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湯因比《歷史研究》

因為是中國人，讀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不自覺首先注意到了湯因比對中國的一些說法。　　 有人寫過一首小詩，大意是：「我是一本書，由別人來讀，比自己看得明白。」　　 由別人來讀，不敢說就一定比自己看得明白，然而別人往往會讀出一些自己沒有讀到的，讀後的發言也往往有自己沒有想到的，常會給自己帶來一些啟發或啟示，使自己又有些重新的打量，從中或許會有些新的發現和思考。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第一部《歷史形態》第七章《希臘模式和中國模式》中說：「孔子是位保守主義者，他從未夢想過中國會實現有效的政治統一。秦始皇的事業或許讓他震驚，漢高祖劉邦修復統一一事也不見得會使他多麼高興。孔夫子如同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視政治分立為正常現象。」　　 未曾接觸湯因比這句話的時候，一直沒有想到過，看了湯因比這句話，回頭想上一想，生活在經常打些無義戰的春秋時代，或周遊列國，或退而辦學，孔子一直在推銷和傳授他的治國方略和仁義禮智的理想，確乎不曾有過要實現政治統一的意思，孔子頭腦中未曾有過秦始皇和劉邦式的大一統思想，孔子那裡幾乎沒有什麼國家概念，從孔子周遊列國看，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世界主義者，雖然他是魯國人，如果有哪個國家同意，他都願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許用些力氣可以從《論語》以及和孔子有關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愛國主義」方面的東西，挖掘出來怕也總是勉強。　　 在孔子那裡，似乎並無「屈原」之用。這也許並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約之以己，以「禮」約之以君臣人倫，他的著眼點在文明建設，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統。春秋時候雖然時有不義之戰，但這些戰爭似乎多屬國與國之間利益情仇性的衝突，於華夏文明並無大的不利，沒有像戰國末期那樣把文明拖入凄慘的境地，而以同一華夏文明為背景，人們在政治上分為一系列相對獨立的國家，於文化乃至文明的發展和建設或許還有些自由爭鳴、相互促進的好處。越來越仰仗武力的戰國末期是讓人遺憾的，若非吞併之心使大地上到處都是硝煙，春秋戰國乃是中華文明史上非常輝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爭鳴」就出現在那時候，中國的思想在那時候非常活躍。湯因比說：「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統一之前，中國早已實現了文化統一。在這方面，中國最偉大、最富創造性的思想文化運動發生在兵連禍接的春秋戰國時代，即完成政治統一之前。這是包括孔子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國哲學學派奠基人所在的時代。」　　 湯因比認為，中國最初擁有清晰的歷史記載的時間不早於公元前9世紀或者公元前8世紀。就我們所知——湯因比說——中國的夏代是傳說的朝代，亦即「無文字記載」的「前文明」意義上的「史前史」時代，商、周政權是真實的存在，這有商代刻寫在「卜骨」上的銘文和具有指導意義的同代文字史料為證。即使這樣，湯因比指出，仍沒有證據表明，商朝政權是同秦漢王朝及其之後的各個化身一樣的政治實體。湯因比認為，由始皇帝完成並經劉邦加以拯救的那種政治統一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湯因比知道，他的說法是不為中國學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紀初，湯因比的說法可能就更不能為中國學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約為公元前二Ｏ七Ｏ年，夏商分界大約為公元前一六ＯＯ年，商周分界具體為公元前一Ｏ四六年。又將具體的帝王年代從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Ｏ年，即武丁元年。」（參見陳寧《「夏商周斷代工程」爭議難平》）　　 《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質疑，這個就不說了，倒是湯因比的一句話現在也可以拿來一用。他說：政治統一「這是後來的輪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從漢代起才被中國學者當作他們對整個中國歷史的解釋模式。結果，這個模式在不違背事實的情況下就不能適用於中國早期史。但中國的學者寧願違背事實，而不願放棄他們這種自成一體、先入為主的解說」。　　 其實，即使承認湯因比的說法，也不會影響華夏文明的輝煌，多少國家並不用借光於歷史斷代。　　 研究一下湯因比的一些論述，也許對一些傳統觀念會有些震動。 湯因比從歷史角度將社會分出不同模式，又將這些模式析出要素，並指出「其間有許多機制是各文化的生命歷程中共同的或相似的」（秦暉語，參見秦暉《文明形態史觀的興衰——評湯因比及其〈歷史研究〉》）。湯因比說：　　 我們可以把中國模式的晚後階段同希臘模式的早期階段結合在一起，組建成一個改良的模式。這一文明史的組合模式顯示這些社會在開始時存在著文化統一，卻沒有政治統一。這種政治局面有利於社會和文化的進步，但代價是地方各國之間連綿不斷的戰爭。隨著這個社會的成長壯大，這種戰爭變得越來越慘烈，遲早要引起社會的崩潰。在曠日持久的「麻煩時期」過後，混亂局面為一個大一統國家的建立所治癒。這個統一國家周期性地陷入無政府狀態，但無論這類中間期長短與否，它們總會被政治統一所克服。在最初的統一過去之後，一定有某種強大的力量維持著這種治亂交替的過程。統一被修復的現象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甚至在極為漫長混亂、以致傳統上可能認為無法修復的「中間期」過去之後，仍會恢復統一。　　 夏——如果真有個「夏」，夏商周未必真有過政治統一和政治實體，秦始皇的政治性大一統史無前例。沒有過政治統一和政治實體的商周以及春秋戰國時代，稱得上是中國偉大而又頗富創造性的思想文化運動發生的時代，是包括孔子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國哲學學派奠基人所在的時代，秦始皇的大一統，卻掐斷了精神上升之路。然而，一人之「一統」形成了眾人之「統一」的習慣，彷彿只有這樣才安全，聞「分」即恐，恍如世界末日，儘管「其思想僵化和政治統一的輪廓不斷被非正常與暫時的分裂動亂所打斷」，打斷之後仍是要修復，哪怕「一個統一國家對一個文明的經濟是沉重的負擔，它為了維持自身，要求培養一批收入甚豐的專業文職人員和常備軍」（湯因比語），「大一統」的習慣使歷史中人們不敢做別想，只能負重而行。湯因比說：「這些統一國家的經濟基礎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農業。當地產主和官方沆瀣一氣，擺脫中央政府的控制，在政府的攤派上加入私貨時，為了維持一個統一國家而壓在農民頭上的負擔——這種負擔即使在最好的政府統治之下也是最沉重的——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然而，正像上面所引湯因比說的：「統一被修復的現象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甚至在極為漫長混亂、以致傳統上可能認為無法修復的"中間期』過去之後，仍會恢復統一。」亦即把沉重的負擔再背到背上，而且繼續不斷加重，直到又一次實在不能忍受。　　 上帝也許曾到東方來過，在老莊的嘆息和秦始皇修長城的聲音中又走去了。世上不只有一種社會模式，還有一種離散型模式屬於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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