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蔡元培先生
步行十多分鐘就是一面大牆,上書「書香故里」四個大字,再沿街拐進去便是蔡元培故居。
1.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先生誕生在浙江紹興,7歲中秀才,22歲中舉人,24歲中進士,26歲成為翰林院編修。而就在所有親朋都覺得他前途無量時,蔡元培卻辭官而去,回紹興辦起了學堂。 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受孫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國教育總長。他擔任教育總長時,教育部連他就三人:總長、次長和秘書。而且堂堂教育部,借了兩間房屋辦公。 不久,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果實。不滿其獨裁,蔡元培毅然辭去教育總長之職。袁世凱誠意挽留:「我代四萬萬人堅留總長。」蔡元培回了一句:「元培亦以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 1916年,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當上大總統。他頒發委任狀——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朋友得知後,紛紛上門勸阻蔡元培不要赴任:「北大太腐敗,進去,若不能整頓,對聲名有礙。」 確實如此,此前北大已走馬燈似的換了四任校長。嚴復、章士釗、何燏時、胡仁源,皆何等人物,但最後都灰頭土臉地被「趕出」了北大。面對好友勸阻,蔡元培說:「既然知道它是腐敗之地,那就更應該進去整頓,君子愛人以德,就算失敗,也算盡了心。」又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1917年1月4日的北京,寒風蕭索。一輛馬車迎著漫天飛雪,簌簌而來。車行至北京大學門口,驟然剎住。蔡元培一撩簾一挺身,健步走下車來。北大門口,校工們早已整齊分立兩側,齊刷刷地向迎面行來的新校長鞠躬致敬。蔡元培摘下禮帽,回敬以深深一躬。 校工們面面相覷,全驚愣了——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過的事情。 北大是官辦大學,校長是內閣大臣待遇,從不把校工們放在眼裡。「校長竟然鞠躬致敬,感覺不同以往啊!」 校工們哪裡會知道,這一躬不但徹底改變了北大,也就此拉開了中國現代大學之帷幕。 2. 當時的北大,確實烏煙瘴氣,學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有的學生一年要花五千銀元,捧戲子、打麻將、吃花酒,對讀書毫無興趣。入北大讀書,就是為了混一張文憑,然後以「第一學府」的身份去社會上撈個官位。 老師呢,多是開後門進來的不學無術之徒。所謂講課,就是把講義印出來,然後分發給學生,再誦讀一遍就完事。 史學家顧頡剛當時就讀於北大,他說:「當時的北大被戲稱為『官僚養成所』。」他記憶中的北大是這樣的: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後就坐車直奔「八大胡同」,北大師生那時被妓院們稱為最佳主顧。 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就是「結十兄弟」:十個學生結拜為兄弟,畢業後各自鑽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這個官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花錢買來的,那麼鑽營費就由十人分攤。 蔡元培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走馬上任的。 面對這樣一所「學校」,若不釜底抽薪,根本無從醫治。上任五天後,1917年1月9日,北京雪花飄飄。這一天,蔡元培發表了就職演說,一開口,他就對這所大學的性質進行了精準定位:「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他接著說,「大學不是販賣畢業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至於學者,一言指出研學的基礎: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至於學校,一言指出育人的責任:學生在校如果不能正根基,勤學問,即便將來出而仕事,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 在場之師生,在漫天飛雪下,皆被蔡之氣勢所懾。當時還是一名學生的羅家倫後來回憶說:「那深邃、無畏而又強烈震撼人們心靈深處的聲音,驅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烏雲,它不僅賦予了北京大學一個新的靈魂,而且激勵了全國的青年。」 隨後,蔡元培委託魯迅設計了北大校徽。魯迅採用中國傳統的瓦當形象,將「北大」兩個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對背側立的兩個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個正面站立的人像,意即「三人成眾」,肩負開啟民智之重任。 蔡元培自己則為北大設計了校旗。用紅色代表物理、化學等「現象的科學」;用藍色代表歷史、生物進化等「發生的科學」;用黃色代表植物、動物、生物等「系統的科學」;白色是七色的總和,故用其代表自然哲學;黑色可視作「無色之色」,故用其代表玄學。
