被採納，晚年去齊回國，專心從事學術研究。

　　 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思想，他言必道性善、政必稱仁義，是儒家道統觀念的重要開闢者。《孟子》一書的內容，與《論語》略同，主要是記載孟子的言行，只是各篇篇幅較長而已，是我們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獻。其文章寫得理直氣壯、氣勢飛揚，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也是我們學習中國古代文學的一本不可不讀之書。

　　 孟子是戰國中期儒家學派最有權威的人物，在封建社會中，他被推崇為僅次於孔子的第二位聖人，號稱亞聖。《孟子》一書，也被列為儒家《十三經》之一，倍受推崇。但是這並不是初始的情形，孟子其人其書的尊顯其實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升格」過程的。在漢代，《孟子》與《論語》雖然同為子書，但實際地位卻大不相同。《論語》是儒家六藝的基礎課，地位在經、子之間，而《孟子》則屬於普通的「子」書。在《漢書·藝文志》的著錄中，《論語》在六藝略，《孟子》則在諸子略。漢文帝時《孟子》雖然一度被設置為博士，但那是傳記博士，武帝時即罷。趙歧雖盛讚孟子為「命世亞聖之才者」，但那也不過是他一人的看法，並沒有得到普遍認同。唐文宗太和年間，在國學石刻「十二經」，依然沒有《孟子》。直到北宋仁宗嘉佑十二年(1061年)刻成的經書上《孟子》才第一次被列入「九經」。

　　 《孟子》的研究註疏，雖不如《論語》那樣浩繁，卻也是非常可觀的，僅專著就有三百餘種。其要者如下：

　　 (1)《孟子章句》十四卷。漢趙岐注。

　　 (2)《孟子註疏》十四卷。北宋孫爽疏。

　　 (3)《孟子集注》十卷。宋朱熹注。

　　 (4)《孟子正義》。三十卷。清人焦循撰。

　　 另外，中華書局於1998年6月出版《四部備要註疏叢刊》，選取了《孟子章句》、《孟子註疏》、《孟子集注》、《孟子正義》及清人宋翔風的《孟子趙注補正》五書彙集為上、下兩冊，此書為影印本，所選版本也比較好，頗便使用。

第二節 《孟子集注》的特點

　　 《孟子集注》是朱熹所作《四書章句集注》的一部分。

　　 《集注》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以天理來解釋孟子關於性、命、天、心等概念。

　　 在朱熹的思想體系中，天理與人慾是兩個最常提及的對立範疇。他認為，天理是人天生都有的稟賦，但私慾的遮蔽則會使天理喪失，所以要「存天理，滅人慾」。《集注》中發揮此類思想的地方特別多。

　　 朱熹認為堯、舜能克服私慾，保持天性之理，這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的原因，孟子「安宅」之義指的是人「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慾陷溺之危」，孟子所言大勇之怒、小勇之怒指的是「義理之怒」和「血氣之怒」，即天理之怒、人慾之怒，而孟子說的「怵惕側隱之心」、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心則指的是天理之自然與人慾之私。這些地方顯然都是朱熹從天理、人慾角度對孟子思想所做的闡發，帶著明顯的宋代理學色彩。

　　 「格物致知」是朱熹認識論的重要綱領。人既有道心與人心，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別，那麼如何才能存道心，去人心呢?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之說，即，人只有充分發揮心的思維作用，即「盡心」、廣泛了解各種事物，如閱讀聖賢之書，才能領會深奧的「理」，通過「窮理」就能克服氣質之性，回歸天命之性。《集注》對《盡心》篇的發揮就是在用「格物致知」的理論解釋孟子「盡心、知性、知天」思想：「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格物之謂，盡心則致知之謂。」這就是說，人通過「盡心」、「窮理」，就能去其所蔽，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知仁義理智之性，從而達到「至善」境界。

　　 總的來看，《集注》雖然在闡釋中加入了自己的許多思想，但由於孟子學說是程朱之學的直接思想源頭，而朱熹又能從孟子原意出發進行發揮，將自己的思想與孟子的思想融會貫通，所以並不給人以生拉硬扯，謬以千里之感。相反，由於朱熹具有哲學家的思維能力，能深刻把握孟子的用心，所以《集注》會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孟子的思想。

　　 當然，《集注》也有不足，這主要表現在訓詁方面用力不深。如《梁惠王上》：「為長者折枝」，趙岐註：「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這是對的。「枝」是「肢」的通假字，「罷枝」即「罷肢」。所謂「折枝」就是通過按摩、活動關節等動作使身體得到休息。在古代這是卑賤奉事尊長的禮節，但也是比較低賤的活兒，所以「少者恥見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唐人陸善經不明此意，以為「折枝」乃「折草樹枝」，朱熹未加辨析，就直接沿襲了這個錯誤。《集注》中這樣的地方還有一些，閱讀時需要結合其他注本來看。

第七章郭慶藩《莊子集釋》

第一節 莊子思想和文章

　　 莊子名周，字子休。生活時代則跟儒家亞聖即孟子同時而稍後，宋國蒙(今河南商丘東北)人。自古以來，學術界一般都認為莊子淵源於老子，並往往把二人並稱為道家二聖。

　　 現存莊子作品是傳世《莊子》一書中的《內篇》，即《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以及《應帝王》；《莊子》中的《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是出自莊子後學之手。

　　 莊子為人十分奇特。《莊子》外篇部分有一篇文章叫《至樂》，裡面說莊子在妻子死後「箕踞鼓盆而歌」。不管他做出什麼樣的解釋，這件事都足以見出他跟常人不同。

　　 莊子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中最奇詭、誘人、深邃的組成部分。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幾點：

　　 (一)莊子提倡「無用之用」。他認為人只有無所可用，才能保全和涵養完滿的人生，有用於世俗恰恰意味著自身的犧牲。這是莊子對人生一種相當沉痛的體認。

　　 (二)莊子提出，人應當剝脫一切有礙於生命的情慾、心智、觀念 (包括仁義禮樂)，剝脫一切有礙於生命的偏執，使感性生命活潑、豐滿地表現和發展。在先秦思想家中，他最珍惜生命，最注重對養生道理的探討，因此他也建立了獨具特色而又發人深省的養生理論。

　　 (三)由於道從根本上說並沒有擺脫神性，莊子的人生哲學充滿了對彼岸世界的嚮往。

　　 莊子人奇，思奇，文亦奇。他的文章大抵都是寓言，早就有「以寓言為廣」以及「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的說法。莊子寓言最大的特點，在於很多寓言形象都包含著二元對立的要素。

　　 《莊子》全書都貫穿著浪漫主義精神。這種浪漫主義精神具有鮮明的世俗化色彩，就是說，它雖然深受遠古神話傳統的影響，但主要表現為對世俗經驗做超現實的誇張。

第二節 關於《庄》學

　　 到了魏晉之際，玄學盛行，注釋《莊子》的學者非常多。根據《世說新語·文學篇》，在魏晉之際哲學家、文學家向秀以前，注《庄》的學者就已經有數十家。諸家大都以意去取，其《內篇》各家並同，自余或有《外篇》而無《雜篇》。現在除了郭注本完全保存以外，其餘各家註解僅有部分的殘存。

　　 隋、唐兩代，關於《莊子》的著作可以考知的有二十多種，但是流傳下來的只有陸德明《莊子音義》以及成玄英《南華真經註疏》。清代末年，為《莊子》註解做總結的《集釋》應當說是迄今為止研究《莊子》最為重要的資料。

第三節 《集釋》所錄郭《注》、成《疏》的成就和問題

《莊子集釋》的價值，首先就在於它收錄了郭象《注》、成玄英《疏》以及陸德明《音義》三種極為重要的著述。

郭象(?一312)字子玄，河南(今河南洛陽)人，西晉著名哲學家。他述向秀《莊子》之注而且推廣之，撰成《莊子注》一書，流傳至今。

成玄英字子實，陝州(治今河南三門峽市西)人，唐初著名道教學者。曾隱居東海。貞觀五年(631)被召至京師，加號西華法師，永徽年間(650---655)流郁州，他取向秀、郭象的注，更加以發揮，著成《南華真經註疏》，另外還編撰有《道德經義疏》。

陸德明(約550---630)，名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縣(今屬江蘇)人，唐代著名經學家、訓詁學家。他採集漢魏六朝音切二百三十多家，兼采諸儒訓詁，考證各本異同，撰成了《經典釋文》一書，是研究中國音韻、圳詁、文字、版本以及經學源流的重要著作。該書注釋、考證的對象有儒家典籍《周易》、《古文尚書》、《毛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等以及道家典籍《老子》和《莊子》。各書之注皆曰《音義》，共有三十卷。《莊子音義》原為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卷。

　　 《莊子注》側重於揭示義理，間或訓釋字詞。《南華真經註疏》既訓釋字詞、章句，又闡發義理。在闡發義理方面，它主要是發揮郭象注的意思，但偶爾也有反駁郭注的例子。《莊子音義》側重於訓釋字詞、標註瀆·旨以及揭示篇題命名原則(諸如以事名篇、以意名篇等)，其內容不局限於《莊子》本文，而涉及郭象注。

　　 從文學方面看，值得注意的是郭《注》、成《疏》還非常注重揭明《莊子》的藝術表現方式：

　　 一、關於寓言

　　 郭《注》、成《疏》解釋的目的在於闡發《莊子》對寓言的界定，但同時也揭明了《莊子》所使用的一些典型寓言，值得注意。

　　 實際上在具體闡釋中，郭注、成疏等對《莊子》寓言的發明也有很多。比如《逍遙遊》、《齊物論》、《德充符》、《天地篇》，從郭象、成玄英對寓言的界定來看，這些注釋毫無疑問是把相關文字視為寓言。

二、關於譬喻

　　 譬喻也是《莊子》非常善於使用的一種重要表現方式。按成玄英的看法，《莊子》譬喻的基本結構包括起譬、合喻兩部分，起譬是譬喻的開始，合喻則是喻體跟本體的接通；《莊子》譬喻中或有或無不太固定的結構成分則有解譬、合譬等，前者是對譬喻部分的解釋，後者是對上文多種喻體的綜括。以不同結構出現的譬喻增加了《莊子》引人人勝的藝術效果。顯然，成玄英對《莊子》譬喻的把握，比當今學界大多數學者細膩、真切，值得弘揚。

　　 三、關於假設問對以及其他

　　 郭象與成玄英(尤其是後者)對《莊子》使用假設疑問這種手段的樣式和功效，有非常細緻的把握。對他們來說，假設疑問就是假問假答，是作者自發疑問以興起下文之對，它的作用是使意旨更加凸顯，更好地傳達給讀者。

　　 以上三個方面，說明郭注、成疏對《莊子》在藝術表現方面的特色不僅相當關注，而且有非常好的把握，其優長值得我們進一步清理和發揚。

第四節 《集釋》對郭《注》、成《疏》等前人著述的駁正

　　 在注音、解釋字詞章句以及發明義理等方面，郭《注》、成《疏》以及陸德明《音義》也有不少錯謬或者值得進一步商討的地方，郭慶藩《集釋》或者立足於自己的考索，或者立足於既有成果，對三者存在的問題做了大量駁證。這是《集釋》又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

