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中國近代國家觀念變遷與反傳統思想源流(3)

　　中國歷史幾千年，無論是聖賢還是聖明帝王，確實不乏有關重民限君權的論述。對此，梁啟超並不否認：「若條舉之，雖累千百條而不能盡，我國民苟能讀書識字者，當必知此種理想，為我國政治上之天經地義，無俟予喋喋矣。」但他提醒人們：「此種理想當由何道而始行之現於實，此則五千年間，千聖百王所殫精焦慮而未有得。」　　梁啟超承認，中國傳統政治設置、機構如誹謗木、敢諫鼓，御使台、宰相等，都有一定的限制君權的設想。但他指出，所有這些在歷史上卻很少有效；偶然有效，也不能長久。「何也？其所設種種限制機關，皆隸屬於行政機關之下，而未嘗別為一獨立系統。其司此機關之人，皆由君主任免，而無他途以使發生。夫隸屬機關，欲對於上級機關而施限制，其所能限制者幾何？而以君主所任免之人，司限制君權之機關，則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欲舉其職難矣。苟遇令辟，則雖行使大權，絕無限制，而斷無或貽禍害於國家，則此機關即勿設焉可耳。所以必設此機關者，為不令之辟置坊也。而不令之辟，則其蹂躪此脆弱之機關，固自易易，又常能將己所嚴憚之人，屏諸此機關之外，而使此機關變為長惡逢惡之具也。」所以，「立法之意初雖至美，而立法之效終不可期。數千年來所以亡國破家相隨相屬，且治日少而亂日多者，豈不以此耶？」有沒有權力制衡、司法獨立，是中西政治的根本區別。　　從1904年起，嚴復翻譯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名著《法意》陸續分冊出版，至1909年最後一冊出齊。在譯者按語中，嚴復也以契約論國家觀為標準，與中國歷史、中國政治傳統兩相對照，做了如下評論：　　他認為中國與西方法律體系的本質不同之一是西方法律公法、私法截然分明，而中國「刑憲」則向來公私不分、公私二律混為一談。之所以如此看重民法，因為民法是為現代性社會結構奠定基礎，沒有社會基礎，憲政就建立不起來。　　針對認為中國自古就有「立憲」的觀點，他解釋說，如果「得有恆舊立之法度」就是立憲，那麼中國也有「立憲」，但他特彆強調，這並非現代憲政：「則中國立憲，固已四千餘年，然而必不可與今日歐洲諸立憲國同日而語者。今日所謂立憲，不止有恆久之法度已也，將必有其民權與君權，分立並用焉。有民權之用，故法之即立，雖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數，是則專制之尤者耳。有累作之聖君，無一朝之法憲，如吾中國者，不以為專制，而以為立憲，殆未可歟！」所以，「中國本無民權，亦非有限君權，但云有法之君主而已」。簡單說，現代憲政就是有民權，統治者必須分權、君主的權力必須被限制、「天子」也必須遵從法律，以此衡之，中國古代從無憲政。　　在他看來以主權在民、分權制衡為基礎的憲政是國家的標誌，所以他認為中國沒有「國」，只有「家天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不是「國」：「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耳，烏有所謂長存者乎！」對孟德斯鳩原書中「其在民主，國民地位，固平等也。其在專制，國民地位，亦平等也。特民主之平等也，以國民為主人，為一切之所由起。專制之平等也，以國民為奴虜，為地可比數之昆蟲」一段話，嚴復進一步解釋說，專制制度下民眾間的平等只是奴隸間的平等：「專制之民，以無為等者也，一人而外，則皆奴隸。以奴隸相尊，徒強顏耳。且使諦而論之，則長奴隸者，未有不自奴隸者也。」「或曰中國之民，猶奴隸耳；或曰中國之民，非奴隸也。雖然，自孟氏之說而觀之，於奴隸為近。且斯巴達之奴隸，而非雅典之奴隸也。」所謂「斯巴達之奴隸」，即奴隸主不僅有權任意處置、虐待自己的奴隸，而且有權任意處置、虐待其他奴隸；所謂「雅典之奴隸」，即奴隸主只有權任意處置、虐待自己的奴隸，但無權任意處置、虐待其他人的奴隸。所以，嚴復認為「夫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君與民皆有權者也。東方之君民，世隆則為父子，世污則為主奴，君有權而民無權者也。」因為西方是君主立憲，民是權力主體，君主權力受到憲法限制，這是「國」的標準。　　憲政與非憲政兩種政體如何判斷其高下優劣呢？嚴復提出：「欲觀政理程度之高下，視其中分功之繁簡。今泰西文明之國，其治柄概分三權：曰刑法，曰議制，曰行政。譬如一法之立，其始則國會議而著之；其行政之權，自國君以至於百執事，皆行政而責其法之必行者也」，而「泰東諸國，不獨國主君上之權為無限也，乃至尋常一守宰，於其所治，實皆兼三權而領之。