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母親的自殺

　　母親算不上出身名門，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兒。外婆楊惠敏曾是同盟會會員。外公楊定華也是同盟會員，辛亥後當過縣官，因同情共產黨，放走過共黨嫌犯，沒能陞官。四九年以後，也許是由於與毛澤東的表兄兼老師王季范的交情，外公當了一陣國務院參事，六二年病逝於長沙。

　　母親很孝順，但並不怎麼聽話。母親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產黨，娶了姨太太之後，外婆與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媽楊端淑隨在國民黨空軍供職的舅舅楊長庚撤退到台灣，從此杳無音信。貞淑姨媽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Ｏ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寫信說共產黨如何如何公正廉明為民擁戴，催他們回大陸。他們聽了外公的話，回來了。沒多久，姨父羅澤榮就被指為潛伏特務（他原是國民黨空軍管電台的上校），抓起來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滿釋放，不久病逝於東北。姨媽每說起姨父都極為傷心。她說姨父是她一輩子遇見過的最寬厚善良的人。

　　母親從小要強，讀書時永遠考第一。她和貞淑姨媽兩人被稱為姊妹花——聰明，功課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畢業以後，外公外婆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麼大學？母親鬧著非要上，結果在南京女子師範讀了兩年，家裡無論如何不再給學費。一氣之下，母親報考了華僑師資訓練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馬來亞，日寇入侵後到了印度，在加爾各答、孟買、噶倫堡辦華僑子弟學校，成績斐然，在僑界頗有點名氣。看過她那時照片的很多人都說她像電影明星。那時的母親是男士們爭相追求的目標。

　　中共建政之初，與蘇聯打得火熱，全國上下都學俄語，母親也自學起俄語來。憑著她的聰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學得不錯。母親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語，頗覺失意，後來費老大勁調到了北大俄語系，當一名資料員。那時母親對毛那一套漸漸走火入魔，腦子裡什麼都不想了，只有一個心思，就是入黨、入黨。對家務和子女越來越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黨聯繫人無止無休地彙報思想。母親這時一切從簡，儘力向勞動人民看齊，向工農兵看齊。「三年困難時期」，物價暴漲，百物匱乏，少許的存款連同母親年輕時積攢下的一點金銀首飾，陸續被通貸膨脹的血盆大口吞吃乾淨。那時一兩黃金的國家收購價僅九十餘元人民幣，簡直是掠奪性的。母親賣時一邊肉疼，一邊自我安慰，說是「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

　　然而黨不是那麼好入的，那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有些人窮畢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門而入。不知有沒有人研究過入黨學，我建議創立這門學問，為有志者指點迷津。

　　我還沒見過比母親更信黨、更愛黨勝過一切的人。入黨，這是她後半生全部生命意義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還有別的什麼價值。丈夫不必說了，需要的話，家庭、子女、親友乃至她的生命，無論什麼，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獻給黨。

　　黨的大門卻對她緊閉著——不是徹底關閉，而是留著一絲絲縫隙，透出一線線光明，讓她永遠不至徹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會關係複雜——一大幫親戚朋友在海外、在台灣；在黨困難的時候，她沒有過絲毫貢獻——儘管她說她年輕時就嚮往進步，結交共產黨朋友，並且痛恨國民黨的腐敗；她過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資產階級闊太太的模式，儘管她說她不過是個知識分子，從來不是資產階級的一員，但她不敢否認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還加入過國民黨——雖說她檢討過一百次以上，說那是生計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個該死的僑資訓練班，拿不到飯碗，而且一上了開往海外的輪船，她就把國民黨的黨員證撕碎扔進了大海，可是畢竟，誰又看見了這事？再說，那麼多的人都沒有加入國民黨，而他們也要吃飯。只有拚命地工作，拚命地檢討、懺悔、拚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拚命地彙報思想情況。她若是大有名氣，有些社會影響，出於統戰需要，倒還有可能得到格外關照，可她偏偏並無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黨學的天賦，不那麼粗直坦率，不那麼缺乏分寸感，不那麼顯得過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絕對沒有。但這些終究是「也許」。於是乎，入黨之於她，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也。

