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犯，一個不殺

日本戰犯，一個不殺 二月杏花八月桂新中國歷史上的特赦一、赦免決策的醞釀和提出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政權剛剛建立，主要任務是鞏固政權，再加上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處理罪犯尤其是戰犯問題被暫時擱置起來。正如周恩來所說：「哪裡有一個國家在戰爭還未結束時就處理戰俘的？所以慢一點是合乎形勢和政策的。」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3月15日。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國家政治經濟秩序基本建立，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處理罪犯和戰犯問題提上議程。　　(一)黨中央首次醞釀大赦，成為實施特赦政策的先聲。1954年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大赦」和「特赦」作出規定，赦免政策的提出由此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同年12月18日，根據毛澤東關於釋放一批在押國民黨戰俘的指示，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彙報會議。會議決定對「在押戰俘情況進行調查，做些釋放的準備工作。可以考慮先釋放一批小的(如尉官)戰俘，對其他較大一些的戰俘擬採用大赦的辦法」《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32頁。。這是黨中央最早醞釀大赦的情況。　　(二)向黨內外人士徵求意見，確立了寬大處理國內外戰犯的基本方針。赦免政策提出以後，處理戰犯的基本方針和具體辦法，成為首先要討論的問題。針對日本戰犯，1955年12月2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處理意見：寬大處理，不判死刑和無期徒刑，極少數判有期徒刑。至於國內戰犯，1956年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全委會第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新方針，這就需要對待國內戰犯的政策與這個新方針相適應。第二天，周恩來在陸定一《為配合周恩來同志在政協所作的政治報告》上批示：「政協會後，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這是中央準備赦免戰犯的重要信號。　　為了在更大範圍內徵求意見，1956年4月11日，中央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並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人民群眾團體各黨組下發《中共中央關於徵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通知強調：從寬處理有助於「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對國家對人民都比較有利。但是，這樣處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認為太便宜了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動分子感到無所畏懼，因而助長他們的反動氣焰。為此，提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在四、五兩月內召開當地政協常委擴大會，或其他適當範圍的座談會，徵求意見，會後將結果向中央作報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後決定」。為了儘可能擴大徵求意見的範圍，毛澤東在通知上專門加了一段話：「除此以外，請你們將此件印發給所屬地委、省轄市委和縣委，也請他們召集黨內外的適當會議加以討論，徵求意見，於五月中旬以前由你們彙集報告中央。」《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頁。　　總體上看，對日本戰犯，中央認為應從寬，地方和人民群眾認為應從嚴；對國內戰犯，由於成員比較複雜，具體什麼時間放，怎麼放，意見也不一致。正如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所說：國內戰犯「這些人不好判，當時判，就會要判一部分死刑，現在過了7年，如果判，也還有人要求處死。但是，不很有利，所以寧可緩判，多押一個時期，情況慢慢變了，將來逐步的放一些，特赦一批」。「處理這批人還需要時間、需要分析、需要分別處理，因為這裡有個群眾的覺悟問題。」周恩來在全國省市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廳局長聯席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6年7月15日。有鑒於此，中央在1956年沒有作出有關特赦問題的決定。關於這一點，毛澤東解釋說：「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麼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同時要向老百姓作說明……不講清這個道理，一下子把他們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同時也沒有必要。」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5月2日。但中央最終確立了處理戰犯的基本方針：對日本戰犯，一個不殺，寬大處理；對國內戰犯，一個不殺，分批釋放。1956年對日本戰犯無特赦之名而具特赦之實的赦免，為正式特赦積累了有益經驗。按照寬大處理的方針，1956年4月25日，一屆全國人大第34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並由毛澤東當天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向全世界公布。該《決定》是審判和處理日本戰犯的第一個法律文件，也是我國國內法審判戰犯的第一個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決定》於當年分三批釋放了免予起訴的1017名日本戰犯。另外45名從寬判處有期徒刑的，後來或服滿刑期、或獲得減刑、或因病釋放，至1964年3月6日最後3名戰犯獲釋回國，日本戰犯全部釋放完畢。中國政府寬大處理日本戰犯，被認為是無特赦之名而具特赦之實的赦免。這一舉措，在日本各界深得人心，也為處理國內戰犯積累了有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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