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璽璋 |梁啟超的最後十年（上）

楔子楔子武昌城頭一聲槍響，劃破了兩千年帝制的夜空，迎來了中華民族新紀元的黎明。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隨後，清帝宣布退位，孫中山如約讓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經多方博弈，最終勝出，成為民初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民國第一名記黃遠庸（筆名遠生）在一篇文章中不無揶揄地寫道：「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達，綽綽乎遊刃有餘。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權一一在握，《約法》上之所謂種種限制之不足以羈勒袁公，猶之吾國小說家所言習遁甲術者，雖身受縛勒，而先生指天畫地，念念有詞，周身繩索蜿蜒盡解。」

這一年的十月，流亡海外十四年的梁啟超自日本啟程歸國，以滿腔熱情投身新中國的建設。最初，他對袁世凱是頗懷有些希望的。他很清楚，當下中國這個局面，要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必須藉助袁世凱的力量。「苟能善用之，誠足以致中國於治強」。但他沒有深究，袁世凱是否能夠並且願意為了別人的政治理想而放棄自己的權力慾望。他後來也承認：「當時很有點痴心妄想，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可是，袁世凱對於梁啟超的良苦用心究竟能領會多少呢？何況，他不得不面對的，首先還是習慣了江湖造反的孫中山，也就是梁啟超所謂「更甚於洪水猛獸」的「暴民政治」。

因此，他的看重梁啟超，絕非認同梁的議會政治，民主立憲，乃是藉助其進步黨，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做議會角逐。及至宋教仁被刺，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袁世凱藉機解散國民黨，取消該黨黨員國會議員資格，使國會形同虛設，進步黨亦隨之黯然，梁啟超對於袁氏的希望完全落空，朋友們多有擔憂和責難，於是，他對政治生涯便漸漸地生了厭惡、捨棄之心。這時，他寫了一篇很沉痛的宣言《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極誠懇地檢討和反思二十年來自己在政治思想以及組織政治團體、參與政治活動等方面，為什麼會陷於失敗的困境。

他曾有過退回書齋的打算，以為做國民教育，也是「莫大之天職」。既然政治無望，這一年的冬天，他真就假館北京西郊的清華學校著書去了。但袁世凱不允許他回歸書齋，那個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時代也不允許他回歸書齋。隨著歐戰爆發，日本野心膨脹，乘機向中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而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對帝制的支持，竟準備接受日本的條件，並加緊了恢復帝制的步伐。此時的梁啟超很難沉默，他不僅在籌安會成立一周後就公開表態，發表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而且與蔡鍔、湯覺頓等人策划了反袁護國的對策，他說：「但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拼著命去干這一回不可。」他們約定，「成功呢，什麼地位都不要，回頭做我們的學問去」。

梁啟超曾有過實現其承諾的機會。他到上海後得知，父親已於兩個多月前去世，這既使他陷入了巨大悲痛，也給了他一個脫離政治的理由。那些天，他的確以守製為由辭去了所有的職務。記者追問他百日後的出處，他告訴記者，他將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自效於國家或社會。在他看來，「非亟從社會教育上痛下工夫，則憲政基礎終無由確立」。

所以，「軍事稍平，決當獻身社會教育」。但現實政治畢竟與他還有某種「斬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不期然，他又一次捲入政治漩渦之中，甚至差點被洶湧而來的濁流所淹沒。由於對德宣戰問題所引發的總統黎元洪與國務總理段祺瑞之間的權利之爭，連帶發生了倒閣、解散國會、趕走總統、復辟帝制等一系列政治風潮，中國的政局幾乎糜爛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梁啟超因為主張對德宣戰，成為段祺瑞的同盟者，更在段祺瑞發表的新內閣中擔任了財政總長的職務，並希望能把段祺瑞引入憲政和議會政治的軌道。