　　 一、《集釋》駁正《注》、《疏》、《音義》等前人著述例

　　 在《集釋》以前，《莊子》各種注釋的問題幾乎隨處可見。《集釋》僅在《逍遙遊》一文中就做出了多處重要駁正。這些內容相當瑣細，但很重要。該考釋證據確鑿，已為不少學者接受。

　　 郭慶藩駁正前人註疏的例子，在《莊子》其他篇章中也有很多。對研讀《莊子》來說都相當重要，其中不少考釋已被後代研究《莊子》的學者接受。凡此之類，都對讀者精確把握《莊子》文本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二、《集釋》發明《注》、《疏》、《音義》等前人著述例

　　 《集釋》對前人的成果固然以駁正居多，但也不乏進一步的發明。比如《逍遙遊》云：「齊諧者，志怪者也。」《釋文》曰：「齊諧，……司馬及崔並雲人姓名。簡文雲書。」《集釋》引俞樾的看法云：「按下文『諧之言曰』，則當作人名為允。若是書名，不得但稱諧。」這就以比較確鑿的證據，落實了齊諧為人名的說法。

　　 三、《集釋》補足《注》、《疏》、《音義》等前人著述例

　　 由於各種原因，《莊子注》、《南華真經註疏》、《莊子音義》在搜羅前人成果時或有遺漏，對應當注釋的語彙有時未嘗注釋或者語焉不詳，郭慶藩每每加以補充。

　　 總而言之，《莊子集釋》以微觀考證見長，為研讀《莊子》的人掃除了一大批障礙，學術價值極高。

第八章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

第—節 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前1457一前867)，字子長，夏陽龍門(今陝西韓城)人，西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他繼承父職，擔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他開始寫作《太史公書》(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史記》)。天漢二年(前99)，李陵出兵匈奴，被大兵包圍，雖然經過異常艱苦的戰鬥，最終還是失敗投降。司馬遷出於寬慰主上的忠心，替李陵做了些辯護，誰知又被誤解，得罪入獄，且悲慘地遭受宮刑。後來他被赦免出獄，做了中書令。這種遭遇對司馬遷的打擊異常沉重。然而他忍辱負重，憑著驚人的毅力完成了《史記》。這部曠世傑作前後耗費了他二十年左右的精力。這些作品跟《史記》最後一篇即《太史公自序》，是了解司馬遷生平事迹以及他創作《史記》緣由和心態的極為真確、極為自接的材料。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

司馬遷死後，《史記》漸出。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將它宣佈於世，該書共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學術界一般認為，《史記》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和傳汜文學著作，是罕有其比的史學和文學巨著。

　　 用現代學術的眼光來觀察，《史記》最淺層的史學特質，是關注幾千年中國人生存和文化的已往狀態。《史記》更深一層的史學特質，是致力於把握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的內部同一性。這就是要探究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必然性，就是要從樸素零亂的事實材料中，發現貫穿其中的本質。

　　 用現代學術的眼光來觀察，《史記》更深一層的特質屬於文學。

　　 首先，司馬遷把「自見」當成再現歷史的根本目的之一。

　　 其次，司馬遷在創作《史記》時自覺地追求文采。

　　 再次，《史記》對人物性格表現出強烈的關注。《史記》對人物個性的關注和表現，形成了它在文學方面的一大亮點。

　　 必須強調的是，僅僅明了《史記》有哪些性質屬於史學、有哪些性質屬於文學依然不夠。《史記》還包含大量超出現代學術之文學與史學範疇的要素。因此實事求是的說，《史記》不是純粹的現代意義上的史學著作，也不是純粹的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著作，它的很多質素強有力地凸顯了傳統經學的本質。

第二節 《史記》第一次大規模整理：三家注

　　 《史匯》問世以後，一度不曾受世人推重。漢代大儒揚雄、班固等人雖然稱讚，但也做出過嚴厲的批評，直到晉末，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

　　 根據劉宋裴駟所寫的《史記集解序》，在《史記集解》撰著以前，《史記》各種本子文句不同，多少互異，而且真偽舛雜，徐廣研核眾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發明，但殊恨省略；裴駟有鑒於此，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說，刪其游辭，取其要實，別作《史記集解》一書。

　　 唐代學者司馬貞以為《集解》等著作依然有偏失。在這種情況下，他頗事鑽研，「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注，又重為《史記索隱》」。

　　 而跟司馬貞同時的學者張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採，評史漢，詮眾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

　　 以—亡三家，裴駟字龍駒，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官至南中郎參軍。司馬貞，河內(今河南沁陽縣)人，年輩在張守節之前，唐玄宗開元年間官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後由弘文館出為潤州別駕，蹭蹬以終。張守節曾官諸王侍讀、率府長史。他們分別撰著的《集解》、《索隱》和《正義》是《史記》第一次大規模整理的重要成果，常常被稱為三家注，原本各自單行，至北宋開始合刻。百衲本、《四部備要》本《史記》一百三十卷，都將三者拆散附於正文以下。

第三節 《史記》第二次大規模整理：瀧川資言的《考證》及其基本價值和特點

　　 瀧川資言(1865—1946)，名資言，號君山，通稱龜太郎，日本島根縣松江人。《史記會注考證》一書的撰著開始於1913年，1932年完成，1934年由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出版。

　　 瀧川氏的《考證》是迄今為止資料最豐富的《史記》注本，是研究《史記》以及中國古代史非常重要的參考書。一般《史記》版本往往只收錄三家注，《考證》則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收錄了三家注以來中日有關典籍一目二十多種(其中日本學者的著作有二十幾種，國人著作有一百零幾種)，並相當系統地綴輯、辨析了眾家成果，節省了讀者翻檢群書的巨大辛勞，為研讀《史記》提供了極為難得的便利。

　　 《考證》發揚了三家注原有的不少優點。它特別重視地理的解釋，對書中每一地名都盡量注出當時的今名或今時方位。這對從文獻學方面深入研究《史記》跟以往典籍的關係、研究《史記》對傳統典籍的繼承和發展，很有助益。

與此同時，《考證》揚棄了三家注以及其他部分相關著作的不足和毛病。富於批評精神並善於考辨，是它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在這部著作中，瀧川氏對《史記》所寫的史實、《史記》的文字和詞語進行考辨、校訂、解釋，解決了一系列史事演變竄易、文字歧晃正誤、疑難文句的意義以及記載矛盾、失誤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對前人未加解說或雖有解說但語焉未詳者，也每每加以考證。

　　 並且，三家注主要是就事論事，《考證》雖然對細微問題同樣用功，但更具有宏觀眼光，往往不局限於字面，而是善於綜合中外歷代成果，發為論議，使讀者更確切、更深入地理解《史記》以及它所記載的歷史。瀧川氏在審視《史記》以及前人注釋時，不滿足於簡單詮釋文本字句或者下對與錯的判斷，而是追求從更高的立足點上、從更宏闊的視野中把握太史公的深心以及歷史文化現象的深層蘊涵。

　　 不過在缺乏足夠證據支持的情況下，瀧川氏的態度是非常審慎的，他寧可簡單地持守文本字面意思，也不願妄加解釋。

　　 《考證》搜集了《史記正義》的大量佚文。他依據日本所藏數種占本《史記》的校記，搜集《正義》佚文千餘條補入書中，雖然這些東西未必都真正是《正義》原文，但對把握《正義》原貌、對研讀《史記》無疑有重要的價值。

《考證》還比較注意《史記》在藝術表現方面的一些特點。

此外，瀧川氏又撰有《史記總論》，放在《史記》卷一百三十之後。《總論》以搜集前人論說為主，偶或出以己意；其內容則涉及太史公事歷、太史公年譜、《史記》資材、《史記》名稱、《史記》記事、《史記》體制、《史記》文章、《史記》殘缺、《史記》附益、《史記》流傳、《史記》鈔本刊本、《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史記正義》佚存等。所有這些，對研究《史記》都有參考價值。

第四節 瀧川資言《考證》的批評精神．

　　 在掌握了足夠證據的情況下，瀧川氏會毫不猶豫地張揚自己信從的觀點，批評前人的謬誤，使得《考證》具有強烈的批評精神。具體說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考證》比較注意駁正三家注立足後代觀念做出的解釋。

　　 其二，「據後以議前」固不科學，泥古不化同樣並不可取，《考證》對有關成果在這一方面的弊端也做出了批評。

　　 其三，泥古自然是一種過失，但不知古則是一種更常見的過失，《考證》對此有大量的駁正。

　　 其四，瀧川氏嚴厲批評了《正義》等著作的虛誕傾向。

第五節 瀧川資言《考證》的缺陷

　　 不必諱言，《考證》一書也有自己的缺陷。

　　 首先是不少材料，《考證》未曾羅致，頗有遺珠之憾。

　　 其次，瀧川氏選擇材料有時偏守一說，而未能得其實際。

　　 再次，從版本方面看，《考證》參校了一些本子。他的失誤在於往往不作校記，而徑直改變或補正原文。後來日本另一位學者水澤利忠撰寫了《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一書，目的之一就是糾正他的偏失。加上這些艱苦的工作，《考證》對《史記》的整理才會臻於完美。

　　 《考證》撰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校補》撰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兩書原本各自刊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該書沒有現代標點，也不區分段落，初學者閱讀和使用時會有相當大的困難。

第九章王先謙《漢書補註》

第一節 《漢書》與顏師古注

　　 《漢書》，又叫《前漢書》，是我國古代一部成功的歷史著作，也是後漢著名的歷史散文。一般認為是東漢班固所撰，其實經過班彪、班固、班昭、馬續四人二十多年的努力才完成。此書有一部分襲用《史記》，只在文字上稍有變動，有一部分補充了《史記》的不足，使史事更為完備。其最足稱者，乃在於對於編纂體例方面的貢獻。班固撰《漢書》，開創了紀傳表書體史書，將《史記》所開創的紀傳表書體史書進一步完備起來，成為後世史書的不祧之祖。全書共一百篇，分為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記載了從漢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二十九年的歷史，內容涉及到歷史事件、人物活動、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學術文化等各個方面。此書不但是我們了解西漢歷史的珍貴文獻，也是我們了解上古政治、經濟、文化不可不讀的一本書。

　　 由於《漢書》涉及內容廣泛，文字典雅古奧，所以它從撰成之日起，便成為一門專門授受之學。到了唐初，出現了第一位《漢書》注的集大成者——顏師古。

　　 顏師古，是南朝齊、梁和北周最通博的學者。他出身於學者世家，其祖父就是《顏氏家訓》的作者顏之推，其叔父顏秦游也是當時著名的學者，曾著《漢書決疑》十二卷。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群書」，曾奉李世民之命考定《五經》，撰成《五經定本》。《漢書》注是奉太子承乾之命而作的。師古在東晉蔡謨《漢書集解》的基礎上，彙集了二十三家注，又取《漢書決疑》之義，加以己意撰成《漢書》注，此注問世後，深為學者所重，師古也被稱為《漢書》的功臣。

　　 顏注《漢書》，集唐以前《漢書》注之大成，卓然為一大家，但也並非沒有剩義。所以自唐代之後，宋代、清代學者繼續作了許多研究，這些著作從各個方面對《漢書》進行了詮釋補證，但都還不能算是集大成之作，直到王先謙《漢書補註》的出現，才基本上結束了《漢書》的註疏工作，完成了《漢書》注的第二次集成。

