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袁世凱:孝順和善 受人敬重 貪權不貪財

北洋往事：那些軍閥那些人(28)――袁世凱的遺產金滿樓四十一、關門皇帝羞憤而終在袁世凱的老部下們紛紛造反的時候，就連家裡人也不給他面子。洪憲王朝開張還沒兩天，袁世凱的弟弟袁世彤、妹妹袁書貞居然登報聲明與袁皇上脫離兄弟姊妹關係，令袁世凱哭笑不得。袁世彤是袁世凱的六弟，他雖然一直在老家操持家務、從來沒有出來做過官，但這個弟弟卻很關心政治，時不時的就寫信給老兄，指斥他這個不對，那個無理。這回老兄要做皇帝了，袁世彤非但沒有高興，反而大罵袁世凱是「清室之逆臣、袁家之不孝子孫」。不僅如此，袁世彤還在家裡拉起一支二十來人的「討袁軍」，並號稱勤王，要為清室討伐袁世凱這個賊臣。袁皇上得知這個消息後，自然不能讓他胡鬧，隨後便令地方警察局將他們給鎮壓下去了。至於袁書貞，她早年嫁給原山東巡撫張汝梅之子為妻，本來和袁世凱的關係很不錯，兩家人還在逢年過節的時候經常走動，並常有書信往來，饋送更是不斷。這一次，因為袁世凱要復辟帝制，袁書貞寫信給兄長，稱：「袁張二姓，世受清恩。兄長代清為民國總統，還可以說是民主，如今又要稱帝，到時如何去見地下的隆裕太后？你雖假託民意，但以妹視之，其實就是叛逆罷了！」就連袁世凱自己家裡，也沒有太平日子。在偽《順天時報》露餡後，太子袁克定總覺得父親已經不再信任自己而打算改立其他弟弟，於是他還想要來個「玄武門之變」，把他的假想敵老二和老六一併幹掉；而新華宮裡的那些姨太太們，還成天在那裡為封「妃」啊「嬪」而吵鬧不休，惹得老袁暴跳如雷（據說，後宮開始是這樣安排的，正室於夫人為皇后自然沒有話說，姨太太們則有子的封為「妃」，無子的封為「嬪」，一些陪侍多年而無子的姨太太就鬧起來了）。在宣布退位前，袁世凱先派人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老友徐世昌和段祺瑞，並讓徐世昌出任國務卿，段祺瑞出任參謀總長，以幫他解脫困境。袁世凱本以為自己廢除了帝制，又將老朋友請出來維持局面，按理應該可以混過去了，但西南各省仍舊不依不饒，非要袁世凱就地下野。從清末的「非袁不可」到如今的「非去袁不可」，不過區區數年，竟然已是天壤之別。首任內閣總理、在朝鮮便跟隨袁世凱的原部下唐紹儀在電報中斥責說：「撤銷帝制之令，而仍居總統之位，在執事（即袁世凱）之意，以為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視之，咸以為廉恥喪盡，為自來中外歷史所無」；具有多年流亡經歷的康有為則建議袁世凱「速攜家眷，游于海外」，若「早行一日，國民可早安一日」；蔡鍔、唐繼堯、梁啟超等人也紛紛要求袁世凱潔身引退，抗議聲浪真是接二連三，應接不暇。鬧到現在，只要袁世凱霸佔這總統位置不下來，這全國各地的「勸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電便日夜不絕的不斷湧來，比原來擁帝時的規模還要多上幾倍。至於那些帝制派的嘍們，什麼「六君子」，什麼「十三太保」，大都是些上不得檯面的東西，這下也就溜的溜，跑的跑，沒走的也早已是鴉雀無聲，只剩下袁世凱這麼個孤家寡人，衰病殘年，苟延殘喘。在這種情況下，原本以為憑自己的老資格可以力挽危局的徐世昌也是焦頭爛額，最後只能知難而退，掛冠而去。