然而，梁啟超的這種選擇幾乎成為當時以及後來社會輿論非難他的最主要內容。這時，已是民國七年，梁啟超一直夢想著有所作為，但始終不能如願。袁世凱當權，他一事無成；換了段祺瑞、馮國璋當政，他仍然一事無成。他在寫給籍亮儕的信中勸他，「勿與聞人家國事，一二年中國非我輩之國，他人之國也」。一個愛國者、時刻把國家前途和命運放在心上的人，竟然說出這樣一番痛心疾首的話，可見其所受傷害之深、之痛。此後，他閉門謝客，「邈然幾與世絕」，開始了此生最後十年著述講學、獻身教育的生涯。1告別政治告別不了的是國民責任梁啟超告別政治，退守書齋，固然始於民國七年（1918年），但他厭倦從政的感覺，卻早在四年之前就有了。最初，他自信可以將袁世凱的行為納入合法的議會政治的軌道，用憲法和國會來約束袁世凱。為此，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世凱做出讓步和妥協。袁世凱急於要當正式大總統，按照法律程序，總要先制定憲法，待憲法制定後，再依照憲法上的總統選舉法選舉正式總統。梁啟超原本是主張先定憲法，再選總統的，無奈袁世凱等不及，社會輿論也等不及，不得已，梁啟超只好為這種違反常規的做法尋找理由。這時，梁啟超還期待著完成總統選舉後馬上制定憲法呢，然而，袁世凱在把總統前面的「臨時」兩字取消後，已經不打算再和議會繼續周旋了。他先是要求眾議院「增修約法」，取消《臨時約法》對總統權力的限制，同時要求國會，憲法須經大總統公布方能有效。他還借口查獲了李烈鈞與江西籍國會議員徐秀鈞往來密電，下令解散國民黨，追繳國民黨議員證書，甚至逮捕了國民黨議員馮自由等十餘人。在這種情況下，國會活動事實上陷於停頓，起草憲法的工作也被迫停止，即便如此，梁啟超對於袁世凱仍然採取勸說的方式，他反覆致信袁世凱，希望他能從國家政治前途的大局出發，不要使議會受到傷害。但是，袁世凱總是使他失望，他所收穫的除了一事無成，只有朋友們的擔憂和責難。

梁啟超在自我檢討時發現，他這個人本質上還是個書生，喜歡感情用事，缺少實際的參政能力，不適合參政。一年多來，雖然勉為其難，鞠躬盡瘁，並沒有為國家做多少事，「吾所效之勞，不足以償所造之孽也」，看來只有退回書齋，做自己所擅長的理論、學術研究。同時他也看到，現實中的權衡、變通，的確非他所長，就政治權謀而言，他更不及袁世凱這種在官場上泡爛了的人，他不僅過於理想化，而且太天真，太幼稚，以為憑著自己的言論就可以造就理想中的政治人物，簡直就是妄想。所以他表示：「故吾自今以往，除學問上或與二三朋輩結合討論外，一切政治團體之關係，皆當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師長，最親習之友生，亦惟以道義相切劘?，學藝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論行動，吾決不願有所與聞，更不能負絲毫之連帶責任。」這種情形在梁啟超的政治生涯中應該是第一次，不過，看上去他並沒有因此而得到切實的教訓。他在護國戰爭結束後也曾想過急流勇退，不再參與政治，而且，為父親守制不能說不是一個很好的理由，但他卻為形勢所鼓舞，總不肯放棄自己對於國家的責任，「明知樊籠之下，言出禍隨，徒以義之所在，不能有所憚而安於緘默」。結果，先是陷於府院之爭，希望調和黎元洪與段祺瑞的矛盾而不成，反而引發了張勳「辮子兵」的復辟鬧劇；此後，又有護法與威信之戰，他則居中調解，欲說服雙方不可以兵戎相見。在他不過是想「因應世界大勢而為我國家熟籌將來」，但世人如何理解他的苦心？甚至他的朋友都責備他「不能救國而反與他人同蒙賣國之名」，他與研究系的罵名則因支持北洋，反對國民黨而一直背到今天仍不能洗清。

事實上，整個民國六年（1917年）他都在為國事而四處奔走，先是鼓吹對德宣戰、加入協約國，遭到幾乎所有人的反對，馬君武聯合國會議員三百餘人通電全國，反對絕交、參戰，罵梁啟超是「陰謀小人」；老朋友伍庄也為之痛心疾首，他說：「兄數十年惓?惓?愛國之心，其結果則中國乃亡於兄手，兄縱不愛惜其名譽，獨不愛惜國家乎？」然而，反對者雖多，並不證明他就是錯的。

