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認識這808個漢字 就能暢行中日韓三國

「如今只要認識這808個共同常用漢字，中日韓三國的人們就能夠通過文字無障礙交流。」11月30日，「東北亞名人會」第十次會議在韓國首爾舉行，會議上發布的《中日韓共用常見808漢字表》，成為名人會十年歷史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通過漢字促進文化的交流，也是「東北亞名人會」中日韓三方的期待。

2006年，新華通訊社、日本經濟新聞社和韓國中央日報社聯合發起了三國知名人士論壇「東北亞名人會」，匯聚了中國、日本和韓國各界知名人士，論壇每年輪流在三國舉辦，探討如何順應東北亞地區合作的大環境，加強中、日、韓三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增進相互間的了解和信任，促進本地區的共同發展和繁榮。

韓國前文化部長官李御寧在新書發布儀式上表示，「東北亞名人會」之所以能在艱難的環境中不間斷地舉辦十年，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三國之間共享的文化。

今年，《中日韓共用常見808漢字表》的發布，無疑成為2015年論壇最重要的話題。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會長章新勝認為，應該推動中日韓聯合大學的建立，把808個漢字融入到學生課程中去，推廣使用。

漢字建立的友誼

在韓國首爾舉行的「東北亞名人會」主會場中，由808個漢字組成的書法吊燈吸引著人們的目光，「養」「飲」「散」「敢」……風格各異的毛筆字高高地掛在天花板上。

據李御寧介紹，漢字吊燈的製作邀請了808名韓國書法家，每一名書法家負責其中的一幅作品，共同完成了這盞書法吊燈。他還特彆強調，為了凸顯漢字的重要性，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會議去除了與會者名牌的英文拼音，只用中日韓三國語言標註。

2010年，在日本奈良舉辦的「東北亞名人會」第五次會議上，中方代表提議選出一定數量的中、日、韓三國公用常見漢字進行推廣和普及教育。中方代表紀寶成認為，「中日韓三國共同使用漢字的歷史已近2000年，漢字在三國文化的持續交流中保持了基本的一致性，是增進文化溝通、相互理解的重要工具」。

編製中日韓共用常見漢字的想法，來自於他在日本訪問時的一次參觀。他了解到，孫中山先生當年在日本籌措革命經費時，由於語言不通，只能通過文字和友人宮崎滔天進行交流。明治時期的日本，也是日本人漢學教養保留較多的年代，孫中山正是通過「筆談」的方式結交了不少日本友人，並在革命上獲得了很多援助。

紀寶成受到很大啟發：「語言不通，但是寫字能看明白，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漢字是中日韓三國共同的歷史文化財富，把這筆歷史財富變成一個使我們交流溝通更便捷的載體，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其實早在清末，學者羅振玉、王國維旅居日本期間，也是通過漢字與內藤湖南、長尾雨山等當時日本一流的中國文化通結識，他們之間基本溝通雖然可以通過對話，但是深奧的專業內容仍舊需要書寫文字進行交流，並因此結交下深厚的友誼。

2011年初，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和外國語學院的幾位老師組成課題組，著手漢字表的基礎工作。編製字表的核心思路是選擇三國共同常用的漢字，按照這一思路，收字的數量，最初定的是500個字。

六年磨一劍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古代漢語教研室主任、課題組負責人趙彤介紹說，字表的選字範圍主要參考了中日韓三國的權威材料，包括中國《現代漢語常用字表》，包括常用字2500個，次常用字1000個；日本提供的參考資料為2010年頒布的《常用漢字表》，包括漢字2136個；韓國使用的是2000年頒布的《教育用基礎漢字》，包括初中漢字900個，高中漢字900個。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金海鷹，主要負責整理韓國漢字的資料，她需要在韓國的1800個常用漢字與中國的2500個常用漢字中進行比較、挑選，然後再與負責日本漢字的老師，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言學院副教授申淑子挑選的字進行比較，最後再與課題組的漢語老師一起討論。

金海鷹對法治周末記者提到，經過對照三種資料中的高頻區，課題組發現掌握了其中頻率最高的前950個字，就可以讀懂一般文章的90%，因此提出的500個字的設想從字數上看顯得有些不足，將字表的收字數量定在900個字左右是比較合理的。考慮到大多數學習者的接受能力，當時中方建議將字表收字的數量調整為800個。

「這些字是三個國家都能接受，能夠滿足生活上常用的漢字」，最終確定了808個字，進入《中日韓共用常見808漢字表》，金海鷹說，「其實這808個字也是經過多次討論、修訂、增刪的結果」。

最初中方制定的漢字表共有810個字，金海鷹回憶當時的情況，其中804個屬於現代漢語常用字，只有「昔卒泣姊祭貯」6個為次常用字；現代漢語中頻度排在前1000位以內的617個字，佔76%；685個字屬於日本「教育漢字」，佔85%。經過討論後，他們刪除了漢語中頻度相對靠後且不在日本教育漢字範圍內的「恆炎溪佳霜悅渴茂貞賢」10個字，2013年5月，課題組制訂了「中日韓共用常見800漢字表」草案。