袁世凱死後，產生以黎元洪為總統、馮國璋為副總統，段祺瑞為國務總理的北京政權。圖為段祺瑞的內閣成員：（右起)曹汝霖、劉冠雄陸征祥、段祺瑞、錢能訓、段芝貴、朱深、傅增湘4月22日，段祺瑞接替徐世昌出任國務總理（取消政務堂，改回了原來的國務院），組建新內閣。段祺瑞在重掌大權後，情形就有點類似當年袁世凱逼宮了，只不過當年的袁世凱已經換成了今日的段祺瑞。當段祺瑞準備任命自己的心腹樹錚為國務院秘書長時，袁世凱以「總理是軍人，秘書長不宜再是軍人」加以反對，事後段祺瑞十分生氣，他把煙鬥狠狠的摜在桌上，厲聲道：「今日還是如此！」至於另外一個股肱幹將馮國璋，這時也沒有閑著，他仿照當年清帝退位的優待條件也給老袁量身定做了一個：一、往事不追；二、公權不褫奪；三、私產不沒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國人民予以應有之尊敬；六、民國政府每年給予歲費十萬元。這個優待條件，基本上代表了北洋系的意見，畢竟袁世凱是他們的老領導，做事情不好做得太絕，中國人還是講人情味的嘛！據說袁世凱看到這個優待條件後，雖然心裡很不舒服，但還是表示接受。據後來的歷史經驗，倘若袁世凱真的按照這個優待條件下野的話，袁世凱未必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畢竟，袁世凱下台了，誰又可以真正取代袁世凱的地位呢？段祺瑞、馮國璋還是黎元洪？誰也取代不了！後來的軍閥混戰就證明了這點。相反，如果袁世凱能夠活下來的話，再次出山並不是沒有可能，後來的很多軍閥頭子不都是屢屢下野、又屢屢復出嗎？以退為進，有時候還是一個很好的策略的。瞪惜的是，袁世凱他自己的身體最終還是頂不住了，稱王稱帝非但沒有幫助他破除家族魔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據袁世凱的三女兒袁靜雪回憶說，在1916年的元宵節，正當全家人圍在一起吃元宵的時候，六、八、九三個姨太太為了「妃」、「嬪」的名分在袁世凱面前大聲爭吵。袁世凱見後長嘆了一口氣，說：「你們不要再鬧了！你們都要回彰德去，等著送我的靈柩一塊兒回去吧！」說完，袁世凱便起身回辦公室了。當時護國戰爭已經爆發，袁世凱整日憂心忡忡，精神不振，在被家裡這麼一鬧後，袁世凱從那天開始便飯量減少，慢慢就懨懨成病了。在各方要求總統退位的聲浪中，袁世凱方寸已亂，退位心有不甘，接著開戰又有所不能，弄到最後，心力憔悴，他的身體也垮了。到了5月的最後幾天，袁世凱已經不能辦公；6月5日，袁世凱一度休克昏迷；延至6月6日的凌晨6點，袁世凱終於放棄了對命運的抗爭，一命歸西。袁世凱在清末的時候得過軟足病，這也是當時攝政王載灃將他開缺的由頭。後來辛亥革命爆發後，袁世凱復出，在入宮的時候還需要僕役攙扶。但這一次，袁世凱得的病卻是膀胱結石導致尿毒感染全身，原本這個病是不會導致生命危險的，但袁世凱為人比較固執，一直不肯看西醫、不肯動手術（大概也是因為發病的位置特殊，羞於啟齒），加上帝制後的種種不順，急火攻心，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

袁世凱的葬禮上殯儀隊伍在去北京火車站的路上等到病情急劇惡化、小便不暢後，在袁克定的堅持下，袁世凱才讓法國醫生貝希葉前來診治，但此刻為時已晚。貝希葉建議袁世凱到醫院去動手術，或許還有一線生機，但被袁世凱拒絕。在這種情況下，貝希葉只好在袁世凱卧室給他導尿，但此時導出來的全是血尿。袁世凱自知不起，便急忙讓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來，並把總統大印交給徐世昌，說：「總統應該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準備回彰德去。」據說，袁世凱在6日凌晨昏厥復甦之後，對侍疾在側的老友徐世昌低聲說：「楊度楊度，誤我誤我」；也有人說，袁世凱臨終時說的是：「是他害了我！」這到底是誰害了袁世凱，是楊度、是袁克定還是他自己，隨著袁世凱這麼一蹬腿，誰又知道？事實上，在袁世凱幾年的治理後，民國發展已經上了軌道，中央財政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從民國初年的借債度日到每年庫存可余兩千萬元，這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可惜袁世凱偏要做什麼皇帝，洪憲帝制這麼一折騰，這幾年的治理成果灰飛湮滅、化為烏有且不說，袁世凱死後的中國更是陷入了軍閥割據的混亂時代。