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外國的中國史學研究是否已經遠遠超過我國水平？

07-10

讀劍橋隋唐史頗感驚訝，外國的史學研究竟然達到了如此高度。

【王建雄的回答(92票)】:

中國歷史的將來一定是在中國的，這是我的一位老師在上第一節課的時候對我們說的話。他那門課的內容叫做史學史概論，主要講對現代影響較大的史學流派，16節的課程，基本沒有涉及中國史學史的部分。

對現代影響較大的西方史學流派，從蘭克學派開始，然後年鑒學派佔據統治地位，在年鑒學派的基礎上產生的社會史各種思潮，接著出現社會文化史，以及後現代史學，這大約是近現代歷史學的整個發展脈絡，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如果硬要歸到這個脈絡里的話，大約與年鑒學派早期的結構功能主義類似，順便說一句，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在年鑒學派產生之前，而年鑒學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其實對馬克思主義推崇備至。

國外的漢學研究，最厲害的是美國和日本，歐洲也有不少漢學家，我對海外中國學的史學史涉獵不多，就自己接觸到的一些圖書來說，認為美國和歐洲的漢學家喜歡以獨特的角度來重新解讀中國歷史，對中國歷史變遷，特別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社會變遷進行研究和詮釋，更加關注整體的社會結構。日本的學者對歷史的研究非常細緻，關注細節問題，他們對史料的搜集和運用讓人嘆為觀止，並且他們多是集團化作戰的，抓住一個新的領域就集中一批人手在一段時間內把這個問題研究的很透徹。

中國是有傳統史學的，而且也有明確的古代和近代史學的分期，拋卻關注政治事件和歷史人物擅長春秋筆法的古典史學不談，民國時期是中國史學繁榮的時期，我相信大家對梁啟超、陳寅恪、傅斯年等都如雷貫耳吧，「歷史學就是史料學」是傅斯年先生對我們的教導，與蘭克學派的宗旨不謀而合，這就是中國的傳統史學。

那麼我再來說下，作為歷史專業的學生，我們是如何學習歷史的（這個只涉及研究生以上的學習）。

我們首先要反洗腦，就是先要去除小學、初中、高中、甚至本科歷史教育對我們灌輸的概念，方法是大量閱讀西方史學理論著作和經典的研究成果，作為社會文化史方向的學生我的啟蒙讀物是年鑒學派的相關書籍，大量海外中國學的著作（大家比較熟悉的《萬曆十五年》在此之列，作為大歷史觀的代表作），歷史人類學的經典書目。這一般要至少一年的時間，整個研一就是這樣重新洗腦過去的。

然後才開始選自己感興趣的方向，開始去看些專業性很強的學術論文、相關專著並開始涉獵相關史料，也就是開始為畢業論文做準備了。

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這種國外中國學已經超越的中國自己的中國史學研究了感覺了，我們當時也是這麼感覺的。但是，當對自己所關心的領域有足夠了解以後，我又會覺得，中國歷史一定是要中國人研究的。

國外的漢學研究，甚至國外的整個歷史學研究，確實在理論上超越中國，但是理論是可以學習的，在歷史學界的思想越來越開放的現在，理論的引進實在是太容易了，別人200年的史學理論發展，隨便一個人一年就可以領會。而且歷史學哪有什麼固定的理論，大家都熟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這是史學理論引進的代表。

「歷史學研究就是使用新方法，利用新材料，解決新問題」，這句話我忘了誰說的了。

那麼，如果這樣是歷史研究的話，國外中國史，或許在一時會超越中國的中國史，但是卻永遠不可能達到中國人自己研究中國史的深度，因為他們是用國外的問題來研究中國歷史，只有中國人自己，身處中國這個社會，才能知道研究中國歷史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而新材料，又有哪個國家能有中國本土這麼方便接觸到新材料呢。

其實近二三十年來，中國本土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有很大的變化，史學理論上已經完成也整個的學習和轉變過程，而且得益與新的史料的發現，很是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個人接觸到的主要有是中國古代經濟史，社會史和文化史方面的，可以說已經超越了國外中國學的研究水平，但這些歷史學著作大多專業性太強，非專業的人接觸不多，而且研究的問題也一般過於細，可能與大家平時關注的點不一樣。