第二節 王先謙及其《漢書補註》

　　 王先謙(1842—1917)，字益吾，晚號葵園先生，長沙人，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漢書補註》是其史學著作的代表作。

　　 王氏撰寫《補註》，花了三十餘年時間，此書出版後，印數很少。194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用鉛字排版出版，收入《國學基本叢書》中，1951重印；1983年9月中華書局根據清光緒二十六年虛受堂刊本影印出版，分上、下兩冊，是目前容易找到也容易翻檢的最好的本子。此外，書目文獻出版社於1995年也出版了同樣的影印本，也頗便使用。

第三節 《漢書補註》的學術價值

　　 《漢書補註》以「詳」和「全」見長，其收羅之宏富，幾乎可以說囊括了前人尤其是清人的所有研究成果。其對天文曆法、人物地理、典章制度的考釋尤能見出功力，此書的主要學術價值也體現在對這些方面的補註、考證、校勘、糾謬上，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旁徵博引，補顏注之不足

　　 《漢書補註》系集注性質，稱「補註」者，意為補顏注之未備也。全書引用了從隋代蕭該到清代俞樾等47家著述，同時參訂郭嵩燾至王先慎共20人的意見，對顏注作了大量補充，使《漢書》變的更加容易通讀了。

　　 二、校訂訛偽，糾前說之謬誤

　　 除了補充顏注，《補註》的價值，還體現在貫通史事，多方參訂，糾正史書或前人之謬誤方面。

　　 三、校勘精審

　　 從宋代開始，《漢書》就被不停翻刻，所以到了清代，即有十餘種版本。王氏引版本，今或有不存，因此，這些校勘文字是非常珍貴的，為我們恢復《漢書》本來的面貌或進——步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參考資料。尤為可貴的是，補註在對校的同時，還使用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方法，或幾種方法並用，比勘訂正，得出了許多精彩的結論。

　　 總之，《漢書補註》摭拾甚豐，考證精嚴，是研讀《漢書》者的必讀之書。當然《補註》也有其不足之處。由於卷帙浩繁，收羅宏富，《補註》中出現了一些失注、錯注，不誤而反糾正成誤的情況，有的地方則對前人之說不加裁別、一一迄錄，導致謬誤，或者在引用前人成說時，擅自改易其本意。凡此種種，都需要我們在閱讀時有所注意。

第十章郭茂倩《樂府詩集》

第一節 《樂府詩集》在收錄作品方面的價值

　　 郭茂倩生平事迹不詳，我們只知道他曾經做過侍讀學士，是南宋初期渾州須城(今山東東平縣)人。由他編撰的《樂府詩集》共一百卷，收錄了從漢朝到唐五代大量樂府名作，也收錄了一些漢朝以前的傳說的古歌辭是成書較早、搜集最完備的樂府詩歌總集。

　　 《樂府詩集》將所收詩歌分為十二類，即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近代曲辭、雜歌謠辭以及新樂府辭。

　　 從所收作品看，該書不只是載錄民間謠謳，同時也載錄了大量貴族樂章。比如郊廟歌辭部分就收錄了一批漢代貴族樂章，它們全部由文人創作。然而該書的價值，卻首先體現在它收錄了一批民歌。

《樂府詩集》比較完備地收錄了歷代樂府民歌，使讀者可以從中窺探各階段樂府民歌的發展，窺探各相關地域樂府詩歌的特性。

　　 從所收作品方面說，《樂府詩集》其次一個不應忽視的重要價值，是收錄了歷代大量文人用樂府舊題創作的詩歌，是千百年來廣為傳誦的佳作，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擁有很高的歷史地位。

　　 從所收作品方面說，《樂府詩集》還有一個重要價值，即收錄了大量「即事名篇，無復依旁」的新樂府詩。它們繼承了傳統樂府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反映、針砭社會問題以及現實民生，但卻不再沿襲傳統的樂府舊題。這些詩歌都秉承了傳統樂府民歌的血脈，同時也有創造和開拓，在文學史上是不朽的名篇。

第二節 《樂府詩集》在研究樂府詩歌方面的價值

　　 即便是從樂府詩歌的研究方面看，《樂府詩集》也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首先，郭茂倩在各類樂歌卷首都撰有題解。《樂府詩集》的題解可以使後人對十二類樂歌及其前後變化有一個初步的、基本的了解。 在這十二大類之下，《樂府詩集》又細分為若干小類，比如分鼓吹曲辭為漢鐃歌、魏鼓吹曲、梁鼓吹曲等，分橫吹曲辭為漢橫吹曲、梁鼓角橫吹曲等，分相和歌辭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嘆曲、四弦曲、平調曲等。這樣可以使後人對歷代樂府有更深、更細的了解。

　　 其次，郭茂倩在很多傳統樂府民歌后面，載錄了大量文人沿襲舊題而創製的新篇；在全書後十一卷，則載錄了不少繼承樂府民歌精神，但不再沿襲傳統舊題的新樂府詩歌。這隱隱顯示了他這樣一種觀念，即樂府民歌對文人創作發揮過越來越深刻的影響。換句話說，這種編排從一個獨特的角度，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確定了樂府民歌的崇高地位和價值，凸顯了其不朽的藝術魅力。這表明郭茂倩對樂府詩歌的發展史有一種相當深刻的把握。

第十一章《文選》及其李善注

第一節 《文選》及其編纂者

　　 《文選》又稱《昭明文選》，因為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它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負責組織編纂的。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選集，在文學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蕭統(501—531)，字德施，南蘭陵(今江蘇武進附近)人。南朝梁武帝蕭衍的長子，天監元年(502)立為皇太子。年三十一卒，謚曰「昭明」，故也有「昭明太子」之稱。

第二節 《文選》的價值

　　 《文選》作為一部詩文選集，其所錄的作品，上自先秦下迄齊梁，除無名氏外，共有一百二十三家，七百篇。時間、空間的跨度都是很大的。《文選》是在當時文學風尚的支配下，適應社會的需要而編選的一部詩文選集，它大體包羅了從先秦以來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種文體發展的輪廓。這就為後人研究這七八百年間的文學史保存了重要的資料，特別是一些先秦、漢魏的作品，是靠《文選》的收錄才得以流傳至今的。這是《文選》最重要的價值。

　　 其次，《文選》作為一定時期的詩文載體，還從兩個方面對後人有關此時期文學的研究產生影響。由於《文選》動態地展現了文學的發展，具體表現了文學觀念的進步，這不能不影響後人對這一時期作家、作品的認識和評價。

　　 最後，《文選》還為整理文學古籍提供了資料。《文選》成書於南朝梁代，編纂者所見的古本，有不少與今本有差異，還有不少今天已亡佚了，因此，《文選》所保存的古本原貌，可以供我們整理文學古籍時參考。

第三節 文選學與《文選》李善注

　　 《文選》問世後，受到知識分子的廣泛重視，形成了以研究和注釋《文選》為主的專門學問——文選學。李善的《文選注》可以說是文選學初盛時最重要的成果。

　　 李善(?一689)，江都人。唐高宗顯慶年間，為崇賢館直學士，為《文選注》六十卷。

　　 《文選》李善注的刻本較多，流傳最廣的，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池陽郡齋尤袤刻本和清嘉慶十四年(1809)的胡克家刻本。胡刻本是著名版本家顧廣圻等人以尤刻本為底本，經八易其稿而成的，改正了尤刻本錯誤七百多處，並作了《考異》附於書後。1977年中華書局將此刻本縮小影印三冊，後附《考異》、篇目索引、著者索引，查找最為方便。另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排印本。

第四節 《文選》李善注的特點

　　 《李注》最大的特點是徵引繁富，解釋精審。正因為如此，使其篇幅大增，才由原來的三十卷，析為六十卷。注中引書達一千六百八十九種，另有二十九種舊注，所引書目遍及四部，甚至佛道。正由於李善諳熟古代典故史事，見書極多，所以注中往往能闡幽發微，準確精當地注出詞語典故的來源及意義。

《李注》引證的材料還對我們了解相關作品的寫作背景有幫助。

李善注《文選》並不是隨手抄撮，匯而成篇的，而是立有不少「凡例」，並嚴格遵循這些「凡例」來註解的。這也是《李注》的一個重要特點。但這些凡例並沒有單行，而是散見於開頭幾篇之中。這些凡例不僅說明了他的注釋方式，而且讀者能舉一反三，會更好地理解有關注釋。

　　 《李注》的缺點，一是繁瑣，且有的引證不顧典故在文中的意思，只管引古溯源；其次，《李注》也有不少失誤。

　　 《李注》之後，唐代還有呂延濟、呂向、劉良、張銑、李周翰注《文選》，稱為「五臣注」。五臣注詳於詞句的訓詁，略於典故的解釋，質量不如《李注》，但由於時代較早，也受到了後代學者的重視。南宋時，有人把李善注和五臣注合為一書，稱為「六臣注」，頗為盛行。現有 1987年中華書局影印《四部叢刊》本，可供閱讀。

第十二章吳兆宜《玉台新詠箋注》

第一節 徐陵與《玉台新詠》

　　 《玉台新詠》是南朝梁、陳間的著名詩人徐陵編的一部詩歌選集。它是繼《詩經》、《楚辭》之後最古老的詩歌總集，收錄了漢代至梁代的六百九十首詩歌。全書共十卷，卷一至卷八大體按照時代順序的先後來編排，都是五言詩。卷九收雜言詩，卷十收五言二韻短詩。

　　 徐陵(507—583)，字孝穆，東海郯(今山東郯城)人。早年與父親徐搞和庾肩吾、庾信父子都以擅長寫作宮體詩受到梁朝太子蕭綱的寵信，出入東宮。由於他們詩風相近，都是綺艷輕靡，所以當時號稱「徐庾體」。梁朝皇室人員都喜愛文學。梁武帝的昭明太子蕭統曾經編纂著名的《文選》，但是他未及繼位，就於中大通三年(531)死去，他的弟弟蕭綱(也就是後來的梁簡文帝)繼立為太子。蕭綱也令徐陵編一部文學總集。由於這本選集是在蕭綱的授意下編的，所以風格也以蕭綱的愛好來左右。在《玉台新詠》中，收錄蕭綱的作品非常多，達一百零九首之多。他的宮體詩大多形式華美雕琢而內容淫靡放蕩。這些宮體詩是典型的「亡國之音」，對此後直到初唐的詩歌發展，都起了比較惡劣拘影響。當然，宮體詩人們對於女性美的刻畫和對華美辭藻的追求， 對於豐富我國詩歌的審美經驗和表現技巧也不是完全沒有功勞的。另外，也有許多內容健康的涉及女子與愛情的詩被收錄進了《玉台新詠》。尤其要重點指出的是，《玉台新詠》保存的許多詩歌資料，是非常寶貴的，其中一些作品在別的總集和別集中是找不到的。

　　 《玉台新詠》專門輯錄歌詠婦女的作品，這在當時是沒有先例的。而且，按照年代順序來編輯詩歌，也是一種創格。在此之前，《詩經》是按照風、雅、頌分類，《文選》是按照體裁分類的。《玉台新詠》的這些特點，對於後代詩文總集的編選，都是有示範作用的。而且，它所收的詩歌包括許多體裁。卷一至卷八是五言詩，卷九主要是七言歌行，卷十全部是五言二韻的古絕句，大體展現了自漢至梁詩歌發展的歷程和體裁分化的狀態。即使是那些宮體詩，在辭藻、聲律、對偶、用典等方面也已經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階段，在藝術手法上是有不少可以借鑒繼承的地方的。《玉台新詠》行世之後，影響很大，對唐詩各個體裁的形成和發展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二節 吳兆宜《玉台新詠箋注》

