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簡《奏讞書》「柳下季治獄」及其價值

07-10

李學勤先生在為拙著《魯文化史》所作的《序言》中提到了《奏讞書》記載的柳下季斷案的事例，李先生說，《奏讞書》中的文辭沒有什麼費解，而「白徒」和「倡」怎樣成為刑徒的名稱，實無法得其答案。所以李先生又說：由此可以看出，我們關於魯國的了解還是相當有限的。由於那個時期歷史的材料比較有限，而關於魯國，《奏讞書》所涉及的內容雖然簡短，卻蘊涵了不少信息，有助於我們對魯國歷史文化相關問題的深入理解。

《奏讞書》見於1983年末江陵張家山出土的漢簡。其中記有柳下季斷案的事例，原文如下：

異時魯法：盜一錢到廿，罰金一兩；過廿到百，罰金二百；過百到二百，為白徒；過二百到千，完為倡。又曰：諸以縣官事訑其上者，以白徒罪論之。有白徒罪二者，加其罪一等。白徒者，當今隸臣妾；倡，當城旦。今佐丁盜粟一斗，值三錢，柳下季為魯君治之，論完丁為倡，奏魯君。君曰：「盜以一錢到廿錢，罰金一兩，今佐丁盜一斗粟，值三錢，完為倡，不已重乎？」柳下季曰：「吏初捕丁來，冠鉥冠，臣案其上功牒，署能治禮，儒服。夫儒者，君子之節也；禮者，君子學也；盜者，小人之心也。今丁有小人之心，盜君子節，又盜君子學，以上功，再訑其上，有白徒罪二，此以完為倡。」君曰：「當哉！」

根據《說文》、《廣韻》中的說法，「讞」即評議定罪。竹簡《奏讞書》就是各種議罪案例的彙集。柳下季本名展禽，又名柳下惠。他出身於魯國公族，其始祖公子展為孝公之後。柳下季為職士師，掌管刑獄，專司法律。在史籍中，有一些關於他的零星記載，但他任職士師的具體事迹卻較為稀少，《論語·微子》說：「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他為士師有一定的時間跨度，可是，關於他判定案獄事例並未見到。這樣，《奏讞書》中柳下季為魯君治獄的記載就顯得彌足珍貴。

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言，在《奏讞書》的記述中，「白徒」和「倡」怎樣成為刑徒的名稱不好理解。盜錢數量不同，罰錢則有多少的不同。過百到二百，則為白徒；若盜錢過二百到一千，即「完為倡」。「白徒」和「倡」都是一種刑罰，按照《奏讞書》的說明，「白徒」相當於漢代的隸臣妾；而作為刑罰，「倡」則重於「白徒」，當城旦。所謂「完為倡」，即剃其發為「倡」。完，乃是一種輕刑。《漢書·惠帝紀》：「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鬄也。」顏師古註：「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髡，剃去頭髮。《漢書·刑法志》顏師古註：「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意思是以剃光頭髮作為處罰，可以在家勞作。那時，人們愛發而蓄髮，剃髮就是一種處罰。

「白徒」曾屢見於古書，指未經過軍事訓練之人而言。簡文稱：「白徒者，當今隸臣妾。」漢文帝刑法改革前，「『隸臣妾』是一種刑徒，刑期有限，同時具有官奴隸身份。春秋時期的「白徒」與漢代的「隸臣妾」的共同點就是他們的「官奴隸身份」，應當屬於有期徒刑一類，即降低了原來的社會地位或政治身份。這樣，春秋時期，戰爭連綿，「白徒」在戰爭中會隨時喪失生命。魯國的刑罰以「白徒」懲罰盜賊，明顯比「罰金」處罰更重。

與「隸臣妾」相比，「城旦」自然處罰更重。漢承秦制，漢初也基本沿襲秦律。按照秦律，盜百一十錢以上耐為隸臣，盜六百六十錢以上黥為城旦。無論「耐」還是「黥」，都屬於肉刑。秦律中既有終身服刑而又分不同等級的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候，又有有服刑期限的貲徭、貲居邊、貲戍等等。魯法中之白徒、倡分別相當於秦律之隸臣妾、城旦，二者有很大的可比性，說明兩種法律在刑制上有很多的共同性，但魯國之法中的「完」卻非肉刑，所以，相比之下，魯國法律較之為輕。

