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與民主——基於教會史的反思（下）

作者：Tobias Brandner

翻譯：冬雲

加爾文和清教改革

雖然宗教改革家們不關心民主，但他們的生平有助於激勵和培植後來的民主發展。比如，馬丁·路德的政治觀念相當保守，但當他敢於直面皇帝和教宗的怒氣時，他的行為就示範出政治上的反權威主義精神。

更有甚者，宗教改革家們也提供了激勵民主發展的各種觀念。其中一個觀念就是唯獨籍著信心才能獲得無中保的救恩，它除去了對於教士型和制度型中保的需求，並且賦予個人以價值和完全的責任。另一個觀念是信徒皆祭司，它通過將每個人都看成擁有權柄的祭司，促成了類似的平等化效果。路德的屬世和屬靈兩個國度的理論，經常被人不假思索地解釋為呼籲基督徒消極順服和不捲入政治事務。但現在，多數詮釋者認識到，應將其理解為重申了敘任權之爭中對生活領域的劃分和對政治的祛魅。

在宗教改革家中，加爾文可能是對民主的發展做出了最重大歷史貢獻的人，特別是他對上帝主權和人性極度敗壞的強調。籍著帶有抗爭和分離傾向的清教傳統，加爾文主義強烈影響了北美的政治傳統，發展出一種對政治權力的深刻批判態度。改革宗傳統相信上帝直接統治，人們常將這種觀念視為神權政治的體現，它與相信上帝藉助地上的代表來間接統治的傳統觀念針鋒相對。對上帝直接統治的信念事實上促成人們形成了一種全盤否定統治者和制度合法性的態度。這種對政府的徹底批判態度構成了美洲政治的基質。加爾文有個著名的宣言：「我們不屬於自己……相反，我們是屬上帝的；因此，讓我們向著他而生而死。」 這一宣言很容易被人理解成下面的意思：「我們不僅不屬於自己，我們也不屬於其他人。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其他主子。」

然而，否定政治統治者和制度的合法性過於極端了。改革宗傳統中的基督徒依然明白，他們需要建設性的政治。但為此需要考慮到，人會為了榮耀自我而攫取、壟斷和濫用權力。因此，權力必須受到制約。這種批判性的態度不僅指向國家，也延伸至教會和教會所享有的權力。教會為著獲取政權而採取的任何行動都不被認可。

這種悖論——既否定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又通過制度建構來建設性地參與政治，以便抑制邪惡——導致了兩個主要的政治發展：憲政（constitutionalism），以及與一個政治制衡（political checks and balances）系統相配套的參與型政治。憲政通過一種明確的憲法框架來限制政治領袖們的權力，但它也應限制人民在民主制度中的權力。制衡系統旨在防止任何一個政治權力——行政、立法或司法——主宰政治事務。對這樣一個系統的廣義理解還應包括媒體和公民社會，它們在控制那些被授予治理權力的人方面發揮著同等重要的作用。保護表達自由和保護一個生機勃勃的市民社會免於國家的干涉，就是這個憲政框架的關鍵因素。正如在美國發展起來的民主所表現的，民主不僅僅是驕傲地高揚人的主權和與生俱來的各項權利。這些植根於啟蒙思想中的觀點固然有一定的作用，但它們受到加爾文遺產的影響，使人意識到人的脆弱和敗壞傾向，從而引導人限制權力並使人順服於上帝的國度。

北美英格蘭移民的歷史經驗完全不同於身處歐洲的那些人。後者把宗教視為分裂之源，因此他們尋求強大的國家來保護他們免受宗教分裂之苦，最終走上了一條在很大程度上反對宗教（基督教）信仰的現代化道路。與之相反，前者卻體驗到國家和官方教會聯手實施的迫害。因此，他們想要建立一個弱體制的國家，使其在干預宗教事務時有所克制。然而，正如歐洲和美國民主思想的不同發展道路所顯明的，加於政府的各項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的弱點。一個例子就是不同的福利政策：歐洲人賦予國家在分配社會福利方面的核心責任；相反，美國則把福利看成為主要是私人的責任。另一個例子就是經濟政策：美國相當軟弱的政治體制在限制新自由主義經濟和大型經濟財團的霸權方面顯得力不從心。由於對人攫取和僭越權力的傾向始終抱有疑慮，美國無法設立各項制度來防止對權力的經濟性掠奪。軟弱的政治體制使美國不太能抑制破壞性的個人主義和經濟專制。

結論

這三個源於基督教信念和信仰實踐的歷史實例足以說明，我們還應對許多其他的歷史事件做同樣的思考。其中包括：

1）激進的宗教改革者，儘管持強硬的分離主義立場，並且對世界抱負面態度，他們依然接受了世界的世俗性，允許世界按照自身的邏輯運行；

2）鮮為人知的16和17世紀耶穌會和多明我會的神學家們，在其提出的新經院神學理論中，他們把教會的保守主義與政治上的進步主義觀點結合起來，認為國家的政治權威植根於人民的同意之中；

3）在19世紀早期福音派覺醒運動中興起的政治抗爭運動，它呼籲終止殖民主義、奴隸制和剝削；

4）以及教會對於20世紀歐洲極權主義的回應，它意識到民主體制的脆弱性，某些看似文明的社會可以輕而易舉地干出野蠻的暴行。

基督教歷史上的這些時期或其他時期，並沒有產生出民主思想和制度，但它們構成了民主制度得以成長的豐沃土壤；它們為民主的發展指出了具體的方向；而且它們幫助人們認識到民主政府的內在弱點——這些弱點雖不構成反對民主的理由，但的確在提醒我們，塵世間的任何政府都只具有相對的價值。

最後的總結性評論將我們帶回中國。加爾文主義對於美國民主發展的影響與植根於儒家的民主觀點截然不同。但如果一種信仰能使人意識到易於墮落的天性，意識到人類軟弱無力的悲慘境地，人就不會輕易落入對明君聖王的虛幻期盼之中。人間領袖的歷史就是他們昏聵無能和利欲熏心的歷史，只是在個別時候，他們才會短暫地顧及一下時代的需要。領袖們之所以顯得很偉大，常常是因為他們把苦難轉嫁給國內外受到忽視的人民。這不意味著所有的政治領導人都是一丘之貉：顯然，有壞的領導人，也有好的領導人。但深受加爾文主義悲觀人性論影響的人不會害怕看到，那些道貌岸然的領袖會象其他人一樣腐敗和自私。

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把基督教看成是憲政發展的重要因素，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正在於此。並不是因為現代國家需要某種信仰以填補它的心靈空虛。任何一個宗教都可擔此大任。而是因為：1）基督教剝去了政治領袖們的神聖光環，以現實主義的眼光將他們——還有掌權的官僚們——看成是有著各樣缺點但有時也會表現出優點的普通人；2）基督教信仰有助於產生一種限制人類罪性權勢的政治制度，使人不至於為了一己私利而毫無顧忌地行使權力；3）基督徒們對於民主不抱任何的樂觀情緒。籍著在上帝面前的謙卑，他們認識到，民主並不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它只有以馴服的形式才能達致正義。

基督徒必須勇於承認，他們對憲政的選擇是建立在對敗壞的人性有所體察的入世現實主義基礎上的。我們不應從我們所宣稱的上帝旨意里直接推出我們在憲法和政治上的偏好；除了被釘十字架的基督，上帝與政治世界之間沒有直接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