趙彤補充說，其中有一些漢字可能在三國中的某一個或兩個國家非常常用，但在其他一個或兩個國家沒有那麼常用的也會考慮刪除。他舉例說，比如「了」和「這」，在現代漢語中使用頻率非常高，可是在日韓就不是常用字。最終還是確定以「共同常用」為標準。

2013年7月，在日本北海道召開的第八屆「東北亞名人會」通過了中方代表的建議，同年10月21日至24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蘇州校區召開了「中日韓共同常用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最終在原草案基礎上形成了808個字的漢字表，增加了「飲」「韓」「氏」等8個字。

趙彤解釋說，這些是在日韓使用頻率較高的漢字，日語中，「飲」字仍保留古漢語的用意，有「喝」的意思，使用頻率很高；「韓國」一詞使用頻率較高，因此添加了「韓」字。在日本正式場合經常用到「氏名」這個詞，相當於中國的「姓名」，因此增加了「氏」字。

李御寧表示，這808個漢字的應用非常廣，既可以用到給孩子起名、企業命名，也可以用到道路、招牌的標識中去。他認為，使用我們都能認出的漢字更有利於三國之間的溝通。

日本前文部科學大臣遠山敦子也認為，《中日韓共用常見808漢字表》的發布具有里程碑意義，要把它作為一個起點，推動未來十年三國在各領域的發展。

808個漢字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現代漢語教研室主任吳永煥認為，目前不能期望人們通過這808個字就能夠無障礙交流，這只是一個字表，後續還需要一些相對的研究。比如漢字表的使用手冊，注出808個漢字三國的形、音、義，主要對象是在三國之間旅遊或者從事商務等活動，通過這個手冊掌握三國常用漢字，實現簡單的交流，「當然，字表的出版，更多的是這樣一個事情背後文化交流的含義」。

中日韓的漢字交流，其實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開始。

漢字在日本

1992年，日本人畔上和子剛來中國的時候，一本《漢語詞典》總是不離手，遇到不認識的漢字，就翻翻詞典，「那時候還沒有電子詞典，總有不認識的字，翻著翻著詞典，彷彿回到了小時候」。

小時候上國語課，遇到不認識的漢字，畔上和子的老師就會讓學生們拿出詞典，根據筆畫查查這個字怎麼讀，然後再告訴學生們應該怎麼寫，「和你們中國漢語課應該是一樣的吧，漢字也是我們的文字，學習的時候並沒有感覺是在學習中國字」。

在講述漢字在日本的發展時，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徐靜波的第一句話便是，「漢字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大概兩千年以前，漢字通過朝鮮半島進入日本，徐靜波說，當時日本沒有文字，只有語言，有些進入日本的青銅器上的銘文，也是作為裝飾，那時他們還看不懂漢字。直到公元四世紀前後，佛經、論語、千字文等通過朝鮮半島傳過去，日本開始全面接受中國的漢字文化。

徐靜波補充說，當時還有許多中國人移居日本，帶去比較先進的文化，當然也包括漢字。當時日本向中國朝貢，其中的漢字文書大部分便是由移居到日本的漢人所寫。漢字填補了日語沒有書寫方式的空白，到六世紀末七世紀初的時候，在上層社會開始廣泛使用，並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被作為官方文字來使用，早期的日本官方正式書函、文獻、歷史、文化典籍都是用漢字書寫。

一直到日本明治初期，漢字還是非常興盛的，漢文教育在小學、中學普遍實行。

徐靜波說，其實漢字在日本的使用並非一帆風順。

1842年，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戰敗，日本朝野便產生了「東學不如西學」的思潮，漢字在日本的影響也自然減弱。甲午戰爭以後，漢文的教育在學校里慢慢被廢除了。日本在新聞、圖書上逐漸使用假名取代漢字。「假名即日本拼音，分為平假名和片假名，假名對應的真名就是漢字」。

二戰過後，美國駐兵日本期間，曾想要廢除日本的封建文化，「當時漢字也是封建文化的一部分，也要被取消。」徐靜波表示，「但是最後這一想法並沒有成形，因為日文很難單純地靠假名理解和運用。」於是假名與漢字混雜使用，一直到現在。

徐靜波同時提到，「其實漢字文化不是單向交流的，近代以前基本是中國向周邊國家傳播。近代以後，我們也接受很多日本的詞語，比如社會、哲學、幹部等詞都是由日本留學生等帶回中國的」。

蒙古人莎仁在日本學習期間也感受到日文中漢字的重要。「我們有一本日文書，可能是為了照顧歐美圈的同學或者為了學起來簡單一些，完全是由假名組成的，讀起來非常不順，不知道應該在哪裡停頓，到處都是同音異義語，理解上也很困難。」當時的日文老師就解釋，「因為沒有漢字所以不好讀，文章還是有漢字會更好一些。」