黎民無辜，受此之罪？各位，你說做皇帝到底有啥好處？你想那袁世凱袁皇上，從1915年12月12日接受擁戴到1916年3月23日撤銷帝制，這洪憲王朝不過維持了八十三天。在這八十三天里，袁世凱既沒有舉行過登基大典，也沒有戴過皇冠、穿過龍袍，搞個百官見面會還偷偷摸摸，膽戰心驚，充其量也就是個關門皇帝，結果卻落得眾叛親離，聲名掃地，更有史書上如潮如涌的千古罵名，這又是何苦來哉？皇帝啊皇帝，這從古至今，最難做的便是皇帝，你要做得好了，人人景仰，千古一帝；要做得壞了，那可就眾叛親離，身家不保。所以，皇帝的背後，他的名字也叫獨夫民賊。與其去做個真皇帝，倒不如去做個風流快活的土皇帝，因為土皇帝沒有名號，也就毫無責任與道義，亦不求傳子傳孫……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死後洪水滔天！若是拋開政治紛爭，以普通人的眼光來看袁世凱的話，這個人還算說得過去。袁世凱出身於一個耕讀官宦世家，幾代人聚族而居，這種傳統的家庭最重「忠孝」二字（這也是袁世凱的弟弟袁世彤、妹妹袁書貞與他斷絕關係的原因），所以袁世凱在逼迫清帝退位時也一再以民意為借口，不到關鍵時候自己不出頭，就是為了逃避「逼宮」、「不忠」的罵名。而後來為了當總統、當皇帝，袁世凱也都是通過 「選舉」、「推戴」、「公決」等方式來進行，至少顯得在形式上是合理合法的。在孝道這個問題上，袁世凱也是無可指摘。他的嗣母牛太夫人、本生母劉太夫人，只要條件允許，袁世凱必定晨昏定省，很能討老太太的歡心（這大概也是袁世凱能得到慈禧太后寵信的原因之一）。據袁世凱的女婿薛觀瀾回憶說，袁世凱事嗣母極孝，他有個姐姐未嫁而女婿病死，遂終身不嫁，平日凜若冰霜，永無笑容，袁世凱尊敬而畏憚之，就算當了大總統後，每次向姐姐請安也不敢坐下。薛觀瀾評論袁世凱時，稱他「守禮甚嚴，秉性孝悌，私德無虧」，應當不是護人之短的溢美之辭。在清末民初的時期，大戶人家一般都是妻妾成群，袁世凱也不例外（當然，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當然是腐朽沒落、反動至極）。袁世凱一生中有一妻九妾，子女三十二人，這樣一個大家庭肯定會很多矛盾，但至少在袁世凱生前，全家人惟他是從，家庭基本維持了和睦的狀態（死後姑且不論）。袁世凱對子女的管教也很嚴格，他在自己家中設立了私塾，並分為男館、女館（男館由嚴修指點，女館也聘請多位才女，如馮國璋之繼室周女士），不但子女都要入學，就連年輕的姨太太也要入女館學習。袁世凱雖然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也沒少責打他的兒子（哪怕是成家後也在所難免），但他對子女還是難免舔犢情深。據袁靜雪在晚年所作的《回憶我的父親袁世凱》一文中說，袁世凱經常和她們講故事，有時候還故意將銀元放在不易找到的地方讓她們去找，誰先找到就賞給誰；有時候她們實在找不到，袁世凱就提示她們，最終幫她們找到。在子女的婚姻問題上，袁世凱也是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多要求門當戶對。當時與袁家結親的多為晚清民初的高官巨戶，如長子袁克定娶湖南巡撫吳大之女、長女袁伯禎嫁兩江總督張人駿之子、五子袁克權娶兩江總督端方之女，其他親家還包括孫寶琦（內閣總理）、陸建章（陝西督軍）、張百熙（郵傳部尚書）、楊士驤（直隸總督）、薛福成（駐外大使）、蔭昌（陸軍大臣）、陳啟泰（江蘇巡撫）、周學熙（財政總長）、那桐（軍機大臣）、黎元洪、曹錕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子女結親這也是袁世凱擴展自己勢力的一種方式。袁世凱待人接物，雖然從來就是喜怒不形於色，但面色和善，雙目炯炯，很尊重人也很注意聽人說話，所以各方人才奔走其門，如同過江之鯽。袁世凱的身材不高，但多年的軍旅生涯所養成的氣質，讓人覺得他雖然外表和善，然不怒而威。