　　母親並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這樣渾身不對勁的資產階級舊知識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話說錯，都可能招致滅頂之災。因而想必她整天戰戰兢兢，深懷恐懼，這大概就是驅策她拚命向黨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應當歸因於她的理想主義、事業心、爭強好勝。她是個不甘碌碌無為的人，業務上無所成，總得另找發泄通道。其三，她畢竟不是個真正聰明的人，心理構造粗糙得很，從來就簡單化，和那套意識形態愚妄教義有相合之處。其四，母親待人處事的本領並不高明，人情世故從未超出常識水平之上，而毛的極左教育則把這點常識也洗刷得乾乾淨淨，於是入黨成了尋求歸屬感的唯一通道。從天性說，母親其實是個相當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簡單、任性都是她的致命傷。

　　文革的血雨腥風夾著山呼「萬歲」的巨雷滾滾而至的時候，母親大概還算是坦然的。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斗反動學術權威，無論如何斗不到她頭上。

　　六七年十二月，一個深夜，七八個穿一身藍警服的公安人員，向母親出示了逮捕證。母親憤怒抗議。當然無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檯，探出半身，上下張望，大概是在找電台之類。我安了幾個電線插座，他們也要問是幹什麼用的，好像不問就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母親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醫。

　　剛進去時，她絕食抗議。三天之後，被帶出去，從鼻子里插橡皮管，硬往胃裡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覺悟徹底提高，成了監里的超級模範犯人。不僅生活上處處照顧別人，還現身說法，宣傳毛主席偉大的革命路線，講述舊社會的黑暗。她有慢性腹瀉，卻拒絕吃藥，說是已經給黨和國家添了很多麻煩，不能再多花國家的錢。她說她真心感謝黨和政府給她這樣一個受教育的機會，說到動情處，還流下淚來。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隊落戶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電報，告訴我母親已出獄，讓我速返。聽村裡老鄉講，甲魚大補，我急忙讓人幫我買了兩大鐵桶，趕回北京。母親身體全垮了，住在北大校醫院。我馬上趕到那兒。聽同室的病友說，母親去洗漱間，馬上就回來。我坐在床邊等著。一會兒，就見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婦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牆，一步一步往病房裡蹭。病友告訴我母親回來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親才56歲，被捕前還是滿頭黑髮，健步如飛，眼前這畸型的老婦人怎會是我的母親！直到聽母親叫我：「舵兒，是你來了！」我才確信，這就是我那可憐的母親！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邊坐下，只說了一句：「媽媽，你怎麼變成這樣了！」就再也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聲。

　　自從我長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雙雙被捕，自己扒火車，蹲監獄，在內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隻，在白洋淀獨自一人划船進縣城，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蘆葦盪里轉來轉去出不來……我從來沒掉過一滴眼淚（看電影、聽音樂、讀小說時除外）。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備。母親自己倒很平靜，直到聽我恨恨地說「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賬」，才立刻大聲喝斥我不許胡說！接著就是一堂政治課，說監獄裡那些公安同志們對她多麼多麼好，她從內心裡感激黨給了她一個最好的受教育機會，使她能夠徹底改造思想；說她這幾年受益如何之大，臨出獄時對看守的公安人員如何依依不捨。聽著聽著，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無邊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此後我們天天燉甲魚和雞湯給她送到病房，四處尋醫求葯。她在監獄裡五年半，由於長期曬不到太陽，又逢更年期，特別需要鈣質，本就有慢性腹瀉，又整天坐著，因缺鈣導致骨質疏鬆，骨質疏鬆導致脊椎側彎畸形，身高比原來矮了將近二十厘米。外形變化還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難忍。後來又慢慢發展到大腿麻木，最終使她下定了自殺的決心。

　　母親的體質一天天好起來，頭髮也由全白慢慢變黑。與此同時，她與我們思想和感情的距離卻越來越大。五年多的監獄生活，完全與世隔絕，母親已被徹底洗腦，成了毛極左路線最堅決、最頑固、最偏執的虔誠信徒。我和妹妹自從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後，就徹底醒悟了，對極左那一套豈止是懷疑、不信，簡直就是恨之入骨。這一左一右，觀念、情感的差距該是多麼巨大！這以後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幫倒台），我們兄妹三人與母親的關係完全演變成親子之間的一部鬥爭史。