　　 吳兆宜，字顯令，吳江人，康熙年間諸生。吳兆宜給《玉台新詠》作了箋注。這是《玉台新詠》惟一的注本。有作者的簡介，作品的題解和對篇中字詞的注釋。對作者的簡介，一般是引用正史，並加以概括，並加以少量按浯。作品題解基本上是引用《樂府詩集》、《文選》，偶爾也引史書推證詩歌內容的本事。以上兩個部分都比較簡略，書中最重要的還是對字詞的注釋部分，這也是吳兆宜用力最勤的部分。他作注的風格，主要是將與詩文有關的典故羅列出來。 但是，《玉台新詠》和別的書不太一樣，它所選的詩歌都比較清新明白，並沒有太多的典故。所以吳兆宜的這種注法，可以說並沒有對症下藥，並不太適合《玉台新詠》的文本。如果在解釋具體字詞的基礎上，串講詩歌大意，則可能會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十三章丁晏《曹集詮評》

第一節 曹植及其作品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國譙(今安徽毫州)人，是三國著名政治家、軍事家、詩人曹操的兒子。曹植富於才學，早年深受曹操寵愛，曹操甚至——度想立他做太子。根據史書記載，曹植任性而行，不白雕礪，飲酒無節，其兄曹丕則御之以術，矯情自飾；所以曹植漸漸失寵，而曹丕最終繼承了父業。曹丕、曹散相繼即位，其間曹植屢次求用而不得，反而備受猜忌和抑壓，事實跟被囚禁沒有多少差別，所以常鬱鬱寡歡，當四十一歲之盛年發病而死。由於曹植最後徙封陳王，謚為思，因此每每被稱為陳思王。

　　 從某種意義上說，恰恰是不幸的遭遇成就了曹植這位傑出的文學家。他在中國文學史尤其是在詩歌史上，歷來都受到非常高的評價。《宋書·謝靈運傳論》說：「子建、仲宣(按即王粲)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鍾嶸《詩晶》說：「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風，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輝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斡(按即劉幀)升堂，思王人室，景陽潘陸(按即張協、潘岳、陸機)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詩品》甚至把曹植列於上品，把曹丕列於中品，把曹操列於下品。宋無名氏《釋常談》卷中引謝靈運的話說：「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佔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張戒《歲寒堂詩話》則說：「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在詩、賦、文方面都有傑作，但在詩歌方面的成就和影響最為特出。他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詩的意義深遠的轉變，也是文學史上第一個大力寫作五言詩的文學家。他的詩現存九十餘首，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詩。

第二節 《曹集詮評》之詮釋、正誤、補脫和集佚

　　 在曹魏王朝中葉，曹植集的原本出現了兩種：一種由曹植自己編次。另一種則是景初中葉魏明帝曹顴下令編輯的本子。《三國志·魏書》曹植本傳記載景初中詔曰：「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很明顯，後者極不完備，從曹植自己編輯的《前錄》僅賦一項就有七十八篇可以推斷，其各體作品應遠遠超過百餘篇。

　　 曹植原集早巳散佚，宋人重新輯有《曹子建集》，但是相當疏略。朱緒曾《曹集撰異》、丁晏《曹集詮評》多據舊本和類書檢校，矜慎詳密，被稱為善本。

　　 丁晏(1794—1876，或謂1875)，字儉卿，號柘堂，一作柘唐、淮亭，晚號石亭居士，室名頤志齋、六藝堂，尊號頤志老人，清江蘇山陽(今淮安)人。道光元年(1821)舉人。咸豐年間因為在籍辦團練，由內閣中書加三品銜。丁晏是著名的經學家，治經宗尚漢儒傳注，但不廢宋儒之說，一生著述極多，除了《曹集詮評》以外，有《毛鄭詩釋》、《三禮釋注》、《周易述傳》、《頤志齋文集》等四十七種，已刊者匯刻為《頤志齋叢書》。

　　 《曹集詮評》按文體類別，將曹植作品彙輯為十卷。卷一至卷三為賦，卷四為詩，卷五為樂府，卷六為頌、碑、贊、銘，卷七為章、表，卷八為令、文、七、詠、序、書，卷九為論、說，卷十為誄和哀辭。它是用休陽程氏刻本作底本，用張溥本以及《文選》注等典籍進行校訂的。

　　 總的說來，《詮評》以正誤、補脫、輯佚見長，在這一方面收穫最多，也最值得關注。丁晏在《自序》中主要就陳說了這幾個方面的工作。

　　 實際上，除了序中所提各項外，丁晏考證《洛神賦》為寄心君王之作，跟「感甄」一事無關等，也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曹植作品佚失、殘損嚴重，《詮評》將搜集到的有題名的佚文或補充到正文之中，或附錄於各篇之後。所有這些，都為有志深入研究曹植作品的學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劉壽曾《跋》評析《詮評》考辨異同、存逸、正誤、補脫的義例和價值，說：「先生初校是集，系據休陽程氏本，嗣得婁東張氏本參校。凡集中詩占文辭，程、張兩收者，題下皆不注；程無而張有者，則注程缺；張無而程有者，則注張缺。新增詩文為程、張所失收者，另編為逸文，附全集後、，其正誤之例，凡程、張字句與群書異而義得通者，皆仍而不革，但注群書異文；其顯然訛舛者，乃校改之，並注所據書名於字句下，、其補脫之例，凡程、張所脫字句見於群書徵引者，必涉及上下文，乃據以補人，注曰依某書補；其單辭斷句，雖審知其脫佚之處，以無證驗，概不補人，另於本篇後亞一格錄之，注曰某書引某篇，以示區別。又以程、張誤脫字句，既據群書補正，其誤脫必當標明。故凡程、張均誤者，則注程、張作某；程、張均脫者，則注以上若干字若干句程、張脫。或程誤而張與群書同者，但注程作某；或程無此篇及張與程違而不審出何書者，但注張作某。補脫亦然。其義例可謂矜慎詳密矣。……其據程、張兩本，意若深有歉者，然所據校多唐宋以前之書，正誤補脫，實遠出程、張兩本上。其致力之勤，視校宋刻之難，尤倍蓰也。」

　　 丁晏《詮評》在編排體例上比程本、張本明顯要精嚴。

　　 不必諱言，《詮評》有當注不注甚至考釋錯誤的地方。

第三節 《曹集詮評》之評論

　　 《詮評》一書雖然不是篇篇都有評論，但可以參考的東西依然不少。比如卷一評《九愁賦》云：「《離騷》之遺，風人之旨。托體楚騷，而同姓見疏，其志同，其怨亦同也。文辭凄咽深婉，何減靈均(按指屈原)!」卷二評《感婚賦》、《出婦賦》云：「《感婚》、《出婦》二賦，借男女之辭，托君臣之誼，一則雲歡媾不成，一則雲無愆見棄，可以悲其志矣。」卷三評《鸚鵡賦》云：46／比戚之詞，較之正平彌覺使惋(按正平指禰衡，衡亦有《鸚鵡賦》之作)。」同卷評《離繳雁賦》云：「純是自喻，故言之悲惋乃爾。」卷四評《雜詩》其二(「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云：「結語換韻，如變徵聲。」卷五評樂府《妾薄命》二首云：「二詩皆六言精麗。」評樂府《白馬篇》云：「為國捐軀是自命語。」評樂府《怨歌行》云：「詞旨切直。陳思而外，惟老杜有此忠悃。此為詩之正宗，非餘子可及。」評樂府《吁嗟篇》云：「痛心之言。傷同根而見滅也。」評樂府《飛龍篇》云：「此諷求仙之作。末語不說破，最妙，當於言外得之。」評樂府《聖皇篇》云：「忠誠之詩，一字一淚。」這些評論言語不多，卻很能觸及作品的本質。

　　 丁晏所作的評論不僅涉及作品的情感內涵，而且也涉及作品的語言形式。《詮評》卷五評析樂府《當事君行》云：「一句六言，一句五言，合韻，別是一格。」評樂府《當車以駕行》則說：「上四句四言，下四句五言，又一變格。」可見他對作品的形式相當關注。

　　 丁晏對曹植的詩歌有非常高的評價。《詮評》附錄由丁晏所作的《陳思王詩鈔原序》說：「詩自《三百篇》、《十九首》以來，漢以後正軌顓門，首推子建，洵詩人之冠冕，樂府之津源也。其接武子建，傑然為詩家大宗，若陶之真摯，李之壤逸，杜之忠悃，而其原皆出子建。陶、李、杜三家詩，後世盛行，而子建傳之者少，非數典而忘其祖乎?」丁晏認為，曹植詩源自《風》、《雅》，所以可觀。《詮評》卷四開篇就說：「鍾嶸《詩品》渭陳思於其詩源出於《國風》，千古卓識。要之詩人正宗，如唐之李、杜大家，皆自三百篇得來。此外模山范水，弄月嘲風，皆自《檜》以下，不足觀也。」卷四評《贈王粲》，說：「憂思深遠，其《小弁》之怨乎。《風》、《雅》而後，此其嗣音矣。」評《贈白馬王彪》，則說：「戀主愛親，纏綿真摯。李善、呂元濟謂憤而成詩，是也。愈悲惋，亦愈深厚，『《小雅》怨悱而不亂』，子建其近之矣。七章實則一章，長歌當哭，其聲動心。」丁晏對曹植的樂府詩也有非常高的評價。他在卷五開篇說：「陳王樂府，如和壁隨珠，希世之寶，異采陸離，令讀者愛玩不忍釋手。昭明選《箜篌》、《美女》、《白馬》、《名都》四篇，未盡其長。」又說：「華縟中有忠愛至性，所以可貴。建安風骨高騫，非後來浮靡所及。」

　　 丁晏評論曹植詩文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這就是把評文跟評人結合為一體。《詮評》卷四評《送應氏》，說：「孫月峰謂詩傷漢室，此言得之。時董卓遷獻帝於西京，洛陽焚燒，故言之沈痛若此，《黍離》、《麥秀》之感，惻然傷懷。其後為漢帝發喪悲哭，其志可哀+其人深可敬矣。」評《雜詩》「高台多悲風，朝陽照北林」云：「忠君愛國，惻惻動人。讀此方知詩教之重。」評《贈丁翼》「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云：「貧賤之交不可忘，出之王公貴人，尤為難得。愛士憫農，自從肺腑流出，有賢如此，可敬可佩。丁敬禮(按即丁翼)謂臨茁侯仁孝之性發於自然，信不虛也。」評仰曾丁翼王粲》「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一語，云：「皇佐二字指太祖，一佐字恪守臣節，大義凜然。……《七啟》稱太祖為聖宰，亦與皇佐意同。」這些例子，都明顯可以見出丁晏評文與評人的密切關係。