所謂「城旦舂」，同樣也具有「官奴隸身份」。城旦，築城；舂，舂米。男奴築城，女奴舂米。魯法中的「倡」與之同類，所謂「倡」，泛指表演歌舞雜戲的藝人，又稱倡人、倡優、倡伎、倡俳等。據《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年春齊魯兩國國君會於夾谷時，齊國就令「優倡侏儒為戲而前」，這屬於所謂「宮中之樂」，但孔子認為其「匹夫而營惑諸侯」，故而依法處治，他們落得個「手足異處」的下場。可見，作為官奴，「倡」的地位很低。

魯國有佐丁盜粟一斗，值三錢，按照魯法，只應給予「罰金一兩」的處罰，可是，柳下季卻論處完丁為倡。柳下季對佐丁的處罰，並不是僅僅將眼光停留在他「盜粟一斗」的表面犯罪上，而重點在於「誅心」，他所懲處的是佐丁的欺世盜名。作為儒家創始人的孔子曾經「數稱」柳下惠，以之為道德典範，對他十分認同。在這一點上，孔子與柳下惠完全一致。這不由讓我們想到孔子「誅」「亂政者」少正卯的事情。少正卯屬於「魯國聞人」，孔子為政七日而誅之，連孔子的弟子子貢都有疑問。孔子認為，天下大逆不道的惡行有五種，分別是思想背離而險惡，行為邪僻而堅定，言論錯誤而雄辯，記述非義的事物並十分廣博，贊同錯誤的言行並加以美飾。而一般性的盜竊並不在其中。一個人只要具有這五種思想行為的一種，就免不了君子的誅殺，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以不除掉。

在春秋時期眾多的諸侯國中，魯國是最注重禮的國度。當春秋時期各國出現禮崩樂壞的現實時，魯國的貴族知識階層都憂心忡忡，維護周禮。禮的精神在於孝恭慈仁，信誠惠和，孔子重禮，他誅少正卯，十分契合於禮。少正卯屬於無禮之輩，不論其政治主張，還是他的做人風格和處世態度，都與周禮的要求嚴重不符。柳下惠同樣蒙恥救民，期於社會至善，佐丁之處，不亦宜乎！

魯國有禮，同樣有法。魯國之法卻與「周禮盡在魯矣」的名聲完全一致，魯禮包含有法的功能，魯法擁有禮的精神。魯國的法律條文還可以在其它古籍中看到。例如《孔子家語·致思》篇有這樣的記載：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按照魯國法律的規定，從諸侯國贖回做奴僕的魯國人，都可以從魯國府庫里領取金錢。子貢贖回了奴僕，卻推辭而不領取錢財。孔子認為這是端木賜的過失。他認為，聖人做事，可以通過它移風易俗，也可用來教化開導百姓，並非只是適合自身的行為。因為當時魯國富人少而窮人多，如果因為贖人從府庫領取錢財就是心胸不廣，缺乏廉正，那麼用什麼來贖人呢？孔子擔心的是，從今以後，魯國人不再能從其它諸侯國那裡贖回人了。從這條記載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出魯國宗法禮制的精神所在，更可以看出魯人在執行「魯法」時考慮的重點在於對社會的影響，在於對民眾的教化意義。在這方面，應當說孔子與柳下季完全相同。

《奏讞書》值得注意的，還有其中出現的「儒服」一詞。春秋末年，孔子創立儒學，儒家學派產生，以後，「儒服」一詞自然頻頻出現。在儒家產生之前，「儒」類似於一種職業已經出現。在《奏讞書》中，柳下季所說到的「儒」就是能夠相禮的人，不僅具有君子之名，而且具有君子之實。

《奏讞書》雖為西漢竹書，但其中記載柳下季的事情卻發生在春秋前期，這一則材料不會是憑空產生，這不僅是因為它與柳下惠的身份相合，而且法律條文歷代相沿，流傳廣泛，為眾所周知。從這一記載看，柳下惠治獄所體現出的司法精神對漢代有重要影響，漢代繼承魯國的禮治精神更具有實質意義。

本文原題：《漢簡〈奏讞書〉「栁下季治獄」淺議》，載於夏慶奉主編：《惠風和暢——全國首屆和聖柳下惠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言實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漢簡〈奏讞書〉「栁下季治獄」及其價值》，《曲阜師大報》2008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