閻錫山就曾說他見過袁世凱兩次，但不清楚袁世凱長什麼樣，因為在接見的時候閻錫山既敬又畏，不敢直視。袁世凱不管是站著還是坐著，總是挺直腰板，哪怕是坐在沙發上和人談話，他也直著腰靠著沙發背，從來沒有歪斜著，更不會陷進去。有意思的是，袁世凱在每次坐下的時候，總是鼻子先發出「嗯」的一聲，然後一邊摸著鬍鬚，一邊慢慢坐下。由於腿比較短，袁世凱坐下後一般是雙腳叉開，兩腿垂直，彷彿「騎馬蹲襠」的姿勢，從來也沒有蹺過二郎腿。至於袁世凱的飲食起居，基本是常年不變，非常之刻板。他每天的作息一般是這樣安排的：早上6點起床，6點半早餐（總是一大碗雞絲湯麵），7點下樓辦公會客，11點半午飯（菜的花樣也大都不變，他最喜歡的清蒸鴨子必不可少）；午飯後休息一個小時，下午2點到5點繼續辦公會客，然後帶著家人去中南海各處散散步，晚上7點吃飯，9點歸寢，十分有規律。袁世凱的穿著打扮也很簡單，從不講究，除了上朝時穿朝服袍褂外，在家中一般只穿短裝制服（練兵時的習慣）。袁世凱一般不喝酒，只有在過年過節全家聚餐的時候才喝點紹興酒；煙除了雪茄外，其他如水煙、旱煙、香煙一概不抽，對鴉片煙更是深惡痛絕。由於袁世凱死的時候仍舊是在職的總統，因此黎元洪在繼任總統後還以在職國家元首的規格給他治喪。當時中央政府除了撥款五十萬詭用於喪葬費用外，還通令文武機關下半旗、停止宴樂二十七天，民間娛樂也停七天；文武官員和駐京部隊一律佩戴黑紗；設立「恭辦喪禮處」，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齊三人承辦大典喪禮，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總負責。袁世凱死後，那些在護國戰爭中明裡暗裡背叛他的袍澤故舊也紛紛「冰釋前嫌」，或親自或派隨員趕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領導，所以袁世凱的葬禮也辦得風風光光，備極哀榮。最可嘆是那御乾兒、奉天將軍段芝貴，他在得知袁世凱死訊後急忙從關外星夜兼程趕來，等到了新華宮靈前更是呼天搶地，涕淚漣漣，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死的就是他親爹（筆者行筆於此，也忍不住要嘆一聲：真是孝子！）。袁世凱的靈堂設在中南海懷仁堂，從6月6日到27日，共停靈21天。在此期間，京城的文武百官每日按班次前來致祭行禮，駐京部隊也分批前來，舉槍致哀。靈堂外面，還搭建了數座牌坊，另有京城內外的高僧、名道和喇嘛也來念經頌佛，超度總統亡魂。6月28日，袁世凱的靈柩從北京起運到河南彰德，當時起靈的杠木棺罩都是用的皇家規格，新華門內用三十二人的小杠，出新華門後改為八十人的大杠，一路上黃土墊道，並有警察開道、陸軍儀仗隊一個團、海軍儀仗隊一個連，外加文武百官、親朋故舊，共計兩千人前來送行。至於趕來觀看的群眾，那更是人山人海，盛況空前，比當年慈禧太后的葬禮熱鬧多了。在靈柩的後面，袁克定和弟弟們披麻戴孝，手裡拿著哭喪棒步行，妻妾、女兒和媳婦則坐著素轎跟在後面。袁克文因為和大哥袁克定為安葬的墓地發生爭執，一怒之下竟然出走天津，不來參加送殯儀式（真不愧是名士做派）。在靈柩抬上預備的專列後（京漢鐵路客運還為此停運一天），一般的官員也就送到車站，另一列專車則運送袁世凱的知交故舊（如徐世昌、嚴修、段芝貴等）、治喪人員、護送軍隊及其物品前往彰德。火車開動後，車站鳴炮101響，向已故總統告別。在經過保定、邯鄲時，當地官員還舉行了隆重的路祭。到彰德後，袁世凱下葬於故居洹上村以北一里的墓地，整個墓園佔地二百餘畝，系德國工程師設計建造。當時墓地栽滿松柏，當地人稱「袁公林」（據說當地人還有折此地松柏辟邪的習慣）。

