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未都:收藏有詐

對於一個普通收藏者如何鑒定古董的真偽，馬未都覺得研究這些東西的意義並不大。他認為，只要建立一個很正常的文化消費觀，別老想著投資，就不會上當。

喝街的行規

馬未都說他很幸運能成為一個收藏家，並且趕上了好時候:在他開始收藏的時候，文物都不值錢，一個碗3塊錢，他寫一篇小說能掙好幾十塊錢，夠買好多碗了;擱在現在，就是寫一本書也未必能買回一隻碗。「我的年齡段卡得可丁可卯，我21歲『文革』結束，1980年我25歲，25歲到35歲是我狂收暴斂的10年。這10年古董價格長時間是谷底，沒有什麼起伏，持續的時間特別長。比我大的人，『文革』前章乃器這些藏家，讓人整死一半，比我小10歲的人等他們有能力的時候，這些東西都貴了。」在物求人的年代，馬未都收藏了不少好東西，在人求物的年代，他已經不怎麼收藏了。馬未都見證了人與物之間的轉化，也玩味出收藏界這個領域裡的人生哲學。

馬未都真正開始收藏是回到城裡當工人的時候，後來調入中國青年出版社更加快了他的收藏速度。他當時住在北京西郊空軍總醫院，在東城上班，每天騎車大約需要40分鐘，中間路過釣魚台國賓館，那附近有個擺地攤賣古董的跳蚤市場。這個市場是非法的，每天6點多鐘擺攤，七八點鐘散攤，馬未都就提前半個小時出門，繞到這裡轉轉，每個月都能買上一兩件心儀的古董。時間一長，就跟這幫人混熟了，他的很多古董知識和交易行規都是從這裡學到的。

「因為他們每天上來的東西都不一樣，就跟老師每天給你布置一道題似的，很多東西都沒見過。」馬未都說。混熟了，馬未都發現這些人大都服過刑，刑滿釋放後沒工作，做古董生意就是將本求利，「他們賣的是什麼不知道，但知道3塊錢買進的，5塊錢就賣，2塊肯定不賣」。

在馬未都四處收藏古董的時候，周圍人都沒什麼興趣，每次他買到一個好東西想跟朋友交流欣賞都找不到人。「買完東西不給別人看不過癮，必須給別人看。」馬未都說。有一天，他抱著一個新買的大罐子去找一個朋友，敲門門不開，但他在外面聽見屋子裡有人，所以就一直又喊又敲。門總算開了，一進門發現屋子裡四五個人神色慌張，他也不管那一套，把大青花罐子拿出來，往電視上一擱，這時才發現電視機是熱的，再看那些人慌張的表情，恍然大悟:原來這些人鎖在屋子裡看毛片呢。「我說毛片什麼時候都能看，你看我這個吧，特棒。我就發現每個人都特別茫然，他們都覺得我特掃他們的興。」

這個大青花罐子就是馬未都從那個地攤上買回來的。在跟這些練攤兒的人熟悉了之後，他們就帶馬未都往住戶家裡領。由於有些東西太貴，練攤的人買不起，怕有風險，便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交易成了就給他們一點傭金。「舊社會有一個特別好的規矩現在沒人執行，過去有一個術語叫『成三破二』，中間人拿5%，『成』是賣方買賣做成了，『破』是買方破費。我們現在的中間人一張口就是10%，這是最輕的，有的上來就要兩成的提成，過去的中間人都特規矩。」

有些掮客為了促成一樁買賣，不惜用一些無賴手段，當年馬未都就遇到一次，「當時早期那種無賴的手段你都不能想像」。有一次，一個年輕人帶他買東西，進屋後那年輕人等在門外，「這堆東西有瓶子、鍾、碗等十來件，一共要360元，我看完覺得還可以，我說我要了，賣主又突然反悔不賣了。出門後年輕人問我買了嗎，我說我想買人家不賣，你說我一文化人也不能跟他掰扯，只能走了。他問我裡面那些東西哪件不值錢，我說裡面有一破碗一分錢都不值，他說行，你跟我進來吧。」年輕人於是進門說:「哪能不賣呀？」賣主說就是不想賣了。「他趁那家人不注意，當著我拿起那隻碗『啪』就摔了，嚇我一跳。我看見是成心摔的，年輕人說，哎喲，不小心給你摔碎一個，這怎麼辦呀，賠是肯定不可能了，還是按原價360元都買下來吧。他摔碎一個最不值錢的，說要賠就拿360塊錢帶走這一堆，弄得家裡人特難過，我也特不好意思。這種人非常有經驗，經常串戶，專門收這種舊貨。最後這家人嘀咕半天決定360元賣我了。出門以後我問他，要是這家人非不賣呢？他說那就再摔一件看他們賣不賣。這些賴招只有社會最底層的地痞才會使，咱們想都想不到。」

