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時為何眾多沿海良民成漢奸？[2]

07-10

　　在虎門的沙角、大角炮台，英軍在正面進攻的同時，「又撥夷兵漢奸數百名，由大角山後緣山而上，從牆缺處打進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撥黑夷千餘名，漢奸百餘名，由穿鼻灣登岸，逆兵船則攻炮台前面，黑夷從山後攻炮台後面，我兵兩面受敵。」（《鴉片戰爭文獻彙編（三）》。林則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戰役中的「漢奸」之害，他們「或冒官兵號衣，或穿夷服，用梯牽引而上。」既為英軍帶路，又幫助英軍作戰。

　　1841年5月份，英軍兵臨廣州城下，趁夜在「漢奸」的指引下奪取炮台，攻下城門。5月27日，廣州守將奕山被迫求和，與英軍締結了《廣州和約》。滿清親貴們把清軍戰敗的責任不斷地歸咎於「漢奸」。在他們的眼裡，「漢奸」無所不在。奕經形容兩廣一帶「到處漢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為奸匪」；為了消除這種恐懼，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於防寇」的觀點。

　　不僅僅是在廣東，在其他地方，凡是英軍所到之處，都有「漢奸」接應。在寧波，被清軍拿獲的名為虞得倡的寧波漢奸供稱：「夷人用漢奸各處打聽信息，日日有報，或數十起，或一二十起。」在定海，英軍在「漢奸」引導下，從清軍設防薄弱的後山登岸。1842年7月英軍攻鎮江，「遣漢奸駛駕杉板船，預伏岸側，乘火輪船開炮頭，捨命登岸。」

　　在一開始，道光皇帝還希望與英軍展開一場「漢奸爭奪戰」。他在給奕經的上諭中說：「奸民之甘為夷用者，一則貪彼重利，一則畏我科條，今若予以自新，懸以重賞，必有自拔來歸為我間諜者。」但隨著戰爭的節節失利，道光的防範心理逐步佔了上風，甚至開始擔憂「漢奸」會混進清軍內部。他諭令南方的各地大員，在地方上招募義勇時一定要防備「漢奸」。

　　隨著戰況的惡化，「漢奸」兩字幾乎讓道光進入了焦慮狀態，他懷疑就連京畿地區也遍地是漢奸了。在給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諭旨中，他讓守軍一定要拿出嚴密的防範「漢奸」的方式，否則的話，英軍「倘遣人改裝易服，於遼闊無人之境，陸續上岸，暗伏各處，迨聚多人，然後繞至炮台後面，突出逞凶……倘該夷因海口嚴防，分遣漢奸匪黨，扮作商民難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藝人等形狀，潛蹤分起，溷跡入城，作為內應……」京城將危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