　　 毫無疑問，丁晏最注重發揚的是曹植的忠孝大節。他在卷四開篇部分說：「陳思忠孝之性，溢於楮墨，為古今詩人之冠。鍾記室(按即鍾嶸)以周、孔譬之，可雲知言。」他的《東阿懷古》詩則說：「不忠之父子不孝，天以逆子彰父報。不忠之父子若忠，天以賢子顯父凶。新莽有女不附篡，孟德有子不忘漢。天遣血嗣全孤忠，自發姦邪一家判。異時典午受魏禪，宗室純臣淚如霰。人心忠義果不死，萬古綱常存一線。……鄴宮草沒銅台荒，千秋遺恨東阿王。」由此詩可以看出丁晏評析曹植詩文的主旨。所以《詮評》吳棠序說：「詩自漢魏以來，卓然大家，卜追《騷》、《雅》，為古今詩人之冠，陳思王其首出也。隋、唐《志》集皆著錄，久佚不傳。其傳者皆掇拾叢殘，廑存其略。明張溥《集》本訛脫頗夥。自來未有注家，亦無善本。山陽丁儉卿先生年逾七旬，耄而好學，撰《詮評》十卷，於是思王集始可讀矣。……後之讀思工集者，得此為先路之導，如出隘巷而適康莊，勝於舊刻多多矣。片之稱陳思王者，大抵目為才人。陳壽稱其文才富艷，魚豢稱其華采思若有神。惟先生此書發明忠孝大節，獨具精鑒，度越前賢，匪獨曹集之功臣，抑亦思王之知己也。」丁晏關注曹植詩文、人品中的忠孝大古，或者失於陳腐，但並沒有違背知人論世的宗旨，對把握曹植和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助益。

　　 考釋、評析占籍的著作常常失於浩繁枝蔓，丁晏《詮評》則簡嚴、精切，是研讀曹植著作的重要參考書。惜乎此書於民國二十年由商務印書館初版後，似乎還沒有符合當代普通讀者閱讀習慣的整理本，對初學者頗有不便。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趙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此書以金陵書局本《曹集詮評》作底本。鑒於丁氏未見宋本，趙幼文先生即以瞿氏藏宋本匯聚各本，參伍勘正，又取宋、明刊刻的類書覆校，再取嚴可均《全三國文》、丁福保《全三國詩》覆對；若發現錯誤，也不徑改原文，只附校語於下；若宋刊已經訛誤，類書未錄，而且前人校訂未及，則依清儒校勘通例以發疑正誤。趙先生還把曹植大部分作品歸攏到建安、黃初、太和三個時期。所有這些，都可補《曹集詮評》之不足。

第十四章 陶澍《靖節先生集注》

第一節 陶淵明及其詩歌創作

東晉至南朝宋年間的著名詩人陶淵明(365?-427)，字元亮(一說名潛，字淵明)，白號五柳先生。他死後，朋友們給他一個謚號「靖節先生」，由於他曾經任過彭澤縣令，所以後人又叫他「陶彭澤」。

　　 陶淵明是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曾經任晉朝的大司馬，但是祖父和父親的官職已經越來越低，所以他的家庭是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陶淵明年輕的時候有遠大的政治抱負，29歲那年曾經做過江州祭酒，但是沒有多久就辭職了。後來他又擔任過幾任幕府里的幕僚，最後改任彭澤縣令，又只在任八十多天就辭官歸隱了。在此之後，他再也沒有擔任過任何官職，一直隱居在鄉里，耕田自足，直到老死。他既有儒家心懷天下的精神，重視堅守自身道德節操，又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崇尚自然天真。雖然他的生活非常貧苦，甚至有的時候不得不依靠乞討來過日子，但是他卻依然安貧樂道，並不後悔，正如他在《歸園田居》中所表達的那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陶淵明就是這樣一個「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氣節之士。他的這種精神，給了後世許多貧窮的、處於逆境中的知識分子以很大的精神力量。

　　 陶淵明熱愛田園生活，在他的詩歌中，以田園詩最為重要。他是中國田園詩的開創者。

除詩歌外，陶淵明的散文和辭賦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五柳先生傳》是一篇簡短的自傳，《歸去來辭》寫他離開仕途，歸隱田園，回歸自然的喜悅心情，表達了他對自由的嚮往。《桃花源記》則描寫了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人人靠勞動而自給自足的真淳、寧靜的理想社會。這二篇作品對後世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

　　 在重視華美辭採的南北朝時代，陶淵明的詩風被目為「質直」，並不被人們特別看重。鍾嶸《詩品》僅僅將他列為中品，而將寫山水詩的謝靈運列入上品。蕭統編的《文選》對他的詩文收錄也不多。直到唐代，開始摒棄六朝浮華文風，推崇自然樸素之美，陶淵明的地位才大大提高。從那以來，陶淵明一直是歷代知識分子心中的偶像，對他的文學創作及志行品節的學習與研究，也一直延續了下來。

　　 陶淵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傳並不甚廣。在他死後，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把他的作品作了收集和整理，編成《陶淵明集》。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說：「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更加搜求，粗為區臼。」其後有北齊陽休之十卷本。這個本子後來經過許多變化，逐漸與原貌有了不同。從北宋開始，《陶淵明集》有了刻本。比較重要的，是宋仁宗年間宋庠十卷本和宋英宗治平年間僧思悅的十卷本。這兩個本子今天都看不見了。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幾種南宋的本子，它們互相之間又都有些不同。

　　 《陶淵明集》的注本也有不少。比較早的有南宋湯漢《陶靖節詩注》四卷。這個本子主要只注詩，文則只有附在後面的《桃花源記》和《歸去來辭》。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他的這個注本非常簡略，不注重字義訓詁，只注重闡發陶淵明在詩歌中寄託的對晉宋之際時世變化的感懷。由於湯漢過於強調陶詩的這種寄託，把這一點到處套用，所以也就難免穿鑿附會。湯漢的注本，其南宋原刻本今天還有，保存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這個本子在清代還多次被重刻。

　　 元代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十卷》。關於這本書的作者，還有許多疑問。有很多學者認為，李公煥並不是作者，而只是把宋人的箋注輯錄到一起了而已。這個本子最大的特點，就是集錄了宋代各家的評論，而很少有自己的見解，也很少有對字詞的解釋。書中保存了許多珍貴的資料，如蘇軾、黃庭堅、李格非、朱熹、楊萬里、韓子蒼等人對陶淵明作品的許多評語，都靠它保存了下來。這本書在後世版本很多，最好的是《四部叢刊》影印本。

　　 在李公煥本問世後，又出現了幾十種注本，其中保存到今的有十幾種，如明代何孟春《陶淵明集注》十卷、黃文煥《陶詩析義》四卷、清代邱嘉穗《東LLJ草堂陶集箋注》五卷、張子烈《評註陶淵明詩集》六卷、蔣薰《評閱陶淵明集》四卷、吳瞻泰《陶詩匯注》四卷、馬璞《陶詩本義》四卷、溫汝能《陶詩匯評》四卷等。這些注本雖然也都有一定的價值，但是整體水平還是不太高。真正達到了比較高的水準的，是陶澍的《靖節先生集注》。

第二節 陶澍《靖節先生集注》的特色

　　 清代陶澍集注的《靖節先生集》十卷，現在人們一般稱之為《靖節先生集注》。陶澍(1779—1839)，字子霖，號雲汀，湖南安化人，官至兩江總督，是嘉、道年間著名的學者和政治家。

　　 《靖節先生集注》用李公煥本為底本，另外搜集了許多資料作為附錄。比如卷首除了目錄和例言外，還附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諸本敘錄、象磺、陶淵明墓山圖、顏延之誄、《宋書·陶淵明傳》、蕭統《陶淵明傳》、《南史·陶潛傳》、《蓮社高賢傳》及其他各種關於陶淵明的逸事的資料二十三則。卷末還有李公煥、何孟春、毛晉、吳瞻泰及其他數家的評陶彙集；又把吳仁傑、王質兩家的陶淵明年譜，逐年排比，然後加上自己的按語進行考辨，為「年譜考異」。另外，陶澍在正集的十卷內各篇詩文之後，還附錄了前人對該篇作品的評價和考證。

　　 陶澍《靖節先生集注》，在他生前並沒有刊行。在他死後的次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他的女婿周詒朴在南京將之刊行。

　　 後來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都影印了這個版本。1956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了戚煥塤校勘的排印本，線裝兩冊，但是這個本子今天已經很難找了。 從上面對體例的介紹中，我們就可以知道陶澍《靖節先生集注》在資料的收集上是很下功夫的。除了上面說到的各種附錄外，他在具體每一篇作品的注中，也是先列各家成說，然後再加上自己的按語，裁奪是非，有的時候也發表自己的獨特見解。這也正符合「集注」的體例。就整體風格來說，這部書要言不煩，簡練精緻。雖然篇幅並不大，但是內容卻很豐富紮實。陶澍自己在《例言》中說：

　　 詩無達詁，古今善說詩者，無過孟子，《小弁》、《凱風》、《北風》、《雲漢》，不過片言，砉然以解。宋元以來，詩話興而詩道晦，連篇累幅，強聒不休，其實旨趣無關，徒廢紙墨而已。

　　 陶澍所欣賞的解詩方法，是像孟子那樣言簡意賅的方法。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他的集注，往往在不長的篇幅中表現出了深厚的學養和獨到的見識。如《歸園田居》之一的頭幾句「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陶澍的集注如下：

　　 何註：劉履曰：「三」當作「瑜」，或在「十」字下。按《靖節年譜》，太元十八年起為州祭酒，時年二十九，正合《飲酒詩》「投未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雲「三十年」，誤矣。澍按：吳仁傑以此詩為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作，自初仕為州祭酒至去彭澤而歸才歲星一周，不應雲「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劉說所本也。又按「三」當作「已」，不作「瑜」。「三豕渡河」，「已」之誤「三」，舊矣。

　　 何孟春的注本中引用了劉履的話，認為「一去三十年」應該是「一去腧十年」，或者「一去十三年」。陶澍在按語中指出了兩點：第一，劉履的觀點來自吳仁傑，並非其首創。第二，陶澍自己並不同意吳仁傑、劉履的意見。他認為「三當作已」，詩句應該是「一去已十年」。他還舉了古書中著名的訛誤例子——「己亥渡河」訛為「三豕渡河」，指出既然「己」訛為「三」，古已有之，那麼「已」、「己」形近，「已」訛為「三」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對於爭論已久的「一去三十年」的公案，陶澍結合對詩意的理解，運用校勘學的知識，給出了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答案。

　　 陶澍的《集注》，兼顧評、注兩方面，而且在這兩方面都做得比較好。上面一個例子是關於「注」的，現在來看一個「評」的例子。在《詠三良》一詩後，陶澍發表了自己的評論：

　　 古人詠史，皆是詠懷，未有泛作史論者。曹子建《詠三良》曰：「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此慨魏文之涼薄，而欲效秦公子上書願葬驪山之足者也。淵明云：「厚恩固難忘，投義忘攸希。」此悼張諱之不忍進毒而自飲先死也。況《二疏》明進退之節，《荊軻》寓報讎之志，皆是詠懷，無關論古。而諸家紛紛論三良之當死不當死，去詩意何啻千里!