「這種人叫『喝街的』。」馬未都說，就是專門走街串巷，非常有經驗。在出版社期間，總有喝街的找到馬未都，讓他跟他們去通縣喝街。馬未都那時覺得自己是個文化人，臉皮兒薄，不好意思跟人上街收破爛，但他知道通縣的古董特別多，因為過去通縣是北京貨運終點，很多黃花梨傢具在蘇州做好，通過運河運到通州，這裡就成了傢具集散地，賣不掉的庫底子就自己留著用了。

喝街也有喝出寶貝的。有一次，幾個農民喝出一個永樂年間的罐子，喝出來的是幾十塊錢，轉手就是4萬元。一個古董販子大半夜給馬未都打電話，馬未都不想去，但又很動心，反正從東四十二條到燈市口也不遠，便騎著自行車去了。沿途馬未都發現滿街都是警察，等見到那個罐子，發現的確是真的。那幾個農民說要買當晚結賬，「4萬元當然是便宜的，我倒是有錢，但是是港幣，農民一聽港幣不要。都下半夜1點多了，那也不能等天亮，我給換匯的打電話，叫他半夜來，他要點高點，我說成高點就高點。我記得特清楚，當時在路燈下換成人民幣，都兩三點了，一幫農民數錢。路上不全都是警察嗎？我就不敢拿那罐子回家，騎一自行車後面背一大青花罐子，警察肯定得讓我靠邊，當倒賣文物給扣了。那天到家都三四點了，上午我一睜眼腦袋嗡地一下，壞了，這販子備不住把東西拿去賣了。果然，3點多我一走他就又聯繫別的買家，早上8點多就給賣了，賣了12萬元。早上他拿著4萬塊來還我，說我這回真賺了不少錢，但我還欠人家好多債，我以後賺了大錢再分您，轉身走了。我等於是白忙活一晚上，把港幣變成人民幣，什麼事都沒我的」。

讓馬未都更後悔的是，秋天這個永樂罐子就在香港蘇富比出現了，當時賣了200多萬港幣。這罐子再度出現大概是2005年，賣了3000多萬港幣。「當天要不是那滿街的警察，我就抱回家了，跟他就是錢的事了——你幫我一忙，我給你一兩萬塊到頭了。農民喝街35塊錢喝出來的，我跟它失之交臂。」馬未都今天說起這事還帶著遺憾。

馬未都說:「現在北京這種走街串巷的沒了。他們有一定的知識，對你賣的東西有一個價值判斷，有一整套對付你的辦法，聲東擊西，把你說暈，用各種辦法讓你賣不出價去。但他們知道這東西在哪能賣出價，利用的是信息不對等。最早做古董的這些人，不需要文物知識，只需要對人的了解，那時候不可能從戶里買出假的來，關鍵是怎麼能讓他賣。一般喝街的人嘴都特甜，大爺大媽地叫著，你買冬儲大白菜，他肯定一頭大汗地幫你搬。這事我都干過。在國務院宿舍看人家裡有文物，老頭對我特好，一到買白菜和蜂窩煤的時候就幫人家卸，卸完以後每次都到人家裡洗乾淨手抱著瓶子看，看久了老頭就說喜歡就拿走吧，根本也沒花錢，因為那時候全社會沒意識。」

當然，這樣的便宜馬未都佔得不多，多數時候他還是要出點血。有一次，一個販子賣給他一對梨花圈椅，他1000塊錢買的，4000塊出手，馬未都判斷這椅子的行價大約是8000到1萬元，便成交。馬未都說:「該他賺的錢你得讓他賺到。我的理論是，多給錢的壞處是這一單虧了，好處是生意的長久，你的通道是通暢的，總有他出漏的時候給你提供有價值的信息。比如這杯子他10塊買的，你給他20塊，他認為翻了一跟頭，你老給他12塊怎麼行？古董販子拿到古董的時候都是想到誰能出大價錢，實現價值最大化，所以一開始裝傻多給點錢沒壞處。我之所以收了很多很多好東西，就是一開始不在乎那點小錢，他們覺得你不錯，有事先通報給你。我覺得早期收藏，所有東西的價值都不抵信息的價值，東西貴一點便宜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你能知道誰那裡有東西。」