多年後伍庄在回憶梁啟超的文章中承認：「張勳既敗，先生本不欲復出，但以主張對德宣戰之故，欲貫徹其主張，因復就段閣之財政總長焉。卒之主張實現，中國賴以取得國際上之種種便利，出席於歐洲和平會議，先生之功，不可沒也。」他甚至有了一些惋惜：「先生當時之志願尤（猶）不止此，先生力勸段祺瑞親帶兵赴歐洲戰場，可惜段氏為宵小所包圍，不聽先生之言，先生之大志願仍（乃）不得達。」

伍庄所言只是原因之一，段祺瑞不肯帶兵親赴歐洲，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此時的孫中山剛被召開於廣東的國會非常會議選舉為軍政府大元帥，指望著奮師武漢，直搗幽燕，遂以「護法」為名，發動了南北戰爭。這時，段祺瑞怎能聽從梁啟超的勸告，帶兵出國呢？他正要藉此備戰，擴充兵力，以武力解決一直以來鞭長莫及的南方各省。梁啟超曾經建議，利用緩付的庚子賠款和幣制借款對幣制進行徹底改革，整頓金融秩序，發展經濟，訓練軍隊，為出兵歐洲戰場做準備，結果卻被段祺瑞利用來擴充軍隊，支持對南方用兵。經此一番挫折，梁啟超總算對南北軍閥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

歐戰結束後，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感嘆：「去年吾儕力排眾議，主張對德宣戰，固逆料歐戰之結果必有今日，以此為增進我國際地位之極好時機，豈料雙方皆利用此為政爭資料，而置國家大計於不顧，因此而倒閣，因此而發生督軍團圍國會，因此而復辟，蹉跎光陰，已歷半載。及段閣再現，吾當時以本已厭離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閣者，徒欲貫徹宣戰之初志，求能出兵歐洲，當時盡一分義務，即將來享一分權利。吾在閣數月中，無日不提此議，謂無論如何必須趕今年春間決戰以前，有數萬人到西戰場，則將來和平會議之發言權，我國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閣幾為此一事而已。而豈料宣戰以來，一年之歲月竟為內訌銷（消）磨以盡，今千載一時之機已逸，更有何說。」

這一回梁啟超真要接受教訓了，他把自己關在天津的家裡埋頭著述，「邈然幾與世絕」，除了幾個極要好的朋友、學生，外人一概閉門謝客。生活也變得更有規律，「每日晨六時前必起，十一時前必睡」，午前便屬稿千餘言，每天著書超過兩千言，幾個月來，已陸續完成十二萬言。從夏天開始，他每日分出一半光陰給孩子們，「為群兒講學術流別」，並準備講解《孟子》。閑暇之時，寫寫字、摩挲一下古錢拓片，也覺得很有興味。晚飯時還要喝點小酒兒。政界、軍界的朋友偶有相聚，則「專言學問，不涉政論」，甚至「數月來迄未與合肥（段祺瑞）一通聞問，殊不欲作無謂之緣，以惹魔障」。

民國七年（1918年）雙十節，徐世昌在北京就任大總統，不久，熊希齡等通電發起和平期成會，呼籲南北停戰，尊重和平。熊與梁交情很深，社會輿論都猜測梁一定參與其中。實際上，梁雖讚賞此事，卻沒有加入。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講了三點理由，其一，大病新起，元氣未復，不能太勞累；其二，有數種著述，經營多年，未能完成，都是由於政治的牽擾，現在打算終止政治生涯，以全力盡瘁於著述，任何含有政治意味之團體，概不加入；其三，此事能否成功，絕不在其一人之進退。

不過，梁啟超選擇告別政治生涯，與古代文人士大夫「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的選擇絕不是一回事，也並非「不為五斗米折腰」式的不合作主義，甚至不同於「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出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古仁人之心，當然更非看破紅塵，撒手人寰式的逍遙之游，他曾表示：「至於鄙人生平，向不取消極主義，今中止政治生涯，將從別方面有所積極耳。」他所謂別一方面，著書、做學問，「從社會教育痛下工夫」是一種；再有就是以在野的身份盡一份監督匡救政府的責任，他說：「立憲國之政治事業，原不限於政府當局，在野之政治家亦萬不可少，對於政府之施政或為相當之應援補助，或為相當之監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責任也。」

