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政治學領域中的新思潮-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2010年政治學界是新老交替的一年，也是政治學研究在自主創新的道路上往前邁進的一年。這一年，政治學界在不同思潮的影響下，圍繞著「中國式民主」內涵和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了富有創造力的探索，對於豐富這些思潮，並激發新的思潮作出了重要貢獻。

　　關於「中國式民主」內涵的討論

　　自俞可平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之後，政治學界掀起了研究中國式民主的一個熱潮。「中國式民主」的提法已經有了很多年歷史。1994年，有海外學者正式發表文章，討論「中國式民主」概念。這種概念快速地進入大眾視野，2007年3月就有印度媒體稱，中國式民主制度正在日益成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種新模式。隨著中國式民主受關注的程度越來越高，政治學界的討論也越來越熱烈和深入。儘管學者們大都認可中國應該並且已經走上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道路，並對這種民主的內涵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受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那些大的思潮的影響。

　　改革開放後，在對中國政治學影響較大的西方思潮中，自由主義是突出的代表。這個流派的學者大多認同西方的民主，希望中國能夠虛心地學習，其中的激進派希望中國能夠整體性地移植西方民主模式。但在其他思潮的反擊下，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大多變得更加溫和，高全喜認為他們開始擺脫教條主義和西方主義的幼稚病，逐步走向政治成熟，即尋求一條把來自西方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的現實社會相結合的民主道路。他們一方面支持經濟全球化，並不斷呼籲並提醒執政者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致力於推進基層的公民社會建設，致力於社會的民主實驗，使民主政治開始深入民間。

　　自由主義受到來自左右兩翼的批判。面對市場化進程中廣泛而急劇的社會分化，新左派從平等主義的立場來攻擊自由主義。他們更加強調有利於底層的大眾民主，特別訴諸於人民民主思想，主張克服社會主義政權的官僚化。

　　與新左派相對，某種可稱之為新右派的思潮則從權威主義的立場來批判自由主義，有學者將主要價值界定為以漸進、穩定與開明權威為槓桿的秩序，而開明專制下的社會進步，才是最終實現民主與現代化的條件。要用開明權威這隻「看得見的手」，來創造民主政治這隻「看不見的手」，保持轉型的可控制性。

　　民主社會主義則是一種中間偏左的思潮，它的影響一直不顯著，直到謝韜發表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長文之後，這種思潮才在中國有了比較多的支持者。謝韜將其模式概括為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而其核心是民主，它包含了競爭性選舉等內容。由於在民主理念上比較接近，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在目前階段出現合流的趨勢。

　　面對學界的民主思潮所出現的變化，作為執政黨的主流民主理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理論也不斷地調適與完善，力求容納新的內容。其表現之一就是將來自西方的左右派思潮中關於民主參與和個人自由的具體內容吸納進來，主張有序地擴大公民的民主參與、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其表現之二就是進一步吸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因素，賦予傳統的民本思想以新的含義，尤其是在「以人為本」的思想指導下，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和創造性。

　　關於中國式民主的具體內容，有如下一些代表性觀點：

　　俞可平認為中國式民主已經取得顯著成績，當前的主要內容是由核心向外圍的黨內民主和由下至上的基層民主，這是一條由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現實道路。他認為要清醒地看到，中國式民主的根本目標不是黨內民主，而是人民民主。

　　房寧認為「三統一」和「四制度」構成了中國式民主的基本框架。具體來說，是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以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四項基本制度。

　　桑玉成認為，在我們這樣一個「封建專制主義的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的傳統很少」的國家建設民主政治，面臨的困難和問題自然是非常多的。中國的民主發展需要在「人民當家作主」這一民主本質要義的基礎上，逐漸發展代議民主、協商民主和自治民主。

　　王紹光認為西方代議民主其實是選主政治，其實質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由人民選出主人來進行統治，這與理想的民主理念有天壤之別。他認為，「公民不直接參与政府決策過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中國式民主模式必須超越「選主制」，抽籤民主、商議民主和電子民主等「公眾決策參與機制」，才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正民主形式。他特彆強調毛澤東創造的「群眾路線」式民主的重要性，認為這是一種領導幹部主動深入人民群眾的「逆向決策民主」，可以更好地將人民群眾的意見反映到決策過程中來。