失之交臂

有時候，馬未都知道哪裡有好東西，但由於各種原因失之交臂。比如上世紀80年代，他在安徽的文物商店看到一個宣德年間的盤子，當時標價400元外匯人民幣，現在這個盤子最少400萬元人民幣。但當時要外匯，馬未都只好放棄。半年後他帶著外匯去，他們還不賣，要護照，因為只賣給外國人，到最後也沒有買到。

還有一次，他在上海友誼商店看見乾隆年間的一隻碗，特別罕見。1986年要3萬元外匯人民幣，他買不起，到1988年再去就沒了，隔了一年蘇富比賣了792萬港幣。「當然我不知道後來的事，我要是知道，砸鍋賣鐵也要把它買回來。當年一個日本人792萬港幣買走的時候，所有這行業的人都認為這個碗終生不會再漲價了，那時候100萬美元跟今天1億美元差不多。這個日本人放了21年，2000年的時候亞洲經濟危機，他拿出來賣了，沒怎麼賺錢賣了2100萬港幣，翻了3倍。這種事我遇到的特多，從收藏角度，別看我有這麼多東西，其實買不起的是大多數，現在回過頭來說那東西那麼便宜你怎麼不買，我當時也得有錢呀。」

這是買不起，而買得起卻不買最讓人遺憾。「我的經驗是你要是想收藏，一定要有一部分現金，嚴防好東西出現你沒錢了。那時基本處於捉襟見肘的狀態，買了甲就不能買乙，經常借錢。最怕的是身上有錢，那堆東西可以買，但你放棄了。1985年，琉璃廠虹光閣內櫃給開封博物館準備收藏，是明清兩代瓷器，有上百件，兩玻璃柜子，2.2萬元。這筆錢開封博物館批了兩年都沒批下來，我老跟他們說他們要不買，我就要這東西了。後來終於有一天，他們通知我說，開封博物館錢批不下來，要買就拿錢來。我犯了個終身大錯誤，我當時有這筆錢，可一下子花出去心裡有點承受不住。今天的人看怎麼那麼短淺呢，就是短淺，一共就那點錢。也不知道後來是這樣一個局面，也不知道後來就沒機會再買了，人不能長後眼嘛。我把它放棄了，要是沒放棄，價格至少翻1000倍。」

在上世紀80年代，古董的價值是體現不出來的，當時沒有人能想到古董會升值，人們對一件古董的價值判斷也僅僅停留在心裡感受層面。所以馬未都感慨地說:「整個10年，我對古董價格的感受都非常不準確，而且資金非常有限，想不到後來的事。」第一次讓馬未都感受到古董很值錢還是在1988年，當時一個台灣人來北京，看到他有隻碗，問能不能賣給他。這隻當時花200塊錢買的碗，台灣人開價1萬美元，這件事讓馬未都有了「價值觀」，但是馬未都還是沒有賣。「所有跟我一起玩古董的全被歷史淘汰了，北京一個沒剩，全國也是，不是下大獄就是吸毒、家破人亡、娶五房太太……什麼事都有。沒有像我這樣的，我沒賣，賣的人全是死;賣的人不賺錢，賺也是賺一陣子。我不賣不是因為我不喜歡錢，是我源於文人的面子，我覺得賣東西是一個奇恥大辱，我的不賣把我徹底救了。」

很多人都不清楚馬未都哪裡來那麼多錢買古董，其實馬未都在出版社做編輯的時候就開始做藥材生意，賣中藥材是個暴利行業，一個月能掙七八萬塊錢，靠賣葯掙來的錢玩古董。因為當時在出版社，不敢跟人講自己做買賣，但給人的印象就是馬未都有錢，就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馬未都很懷念上世紀80年代四處買古董的歲月，比如去河北、山西一帶，有人帶路，到處都是寶貝，哈腰就能揀到。現在沒有了，到處都是雷。「就是等於你去的時候是個處女地，森林裡都是大蘑菇，隨便采，現在都是毒蘑菇。」馬未都說。而且，馬未都是第一個從國外用集裝箱往回買文物的人。