而比較能直觀反映歷史學水平的通史性著作，這個除了我們平時用的教科書意外，確實沒有……而既然是教科書，自然意識形態的問題以及其他各種麻煩事情比較多……

好吧，最後說的還是一句我老師說的話。

「現在我們這些研究明清史的學者，最大的願望是能夠重寫清史」，當時我剛入學，問他的問題是，為什麼這些歷史學家研究的問題看起來這麼細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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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自己根本就沒有終生奉獻學術的覺悟，但是寫這個東西的時候還是有點激動，同時也覺得就算學了這麼久歷史，自己對中國歷史學的整體情況還是沒有太深刻的概念，不過不管是從感情上還是從接觸到的範圍內，還是覺得中國歷史學，在現在，絕對不比西方中國學差，而且會越來越好。

【萬瑩的回答(12票)】:

這個問題好大。

古代史不了解。說說近現代史：

先說我國：毫無疑問，我們的歷史研究是很落後的。史學從八十年代起才開始逐步拋棄過去的窠臼，走向正常，但這個過程是緩慢的。研究上也受到了兩方面的限制，一來是資料有限，大批的檔案資料至今未開放或電子化，不能提供足夠的研究便利。二來是太多的研究禁區，很多既定的史觀是不能改變的……如太平天國必須是「革命」，義和團運動必須是「反帝愛國」的等等，這些都影響了優秀學術成果的產生。最後，就算有優秀的成果，也需要時間來沉澱，短短几十年時間還看不出來什麼。

再說國外：從我了解的情況看，國外學者的優勢有二，一是接受過嚴格社會科學方法的訓練，二是沒有研究禁區。他們在近代史領域的研究，較國內而言往往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像柯文的《歷史三調》對義和團運動的認識就是一個典型。但不少這樣的著作，往往會看上去不那麼學術，更像是一本本深度新聞報道。而在現當代史領域，他們相對國內學者而言所能獲得的資料更少（資料是歷史學的的基礎），所以他們往往耽於分析，把歷史學做成了政治學，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就是典型（事實上這本書的多數專題是政治學教授寫的）。

所以，單從近現代史領域的情況來看，我認為還很難的說誰比誰牛逼。正常的學術研究和非正常的學術研究似乎不具備多大的可比性。

最後，我想說，也不要把老外想像的太牛逼。如我系古代史教授範金民老師對國外的（尤其是是歐美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就不是很感冒，以此文為例：

http://history.m4.cn/1119359.shtml

【毛奇的回答(9票)】:

本人不研究中國史，不敢妄言。但既然蒙好意邀請，只好談談我國學界對西方史學的一些認識的看法，以及對史學的看法。

首先是年鑒學派。我覺得國內學界一個非常大的缺陷是，除了布羅代爾的主要著作以及拉杜里等人的一些研究之外，對於這個學派其他代表人物的了解太少。正如上面有朋友提到的，這個學派有很強的結構主義的意味，但這個說法也許只對布羅代爾是適用的。前些年《年鑒》雜誌的一位老編輯出了一部講述年鑒學派思想史的書，作者說，年鑒學派的核心理念是mentalité（一般譯為心態），而且作者在談論所謂的第二代時，代表人物不是布羅代爾，而是拉布魯斯，而且拉布魯斯是作為非常消極的形象出現的，因為他跟馬克思主義走得太近，用僵硬的結構來規範和解釋（如果算解釋的話）各個層次（如果說真的有層次的話）的歷史現象。

可能是由於國內學界的思維習慣，布羅代爾和拉杜里的那些「長時段」靜態研究特別受鍾愛——因為思路有很接近的地方。據本人所知，Marc Bloch從來沒有說過歷史學家應輕視歷史事件，相反他認為，歷史研究的最佳選擇往往是從事件入手；他也從來沒有像布羅代爾那樣，把地理因素捧得那麼高（花崗岩並不能投票，沙漠並不必然產生一神教——這是Bloch的說法）；也不像拉布魯斯那樣認為經濟因素真的有決定意義（「經濟人」、「政治人」、「宗教人」都只是一種方便的假設，但歷史中具體人的行為動機非常複雜——大致是Bloch的意思）。也就是說，年鑒學派內部的學術取向是很多元的，某種意義上說，布羅代爾和拉布魯斯偏離了最初的奠基人的理路。

這個學派的一位成員Jacques Revel前些年曾指出，年鑒學派最突出的成就是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研究領域，可能正因為當時的社會變革相對較慢，因而特別有利於進行靜態的結構分析。但當研究者面對瞬息萬變、各種交流加速發展的現代世界時，這種結構方法恐怕並不靈。所以我認為，任何一種史學理念，其適用範圍可能都是有限的。