　　 陶澍在這段話中，表明了自己對《詠三良》一詩主旨的意見，認為它是有寄託的，是陶淵明借寫三良來悼念忠義之士張偉的。這一點是不是符合實際情況，或許還可以討論，但是陶澍的意見，起碼是足以備為一說的。除此之外，陶澍更總結了一條規律：「古人詠史，皆是詠懷，未有泛作史論者。」這是一個很通脫的觀點，比許多泥古不化的評論家要高明許多。

　　 綜上所述，陶澍《靖節先生集注》的優點很多。當然，它也有一些失誤之處，如有的註解不準確，《年譜考異》也還有疏漏的地方。但是，在清代以前的所有注本中，它是最出色的一本。要讀陶淵明集的古注，我們首先推薦這一部。

第十五章倪璠《庾子山集注》

第一節 庾信的文學創作

　　 庾信(523—581)，字子山，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他本來是南朝梁的臣子。他的父親庾肩吾是梁朝著名詩人，「辭采甚美」(《南史》本傳)。庾信少年成名，與當時的另一位詩人徐陵齊名。他們都很受梁朝皇室的器重，文風也很相似，都是綺麗艷美。

　　 554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不料不久西魏軍隊就攻陷江陵，殺死了梁元帝，梁朝滅亡。庾信也就被迫留在北方。他又歷仕西魏、北周，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所以後人又叫他「庾開府」。

　　 庾信的由南人北，是他人生的重大轉折點。雖然北朝統治者非常愛惜他的才華，給他高官厚祿，但是他的內心卻發生了極大變化。他眼見梁朝滅亡，百姓罹難，自己又屈身出仕北朝，心中非常悲苦和屈辱。這導致了他的文風的大改變。他作品的風格，由前期的綺艷流麗變為勁健蒼涼；其主要內容也由前期的奉和應制、吟花弄月、美人艷情；轉而變為身世之感、亡國之痛、鄉關之思。比較著名的作品有《哀江南賦》、《擬詠懷》二十七首等。

　　 他的文學創作，融合了南方齊梁文學辭采、聲律、對偶等方面的優長和北方文學渾厚剛勁的風格，並有自己的創新。唐代大詩人杜甫非常推崇庾信的藝術成就。他在《戲為六絕句》中贊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又在《詠懷古迹》中寫道：「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駢偶之文，則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傑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為四六宗匠。」「至信北遷以後，閱歷既久，學問彌深，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抽黃對白之中，灝氣舒捲，變化自如，則非陵之所能及矣。」沈德潛在《古詩源》例言中也說：「北朝詞人，時流清響。庾子山才華富有，悲感之篇，常見風骨，所長不專在造句也。徐、庾併名，恐孝穆華詞瞠乎其後。」可見庾信的文學成就遠遠超過與他齊名的徐陵，這是為後人所公認的。庾信高超的藝術成就使他成為南北朝文學的殿軍和總結者，並為唐代詩風的新變起到了開啟的作用。明代楊慎《升庵詩話》卷三說：「庾信之詩，為梁之冠冕，啟唐之先鞭。」清代劉熙載《藝概·詩概》：「庾子山《燕歌行》開初唐七古，《烏夜啼》開唐七律，其他體為唐五絕、五排所本者，尤不可勝舉。」總之，庾信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節 從宇文迪到倪璠

現在我們來看看庾信文集的編集情況。

　　 北周滕王宇文迪於北周大象元年(579)曾經編定過一部二十卷的《庾信集》，當時庾信六十七歲。宇文迪在為該集作的序中說到，庾信在梁朝的時候曾經有過兩個集子，但是都毀於戰火，所以宇文迪編的二十卷文集，收錄的都是庾信在北朝魏、周的作品。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本子，是明代人重輯的，已經更加不完整了。明代人輯錄庾信詩，多是從《文苑英華》、《藝文類聚》、《初學記》等書中抄來，而且有一些舛誤之處。其中有幾種只是詩集，不包括文。因而以下兩種詩文合集就很可寶貴了，它們就是萬曆年間屠隆評點的《徐庾合集》本《庾子山集》十六卷，和天啟元年(1621)張燮《七十二家集》本十六卷。這兩個本子內容大體相同，只有細微差異。直到今天，我們所用的本子還是明代人輯錄的十六卷本。

　　 清代有兩個人為庾集作注。康熙年間，吳江人吳兆宜作《庾開府全集箋注》十卷。但是這個本子比較簡略，很多重要的地方都沒有出注，另外錯漏之處也不少。比較好的注本是倪璠的《庾子山集注》。這個本子出來後，吳兆宜的注本就漸漸不流行了。

　　 倪璠字魯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舉人，官內閣中書舍人。他的《庾子山集注》用屠隆本為底本，其篇目大致與屠隆本相同。其中的區別是，屠隆本有一首《從軍行》，歸人樂府類，而倪瑤注本作《同盧記室參軍》，歸人詩類；各卷之間的分合也有一些不同，如屠隆本的賦十五篇為一卷，而倪本則分為兩卷。

　　 倪璠的《庾子山集注》初刊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錢塘崇岫堂刻本。後來又有道光十九年(1839)同文堂刻本和光緒二十年(1894)的儒雅堂刻本。後來的《四部備要》就是用崇岫堂刻本加以校勘而排印的。

　　 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了許逸民校點的《庾子山集注》，也是以康熙二十六年崇岫堂的原刊本為底本，參校諸本而成。書前有簡明扼要的「校點說明」，其中指出了對原本最大的變動是：「為了方便讀者閱讀，原書十六卷後面的《總釋》部分，今分別附於各篇之末，保留《總釋》的序跋，以存舊本原貌。」在書的末尾，還附有校點者許逸民新輯的逸文十幾條。這是《庾子山集注》迄今校對最精審的版本，也是現在最容易找到的本子，使用起來非常方便。

第三節 《庾子山集注》的成就

　　 倪璠於《庾子山集注》一書，用力頗勤。他在這部書中並不滿足於簡單地只為庾集作注，而是同時還通過《注釋庾集題辭》和《庾子山年譜》、《庾氏世系圖》等部分，一起構成了一個比較全面的庾信研究體系。

　　 倪璠在《注釋庾集題辭》中，仔細分析了庾信的生平和創作，其中有不少獨到的創見。

　　 對於庾信的文學創作，歷來就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隋唐以後比較早的全面肯定庾信的人，是杜甫。而隋代的王通、唐代的令狐德菜、李延壽、金代的王若虛、明代的胡應麟等學者，都曾經批評庾信的文學創作，認為他的文風夸誕浮靡，不足觀。同樣，也有不少人，如明代的楊慎、張溥等，繼承杜甫的觀點，肯定庾信的藝術成就。兩種觀點此消彼長，難有定論。到了倪瑤，在《注釋庾集題辭》中，反駁了前人對庾信的批評意見，高度評價了庾信的藝術成就。

　　 同樣，庾信屈身出仕北朝，也一直為不少人所詬病。其中最激烈的批評，是全祖望在《鮚崎亭外編》卷三十三的《題哀江南賦後》中所說的幾句話：「甚矣，庾信之無恥也，失身宇文，而猶指鶉首賜秦為天醉，信則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後世有裂冠毀冕之餘，蒙面而談，不難於斥新朝頌故國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說也。」全祖望作為明朝遺民，看重氣節，這樣批評庾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從這一點上來說，庾信有他作為一個文人的懦弱的缺點，確實算不上是有氣節之士。但是他生活歷程中的這個巨大轉變，卻使他的文學創作有了轉變的契機。倪瑤《注釋庾集題辭》敏銳地指出了這一點：「子山北地羈臣，南朝才子。若令早還梁使，依然英藺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興之國，遇合乃所願焉，文章蔑雲進矣。」 倪璠並沒有為庾信的屈身仕北作過多的回護，也不就此問題作過多糾纏，他只是著重於強調這一事件對庾信創作的影響。他指出，庾信身遭巨變，他的創作內容也和在南朝時的輕艷綺靡完全不同了：「《哀江南賦序》稱：『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子山人關而後，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獨此賦而已。」

　　 倪璠的《注釋庾集題辭》實際上是一篇完整的論文，對於庾信其人其文都作出了比較中肯的評價，其觀點已經為大多數人所接受。

　　 倪璠在為庾信集作註解的時候，體例也非常嚴謹。他採用了詳註的方法，不但解釋單個字義，而且還串講大意，使讀者更加容易讀懂作品。

　　 倪璠重視名物典故的訓釋。因為庾信學識淵博，喜歡用典，不詳細注釋其作品中所用的典故，就很難把作品的意思說明白。好在倪蹯也是博學通覽的人，把這個工作做得很出色。

　　 倪璠對於作品文句的串講，比較注意聯繫庾信的生平事迹和當時的歷史背景，來探求作品的本意。

　　 倪璠的《集注》雖然徵引繁富，但是有的時候沒有把握好限度，反而顯得冗雜，缺乏必要的剪裁。有的註解，也有疏漏錯誤之處。《四庫全書總日提要》對於《庾子山集注》的缺點和優點都作了歸納總結。

　　 雖然還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但是從整體上來說，倪璠《庾子山集注》仍然不失為一部優秀的著作，是庾信研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自到今天，庾信研究者們都從此書中獲益良多。由於它的盛行，也由於一直還沒有一部更加優秀的庾信集注本出現，《庾子山集注》是我們今天最可依賴的讀本。

第十六章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

第一節 王維和他的詩

　　 王維(701—761)，字摩詰，原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縣)，從父親起搬家到蒲(今山西永濟)。唐玄宗開元九年(721)擢進士第，任大樂丞，因伶人舞黃獅子獲罪，被貶官為濟州司倉參軍。此後他亦官亦隱，曾經擔任過右拾遺、監察御史等職務，亦曾先後隱居於淇上、嵩山、終南等名山大川。而且，他在陝西藍田以南的輞川購礙初唐宋之問的藍田別墅，優遊其中。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安史亂軍攻陷長安，王維身為給事中而來不及扈駕，被叛軍俘獲。他雖然服藥裝啞，仍然被迫接受了偽職。次年洛陽、長安收復後，他以陷賊官被判罪下獄，但是不久就得到赦免，官復原職，並且逐步升遷，最後至尚書右丞，所以有王右丞之稱。王維信奉禪理，晚年在退朝後更常常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

　　 王維的作品主要是詩歌，現存不到四百首。其中，有一部分詩作歌頌從軍、邊塞或者豪俠，精神積極，意氣昂揚。不過，像上述詩歌這樣比較切近現實的高亢的歌吟，主要是出自王維生命的前期，數量並不太多。

後期的王維因遭受打擊，進取的意志以及對廣大現實的關懷趨向淡漠。他更多地寄情于山水之間，創作了大量山水田園詩。這些詩成就最為卓著，也最受世人稱道。《山中》：「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這些詩幾乎是無人不知。王維的確是盛唐山水田園詩的傑出代表詩人，他使南朝劉宋日寸代謝靈運開創的1山水詩達到了藝術的高峰；山水田園詩也奠定了他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大師的地位。

　　 宋代傑出文學家蘇軾有一段話描述王維詩的藝術特點，向來為人們稱道，所謂：「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清代學者符曾有一段類似的話，說：「昔人稱詩為有聲畫，畫為無聲詩，二者罕能並臻其妙。右丞擅詩名於開元、天寶間，得唐音之盛，繪事獨絕千占，所謂無聲之詩、有聲之畫，右丞蓋兼而有之。」這兩段話可以說是異曲同工，並且相輔相成。趙殿成在《王右丞集箋注》的序文中更深入揭示了王維詩歌的基本精神。他說：「右丞崛起開元、天寶之間，才華炳煥，籠罩一時，而又天機清妙，與物無競，舉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膠滯其中。故其為詩，真趣洋溢，脫棄凡近，麗而不失之浮，樂而不流於盪，即(按根據文意似當為既)有送人遠適之篇，懷古悲歌之作，亦復渾厚大雅，怨而不露，苟非實有得於古者詩教之旨，焉能至是乎!」