現場的鑒別力

1995年，中國有拍賣行了，馬未都就被請去當顧問，古董的真假就由他一個人說了算，「我絕對是對著良心說話」。馬未都說，有一次拍賣，拍賣行說有件東西起拍價太貴，要退回去，他問為什麼，他們說是康熙仿成化的瓷器，不值4萬元。箱子打開一看，馬未都就愣了，實際上就是明代的。馬未都告訴他們這是真的，他們不信，找人鑒定，最後確認的確是明代瓷器。最後這件瓷器220萬元拍賣出手。馬未都說:「我但凡有點私心，特簡單，我一關蓋說退，然後問清楚是誰的，跟底下人說，打個電話，說現在上不了拍，有人托底你賣不賣，他們都賣。4萬塊你匯過去，這東西就是你的了。但是我受雇於人的時候，我絕對不會幹這樣的事情。」

馬未都認為，市場是很鍛煉人的，從他最初跟擺地攤的打交道開始，練就了很強的心理素質。當時，文物鑒定的技術力量很薄弱，博物館的專家對市場的判斷幾乎是零，馬未都多年來在野路子里趟過來的經驗，讓他能對很多複雜的事情做出快速判斷。「一個奧運會射擊冠軍碰上個土匪是沒有用的:你三點對一線，准心對缺口，先吸一口氣定住神才能對準對方，人家土匪早把你天靈蓋兒給掀了。市場很殘酷，它訓練人，我看過很多博物館的人到市場跟前就虛了，就不敢說話了。地攤上買東西有一規矩，比如你賣我買，你賣這件東西，我往那一蹲，多少錢啊？你說200元，我說80元吧，你說不行，150元，我說100元吧，咱倆這麼磨蹭之間，任何人看這個東西不能伸手，不能有個人說那我給100元拿走，那不行。那這時候，你對這個東西要做出最後的決定，沒有任何後援，沒有人可以商量，沒有時間讓你回家翻翻書這東西怎麼回事。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這會兒，蹲在這兒，幾分鐘之內搞定。而且我經常碰見，過去地攤上買東西，盯著這東西的時候旁邊都是大腿，這大腿就表明都看上了。尤其後來我在這行越來越有名了，只要我蹲在那兒，就沒有機會再起來了，那我的決定都是這一會兒。我說的就是，土匪掏槍、上膛都是那一瞬間完成的，趕緊把你給崩了。博物館的人不行，一大堆人來了，在那折騰，翻資料，好幾天，這沒用。我們一直都是在那種非常嚴酷的條件下訓練出來的，反應極快，決心下得特快。有個人喜歡收藏，老來跟我聊，故宮舉辦青花班講永樂青花，就學這一個，5天課，一課800塊，很貴。他去學，學完回來跟我說:馬先生，別的我不敢說，永樂青花我徹底明白了。到了故宮，所有東西都調出來看，中國的五大巨頭都給講了課，做了筆記，都弄得明明白白了。跟我說完這話不到一個星期，他就在崑崙飯店咖啡廳，正趕上拍賣，一個人送一個永樂年間的盤子，我給他看。我說:您看這個，現在30萬塊錢，你要買，你現在10分鐘之內給個價，這東西就是你的，錢我給你去弄。盤子要對了，值500萬元，錯了30萬元就扔了。你現在孤立無援，10分鐘內你要做出決定。他拿著盤子看了半天，突然回過頭來跟我說了一句話，把我給說樂了，他說:『我這會兒技術歸零了。』你以為你明白了，那是故宮的人給你端出來讓你看你明白了，人家故宮裡擱了多少年了，讓你看，這是永樂的盤子，又跟著老師講的對得上，你心裡乾乾淨淨，又沒有壓力，沒有掏錢。一實戰徹底歇菜。」

心理學與證據

古董鑒定是門心理學，不管是自己購買的時候鑒定還是為別人鑒定，這裡面都有很多心理因素決定成敗。比如最常見的，不管看上一樣什麼東西，都要壓價，如果上來就痛快答應，賣主肯定認為虧了，「對不起，我弄錯了，不是這件，是那件」。所以，把價壓死了再成交，兩邊心裡都能接受。