　　鄭永年則強調了民主的普世性，認為民主政治是人類的共同價值。因為，競爭、透明、參與和政治責任這些本質上的東西最合乎人性，能夠體現這些本質的政治制度也因此為人們所嚮往。其次，他認為普世的民主又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文化背景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又是特殊的。要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建設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為民主政治建設一整套基礎國家制度，因此，「中國要國家制度建設在先，民主政治在後」。再次，他認為從經驗層面來說，中國民主發展模式已經基本形成，這就是十七大報告強調的「要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再加上憲政民主。他特別提出了選拔和選舉相結合的模式，認為選拔是中國傳統，而選舉是現代民主形式，選舉不能保證領袖人物的質量，要先選拔，後選舉。

　　林尚立認為要理解中國式民主，必須首先理解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它包括領導、合作和協商三個層面，只有政黨制度有效嵌入國家制度體系，人民民主才能得到鞏固和發展。

　　任劍濤認為，在從黨內民主到人民民主的過程中，應該加上一個黨際民主——與各民主黨派之間的民主，並且認為，這一從黨內民主、藉助黨際民主推向人民民主的政治演進過程，不會是一個風捲殘雲的民主蕩滌過程。相反，在民主演進的歷程中，不僅會遭遇三個環節上的曲折，而且每一個環節的迴流困難也並不能迎刃而解，這必然是一個非線性的變遷過程。

　　燕繼榮則認為，應以民主過程的視角來拓展中國式民主的可能空間。民主化被認為是一個過程，一種複雜的實驗，它由許多分階段的子過程和「小」實驗所組成。選舉產生領導人可以被看成是民主化的進展，同樣，通過制度化途徑吸納公民參與決策和管理，從而實現「民主治理」，以及實現信息公開並允許民眾監督政府，也應該被看成是民主化的進展。

　　方紹偉認為，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中國式民主是「一黨立憲」下的問責民主。他認為「多黨民主是個壞東西」，政治價值的「稀缺爭奪」和政權競爭的「進入自由」形成了一個「公地悲劇」。為了克服這種悲劇，一黨立憲則是可供選擇的方案。他運用經濟學中發展出來的理性選擇理論，重新闡發了一些學者提出的「黨主立憲」或「一黨立憲」觀點。

　　潘維認為中國的民主模式是「民本」政治模式，有四個支柱支撐：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強調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機制;獨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糾錯機制。並認為這種模式的土生性和傳承性遠強於外來性，四大支柱能有機地連在一起。

　　夏勇認為，新民本主義是在繼承和重述古代民本思想的基礎上，把以民為本的民本論轉變為民之所本的民本論，把他本的民本論轉變為自本的民本論，把民本為手段的民本論，轉變為以民為目的的民本論，希望藉助權利概念來完成民之本體的建構。

　　貝淡寧、白彤東等人則從儒家思想中開出民主方案，都強調要將賢能因素引入到中國式民主中來，提出要建立賢士院作為重要的代議機構。

　　需要注意的是，認可「中國式民主」的學者大多認為這一模式還未成熟，如果現在以為「中國式民主」是一種穩定的模式，可供他國模仿，這不僅過於樂觀，而且是有害的。因此，當前更要正視這個模式的不足，並在現有基礎上探討第二個問題——其完善與改進的具體路徑選擇。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

　　2010年，政治體制改革是個高頻出現的詞語。中國的政治學者儘管受各種政治思潮的影響，但幾乎沒有人反對政治體制改革，只是在改革的內容和方式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早已把政治體制改革視為重要內容，並一直在尋找穩妥的實現途徑，這點不必多言。自由主義學者一直在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成為某種民間呼聲的代表。民主社會主義者的觀點也是如此，他們對民主有更多的強調，因而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堅定支持者。自由主義的兩個論爭對手，新左派和新右派基本上不反對政治體制改革本身，但側重點不同，前者強調要擴大下層人民的權益，後者則強調要保持穩定的政治秩序。

　　近來論爭的焦點是三項內容：一是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滯後;二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是什麼;三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裡。

　　首先，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滯後?很多學者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上落後於經濟體制改革。有人歸結為「時滯差」，整個上世紀90年代我們黨致力於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與之相比，政治體制改革力度明顯減弱，總體上要承認三十年中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之間確實存在著不平衡。

　　有的學者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如房寧認為，中國改革開放首先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如廢除事實上存在的領導幹部「終身制」，實行幹部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還有廢除「人民公社」體制，以及憲法改革等，正是這四項改革，為經濟體制改革開闢了政治上的前提和道路。不贊同滯後論的學者還認為當前中國的政治體制總體上適應了經濟發展的要求，當前的重點不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是要堅持發展經濟，解決民生問題。