　　母親的結論遲遲沒下來。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語系總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親立刻信心百倍起來，拖著一個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歸，比誰都積極。有一天，她滿懷信心地對我們說：「你們看著吧！過不了多久我就能入黨！」我們唯有苦笑。

　　當初，妹妹經多方奔走，終於從父親供職的中央民族學院爭取到每月40元生活費，得以長期帶著小弟在北京，沒去鄉下插隊。出獄後的母親對她大為不滿，堅持讓她下鄉去。這時知識青年們都已開始回城，哪還有往鄉下跑的！這還不算，小弟高中快畢業了，母親同樣堅決要他去插隊，我們則堅決反對。對當時的什麼張鐵生之流，我們是罵不絕口，母親則讚不絕口。總之，沒有一件事我們能跟她談得攏，一見面必是吵架。後來鬧到她要把弟弟、妹妹從她那裡全部趕走，我罵她「不配作個母親」，她打我耳光，我則一怒之下把個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門發誓再也不想見她的面。

　　七五年鄧小平出山，大家臉上露出點喜色，稍稍鬆一口氣。母親則對鄧大為不滿，懷疑他反對毛主席。她堅信只有四人幫才是真正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四人幫倒台後，母親完全蔫了，懵了，簡直再也辨不清東南西北。這時系裡又叫她退休。這是致命的一擊，母親的全部希望徹底破滅了。家裡系裡，大大小小的矛盾衝突、精神折磨，人世間滄桑的巨變，偶像的倒台，加上眾叛親離，一切一切，使母親這樣絕對剛強的人也終於精神崩潰了。她開始疑神疑鬼，說是有人跟蹤她。半夜裡，她時不時爬起來，伏在窗台上往外張望，說有人用電台對著她，罵她。我聽妹妹說起這些情況後，腦子「轟」的一聲，急得冒火，可又毫無辦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幾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瘋子父親，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瘋子母親房間，叫她放心，安慰她沒事，有我在，壞人不敢來。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親從小偏愛我，總是滿懷信心地認定我將來會成為大科學家，會做出大成績。我的生活習慣與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愛整潔的遺傳。我雖然怕她、疏遠她，可又很可憐、很可憐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經常給她煮個荷苞蛋，讓她回來吃。她愛吃綠豆（那個年頭，綠豆可是影子也見不到），我只要下鄉勞動，總要千方百計買些回來。出去大串聯，我千里迢迢從四川給她買回她愛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親是深愛我的——儘管她拙於表達。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試過，不成。我酷愛西洋古典音樂，她卻合著四人幫的調門，說那是資產階級趣味。別的還好說，不讓我聽音樂卻無論如何也不成。讀書、與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極嚴，讓我無法接受。妹妹後來出嫁了，小弟卻跟她怎麼也合不來。小弟是奶媽帶大的，從沒吃過她的奶——我堅信這對於母子感情至關重要。她被捕時，小弟才十歲，等她出獄，小弟已長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記得她出獄後初次見到小弟時那驚詫、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個出奇髒亂差的典型，與她格格不入。總之，生活中已經沒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傷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媽退休後從長沙趕來，陪她住了一陣。姨媽是個極富同情心、快活開朗、心胸開闊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來。她總是樣樣要姨媽依著她，總是指責姨媽這也不對，那也不對，搞得姨媽好不傷心。文革期間，姨媽雖不在我們身邊，待我們卻如親生母親，關懷備至，不斷給我們來信、寄錢。我和姨媽可以無話不談，非常親近。這顯然深深刺痛了母親。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媽在房裡說話，我說了些母親的缺點，說她「缺少母愛」。這話說得太苛刻了，話一出口我就自覺失言，可是天下竟有這等巧事，恰恰被她從外面回來後聽了去，登時勃然大怒，並指責姨媽挑撥我們母子的關係。我後來雖一再解釋，但肯定抹不掉這句話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傷痛。