馬未都說，只要你懂得東西的真偽，什麼都可以迎刃而解。早期古董鑒定很簡單，大部分人都不懂，即便是跟他們砍價他們也聽不進去。「好多老鄉就說，我有本管著呢，意思是你的錢得高出我的本金。後來我明白一個特簡單的道理，他不是要賣多少錢，他是缺多少錢，很多人賣東西他也給自己限定，比如我想買冰箱、彩電、錄像機，這三件東西加起來多少錢，他那堆東西他就想賣多少錢。但我也有走麥城的時候。在上海的時候，我碰到過一個乾隆四十七年的百寶嵌，說那家老爺子死了以後想賣，結果對方要112萬元。我給108萬元，108對112，理論上講，這錢差不多，做生意的人一定賣給你了，對吧？他就不賣。我沒買就出來了，我想他會追出來給我，結果出來就找不著那個地方了，人家也不追出來。我就特難過，特想要這個東西，隔了幾天去追，已經被一個台灣人買走了。他為什麼不賣給我呢？特別簡單，112萬元是他算好的，這筆錢給兒子輩分多少、孫子輩分多少，他都分得清清楚楚，108萬元就不是整數了。後來我總結經驗，就是小錢別計較，他們跟商人不一樣，他絕對不會追出來。」

鑒定古董除了要具備超強的心理素質和對對方家庭情況有必要的了解之外，還要具備一些刑事偵查學常識。比如有一次馬未都去一個人家裡看東西，一進門就覺得不對勁兒，因為他感覺這不是他們家，房子是租的。租的房子都是給自己留後路的，賣完你就找不到他了。「租的房子跟自己的家不一樣，一個人的家庭信息，你臨時湊有時候湊不上來。你租來的房子，擺上傢具，一看都是新弄的東西。」那次馬未都看的是一個缸，他一看就發現是個真的。「我上手一摸，說剛修過，那人就愣了。我為什麼一摸就摸出來了呢？冬天，屋子裡暖氣不足，比較涼，過去修理都是樹脂的，它有溫差，我是剛從外面進來的，一摸就摸出來了，但只能摸一次，摸第二次就找不到那感覺了。最後他承認修過了。其實如果它是在一個正常的家裡，我就很容易忽視這個事情。」

有一次馬未都差點被人蒙過去。一個行家通知他，說天津有個醫生收了一些古董，讓他去看，馬未都判斷過去醫生都喜歡收藏，這個前提成立，便去了天津。那確實是醫生的家，不是租的。「我看了一下他們家的東西，都是真的，不用我到跟前看都是真的，但都有毛病，不值錢。聊了一會兒，我就說，你們家是不是還有點好的啊？然後這個男的就看了他老婆一眼，這明擺著他家有樣東西，得他老婆同意。他老婆站在門框那兒態度特曖昧，我就說，你看我都這麼老遠來了，弄點好東西給我看看。這兩人就羞羞答答、半推半就地把那壁櫃打開了，壁櫃里塞得滿滿的，都是被子褥子衣服，就往外掏，一會兒就堆得跟小山一樣。最後拿出一盒子，一打開，我想，讓我逮著了，這麼一好東西，一看就是一個真的。而且這東西當時特值錢，是搖鈴尊，釉里紅，康熙的，當時國際市場上賣100多萬港幣——那是90年代，100多萬是很多的錢。我就沒敢看，給關上了，我說那這個您能讓嗎？男的說，這個可貴，女的就說不能讓，男的就說反正就是貴。他倆的戲演得甭提多好了，沒給我一點不真實的感覺。我問多少錢，他們說那得多點，16萬元。我一聽大喜啊，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就試探著還了一個價，我說能不能8萬塊，然後那人就說了有致命破綻的一句話:那您帶錢了嗎？我一下就知道我死了。因為我那麼多年裡的經驗，沒一個人這麼跟你說話，我這攔腰給一刀，他上來就問我帶錢了嗎，我一下就覺得不對了。我說沒帶錢，下星期就過來。我還不死心，一個星期後帶著8萬塊錢又回去了，在他們家，我拿到陽台上去看，看半天，這是我見過的最好的仿品。」

收藏家的軟肋

馬未都說:「我一直對證據特別有興趣。鑒定本身就是一種技術活，但鑒定本身不科學，你甭聽那些專家成天說這也算一科學，它不是真正意義的科學，它不是用儀器說話，它是眼學、目鑒、經驗學、社會學。所以，第一步，是你要對它的細節熟知，剩下的全是背景。比如說為什麼有人進來你就知道他是一騙子，他有信息告訴你，他有時候多說一句都是致命的問題。」馬未都提到當年王朔寫過《單立人探案集》，他說王朔寫得不好，如果他寫肯定比王朔好，因為他經歷過這樣一個故事:

「我見過一個女的，把我給害夠嗆。我幫一個人做收藏，一個顏色釉，比如紅的、綠的、藍的，就這種收藏，基本上都收藏齊了，就差一個胭脂紅的瓷器，特少，找不著。1996年來一女的，我不認識，她說有兩件瓷器，孩子要出國，想賣了，我說帶來了嗎？她說帶來了。一打開，兩個胭脂紅的小碗，雍正的，我就在找這東西呢，怎麼就來了。我心裡就給擬了一個價錢，因為你買東西，心裡必須先有個價錢，這東西最多12萬元。那天還特別巧，有一個電視台給我拍節目，這事兒就被拍到鏡頭裡了，但拍的時候她就特緊張，一開始我是認為她不好意思。完了之後問多少錢，她說12萬元，我想，怎麼跟我想的一樣？因為我還是想買便宜的，我說，也就值個8萬塊。她說，您這麼大收藏家您還砍價，我覺得您就能出12萬元。我覺得這話就怪怪的。我說行，咱倆再商量。因為那天拍節目，我讓她留個聯繫方式再聯繫，她說，我沒電話，也沒BB機。我說，你周圍能找著你的人，有電話也行，她說，沒人能找著我。這話對我來說是斷後的事兒，什麼事兒一斷後，我第一反應就是這裡面有詐。她怎麼要斷後呢？這東西是真的，我要放她走了，萬一這東西永遠都找不回來呢，那我就永遠找不著這東西了。我不能讓她走，我必須得跟她能聯繫上，我就讓他們給我寫個電話。那天正好有個外國人送給我一本畫冊，我給她一張紙，她就把那紙給鋪到那畫冊上給我寫了一個電話。然後那電視台就開始給我拍節目，這一岔，那女的就走了。等拍完節目出來，我就找那張紙，沒了，他們說那女的回來了又把那紙拿走了。我太想要那東西了，忽然想起來畫冊，我拿畫冊在燈光底下一照，電話號碼特清楚。但我一下就覺得那電話號碼熟，想來想去，想起來了，是我認識的一個人的電話，這個人跟我挺熟的，我就打這個電話，一打是那個人的老婆接的，她說他出差了，電話就掛了。我就百思不得其解，這怎麼回事？我就沒想到這是騙我。我所有的信息，我的需求、我的心理狀態、我想要什麼、我價格的承受力這人全知道，他們做了這麼一個局。這種假東西可能他們一下燒了5個，她可能挑了兩個最好的，把那3個擱家了。這話他可能沒跟這女的交代，她一個外行，認為5個跟兩個的區別不大，但是從內行的角度看，5個跟兩個的差別可大了——兩個都非常難得，你們家怎麼會有5個呢，不可能。後來我這個朋友家死了親人，他開了一大名單，讓我另一個朋友給他寫挽幛。那挽幛寫的時候我一看，那女的名字在上面，來的那個女的是他舅舅的孩子，所以跟他不是一個姓。那東西仿得非常像，你知道，越小的東西越難辨，越大越好看，越大信息量越大，有一處出毛病就能看出來。那東西小，單色的，又不畫，非常難看。所有這些庫里的或人送來的東西，都不敢長時間看，都是拿來看一眼，大概感覺到了就不再看了，真到付錢的時候再看。為什麼呢？如果你長時間在那看，你看瓷器他看你的臉，他看你有多喜歡，它那價錢可是不一樣的。在沒有敲定價錢之前都不認真看，這是規矩，你看的時間越長，他開的價就越高。」

馬未都分析，如果這個女的一開始不畫蛇添足說還有3個，並且把退路想好，留一個電話號碼，大概他就不會起疑心了。「一旦你要說瞎話，那代價就是你必須用兩句話遮一句話的瞎話，用四句話遮那兩句瞎話，再用八句遮你那四句瞎話，說著說著就穿幫。」