　　其次，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是什麼?不少學者認為要落實憲政民主的一些具體內容，譬如說要擴大競爭性選舉，建立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保障更大範圍的人權等。這些內容得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學者的認同，他們普遍認為憲政民主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歷史潮流，更是解決當前中國發展中各種複雜社會問題的必由之路。他們並不贊成新左派提出的「群眾大民主」和直接民主等內容。有的學者則不贊成把憲政民主作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如王紹光認為要重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所創造的民主道路，如群眾路線式民主。陳紅太認為，中國最需要解決的是中國話語中的民權保障和民主法制問題，而不是西方話語中的人權保障和憲政民主問題，是平等和公正的問題，其次才是自由和法治問題。

　　第三，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裡呢?

　　突破口之一：地方民主。地方政治體制改革成為政改熱門話題，相當一批學者力推縣政改革。很多政治學者認為，中國的民主發展需要從村一級向上發展，也就是由村及鄉、由鄉到縣，繼而在更大範圍內推行選舉，走自下而上的民主發展道路，而當前突破的地方在縣一級，有學者認為，在縣一級推進政治發展，是中國第二期現代化成敗的關鍵。鄭永年認為應該實行中央、省、縣和市三級加上鄉半級(作為縣的派出機構)的三級半政府結構，實現政權的扁平化，這樣既可以縮短行政層次、減少行政等級性，又有利於提高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效率。同時要突破中央地方關係的利益格局，改革央地關係，以期整合現存的地方力量，從而出現新的改革動力。

　　許耀桐關於縣政改革的藍圖包括縣級四套班子和選舉、監督、思想觀念和公共生活八個方面的改革。具體包括幾項制度改革和創新：一是縣各級黨組織的黨內民主和各級領導的直接選舉制;二是縣級權力組織機構按「決策、執行、監督」功能的分權制;三是縣級政府機構的大部制;四是實行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專職制等。

　　於建嶸的路線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縣級人大代表的職業化與專業化，二是縣級行政主官改流歸土、黨政合一，三是基層法院和檢察院統歸省管，人、財、權上獨立於縣級黨政。並且他希望能通過修改憲法用十年左右時間過渡到「縣政自治」，可以先選擇十個甚至更多有代表性的縣進行試點，總結經驗，修正方案，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俞可平則認為，如果沒有中央的支持，地方的自主性空間就相當狹小。黨和國家必須從戰略上考慮地方治理機制的改革，勇敢地對已經嚴重束縛科學發展的體制進行突破性的改革。同時，一些經驗成熟、相對成功的地方改革經驗可以上升為黨和國家的政策和制度，在更大的範圍內推廣。

　　突破口之二：黨內競爭。王長江認為，黨內競爭性選舉是大勢所趨，在現有基層選舉的基礎上，應該實施黨內競爭性選舉，黨可以推薦人才，在他們之間展開競爭，這很可能從基層突破，實際上有些地方的鄉鎮黨政領導班子直選已經在嘗試。通過這種方式建立民主授權,從而把黨管幹部與競爭選舉結合。

　　突破口之三：人大改革。蔡定劍、浦興祖等學者認為，人大制度是中國民主的支柱，政治體制改革需要以人大制度改革為主要內容，現在需要有更大的突破，譬如說可以加強人大在財政監督方面的作用等。

　　俞可平認為在人大代表已經城鄉同票同權的同時，人大改革還應落實選民與其代表之間的這種表達機制，更要破除思想禁錮，如果對老百姓有益，就算是西方的也要學習，這不會損害黨的領導。

　　秋風認為在我們現有的權力結構中，人大是唯一一個可以實現平穩過渡的載體，憲法給人大確定了一個比較崇高的位置，可以按照現在憲法的規定，把人大逐漸改造成、變成制度轉軌的「扳道機」這樣起碼可以出現一些增量的變化。

　　筆者認為，當前，人大民主的發展需要與民生的發展結合起來：首先要形成重大民生問題由人大進行實質性討論的制度;其次要合併信訪部門，在人大設立公民訴求委員會，建立通暢的民情表達機制;第三要在人大設立監督委員會，將審計等部門併入人大。

　　還有很多學者提出了其他一些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諸如黨政分開、幹部制度改革、選舉制度改革、行政體制改革、監督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新聞媒體改革、財政預算制度改革等等。(作者分別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教授、博導;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