北大之宏大抱負,盡展於校旗校徽中。北大學子們後來感嘆:「北京大學雖然在維新變法中成立,卻是在蔡元培先生擔任校長時才得以真正誕生。」 3. 上任之前,蔡元培就聽說陳獨秀。這個人不怎麼愛守規矩,早晨蒙頭大睡,午後不見蹤影,夜間則出沒戲院,但他是一個大才子!1916年12月26日,一接到委任狀,蔡元培就直奔陳獨秀所寄宿的北京正陽門西河沿衚衕的一家旅館。 找到陳獨秀,蔡元培開門見山:「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卻不願:「我要回上海辦《新青年》。」蔡元培說:「也可以在北京辦啊!」陳獨秀仍不願:「我覺得還是上海好。」蔡元培沒有放棄,隔天就往衚衕跑。半月後,陳獨秀終於被打動:「那我留下來吧!」但陳獨秀是一介白丁,於是,蔡元培為陳獨秀編造了「東京日本大學畢業」的假學歷和「曾任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的假履歷。陳獨秀這才得以「妥妥地」進了北大。 1917年,23歲的梁漱溟,將自己寫的一本哲學書寄給了蔡元培,目的只有一個:希望得到賞識,進北大讀書。 不料蔡元培回信說:「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學。」 梁漱溟驚呆了:「我只有中學學歷,而且近幾年才自學佛學,對印度哲學沒有多少見識。」面對蔡元培的盛情,梁漱溟哪裡敢答應? 蔡元培找到梁漱溟,徹夜長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學,但我也沒有發現誰比你更精通。我認定你是一個搞哲學的人才,你就大膽地干吧!」 梁漱溟感嘆:「欲當北大學生而不得,卻一下子成了北大教師。」 「性是學問,是一門藝術,性生活是人生美好的精神享受,它有利於男女雙方的身心健康……」這是性學博士張競生編撰的《性史》。按今日之開放度,張競生《性史》部分觀點,亦不能被大眾所接受,更不要說當時之民國。故張競生被視為「中國文妖」,人人避而遠之。沒想到蔡元培竟邀之,讓其到北大教哲學。 蔡元培還讓北大進行「課堂公開」,「不管有沒有學籍,都可以來聽課。」有時旁聽生來早搶了座位,遲來的正式生只好站後邊。華羅庚、沈從文等,都做過北大旁聽生。而最有名的旁聽生,名字叫做毛澤東。「他經常跑來聽陳獨秀、胡適等教授講課。」 1920年,蔡元培更是石破天驚——讓北大招收女生,開啟了中國大學教育男女同校之帷幕。有人問:「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何不先請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教育部大學令,並無專收男生的規定。」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這是蔡元培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人才為大學之根本,興化致治,必俟得人。」這正是蔡元培千方百計延攬人才之原因。 他們有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新思想旗手,有陳垣、徐悲鴻、熊十力、馬寅初等學界名流,有李四光、丁燮林、翁文灝、朱家驊等學科大家,還有傅斯年、羅家倫、馮友蘭、朱自清等模範學生! 於是北大有了中國大學史上最輝煌的師生陣容。實現了蔡元培所冀望的「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目的。顧頡剛說:「這所維新變法遺存下來的舊書院搖身一變,遂成為中國現代大學之楷模,成為新思潮旋風之中心。」 4. 蔡元培的辦學主張是: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胡適教授是倡導白話文的旗手,而黃侃教授則是反對白話文的先鋒;胡適與梁漱溟對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讓他倆各開一課,唱對台戲;胡適、錢玄同等絕對提倡白話文學,黃侃、劉師培等極端維護文言文學;王寵惠信奉三民主義,李大釗、陳獨秀信奉共產主義;李石曾信奉無政府主義,辜鴻銘憧憬君主立憲……對這些,蔡元培不持門戶之見,就讓他們並存。 可以這麼說:當時有多少學派,北大師生中就有多少學派;中國有多少黨派,北大師生中就有多少黨派。「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並坐討論;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同席笑談。」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頭記索隱》,提出《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小說」,並指出:「書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但胡適覺得蔡元培的索隱完全是牽強附會。於是準備尋找《四松堂集》,以推翻蔡之觀點。不料四處尋找而不得,胡適逐漸心灰意冷。偏在此時,蔡元培託人找到此書,送上門來。胡適根據書中史料記載,證明了《紅樓夢》是「曹雪芹自述」的說法。 蔡元培的舉動,無異於給敵人送彈藥,此等雅量,天下幾人哉?陳獨秀稱讚道:「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自由思想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 蔡元培就這樣以身垂範,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兼容並包,思想自由。 當時在北大就讀的顧頡剛說:「在各派思想學說的激蕩下,北大青年學子們的眼界和頭腦都被打開了。」 「一些學生正埋頭閱讀《文選》中李善那些字體極小的評註,而窗外另一些學生卻在大聲地朗讀拜倫的詩歌;在房間某個角落,學生因古典桐城學派的優美散文而不住點頭;而在另一個角落,學生則正討論娜拉離家後會怎樣生活……」 這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風格,在同一個地方交錯重疊的現象,在北大歷史上、甚至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 正是出於蔡元培堅持與發揚「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北大人才方得以大師輩出,北大學術方得以碩果累累,北大才得以成為全國新文化運動陣地和學術之中心。 