做局與破局

對文物的鑒定，馬未都認為把假的看成真的並不丟人，幾乎所有的大收藏家、大鑒定家都出現過這樣的錯誤，因為作偽程度不斷提高，曾經一次看錯不要緊，以後再也不會看錯。

隨著文物收藏熱的興盛，造假做局越來越普遍，有些局做得非常逼真，就是好萊塢的導演也要甘拜下風。馬未都經常被請去做鑒定，見過很多新時期做局手段，比如「造墓」就是很普遍的一種。馬未都說:「我認識一個西北的商人，他送我一批古董。我說你這都是新的，我不要，他說馬先生你放心，這都是我親自下去拿出來的，我們開著越野車，開了好幾天，風餐露宿的，到那兒都沒有人跡啊，好容易找到那墓道，現挖，那怎麼可能假呢？我說那怎麼就那麼准，就你們到那兒，下去就給挖出來了？你怎麼知道那兒有？其實全是假的，全是他們埋的，埋的都不是一個朝代的，但他被誆過去，還堅信不疑。然後他還跟我說，你沒有去過現場，你不懂。他認為你不懂，堅信不疑，這種人挺多的。」

還有一種更複雜的局，像一個故事片，讓你不知不覺進入角色。「我碰上一個人，買了一個東西被騙了。河南某地出了一個東西，這東西拿到北京賣給他，他絕對不要，他一定喜歡那種下了飛機坐火車，下了火車坐汽車，下了汽車騎毛驢的感覺，他喜歡這種感覺。到了以後，別人說不巧，一小時以前被賣了，他經過這麼艱苦的跋涉就特沮喪。那些人說，別沮喪，那邊有一個墓正挖呢，咱們去。就是我說的，他們知道他最喜歡的是甲，卻給他忽悠去看的是乙。他正沮喪呢，到那兒以後，就挖出一個甲來。這甲他們都沒和他說過，一挖出來就抱著說，這東西不能賣，專門給別人準備的，死活都不賣給他，連看都不讓他看。他肯定不幹，長途跋涉到這兒來，錢也沒花，最後又有人從中間撮合，亂七八糟的，很多人給他搞回來，還是個假的！這麼一折騰，他根本連看都不看，真假這個事已經不想了。拿回來讓我看，我說你這個是新的。一開始他不信，說這事複雜，說不清楚，我心說，那複雜都是設的局。」

除了演員特別多的做局，還有單出頭專門布局的人。有年夏天，非常熱，馬未都被人帶到一個四合院，說有一個華僑手裡有一批古董讓他看看。馬未都一進屋，屋裡沒空調，一個70多歲、儀錶堂堂的人接待他，穿著西服打著領帶，馬未都就覺得挺奇怪。然後那人就往外搬東西，說這東西是1971年某月某日在墨爾本什麼大街花多少錢買的。「我一看就是個假的，心說你跟我說這個沒用。他哪兒知道啊，一會兒又拿一個，又這麼說。他每一個都說得很具體，還夾著英文，說得特怪。看了十幾件，我就特煩。現在很多人雇這些人行騙，他相貌上要佔便宜，有的人一看就是個騙子，他就拿個真的也忽悠不出去。我看這個四合院，覺得是他租來的房子，布置好了忽悠人。最後他拿出一件東西，我就說，您稍等一下，這個東西如果在你們家超過8個月，我就算今天白看了。那人一下就愣了，他接不上我話，前面說的什麼大街什麼號都沒用了。還有專門在店面忽悠人的。有個老頭開了一家店，有一次我帶著手下去店裡，進去前我還跟他們說，你們千萬別叫我，別叫他認出我來。我一進去，那老頭兒說，呦，馬先生，這個那個跟我一通說。我說你怎麼賣這個東西？他說，我這是高薪聘來的。那店裡一件真東西沒有，但是老頭兒上來先告訴你哪個是假的，他告訴你大概有多少件都是假的，其他的他可沒說，但其他的也全是假的。如果你問他是什麼年份的呢？經典的話就叫:這東西不夠明。不夠明，按照常規是清朝的，對不對？但今天的也不夠明朝，這話沒有問題。有人買完了以後他說，我跟你說了啊，這東西不到明啊。確實不到明，太壞。」