袁世凱的陵墓由於袁世凱的葬禮過於奢華，最後結算的時候發現入不敷出，政府所撥的專款扣去葬禮費用後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聯名發起公啟，請求社會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後又湊到二十五萬元，才最終結束了袁世凱的喪事。袁世凱生前為官多年，如果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標準應該置下不菲的家產，但袁世凱一生經手的錢財無數，但其「貪權不貪財、不以公謀私」的名聲還是為人所公認的（比他有錢的部屬可多了去了）。在袁世凱死後，徐世昌受老友之託給袁家分配遺產，他把袁世凱一生所積累的田產股票現金折為三十份，兒子與姬妾無子者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兒兩人一份，每份八萬餘元，共計兩百餘萬元。正如袁世凱所預料的，大公子袁克定和二公子袁克文很快便將分到的家財揮霍一空。袁克定在解放後靠著政府每月二十元的救濟為生，而袁克文雖然風流一生，死後卻未留一文，連後事都是他在青幫的弟子湊錢辦的。這些公子哥兒，哪裡是做皇帝的料。袁世凱的子孫中除了袁克文的第二子袁家騮和妻子吳健雄成為知名的科學家外，其他大多默默無聞。人生如夢，不過百木一秋。有意思的是，袁世凱晚年常念叨的那個家族魔咒卻在他的子孫中卻基本無效，袁家的後代不僅大都活過了六十歲這道坎，而且長壽者也不乏其人，譬如袁克定就活了八十歲，袁克文雖然只活了四十三歲（應是與他長期放蕩不羈的生活有關），但他的兒子袁家騮卻是九十一歲的高壽，直到近年才去世（2003年）。如果袁世凱泉下有知，會不會為自己的稱帝決定而苦笑不已呢？四十二、民國余聞民國建立以後，中國社會出現了鼎新革故的社會潮流，雖說是萬象更新，然「舊者未去，新者未立」，「新中有舊，舊中有新」，所謂新舊並存，倒也別有一番風味。經過辛亥革命的衝擊，最顯著的變化當然是將腦後的辮子剪去。留辮子原本是滿人習俗，在清兵入關後，據說是有個漢臣孫之獬為了表示自己歸順的忠心，居然給自己來了個「剃髮易服」，結果兩邊不討好：滿班的大臣認為他是漢人，不得入列；而漢班的大臣認為他剪了辮子，不再是漢人，也不讓他入列。孫之獬羞憤之下，奏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剃髮易服」，引發了血腥的「剃髮令」。

剪辮子民國政府成立後，在第29號公報中發布「剪辮令」：令到之日，限20日內全民一律剪辮，有不遵者按違法論。這次沒有以死相威脅，也無須動員，民眾便紛紛響應，一時間大街上滿是剪下丟棄的鞭子。也有少數對新政權心存疑慮的人，他們偷偷的把鞭子藏在帽子里，鬼鬼祟祟的上街，要是被機靈的革命小將們發現的話，往往立刻撲上前去，掀翻帽子，扯出長辯，「喀嚓」一聲，鞭子就鉸沒了。有趣的是，被剪者還沒等反應過來，他們只覺得後面一陣風涼，用手一摸，後面的鞭子沒了。倘若是清朝遺老，定要當街大哭大罵、以頭搶地甚至當場昏厥，而那些「肇事」少年則在這場惡作劇中一鬨而散。那年頭，成建制的留辮人士也就張辨帥和他的隊伍了。（某些落後偏僻的地區，也有在二三十年代仍舊保留辮子的）民國後除掉的第二個惡俗，便是比留辮子危害更大的纏足。纏足是中國歷史上罕有的極醜惡、極兇殘的惡習，從五代末到清朝，不知道禍害了多少漢族女子。纏足，其實通過外力強行改變腳的形狀，不但嚴重影響了腳的正常發育，而且是人為的製造殘疾，其痛苦的過程和對心理的摧殘，非親歷者是無法用言語說清楚的。滿人入關後，由於滿人女子都是大腳板，因此曾一再下令禁止漢人女子纏足，但此時纏足之風已經根深蒂固，禁令收效甚微。直到慈禧太后在清末推行新政後，勸禁纏足才再度提倡，到當時的效果還不是太明顯。民國建立後，政府發布命令嚴禁繼續纏足，並勸纏足時間不長的婦女「放足」，恢復天然的本性。反纏足運動並沒有像剪辮那樣收效快，一直到民國後的十幾年，中國的纏足現象才被徹底消除。為什麼要把纏足和女權聯繫起來？看了就知道，這樣的雙腳能夠走出去參加社會活動嗎？滿清沒能勸禁的中國積習，在民國經過漫長時間終於漸漸消亡纏足的惡習被廢止後，這對中國婦女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解放。