　　 王維的詩在當時就受到了人們的喜愛和推崇，贏得了「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文」的美譽。從唐代宗對他的評價中可以見出世人的一般看法，所謂：「卿之伯氏(按卿指王維的弟弟王縉)，天下文宗，位歷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長揖楚辭，調六氣於終篇，正五音於逸韻，泉飛藻思，雲散襟情，詩家者流，時論歸美，誦於人口，久郁文房……」而當朝著名詩人杜甫、詩選家殷瑤、詩評家司空圖等對他的詩都有很高的評價，詩人劉長卿、大曆十才子、姚合、賈島等則從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響。清代詩人王士稹標舉神韻，其實也是以他的詩為宗尚。前人甚或讚譽他為「詩佛」，跟「詩聖」杜甫、「詩仙」李白相提並論。

第二節 王集諸本與趙氏《箋注》的出現

　　 史書記載，王維的弟弟王縉(字夏卿)曾經把自己整理的王維詩文集上呈給唐代宗，該集共有十卷。王縉當時說：右丞開元年間詩百於余篇，天寶事後百不存一，自己跟中外親故相與編綴，總共才得四日余篇。由此可以看出，王維著作在當世已經嚴重散失。到了南宋時期，上縉整理的這個十卷本出現了建昌本、蜀本兩種不同版本，編次有相當的差異，但這兩種本子均已不復存在。後世尚存的王維詩文集宋本有兩種：一是南宋麻沙本《王右丞文集》，一是現存國家圖書館的《土摩詰集》。元初劉辰翁《須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所載僅三百七十一篇，除校正部分文字以外，間或有一些圈點和評語。這很明顯已經不是王縉本的原狀。然而劉本對後代影響極為深遠。明代顧可久《王右丞詩注說》六卷就是直接以該本為基礎進行注釋的，而顧起經《類箋唐王右丞集》十四卷，包括十卷詩(有注)、四卷文(無注)，其詩歌部分也用了劉辰翁的評語，撰著《王右丞集箋注》的趙殿成也稱劉本「最善」。

　　 趙殿成字松谷，清代仁和(今浙江仁和)人，以孝行見稱於世。趙氏雖有不少著述，但對《箋注》用力最深，幾乎花費了一生的精力。松谷《箋注》大量吸收了前人的相關成果。該書正文二十八卷，由於松谷所見此前的著作以劉辰翁本為最善，所以十四卷以前的詩，「皆須溪(按為劉辰翁的號)本所有者，雖頗亦間雜他人之作，然概不敢損益」，別本所增及他籍互見的詩歌，則另輯為外編一卷，這就是第十五卷。王縉上代宗的右丞詩文集原有十卷，劉辰翁本詩有六卷，武陵顧起經本文有四卷，二者相加正合十卷之數。因此，松谷《箋注》白十六卷《白鸚鵡賦》起，至二十七卷《祭鄯國夫人文》以前，皆依武陵顧起經本所錄，惟《送晁監還日本國序》拔置《送秘書晁監還口本國》詩前，使連屬為一，而連珠詞則綴於祭文之後，《文苑英華》所錄判一首亦采附於篇末。松谷的目的在於使右丞詩文成為完集，使後之讀者無遺珠之嘆。

　　 從上述《箋注》成書的情況來看，它成為集大成著作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第三節 趙氏《箋注》考異文、解名物典實以及糾謬說的成績

　　 松谷《王右丞集箋注》共二十八卷，前十四卷是詩，分古詩六卷、近體詩八卷，凡四百三十二首(其中他人贈和同詠五十八首)；卷十五是外編，收錄四十七首詩歌；卷十六至卷二十七是賦、表、狀、文、書、記、序、文贊、碑、碑銘、志銘、哀辭、祭文、連珠、判，凡有六十九篇；卷二十八是畫論三篇。

《箋注》首先一個用力的地方，在於標示文本的異文。趙松谷所用底本，詩歌部分是劉辰翁本，散文部分是顧起經本。他用來參校的本子還有顧可久本、凌初成本，此外又有《文苑英華》、《唐詩品彙》、《唐詩正音》、《河嶽英靈集》、《萬首唐人絕句》、《樂府詩集》、《瀛奎律髓》、《唐文粹》等相關典籍。他所標註的異文，是深入研究王維作品不應忽視的重要材料。

　　 有時，趙松谷還對版本錯誤以及由此導致的錯誤看法做出比較詳細的考辨。

《箋注》其次一個用力的地方在於名物訓詁。舉凡官職、律制、建築、地理、天象、人物、時節、禮俗、故實等，大都有或簡或繁、比較明確得當的解釋(其中只有個別語彙僅標明出處而未加進一步解說)。

王維因為崇奉佛教，在詩歌中運用了很多佛典。這類佛典大概是一般讀者在閱讀王維詩歌時遇到的最大困難，《箋注》在這一方面的詮釋得力於王琦，功莫大焉。它所徵引的佛教典籍有《維摩詰經》及其注、《華嚴經》、《法華經》、《涅架經》、《楞伽經》、《法苑珠林》、《大般若經》、《遺教經》、《瑜珈論》、《智度論》、《釋氏要覽》等，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趙松谷在注釋方面糾正了前人大量誤解。這樣的考辨言之成理，給讀者以啟發。

第四節 趙氏《箋注》解讀詩歌的理念以及它的主要問題

　　 從文學方面看，松谷《王右丞集箋注》有一點值得關注，這就是他所秉持的解讀詩歌的態度和觀念。《箋注》以平實謹嚴為主要特色，無疑跟這種理念有關。

　　 從直接的具體材料來看，趙松谷對王維詩歌在藝術方面的抉發固然不多，但偶然一見的一些例子確能凸顯他不好鉤深索隱，不為空謬之談、深文之說，惟求詩人本旨的風格。

　　 最後必須指出，松谷所撰《箋注》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最明顯的，是徵引典故時不能得其本源。因此《四庫全書總目》說它往往捃拾類書，不能深究出典。至於當注而不注的例子也並不少見。王維詩歌稱呼人物，常常以姓氏加上官職，松谷注每每只解釋官職而不解釋人物，這樣仍然不便於閱讀，，此類錯誤或不足的地方，都說明《箋注》有待完善和提高。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了葉蔥奇先生校點的《王右丞集箋注》，1984年上海占籍出版社又出了新版，這是該書現在最好也最容易找到的本子。

第十七章王琦注《李太白全集》

第一節 李白其人其詩

　　 李白(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學術界一般認為，由於李白先人在隋代因罪遷到西域，他的實際出生地是安四都護府巴爾喀什湖南的碎葉城(在今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境內)。大約五歲時，父親李客攜帶他遷居到蜀中綿州呂隆縣 (今四川江油)。他大概生長於一個頗為殷富的商人家庭。從大的社會背景看，李白經歷了唐朝的開元盛世，那時政治比較清明，國家富強，但也經歷了唐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即長達七年的安史之亂。直到他去世的後一年，這場巨大而持久的社會動亂才宣告被平定。從個人經歷看，李白有人仕的強烈期求，但最終遭受失敗。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白多次遊歷名山大川。這些因素對他的人品、個性以及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白是盛唐偉大詩人之一，也是屈原以後我國最傑出的浪漫主義詩人，有「詩仙」之稱，跟「詩聖」杜甫並提。從詩歌體式方面看，李白大量擬作古樂府，「將自己的浪漫氣質帶進樂府，從而使古題樂府獲得了新的生命，把樂府詩創作推向了無與倫比的高峰」。李白的五七言絕句被譽為「字字神境，篇篇神物」，這些詩有浩歌也有低唱，有動蕩也有靜謐，有直瀉也有含蓄，有奔放也有婉曲，往往藉一時興會表現出鮮明有力的感覺和情懷。總之，李白的詩歌是中國歷史上彌足珍貴的特異存在。

第二節 歷代李白集、李白集注本與王注《全集》的出現

　　 李白的詩文在唐代至少有三種集子：其一是魏顥(一名魏萬)所編。其二是李白臨終時請從叔李陽冰作序的《草堂集》。該集由李陽冰編成。其三是范傳正《唐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所說到的文集二—十卷。宋代以後，李白詩文集形成了兩個系統：一者以樂史所編的《李翰林集》為其本源，一者以宋敏求編、曾鞏重編的《李太白文集》為其本源；前者包括詩二十卷、文十卷(其後來刻本經他人補充，並非原貌)，後者包括序碑誌一卷、詩二十三卷、文六卷。除此之外的其他本子由此演化而來，雖萬變而不離其宗。

　　 李白詩文集的注本，傳世者有南宋楊齊賢注的《李翰林集》二十五卷。這是太白詩的第一個注本。元代蕭士贊認為楊注博而不能約，遂刪削之，擇其善者而存之，又對注所未盡或未曾注釋者進行補充，撰成了《分類補註李太白集》一書，也是二十五卷。後來蕭補本常行，而楊注本的單行本則變得極為罕見。楊注、蕭補本只注賦、詩，而沒有文。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 (1543)郭雲鵬刻本補人原來未注的雜文五卷，全書於是成了三十卷。只是郭氏對楊注、蕭補又進行了刪削，並且有不少地方刪削過分。在楊注本、蕭注本以外，李白詩文集的注本還有明代胡震亨的《李詩通》二十一卷。其《李詩通》對太白詩(尤其是對太白樂府詩)有不少發明，對舊注的紕繆也有不少駁正，最稱精善。遺憾的是該書僅有駁斥或補充楊注、蕭注的內容，而不是全注。除此以外，明張含《李詩選》、清應氏《李詩緯》等，都不過是選本而已。

　　 清高宗乾隆年間問世的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是李白詩文輯注的集大成著作。王琦之注，引文稍顯繁冗，但它融會三家之優長，修正三家之謬誤，補充三家之疏漏，是太白詩文集比較完備和理想的注本。

　　 王琦(1723年前後在世)，字琢崖，號載庵，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雍正、乾隆時期著名學者。他除了以十年功夫專心致志注釋了李白詩文外，還撰有《李長吉歌詩匯解》五卷，此外曾幫助朋友趙殿成注釋了《王右丞集》中的大量佛教典故。這三種注釋當時都享有盛名。

　　 王注《李太白全集》白二十五卷以前略依蕭士贊本，雜文四卷略依郭雲鵬本，而以姑蘇繆曰芑氏仿崑山傳是樓藏宋刊本所重刻的本子參訂其間；郭本雜文原有五卷，王琦本依照繆本，將其中序文兩卷合為一卷，復別采蕭本所逸而繆本所有者得詩歌九首，並他書所錄集外諸作爪：集為拾遺一卷，所以總數仍然是三十卷。此外王琦還搜輯序；占碑傳、叢說、年譜等參考資料，編成六卷附錄於後，因此《全集》一書總共有三十六卷。其中，卷一是古賦八首，卷二是古詩五十九首，卷二至卷六共有樂府一百四十九首，卷七至卷二十五共有古近體詩七日七十九首，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九共有雜文五十八篇，卷三十有詩文拾遺五十七首：凡有詩文一千一百一十篇。卷三十一至三十六的相關資料，則有序志碑傳一卷、詩文兩卷、叢說一卷、年譜一卷以及外匯一卷。