他的這種態度很自然地使我們想到歐美獨立、自由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他們積極地介入社會政治，公開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但不一定非要到政府裡面去當官。梁啟超民七（1918年）之後所選擇的就是這樣一條路，這是一條以退為進的路，民初曾任國務院秘書、印鑄局局長的湖南湘潭人袁思亮此時致信梁任公，也有類似的勸告：「先生宜以此時結合少數同志，授徒講學，屏棄一切機權術數，急切近名之說，一以扶植人類信義為歸，合古今中外道德家言一爐而冶之，庶幾救已死之人心，存未亡之國脈，其功當不在禹下。」

巴黎和會期間以私人資格前往歐洲，或許正是梁啟超「曲線救國」的方式之一。同行者有蔣百里、劉子楷、丁文江、張君勱、徐新六、楊鼎甫。梁啟超說到此行的目的有兩點，第一是開闊眼界，為自己求一點學問，看看這台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第二是藉助巴黎和會這個平台，以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申訴申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這一行七人分途而動，梁啟超、蔣百里、劉子楷、張君勱、楊鼎甫五人，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抵英國倫敦，丁文江與徐新六則繞道太平洋、大西洋，趕赴歐洲。

當梁啟超一行抵達倫敦時，丁文江、徐新六二人已在那裡迎候他們了。他們中除了丁文江要去美國講學，提前離開歐洲外，其他人的一九一九年都是在歐洲度過的。他們這些人的志趣並不完全一致，丁文江偏重科學，尤其關注各國地質、礦產方面的情況；蔣百里則熱心鑽研戰爭和軍事，專門撰寫了一部《德國戰敗之諸因》，從國家的政治方略和國際關係入手，分析影響戰爭勝敗的諸因素，為中國提供鏡鑒；其他人的興趣卻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所以，在歐洲，他們並不總是一起行動，梁啟超與蔣百里要去瞻仰法國「一戰」中的遺迹，丁文江、張君勱都沒有參加，前者要去洛林州調查礦業，後者卻要到倫敦列席各國私立國際聯盟研究會。

當然，梁啟超更放心不下的還是和會本身。初抵巴黎，因為有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承諾，梁啟超還是比較樂觀的，然而，到了三月，形勢突然有了變化，日本代表拿出一紙密約，來要挾威爾遜，聲稱如果和會支持中國收回山東主權，他們就退出國際聯盟。威爾遜當時是很看重國際聯盟的，而那個由段祺瑞政府駐日公使張宗祥與日本銀行簽訂的借款兩千萬日元的秘密合同，不僅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而且，此前德國所要求而一直沒有到手的煙濰、高徐、順濟諸鐵路之優先權，也全部歸了日本。這樣一來，密約就成了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借口。為了拉攏日本，威爾遜不惜犧牲中國主權，與日本做了一筆交易，只要日本不退出國際聯盟，威爾遜準備放棄對中國的承諾。得到這個消息的梁啟超異常憤怒，他於三月十一日致電國民外交協會理事汪大燮和林長民，指出：數年以來，中國對日本純取抗議方針，以不承認日本承繼德國權利為根本。去年九月，德軍垂敗，政府卻於此時與日本簽訂這樣一個條約來束縛自己，真不知是何用意！他希望政府千萬不要再做蠢事，授人口實，「不然，千載一時良會，不啻為一二訂約之人所壞，實堪惋惜」。這段時間，他利用自己民間代表的身份，以及在國內國外的影響力，做了許多工作。四月八日，張謇、熊希齡、范源濂、林長民、王寵惠、庄蘊寬等致信梁啟超，請他擔任國民外交協會駐巴黎的代表，主持向和會情願的各項事務。國民外交協會成立於民國八年（1919年）二月十六日，是北京各界各團體聯合組成的，是民眾參與外交活動的先行者。四月三十日，英、美、法三國議定了《凡爾賽和約》關於山東問題的條款，要將原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轉讓給日本。面對這種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國出席巴黎和會首席代表陸徵祥竟考慮準備簽字。在這緊急關頭，梁啟超於當天致電汪大燮和林長民，向政府和國民發出警告，要求他們向和談代表施加壓力，千萬不要在和約上簽字。其電文稱：汪、林兩總長轉外交協會：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接到梁啟超的電報，林長民於次日寫成《外交警報敬告國人》一文，並於晚間送到隸屬於研究系的《晨報》報館，總編輯陳博生親自編髮，刊載於五月二日之《晨報》，兩天後，「五四」運動便爆發了，從此掀開了中國歷史新的一頁。於是我們看到，梁啟超所謂告別政治，只是不再到政府做官而已，並不因此放棄作為一個國民的責任。在歐洲時，他與朋友們就商定了回國後將要做的幾件事，核心即全力從事培養國民自覺的教育事業，具體做法就從承辦中國公學、組織共學社，發起講學社，整頓《改造》雜誌，以及推動國民制憲運動入手。當時，他很希望能使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相輔並行，在《解放與改造》改版後第一期的「發刊詞」中，他首次提出了「聯省自治」的主張，並由熊希齡策動湖南督軍譚延闓?推動實施。