有了健康的大腳，婦女才得以走出家門，進入社會的廣闊天地並進而爭取與男子同樣的權利。在「纏足」與「放足」的鬥爭中，女權運動也得以蓬勃發展，當時有很多在清末新政中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子勇敢的走上社會，大力宣傳「放足」的好處與意義，並進而鼓吹婦女平等，為廣大被壓迫的婦女同志們爭取自己的權利。辛亥革命後，一些覺醒的新女性打破傳統的清規戒律，她們不但創立了女子學校、女界報刊，還向南京臨時政府上請願書，要求平等的女子參政權。但等《臨時約法》公布後，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人發現約法對此未置一詞，於是她們聯合起來，向南京臨時參議院上書請願，並強闖議事廳要求發表意見。在遭到警衛的阻攔後，這群勇敢的女子將臨時參議院的門窗玻璃給砸了個稀巴爛。兩天後，六十多名女界代表帶著武器再次來到臨時參議院，這次順利的進入了議事廳，並將那些議員大老爺們嚇得抱頭鼠竄，議長林森只得向軍隊求救，事態才得以平息。另外，在國民黨成立大會上，由於新黨綱將「男女平權」一條取消，參加大會的同盟會女會員唐群英、沈佩貞等人十分憤怒，她們隨即起身找到主持合併工作的宋教仁，當場奉送了幾個大耳瓜子，不但展示了女界的巾幗雄風，也讓黨內高層見識了新女性的厲害。民國初年的新女性使用暴力是有原因的，因為這些大老爺們表面上說著「平等、平等」，等女界代表們真把「男女平等」的議案提上來了，他們卻總能找到各種理由不予通過。說句公道話，婦女同志們的憤怒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不砸他們家玻璃、不甩幾個耳光過去，這幫大老爺們還真是瞧不起女性的。中國的婦女被歧視了幾千年，當時不用點激烈手段就不能引起重視。當然，如果有人把民國的新女性理解為慣於使用暴力，這就是誤解了。恰恰相反，走出家門、走向社會的新女性不僅為民國的社會增添了無數新氣象，也使得民國的生活變得更加的絢爛多姿。當時很多城市的年輕女子特別是學堂里的女學生，她們都紛紛將傳統的長辮剪為短髮，各種新式髮型也是競相推出，並受到新潮女性的追捧。民國後，人們的服裝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繁瑣古板的舊式衣冠陸續被拋棄或者被改良，而西式服裝也逐漸為人們所接受，不再被視為奇裝異服。當時最流行、最具特色的男子服裝莫過於中山裝，這是由孫中山創製並帶頭穿著而得名的新式服裝，它結合了西服與中式服裝的優點，並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成為革命的象徵。女子服裝的變革也不甘落後，後來的旗袍便是結合了滿族女子的旗袍與西式女裝的特點改良而來，並在後來成為中國女性的代表服飾，至今都長盛不衰。青年男女們總是走在時代的前列。隨著變革的進一步深入，包辦婚姻開始被接受過新教育的年輕人所抵制，而自由戀愛則在城市中逐漸成為時尚。在這一過程中，新式文明婚禮與婚制也得到傳播並日益為人們所接受，而封建禮教則日益失去它們傳統的市場。儘管袁世凱曾在民國建立不久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尊空復古」運動，但在新時代面前，舊有的東西畢竟已經是無可奈何花落去。民國自然得有民國的新氣象。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隨即頒布了一系列文明法令，如焚毀刑具、廢止刑訊；取消清朝律令中的各類「賤民」條令；禁止買賣人口；廢除主奴身份等。