第三節 王注《全集》在載錄異文、集佚、訓詁方面的成就和特點

　　 總的說來，王注《李太白全集》為讀者提供了關於李白作品各個方面的詳盡材料。

　　 王琦在這部著作中載錄了李白詩文的大量異文或版本差異。比如卷二《古風》其七：「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里，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迴風送天聲。舉首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顧冶金光草，壽與天齊傾。」《全集》載其異文曰：「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去，對博坐蓬瀛。」還記錄了該詩另外一些文本，即「舉首遠望之」作「我欲一『問之」，又或作「舉手遠望之」。同卷注《古風》其八說：「此首繆本編人二十二卷，題作《感寓》，與諸本不同。」該詩前四句：「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全集》載其異文曰：「咸陽二三月，百鳥鳴花枝。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這些文本方面的差異，對深入研究李白的作品有一定的文獻價值。

　　 王琦的集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全集》卷三十詩文拾遺部分搜集廠五十七首作品，譬如從姑蘇繆本輯得《雜言用投丹陽知己兼奉宣慰判官》等詩歌九首，從唐《本事詩》輯得詩歌《戲贈杜甫》一首，從《才調集》輯得詩歌《寒女吟》、《會別離》兩首等。在這些作品中不乏偽作，但王琦不僅沒有輕易把它們闌人太白作品中，而且沒有輕易將它們棄絕。他審慎地彙集別載之，以供後學研討。在《全集》跋語中，他曾這樣說明自己的考慮：「友人詰予，嘗非宋氏本闌人他人所作，今拾遺所蔸緝，確知其偽，概收錄之而不忍棄，何耶?予曰：是不相妨也。昔人編韓、柳集者，咸有外集附於後。錢牧齋作杜詩箋注，亦附錄逸詩四十八篇，皆有偽作在其間。夫不慊於宋者，為其混之而至於不可別也。若先別之而使其無可混，正足以資後學之考核，而甄別其體裁矣，夫又何尤。」這樣處理顯然極為允當。

　　 從訓釋方面看，王琦所作的工作主要有：

　　 (一)訓釋一般詞語。

　　 (二)解釋地理、名物。王琦注在這一方面的特點，是務求完備、精確和深入。

　　 所謂務求完備，是指當存在多種都能說通的看法吼不偏信偏從，而並載眾說。

　　 所謂務求精確，是指在存有疑惑時，必揭明或審辨之。

　　 所謂務求深入，是指解釋不滿足於知其然，而常常結合詩文意境，抉發對象的特點。

　　 綜合的看，王琦在註解地理、名物時顯示出相當深厚的功力。

　　 (三)考索詩文本事。這些對讀者準確、深入地把握詩歌意旨大有幫助。

　　 (四)揭明典故出處。王注引用詩文主要是為了說明典故出處，所以往往不加進一步的解釋，這對初學者理解詩歌文本來說仍有不便。但是在很多情況下，注中所引的詩文跟李白作品在意境方面互相生髮，倒有助於讓讀者對太白作品的意境產生更厚實、更開闊的理解。

第四節 王注《全集》中的評議

　　 王琦《李太白全集》對李白詩文在藝術精神、藝術表現方面的特質頗為注意。

　　 總的說來，王注《李太白全集》中的評論多取自前人成說，亦間或白出機杼，往往出言中的，不旁騖，不枝蔓，不離開文本做過多的發揮。

　　 在中國學術史上有一個獨特的現象，就是貶抑李白而拔高杜甫。唐代文學家元稹在《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中曾說，「[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 (按即杜甫)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就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後代沿襲這種看法的人幾乎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更進一步把這種看法張揚到極端，而反對這種看法的學者又每每矯枉過正，不切實際地拔高李白而貶抑杜甫。王琦對如何評判李白人品和詩文有自己的思考，這一點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頗值得注意。

　　 王琦不僅反對過分貶抑李白，而且也反對過分褒揚李白。王琦考慮了詩的藝術表現形式及其源流，考慮了詩人、詩作產生的時代因素，考慮了詩人的性情和際遇，持論平實、公允，視野則不局限於李、杜，而以二人與屈原、陶淵明等著名詩人通觀，論斷相當具體和切當，所概括的內容亦相當深廣，從中當不止可見王琦在輯注《李太白全集》時所秉持的理念。

第五節 王注《全集》總評

　　 正由於歷史上抑李揚杜者佔十之八九，注釋杜甫的學者自有宋一朝到清代乾隆時期已有千家，「搜括無遺蘊矣」。而注釋李白詩文集的學者，經五百年始有蕭、楊二家，又經五百年始有海鹽胡氏孝轅；孝轅亡去到乾隆時期且百餘年，文士林立，然而不曾有學者起而補前面數人之闕。從這一背景上說，王琦窮半生精力輯注《李太白全集》，意義就特別深遠了。他的輯注甚至贏得了「一注可以敵千家」的美譽。

　　 自1977年中華書局出版了王琦輯注《李太白全集》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瞿蛻園、朱金城先生的《李白集校注》。該書以王注本為底本，增輯了十幾首詩歌，吸收了大量清代至現代的研究成果，補充了很多資料，糾正了不少錯誤，體例也略有變化，研讀王琦注時可以參閱。

第十八章仇兆鰲《杜詩詳註》

第一節 杜詩與杜詩學

　　 杜甫是唐代最偉大的詩人，也是中國詩歌史上最偉大的詩人。自中唐韓愈在《調張籍》中稱：「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至20世紀 60年代，為紀念杜甫誕生1250周年，郭沫若在紀念大會開幕詞中把杜甫與李白並稱為「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二千年來，隨著中國人民的歷史進程，隨著中國文學的興衰變革，杜甫和他的詩歌藝術，始終受到人們的關注，從中汲取豐厚的營養和借鑒，是一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的遺產。

對杜詩的搜集、整理、箋注、評點，並形成專門的學問，是從宋代開始興盛起來，以至有人用「千家注杜」來形容宋代輯注杜詩的盛況。由於時代久遠，宋代編輯、注釋的杜詩已不多見，有郭知達編《九家集注杜詩》(又名《杜工部詩集注》)，收入《四庫全書》。不著編者姓氏的《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大約成書於南宋寧宗 (1195—1224)年間，該書集注前附「集注姓氏」，共開列了一百五十個人的姓名，雖有商家「炒作」之嫌，但也看出了宋人對杜詩的關注，該書有《四部叢刊》影宋本，可以藉助二書，了解宋代輯注杜詩的特點。金元時期，由於宋代對杜詩的大力搜集、整理，杜集已基本定型，而由於詩歌創作崇杜之風繼續，對杜詩的訓釋、註解呈現日漸發達的趨勢，金代大詩人元好問第一次提出「杜詩學」的概念，正是這一趨勢的標誌。明清兩代是杜詩研究全面繁榮的時代，成果十分豐富，其中對杜詩的箋注、評釋著作尤為引人注意，除本章介紹的《杜詩詳註》外，王嗣爽著《杜臆》、錢謙益著《錢注杜詩》、浦起龍注《讀杜心解》、楊倫著《杜詩鏡詮》都是極具學術個性的著作，凡想對杜詩作深入研究的人是不能把它們忽略的。

第二節 仇兆鰲及其《杜詩詳註》

　　 仇兆鰲(1638—1717)，字滄柱，自號章溪老叟，鄞縣(今屬浙江省)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康熙三十三年(1693)，以呈進所撰《杜詩詳註》而受知康熙，升授翰林院檢討，以後歷任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吏部侍郎、翰林學士等職。《杜詩詳註》是仇兆鰲以二十多年的時間編著成的書，是一部具有集注集評性質的鴻篇巨製。

　　 仇兆鰲在康熙三十三年進呈《杜詩詳註》時，其書尚未有刻本，今上海圖書館藏一抄本，有人以為此即為仇氏之進呈前所錄副本。進呈至刻本印行又經歷多年，隨時都有增補，仇兆鰲在《杜詩詳註》刊本印行時，分別於1704、1711、1713年各寫有一條附記，可看出其增補和刻本刊行情況。仇氏身後，其初刻本、重刻本都有多次重印刊行，另乾隆修《四庫全書》時，《杜詩詳註》被收入，為繕寫本，其與刊本不同處是將仇氏所引錢謙益語刪除，或刪占其姓名。193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始用鉛字排印，收入《國學基本叢書簡編》和《萬有文庫》。1955年，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據《萬有文庫》本紙型重印。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標點排印本，列入《古典文學基本叢書》，這是今天讀者最為方便易得、最為完善的本子。

　　 《杜詩詳註》中華書局標點本據康熙五十三年重刻本加以整理標點，並把原來連排注文，加以注碼，移至每詩或每段之末，每碼另起行，醒目易檢。又把《逸詩附錄》置於二十三卷之末，把《杜詩補註》連同詩後、卷後增加的注文，一總移至每首詩相應的位置，以免讀者前後翻檢。它的《出版說明》，簡明扼要，亦可幫助讀者理解杜詩及仇注特點。

第三節 《杜詩詳註》的特點

　　 《杜詩詳註》據仇氏所擬《杜詩凡例》，他對每首詩的注釋、考評分成「編年」、「內注」、「外注」、「根據」四個部分，以體現其「詳註」之「詳」的特點。

　　 杜詩編年。仇兆鰲在《凡例》中指出為詩作編年的重要性。

　　 內註解意。所渭「解意」，指的是對詩的結構、章句、立意、內容的分析和串講。內注注於詩末或章末。在「內注」中，除了徵引諸家，特別是當時尚未有流傳的《杜臆》的評說外，主要是仇兆鰲自己的見解，很能體現他具有的藝術欣賞能力和分析能力。

　　 外注引古。所謂「引古」就是徵引古書，解釋典故名物。《杜詩詳註》之「詳」在這部分有集中反映。首先是注釋條目多，其次是每條內徵引繁富。

　　 杜詩根據。在注文之後，仇兆鰲引了許多前人的論述，對每首詩進行分析、評論、發揮，他把這部分稱為「杜詩根據」，實際上是前人對杜詩思想、藝術評論的資料彙編。

每條都引用多人的看法，這不僅僅是對每首詩增加了一些評論分析的參考資料，而是想通過這些對杜詩的評析，使讀者對詩歌體裁的特點、對詩歌的創作和欣賞有進一步的理解。而對前人對每首詩的具體評論的系統引用，也會擴大讀者的視野，有助於深人把握杜詩的特點。

　　 《杜詩詳註》，除了仇兆鰲由於時代及個人的局限，在評介杜詩的思想和藝術時，時有穿鑿附會和陳腐無聊之處外，在注釋徵引亦有一些缺點，主要有：第一，雖徵引繁富，但有時有泛釋無當、不著邊際的毛病，甚至不注意注中所引文句的這一詞與詩句的這一詞有無關係。第二，徵引前人之說，時有貪多而缺乏裁斷，使讀者無所適從。第三，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其所引書常有錯誤，「如注『忘機對茅草』句，引《高士傳》『葉干忘機』，今《高士傳》無此文，即《太平御覽》所載嵇康《高士傳》幾盈二卷，亦無此文。」 　

2015-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