故官之與民，常無所論其曲直」。這是中國與西方二種治理國家方法的根本差異，這種「政理」的高下優劣不同，導致的結果是國家的強弱不同，人民的貧富不同。而且，由於君主專制只有君是國家之主，所以只有君才有可能有治國的長久之計，而臣民只是奴僕，為國有長久之計者不多，所以，「夫惟立憲之國不然。蓋立憲之國，雖有朝進夕退之官吏，而亦有國存之主人。主人非他，民權是已。民權非他，即以為此全局之畫，長久之計者耳。嗚呼！知此則競爭之優劣，不待再計而可知矣」。有民權，才可能有官員與人民的長久之計。　　憲政的重要一點是法治，因此嚴復堅決反對君主專制的人治，主張法治。對孟德斯鳩原書談古羅馬「憲、政、刑三柄之分」在某些地區因並未三分而導致專制一段，嚴複評論說：「此驚心動魄之言也！何則？……夫制之所以仁者，必其民自為之。使其民而不自為，徒坐待他人之仁我」，其實也得不到仁政。因為「其君則誠仁矣，而制猶未仁也。使暴者得而用之，向之所以為吾慈母者，乃今為之豺狼可也。嗚呼！國之所以常處於安，民之所以常免於暴者，亦恃制而已，非恃其人之仁也。恃其欲為不仁而不可得也，權在我者也」，「在我者，自由之民也；在彼者，所勝之民也。必在我，無在彼，此之謂民權。彼所勝者，尚安得有權也哉！」重要的是制度，而不是掌權者的好或壞，仁慈或殘暴，要靠制度保證「權在我者也」，這樣才是「自由之民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靈魂，嚴復認為中國法律的特點是「以貴治賤」的人治。「以貴治賤」雖然統治者「仁可以為民父母」，但「暴亦可為豺狼」。在這種制度下，如果是聖主明君，也可能達到天下太平的盛世，但終不能長久。因為這種體制下「刑罰」最終無法長期非常公正，「而僥倖之人，或可與法相遁」，最終是人民道德的敗壞。結果「雖有堯舜為之君，其治亦苟且而已。何則，一治之餘，猶可亂也」。對此，嚴復非常重視，甚至可說「敏感」。當孟德斯鳩原書說大赦是治國良策之一，但專制之國以恐怖治國因此不可能實行大赦時，嚴復在評論中立即表示不能同意，不客氣地說：「孟氏論赦之言淺矣，故與歷史之事不相合也」，強調自己認為恰恰是「有道立法」之國「可以無赦」，「而用赦之濫，乃至為國民之大患者，皆見於專制之朝者也。夫專制之君，亦豈僅作威而已？怒則作威，喜則作福，所以見一國之人，生死吉凶，悉由吾意，而其民之恐怖懾服仍愈至也」，所以孟德斯鳩所說的赦免理論「去於事情遠矣」！只有人人平等，才能實行法治，他由此認為這是歐洲與亞洲之所以一盛一衰的原因：「夫歐亞之盛衰異者，以一其民平等，而一其民不平等也。」他明確說中國現在滿漢不平等、優待滿族，最後滿族也將深受其害。　　契約論國家觀與傳統的倫理型國家觀在更基本、更抽象的原理上必然有重大的衝突，這是契約論國家觀引進者必須面對的問題。　　契約論國家觀的社會基礎是一國之民從「臣民」變為「公民」。從「臣民」到「公民」，是社會的根本性變化、轉型，確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黎民百姓」如何從數千年的「臣民」變為現代的「公民」，洵非易事。在公權與私權、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劃界中，「個人」是核心。因此，必須為「個人」正名、促使「個人」覺醒。「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觀念，開始進入中國，成為啟蒙話語的重要內容。　　如前所述，中國漫長的皇權專制社會形成了一整套系統嚴密、以儒學忠孝為支柱的意識形態結構。每個人都不是獨立的個人，而是在君臣父子夫妻關係之中，所謂「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站在金字塔頂端的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全社會都在他的腳下絕對忠於他。人的慾望是邪惡的；在長期的經典詮釋中，「存天理，滅人慾」成為高蹈的道德標準，被統治者應無欲無望地做統治者得心應手的工具。　　如果沒有每個個體的自我的覺知--意識到自己存在的價值，以「個人」為核心的現代性政治體制就無法建立。所以，梁啟超等啟蒙思想家提出了個人主義。由此點出發，他們自然而然地開始了對中國歷史的批判、對儒家學說的批判。　　前面曾指出，梁啟超在《獨立論》中提出「公民」概念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人而不能獨立，時曰奴隸；於民法上不認為公民」。緊接著，自然要將此與中國社會、中國歷史作一對照。