在禮儀稱謂上，民國後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原來的叩拜、作揖、請安、打千等舊式禮節被廢止，改行鞠躬、脫帽、握手、鼓掌等新式文明禮節；稱謂也由原來的「大人、老爺」等官腔改為平等的「先生」、「女士」、「君」等稱呼，政府職員相互之間一律改稱職務。這些變革，都給民國的社會帶來了一股文明之風。隨著西學東漸力度的劇增和教育的普及，連文字也有了很大的變化。當時白話文日漸受到人們的歡迎，而拗口難懂的古文也因為科舉的取消而日漸衰退。不僅如此，當時的報刊、文章還引進了不少的新名詞，特別是從日本引進了不少新「漢語」，譬如「科學、民主、自由、文化、文明、女權、理想、宗教、社會、共和、美術」等等，大都是由留日學生帶回，而當時的大文豪梁啟超便是其中最善於使用新辭彙的代表人物。民國建立後不久，社會各階層形成了參政議政的高潮，當時陸續成立的政黨數量便達到三百多家。雖然當時的政黨活動並不成熟，但在民眾的熱情參與下也搞得熱熱鬧鬧、紅紅火火，成為中國近代政治史上的一大亮點。由於《臨時約法》規定三權分立的體制，議會政治也就成為民國初年的主流，當時各政黨為了爭奪議會的主導權，彼此間不斷競爭、合併、聯盟、競選、辯論等，也搞得有聲有色、有模有樣。要不是袁世凱強行解散了國會，當時的政黨政治、議會政治並非是沒有發展成熟之可能。隨著西方民主政治的不斷嘗試與傳播，新聞輿論及文化事業也同樣進步神速。民國初年的報刊雜誌多達上千種，可謂是百花齊放，互爭長短，而社會輿論也在這一過程中良性發展，國民的言論自由也有所保障。戴季陶，在報上發表鼓吹殺人言論而被租借當局逮捕，諷刺的是，他是被唐紹儀代表當時的中國政府保出來的譬如在民國初年，戴天仇（戴季陶）在《民權報》上發表連載文章，名字就叫《膽大妄為之袁世凱》，連發十篇，袁世凱卻對此聽之任之。更有一次，他在報上發表了一篇奇文，文字很短，只有四句：「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幾天後，公共租界當局以戴天仇在報刊上鼓吹殺人而將他逮捕，但被戴聲稱該殺的唐紹儀竟以國務總理的名義致電上海，躬為他辯護。唐紹儀的理由很簡單：「言論自由，為約法所保障。」在眾多報刊的抗議和各界人士的營救下，租界當局最終將戴天仇放出，以「罰洋三十元」結案。清末新政建立新的教育體制後，各類新式學堂蓬勃發展，而民國政府又對清末的教育體製作了進一步的改革，如將學堂改稱為學校，男女可以同校，廢止讀經，採用新式教科書等。當時的學制也有所變化，分為大學、中學、高等小學和初等小學，其中初等小學4年，高等小學3年，中學4年，大學本科3年或4年，預科3年，其他專門學校大致為3到4年。民國政府還下令逐步推進義務教育，首先普及的為4年的初等小學階段。新式教育的普及，對國民素質的提高有著重大的作用。隨著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分離，民國的司法體制也改為獨立的四級三審制，大理院為法院最高機關，下面分別為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初級審判廳四級。按照新的訴訟條規，案件分為刑事和民事兩種，刑罰也廢除了之前的各種酷刑，改為通行的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和罰金五級。由此，中國古代行政權與司法權不分、刑罰與民法不分的法律制度逐漸被取代，縣太爺斷案的歷史一去而不復返了。隨著科技的進步，當時出現的新玩意、新娛樂更是數不勝數，譬如照相、電影、話劇，等等，也都紛紛湧現。這些新事物的出現，既娛樂了當時的民眾，也傳播了各種新知識、新觀念，真可謂是「世界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所有的一切，不都是民國的新變化、新氣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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