自己的防線

從這些故事中，馬未都總結出一條規律，就是一旦你進行古董交易，就會有人專門拆你的心理防線，用各種各樣的方式，防不勝防。但凡買古董的人都貪便宜，你只要一貪便宜自己就把防線拆了。「所有被騙的人都會說，哎呀，我當時腦子就不轉了，什麼噴上迷魂煙了，其實什麼都沒有。不是腦子不轉了，當時腦子轉得快，想怎麼賺錢。所有的騙子都在一個地方下工夫，就是怎麼能讓你貪上，而且這個貪，做給你看，是成功的。比如他們說從墓里挖出100多個金佛，拿一個到銀行去賣，銀行當著你的面把錢一點，那邊還有100多個呢，你肯定要犯貪。你戒不了貪，就不能玩文物。我認為上大當、虧大錢的都是因為貪，而且他那時候不考慮真偽是因為有人演給他看。當然，我現在碰不著這種人了，因為他們知道到我這兒不管用，他們特別願意找剛入門半懂不懂的人。還有一部分人是心態不良，比如我鑒定一件東西收300塊錢，有人花90塊錢買的兩件東西，一個40元一個50元，跑這兒鑒定來了，那東西誰看都是假的。他為什麼要來鑒定呢？他是想僥倖萬一我說是一真的，他不就發大財了嗎？過去說搞古董這事兒，就是半個心理醫生，你得揣摩人的心理。今天的社會不健康也很正常，只不過在古董這兒特明顯。你去買股票，不也是心理也不健康嗎？有多少人是健康心理去買股票的？都是不健康，都是想撈一把就走。」

如何成為一個文物鑒定專家？馬未都認為，首先必須有豐富的社會學知識，還要有一個哲學的頭腦，科學判斷是不摻雜感情因素，但科學還不能完全解決文物鑒定，全世界目前的文物鑒定基本上還是靠眼來看。「我趕上最好的時候，就是文物最不值錢，沒人造假，造假的過程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舉個例子，我鄰居的女孩，我看著她從小女孩長成大姑娘，變成中年婦女變成老太婆，她怎麼變我都知道，一眼就知道是她。但問題是這女孩如果搬走了，10年不見，我一見不知道是她了。這個信息不能斷，今天的鑒定工作就是你一旦丟失信息，你肯定鑒定不了。很多老專家跌跟頭都跌在這兒。我們有的鑒定不是看出來的，主要是聽出來的。比如說有一個非常少的東西，突然一出現，我有時候用個簡單的方法就鑒定了這東西我用肉眼看非常困難，看不出真偽，那好，我開始打電話。第一問作偽者，比如這種東西肯定是景德鎮燒的，那我把景德鎮的人問一圈，有沒有誰做？因為這是保不住密的，它對你保密，在當地它不保密。那要是說誰誰誰前陣子一直在攻關呢，那你就基本上知道了。第二，你還打電話問其他地方，比如有一回有一個非常少見的文物出現，我一打電話，當時日本、新加坡、歐洲、美國，以及香港和台灣地區同時都出現了，那肯定有問題。平時都找不著，怎麼這會兒同時都出現了呢？因為現在很多人作偽是為了獲得暴利，賣掉一個東西有時候不賺錢，現在為了快，他就布局，把這個東西分好了同時發出去，讓你們來不及反應。過去是真反應不了，沒手機，現在我一打電話那邊也有，那肯定是假的。作偽的人有一大難題，他不斷在攀高，不論他攀到哪兒，我如果知道他整個攀高的過程，就跟我知道那小女孩變成老太太的過程一樣，我永遠認識她。他一次被我發現，他就白攀了。所以作偽也挺困難的。」

對於一個普通收藏者如何鑒定古董的真偽，馬未都覺得研究這些東西的意義並不大。只要建立一個很正常的文化消費觀，別老想著投資，就不會上當。「比如你從某家古玩店買回的東西都是真的，為什麼？這家信譽好，他不可能賣你假的。你從路易威登的專賣店裡買回的包，犯不著再回家鑒定一回是真包還是「秀水」的，它的信譽是這麼保證的。你要老百姓提高鑒別能力是不可能的，電視上一天到晚教人怎麼在生活中鑒別真假，只要不是這個領域的人，那東西根本就學不會。我們的心態不好，都是想去挖寶，都是這種態度。你要想從技術上知道，你從心裡明明白白地知道它的真偽，那確實需要學習，但是我覺得對於老百姓，應該不是他所追求的，他追求的應該是一個社會的保障，比如瀚海、嘉德這樣的拍賣公司。你得有這麼個態度，比如我有閑錢了，比如我現在收入比較高，我又碰見我喜歡的東西，在我充分考察以後，在我相信社會的這套系統以後我買一個，不行我再聽聽別人的意見。理論上講，瀚海、嘉德這種大公司的商業體系，本身就是一個信譽保障體系，它來替你做了第一道篩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