中國傳統社會是「身份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這種社會結構中，存在一種人身依附關係，「民」只是草民、賤民，是在君權神授下不具獨立性的「臣民」。將「公民」與「獨立」聯繫起來，確實抓住了「公民」的實質。針對中國傳統「民」沒有獨立性、總是期盼君主的庇護批判說：「仰人之庇者，真奴隸也，不可言也。嗚呼！吾一語及此，而不禁太息痛恨於我中國奴隸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試一思之，吾中國四萬萬人，其不仰庇於他人者幾何哉！人人皆有其所仰庇者，所仰庇之人，又有其所仰庇者，層積而上之，至於不可紀極，而求其真能超然獨立與世界直接者：殆幾絕也。」中國四萬萬人從民到官，一級一級「皆有其所仰庇者」，結果是：「而今吾中國四萬萬皆仰庇於他人之人，是名雖四萬萬，實則無一人也。以全國之大，而至於無一人，天下可痛之事，孰過此也。」他受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影響，進一步論述道：「孟德斯鳩曰：『凡君主國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號為性命相依之事，往往望貴人之一顰一笑，如天帝如鬼神者。』孟氏言之。慨然有餘痛焉，而不知我中國之狀態，更有甚於此百倍者也。今夫畜犬見其主人，擺頭搖尾，前趨後躡者，為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歡，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者，為纏頭也。若夫以有靈覺之人類，以有血性之男子，而其實乃不免為畜犬、游妓之所為，舉國如是，猶謂之有人焉，不可得也。」中國四萬萬無一「人」，全是奴隸，而且整個中國歷史大都如此：「彼其論殆謂人不可一日不受庇於人者，今日不受庇於甲，明日必當受庇於乙，如彼史家所論，謂不可一日無正統是也。又其人但能庇我，吾則仰之，不論其為何如人，如彼史家所紀載，今日方目之為盜賊，明日已稱之為神聖文武太祖高皇帝是也。故數千年來受庇於大盜之劉邦、朱元璋，受庇於篡賊之曹丕、司馬師、劉裕、趙匡胤，受庇於賤種之劉淵、石勒、耶律、完顏、成吉思，皆靦然不之怪，從其擺頭搖尾、塗脂抹粉，以為分所宜然，但求無一日無庇我之人足矣。嗚呼！吾不知我中國此種畜根奴性，何時始能除之，而化易之也？」「此根性不破，雖有國不得謂之有人，雖有人不得謂之有國。」他的結論是：「今之論者，動曰西人將以我為牛馬為奴隸。吾以為特患同胞之自為牛馬、自為奴隸而已；苟不爾，則必無人能牛馬之奴隸之者。」　　梁啟超強調：「凡人所以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乃非人。」在皇權專制壓迫下的中國人民沒有任何權利，「以故吾中國四萬萬人，無一可稱完人者」，因此每個人要「除心中之奴隸」，「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為我也，利己也，中國古意以為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立者也……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蓋西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於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於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為意也」。在他們的話語論述中，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因此一反中國輕視個人、抹殺個性的傳統，大力提倡被視為大逆不道的個人主義，啟發人們為做一個真正的人而戰鬥。他們甚至還從中國古代哲學中為個人主義找出論據，「昔中國楊朱以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而今卻認為：「一部分之權利，合之即為全體之權利；一私人之權利思想，積之即為一國家之權利思想。故欲養成此思想，必自個人始。人之皆不肯損一毫，則亦誰復敢攖他人之鋒而損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虛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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