此論一出，社會各界反響熱烈，譚延闓?率先發表了「還政於民」、「湘人自治」的通電，並得到浙江軍閥盧永祥、廣東軍閥陳炯明的響應。就連沉寂多年，早已退守書齋，著述講學的一代宗師章太炎，也在大病未愈之時，親抵湖南長沙，以聯省自治遊說於譚延闓，接著，又在北京《益世報》發表了《聯省自治虛置政府議》一文。甚至初出茅廬的青年毛澤東，也在民國九年（1920年）發表了數篇鼓吹湖南獨立、聯省自治的文章，並且倡議建立湖南共和國，儘管他們的社會理念和出發點完全不同。

不久，梁啟超應熊希齡之邀擬就了《湖南省自治根本法草案》，成為日後湖南制定省憲法的基礎。民國九年（1920年）十一月，趙恆惕取代譚延闓掌握了湖南政權，正式宣告自治，並啟動了制定省憲法的程序。憲法起草委員會十三人中就有蔣百里、李劍農、彭允彝、王正廷等人，都與梁啟超關係密切。於是，次年三月，趙恆惕以本省制憲問題致信梁啟超，徵詢他的意見，同時，又派了蕭堃?和雷飆到天津當面向梁啟超請教。梁氏自然樂於指導，張朋園曾讚歎湖南憲法的民主精神，稱：「湖南人的精神，任公與有榮焉。」

本來，憲法起草委員會諸公還因一些細枝末節而爭論不休，這時，偏偏在湘鄂之間發生了戰爭。湘軍與直系軍閥吳佩孚在鄂南一戰，全軍失利，吳佩孚一意孤行，乘機攻佔岳州。為了阻止戰事擴大，不使正在制定的湖南省自治憲法胎死腹中，蔣百里緊急向梁啟超求援。在他看來，此時能夠挽救湖南危局的，只有梁啟超一人。梁啟超接到蔣百里的求援信，馬上與蹇念益、籍忠寅緊急磋商，決定不用慫恿張作霖背後襲擊吳佩孚的辦法，而由梁啟超直接寫信給吳佩孚，曉以用兵的利害，並代黎元洪作書一封，致吳佩孚、蕭耀南（吳的參謀長）等人，勸阻他們的行動。

與此同時，他也一再寫信勸說湖南方面，請他們不要插手湖北的人事安排，更不要斤斤計較於本省和本軍的利益，只咬住「聯省自治」做文章，才能將題目愈做愈大。他還建議張仲仁儘快到武漢去見吳佩孚，因為有些話不便在信中透露，只能當面對他說。而他要當面說與吳佩孚的話，其實就是讓他認清自己所處的形勢，北有張作霖，南有孫中山，都虎視眈眈地看著他，如果他把湘軍趕回湖南，就等於把湖南給了孫中山，「無異自翦其羽翼以資敵」。看得出來，梁啟超最擔心的還是湘軍與吳軍之爭被廣州新軍閥所利用，造成「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局面，這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的。

事實上，吳佩孚大兵壓境倒也促進了湖南制憲的儘快完成。為了不使湖南再次遭受北軍宰割，十二月十一日，湖南省經全民投票順利通過了省制憲法。次年元旦，這部憲法正式頒布實施。當時，浙江的盧永祥、雲南的唐繼堯、廣東的陳炯明等，都把「聯省自治」喊得震天價響。然而，他們各有各的打算，在他們那裡，「聯省自治」不過是割地自雄的借口罷了。湖南省憲實行了四年，也許可以算是例外，但也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不能使實際的政治有絲毫的改變，這個世界依然是軍閥橫行的世界。這對梁啟超是個不小的打擊，他終於明白，這些軍閥都是「二德」（即曹孟德、張翼德是也）的子孫，靠他們，中國永遠不可能走上國家統一的憲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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