　　七六至七八年，鄧小平的作用開始顯露，國家開始顯現出新氣象。但是，極左派還在左，文革的陰影仍然濃重地籠罩在人們頭上。我家的情況不能說更壞，但也未見得好轉。我假造病歷，「病退」回京，就業無門，街道上分配我去醬油廠。據說共四個車間，分別造醬油、造醋、腌醬菜和做豆製品。我當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學，為父母的問題經常被同學欺負，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門去，要揍那小子。他畢業後似乎除了插隊，也別無出路。妹妹更慘，辦病退都還沒辦成。父親定期發瘋，母親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壓斷駱駝的脊背，只差最後的兩根稻草。

　　七七年，恢復高考制度，我當然不能錯過機會。考得不理想，但仍比錄取線高出四十多分，可是，連師範學院都沒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處打聽，招生辦只說我是「身體不合格」。我的「身體不合格」，其實是病歷造假，我不能直說那是假造的。後來才知道，其實是因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樣慣了，有一次，進得門來往沙發上一坐，就開始審我。幾句話不合，被我罵了出去。這在文革那個恐怖年代，也算是絕無僅有。那個北大家屬委員會左得厲害，兩下里合謀，給我檔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狀。

　　為高考錄取的事，前前後後跑了好幾個月，直到七八年三月。這天，我去家屬委員會詢問原委，只告我別再跑了，沒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懶，到母親那裡吃午飯。母親很關切地問情況，我只說沒希望了。母親半晌沒說話，最後，她認定是因為父母的問題影響了我。我擔保說不是。她不信。

　　母親這時精神狀況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裡，長時間地跟她談心，剖析她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說得她淚流滿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話：「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後情況都會好起來，勸她別太難過。我想託人給她找個代英語課的工作，她很高興。但是，這不是容易辦到的。我自己找代課的職位尚且難上難，更何況她一個身體畸形的半殘老人？她怯生生地問了我幾次，我說還得等等，後來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為自己的身體畸形痛苦萬分。

　　我誤以為母親的精神狀況大體已經康復，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親（出獄後的父親另住他處），對她很難照顧周到，只能有時抽空去匆匆坐上一會兒，無暇與她長談。我每次去，臨走她都依依不捨，問我下次什麼時候再來。

　　這天的午飯，後來回想起來，才知道母親已下了決心。這頓飯她完全是在拚命強咽，像在嚼蠟，面色灰白。我問她要不要我騎車帶她去醫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搖頭拒絕。飯後，大家無情無緒。我說要走，母親才如夢方醒，送我出門。她站在樓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顫抖，聲音凄楚地照例問我什麼時候再來，我說就在這兩天吧。她站了一會兒，看我下樓，然後猛地回身，進屋去了。我這個粗心的傻瓜，竟然一絲一毫預感都沒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學院中關村糕點部買了幾樣比較精緻的西式糕點去看她。一進屋門，出來的是鄰居，北大物理系教師唐健正。我問我媽呢？他看我平靜的樣子，很驚訝，問我：「你沒接到小弟的電話？」我說沒有啊，什麼事？「你媽出事了。」我一聽大驚，忙問怎麼回事？她人在哪兒？及至聽說母親已自縊，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說不出一句話！小弟回來後，告訴我大概情況。是他把母親的遺體解下來，放在床上的。一會兒妹妹也來了，三個人相對無語，我是全然麻木了。一會兒，公安局來了人，忙前忙後，問話。他們走後，過了總有一個小時，我站起來，說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趕忙阻撓，說太可怕了，叫我別去看。我猛地用力推開他們，衝進母親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開她臉上蓋的毛巾。母親臉上一塊塊青紫，嘴角還有淤血。我緊握住母親已經冰涼的手，放聲大哭。直到系裡來了人，把我拉開，把母親的遺體抬走。她的指甲縫裡留有一些血跡，我從未問過別人，但我相信那是她臨終掙扎時，用手摳繩子造成的。

　　在母親的書桌上發現了她用顫抖不止的手寫下的幾句遺言，是留給小弟的。很平靜，很簡單，連一句告別的話都沒有，只說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讓小弟「緊跟華主席，永遠幹革命」，囑咐把她的退還工資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