莎仁說，其實中國的漢字和日文中的漢字並不完全相同，書寫的筆畫順序不同，意思也不近相同，比如中國的「愛人」在日本表示「大家」，「愛情」在日語中可用於家人；「審判」在日語中用於體育場上，而在中國用於體育場上的「裁判」，在日語中卻用於法庭。

「有些日本人甚至都覺得不可思議，中國的漢字已經簡化成這樣子了。」莎仁說，日本人使用的漢字也是經過簡化的，雖然不像台灣、香港繁體字那麼複雜，但也不像現在的中國簡化字這麼簡單。

然而電腦和手機的普及，讓書寫變得越來越少。2011年，日本文部省進行了一項有關漢字意識的調查，72.4的人表示「漢字是書寫日文必不可少的重要文字」，其次有60.1%的人認為「漢字有一目了然的作用，更有助於閱讀」。但是《關於國語的輿論調查》也顯示，2011年與2001年時相比，「感覺自己寫不出漢字了」的人增加了25%。

莎仁感覺，身邊歲數大的人或是有學問的人還是喜歡寫漢字，他們已經習慣了漢字，但現在的年輕人遇見不會寫的漢字，也不會專門去查，就用平假名、片假名寫了。畔上和子補充說，「現在的孩子漢字都寫得很難看」。

漢字在韓國

在哪裡比較常見到漢字？

在日本留學的趙可心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到處都是。大街小巷的招牌，電視節目，廣告，書本……漢字就是他們的一部分，一大部分」。

在韓國讀書的劉洋給出的回答卻是截然不同，「很偶爾才可以看見，有些站牌的指示是繁體中文。」過了一會兒劉洋補充道，「但是一些歷史的景點會有很多的漢字，門框上的匾額、對聯之類的都是用漢字寫的。」

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主任沈定昌教授說，這是因為韓國以前一直是借用漢字的，一直到1446年，李朝世宗大王李祹創製並頒行了朝鮮自己的民族文字「訓民正音」，也就是今天使用的朝鮮文或者說是韓文，當時叫做諺文，它拼寫簡單，易於掌握，主要供朝鮮民眾學習。但是在朝鮮上層社會和官方文件以及出版物中，漢字仍有不可撼動的地位。

改變這一狀況的仍舊是甲午戰爭，1895年，李氏王朝進行了被稱為「甲午更張」的改革，其官方文書從專門使用漢字過渡到漢字與諺文結合使用。此後，日本殖民者進入朝鮮半島，由中國漢字改造而成的日本漢字，也影響了韓國。沈定昌說，這一情況在上世紀50年代再次發生改變。

韓國在1948年頒布了《韓文專用法案》，禁止公開使用漢字。1968年，韓國總統朴正熙下令在公文中禁止使用漢字，強行廢除韓國小學、中學教科書中使用的漢字，而他的女兒，韓國現任總統朴槿惠卻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鍾。

到1972年漢字又被定為初中的必修課編入正規課程。1973年中學教科書規定重新使用漢字，1995年又將其改為選修課程。1999年2月，時任韓國總統金大中籤署總統令，批准在政府公文和道路牌中使用漢字。這道總統令的頒布，打破了韓國政府50多年來對使用漢字的禁令。現在韓國教育部頒布的教育用「新訂通用漢字」為1800個，供日常生活用的「常用漢字」為1300個。

但是這並沒有讓漢字再次回到韓國人的生活當中。剛從大學畢業的尹慧秀(音)在高中的時候曾經選修過漢字，「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沒什麼用，太難了所以很快就忘記了，上大學的時候也沒有考試什麼的」，尹慧秀現在在中國生活，雖然會說中文，但是寫漢字還是讓她搖頭的難題，身份證上的漢字名字應該是最常用到的漢字了。

相比尹慧秀，40多歲的朴炫學習漢字的時間更長，「雖然是選修課，但是，大部分學生都需要學習。初中每星期兩個小時，高中每星期一個小時」。來到中國生活以後，朴炫曾經在學院學過10個月的漢語，但其中並不包括書寫，「家裡的長輩可能還會寫一些，小時候看他們寫過書法」。

徐靜波認為，其實漢字在韓國的消失也給韓國人帶來了歷史尷尬，韓國的許多歷史文獻都是漢字漢文所寫，今天的韓國人完全看不懂，必須需要學者進行研究。同時韓文中大量的日常用語來自於漢語，不懂漢字也無法真正了解這些韓文的意義所在。

也許是意識到漢字缺失的問題，金海鷹表示，其實韓國教育部最近提出要在小學教科書里推行韓漢並記的方法，並在2018年開始逐步實行。

《中日韓共用常見808漢字表》新書發布儀式結束後，中國國務院前副總理曾培炎、韓國前總理李洪九以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分別在印有808個漢字的書法牆下揮墨，寫下了「和」「平和」與「溫故創新」，表達了對漢字表推動三國文化交流、排除溝通障礙所給予的期望。

在徐靜波看來，這次中日韓三國共同頒布的《中日韓共用常見808漢字表》，其實也是漢字文化圈對漢字價值認同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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