5. 馮友蘭曾撰文懷念寫道:「有一天,我從這位新校長身邊走過,覺得他藹然仁者、慈祥誠懇的氣象,使我心裡一陣舒服。我想,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春風化雨吧。」 馮友蘭筆下的蔡元培溫潤如玉,有書生之氣,君子之風,教化於無言。 當時,北大還有不少外籍教員,其中一個叫克德萊的英國人,仗著是英國公使朱爾典的親信,屢屢缺課,還經常混跡煙花之所。經校評議會決定開除了克德萊。事後,朱爾典找到總統黎元洪,黎元洪怕得罪洋人,派外交總長遊說蔡元培,朱爾典也親自出馬找蔡元培談判,蔡元培說了四個字:「絕無可能。」最終不惜對簿公堂,以「勝訴」方才平息此事。 有段時間,教育部拖欠北大工資數月。北大教師生活不保,評議會決定徵收少量講義費。部分學生不肯交納,為此包圍紅樓。 蔡元培挺身而出:「你們鬧什麼?」為首學生說:「沈士遠主張徵收講義費,我們找他理論!」蔡元培說:「這是評議會決定的,我是校長,我負責。」學生惡語相向:「你倚老賣老!」50歲的蔡元培毫無懼色,揮拳作勢:「在維持校規的大前提下,我跟你們決鬥!」學生們被其氣勢所懾,盡皆散去。 教授治校,規範校紀,北大之師生面貌,煥然一新。學生羅家倫評價說:「陳陳相因、敷衍塞責之流弊由此盡去。」 由此北大不但成為中國最自由的大學,也成為中國最規範之大學。 6. 蔡元培妻子王昭病故後,一個個媒人接踵踏進蔡家。蔡元培便在書房牆上掛了5條擇偶標準: 第一、須不纏足的;第二、須識字的;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約束;第四、丈夫死後可以改嫁;第五、夫婦如不相合可以離婚。 不纏足、可以再嫁、可以離婚這三條,在當時都是驚世駭俗,街頭巷尾議論紛紛,甚至還有老夫子坐了轎子來找蔡元培辯論。 但最被北大師生們敬佩的卻是第三條——能接受男不娶妾。當時之北京,嫖妓、娶妾皆是常態,但蔡元培自己卻提出「男不娶妾」,遂成北京傳奇。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提出了一個著名觀點——大學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蔡元培主張:成立各種社團。「人人只有先改良自己,才可能重新振興風氣。」 1918年初,蔡元培率先發起成立了進德會: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於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丙種會員,於前五戒外,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三戒。凡要入會者均須填寫「志願書」,寫明自己願為何種會員,簽名蓋章。入會以後,違反戒律者,將被罰之。 陳獨秀、馬寅初、胡適等人,選擇了甲種會員;蔡元培自己和傅斯年等人,選擇了乙種會員;梁漱溟、李石曾等人,選擇了丙種會員。蔡元培踐行承諾,終老沒有一犯,絕對遵守「不嫖,不賭,不娶妾」三條,成為公認的模範會員。 在蔡元培率先垂範之下,幾十個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嘟嘟冒出:靜坐會,「以為衛生進德之助」;技擊會,「以強壯體格研究我國固有之尚武學術」;體育會,「以強健身體活潑精神」;雄辯會,「以闡發學理修飾辭令」;毛澤東,參加的是新聞研究會。 社團並起,僅僅一年,北大風氣就煥然一新。 林語堂對此深有感觸說:「風氣就是空氣,空氣好,使一班青年朝夕浸染其中。」「人人見賢思齊,圖自策勵,以求不落人後。」 這樣的風氣,不僅浸染了北大,也浸染了整個北京,「震開了當年北京八表同昏的烏煙瘴氣」。 梁漱溟後來評價說:「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 7.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床後剛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鮮血倒地,繼之昏厥。兩天後,醫治無效,溘然長逝。 蔡元培死後無一間屋、一寸土,且欠下千餘元醫藥費,就連入殮時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務印書館王雲五代籌,其清貧叫人落淚。出殯之日,很多香港市民聞聲出來送別。 得知蔡元培病逝消息後,蔣介石在重慶主持公祭,延安舉行各界追悼大會;毛澤東在唁電中稱其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蔣夢麟的輓聯是「大德垂後世,中國一完人」;吳稚暉的輓聯是「平生無缺德,舉世失完人」;傅斯年甚至喟嘆:「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如此之高的評價,盡全國唯有此一人。, 這個現代北大的締造者,這個中國現代大學理念和精神的締造者,未留任何財產,僅有兩句遺言:「科學救國,美育救國。」 此後,蔡元培之名在中國漸漸消隱,如同他隱沒在雜草叢生中的墓穴。1977 年,余光中特意到香港祭拜蔡墓,他四問路人,沒想到竟然無人知曉,幾經周折,才在一處華人公墓內找到。因多年沒人看顧,蔡墓已被荒草湮沒。 余光中心中一酸,頓時淚灑衣襟。這個健忘的世界,總還有些人不曾忘記他! 1919年,美國哲學家杜威到中國訪問演講,正好目睹了「五四運動」前前後後整個過程。了解北大了解蔡元培後,他感慨萬千:「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 大學雖已遍天下,世間再無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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