第二是史料的問題。也許後現代理論應該提醒研究者注意文字、尤其是官方檔案史料的局限性。對於所謂的蘭克學派，我們過去的評價可能過高了。19世紀的歷史學，首先是小德意志派的歷史學，其視角是很狹隘的，他們關注的核心是國家行為，而且他們往往充當普魯士國家自覺的辯護士。這樣的視角很自然導致他們極端重視官方檔案，而且他們的研究範圍必然很狹隘。但根本而言，官方檔案的出現本身就是權力行為的結果，據我所知，法國最早的王家檔案就是菲利普二世為了弘揚王權而設立的，這樣的行為必然有各種選擇性。我覺得，年鑒學派一個出色的創建，是它極大地拓寬了人們對史料的認識，從而也拓寬了研究領域，對於集體心態的研究者而言，一個民間傳說、一個神話故事可能比王家檔案更有價值。當然還要看研究者的解讀水平。

說了這麼多廢話，我只想表明一個意思：那些曾強烈影響我們的學派都是不完善的，而且應該說都已成為歷史了（至於馬克思主義，我不認為它是一種史學理論，而是哲學建構）。學術研究應儘可能地開放，但它也許只能信奉一種主義：懷疑主義。

【zeng的回答(6票)】:

答案的整體傾向我是同意@王建雄同學d，只是對「史學的將來一定在xxx」的句式有所保留。其他的回答都不是從業經年的人的意見，雖則也是一家之言，但事實上，實在很難如眾家所說，因為就同等級別的學界交流的狀況來看實非中國（包括台灣地區）史學不如外國：比如有人提到史景遷，一樣做士大夫研究，他自己也不敢說完勝閆步克，而且對於史料的掌握和駕馭也不是百中之選（不想八卦，只總結）；又比如說道美國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勝過中國，日本我還挺能理解的（比如經學史），美國在費正清之後，我就實在不好理解；更何況歐洲雖然德國漢學式微，有些教席撤掉實屬無人後繼和經費調配問題，那至少法國還有諸如Christian Lamouroux這樣的宋史大家，只是不為國內史學愛好者所親熟，與國內同級別的史學研究者交流也好算各有千秋（比如鄧小南）。

費正清自己和李約瑟都沒有自高於同時的西南聯大眾學者，中國的學者自勉是理所應當，但卻也沒有自嘆不如過。余英時先生寫《朱熹的歷史世界》的時候，又該算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呢？傅斯年先生的成就又當歸大陸抑或台灣呢？相較於其他人文學科，真心說，中國史算是和外國研究最能相較的了，很多專門史或者考古還是要高出許多。只是眼下學者素養參差，難免讓外人看不清楚，又加上政治氛圍烘托，令人作出些不究實質事的結論來，奈何。寫「奈何」二字的時候，想到一個故事，是羅志田先生講的，很是能回應題目中的心情：

「現在你要到美國大學裡念書，中國近現代史的指定參考書往往都有巴金的小說《家》。一般都說家是我們溫暖的港灣，在這書裏卻是一個束縛人的地方，所以那時要搞家庭革命。我很少看到美國學生質疑中國的家庭怎麼會成了革命的對象，或許他們以為這是很自然的，則其讀到的中國近現代史就已有著特殊的風采了。不幸我們現在又相當崇拜美國的中國研究，讀這小說的人畢業後寫了專書，又反過來影響中國的歷史研究。經過這樣出口轉內銷之後，至少人們認知中的中國歷史，已被改變了。」（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7335887/）

所以，歷史研究固然不可為政治服務，然而政治的問題從來沒有在今天中國的歷史研究中缺席，無論以什麼方式，都讓我覺得比縱使「中國史學研究落後於外國」成真，還讓我要再說一次「奈何」。

【裘伯純Benjamin的回答(6票)】:

明清以前的歷史我說不好，但是關於清代和近代史，這些年看過的最暢快好看的書，好像很少有中國人寫的，也許寫的好的通常無法出版。（順便，無論史學研究再深，寫不出好看的書，算有水平嗎？）

史景遷（Jonnathan Spence，耶魯漢學教授）的書從明清到近代，每本都好看，而且人家超級高產，大概每兩年一本的速度。

最近看了 Jonathan Fenby （香港南華早報前主編）寫的關於蔣介石的"Generalissimo and the China He Lost"對蔣的性格的分析（和他性格導致的和美國、蘇聯、中共的關係）極有說服力。

過去的同事，Michael Aldrich （英國路偉律所北京合伙人），寫了本關於北京歷史的書"In Search of a Vanishing Beijing"，看了以後的感覺是，一個早已被蘇維埃式權力殺死了靈魂的城市，居然變的有點可愛。

【全都是風的回答(3票)】:

第一，如果說感覺到外國的中國史研究遠遠超過中國，理論上來說沒有什麼值得驚訝的。

從過去即外國的說法來看，中國人研究中國史，尤其是古代史，其中的距離感未必就比外國人近。

尤其這種「中國人應該更懂得中國史」的態度常常導致的傲慢，更使得中國人的研究反而更容易出現問題。

第二，「水平」涉及到了一系列的問題；包括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如何來論證自己的問題，這種論證如何表述…

不得不承認的是，從問題到表述的一系列「權力」，更多的都在「外國人」手中。

有很多國外研究者的著作之所以吸引人，在於他們提出了一系列在現在人看來仍然有意義的問題。比如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政治如何運作，性別，消費…當「一國之學術」（基本上我不太傾向於以國籍來作這個區分，但是也不妨如此理解）無法提出為人所分享的問題時，它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水平上超過別人。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不是中國史研究的問題，而是現代學術體系的問題。

比如，史學系學生都很熟悉的《治史三書》中，嚴耕望曾經討論到用綱目體或者傳記體來撰寫史書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在中國傳統史學中都非常重要，但以論文為主體的現代學術表述基本上消解了這個問題。它也無法再與「外國」去進行水平上的排列。

第三，如何認定「水平」還涉及到對於史學本身的認識。

如果認為史學是要加深我們對現實的理解（不管其致用的目的有多麼強烈），那麼認為「外國的中國史研究水平高於中國」我認為可以接受。因為整個世界至今仍然是一個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按照自己的面貌」創造出來的世界，必須充分重視從那個「世界」發生出來的學術理路。在這方面來說，竊以為中國史的研究者具備足夠的西學基礎也是必須的功課。

如果認為史學是要呈現給我們一個不同於「現在」的，曾經有過的選擇，我倒不認為國外學者的研究水平有遠遠超過。因為就我的感覺而言，大部分中國史中間的問題本身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呈現；國外學者提出的問題常常來自其本國的問題或者當代的問題，而對於那個完全陌生的時空缺乏足夠的尊重和理解。（這裡又回到了最開頭的問題，即經驗對於歷史理解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有多重要。）就「看到人類歷史的多樣性」而言，我對於中國人研究中國史仍然有足夠的信心。

【胡串的回答(2票)】:

不贊同這個觀點。舉三個史家，茅海建（後清），楊奎松（黨史），沈志華，他們三人的特點，是全部依據史料，研究素材包括清宮奏章，存在俄國的和中國黨史有關的歷史檔案等等。治學極為嚴謹。從他們的著作看，似並未受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注，沈志華的重要研究領域是蘇聯）方面的例子也有，北京大學韓毓海出的書就悴不忍讀。

【王董業的回答(2票)】:

補充大家的答案：歷史很重要的一點解釋就是「說服自己、他人」，解釋當時的社會狀態，這片社會的土壤是如何養育歷史事件的發生髮展和結果的。但是大陸的史學明顯還不斷地在定性上糾結……只重視「是什麼」，不重視「為什麼」。這就是政治教育的產物。只要中國的教育不改革，是很難超越西方漢學的。這裡面有社會土壤的問題，看一顆樹長多高，要看它的土壤和陽光、水分有多少。

【yolfilm的回答(2票)】:

中國目前主流的，用「唯物辯證」、「階級鬥爭」等核心，架構起來的歷史研究。

放到世界大部份的史學研究圈中，都是異類。

在國內的人，可能習慣了，不以為然。可是用外面世界的眼光看進來，確實覺得無法接受。

問題挺大的，用一個讀者的眼光來看，簡單地說，就是「不能被說服」五字。

我的看法是，歷史研究，絕不能為政治服務。一旦在歷史研究上面，有一個「指導綱要」。

這樣的歷史研究，終歸是徒勞的。

【郭駿熹的回答(1票)】:

研究方法和深度的確優於我們。但歷史資源和對文化傳統的理解就不如我們了，當然僅限於真正有心研究歷史的人，就歷史知識的普及程度來說，我們落後不止一點。

【楊漸的回答(0票)】:

劍橋中國史，完爆郭沫若

【張書瀚的回答(0票)】:

這個問題難道不是自己讀幾本書最清楚的的嗎……

沒有事實就沒有歷史，對事實進行裁剪，充滿

【觀點】的史書看起來會覺得很有趣，看完甚至以為奇書，其實這恰恰不是真正的歷史

【Phil的回答(0票)】:

歷史都是有態度的。

西方人一直把持人文科學研究，不僅僅只是史學，這個方向上我們需要向日本學習。

歷史十分重要，學習歷史才能知道什麼是傳承，大的決策一定要有熟知歷史的人，這也是英國人的傳統。

我們自己研究的歷史和西方人關注的肯定不一樣，未必一定進入他們的研究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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