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與秦漢之際的時代特徵 趙璐璐 中央黨校

《史記》與秦漢之際的時代特徵

趙璐璐

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博士

各位好，今天在這裡要和大家共同來欣賞和品讀的是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一部史學巨著——《史記》。那麼《史記》成書於中國歷史上的西漢中期。作為一部成書於西漢中期的著作，可以說，《史記》或多或少都帶有秦漢之際時代的特性。通過《史記》，我們可以把握中國整個西漢之際的整個特性，而通過把握《史記》所反映出來的這些歷史特性，也可以使得我們更好地了解《史記》，解讀《史記》，同時能夠通過《史記》看到整個中國古代歷史發展變化的一些特點和一個過程。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談一談《史記》與秦漢之際的時代特性。《史記》是一部成書於西漢中期的史學著作。當時，正處於整個秦漢之際變動的一個時期。所以，《史記》或多或少帶有變動時期的歷史特性，同時，它也帶有這個歷史走向所給予它的一些特殊的標誌。

在《史記》所表達出來的秦漢之際的時代特質中，一個非常鮮明的《史記》所表達的歷史走向，《史記》作為一部史學著作，標誌著它在當時在這個時代下面史學與經學的一個分離。史學是中國歷史上，中國整個的傳統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梁啟超所寫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他說：「中國與各種學問中，唯史學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為中國最發達。」對中國史學的發達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確實，整個中國的傳統的歷史記載是非常豐富的，而這種對歷史的重視、對歷史記載、對歷史資料地保存的重視，都和史學在很久之前就開始獨立地成為一本學科是有密切聯繫。中國歷史上在春秋時代或更早的時候，這個時候的中國古人已經非常重視歷史的寫作、歷史的保存。可是這個時候，對歷史的寫作和保存，更多的時候是為所謂的「微言大義」所服務的。

孔子就寫過《春秋》來記載春秋時代的歷史，但是孔子在寫作《春秋》的過程中，他的著重目的是通過對歷史上的一些個別東西的評價和評點，來闡述他自己的一個哲學思想，一個對歷史、對現實的看法。所以，孔子雖然寫作《春秋》，但實際上並沒有對整個春秋時期的歷史進行溯源、反思和借鑒，而對當時的歷史也沒有做系統的、全方位的記載。因此，我們現在看到的《春秋》，它仍然是被我們認為是一部經書，而不是一部史書。

司馬遷最早在立志要寫作《史記》的時候，他要繼承的也正是孔子的思想。那麼，司馬遷在寫作整個《史記》過程中，他對自己就有一個非常高的要求，如我們看司馬遷寫的《太史公自序》里，他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司馬遷認為，周公死後500年，出了孔子，孔子繼承和發揚了三代以來周公所奠定的這樣的一種文化，並把它發展開來。孔子到現在死了又有將近五百年了，這個時候，誰能夠做當時孔子那樣的事？誰能夠重新來整合這種《六經》，重新把中國文化傳遞下去？司馬遷就認為，這個時候，他是當仁不讓的，他要繼承孔子當時所做的這個事業，把孔子對於《六經》的繼續，進行一個新的發揚，而結合時代的精神，把它重新地傳遞下去。那麼，這樣一種要把整個中國所稟有的道統傳遞下去的精神，應該說，在中國的世人當中，到後來一直有的。司馬遷這樣一種精神，對後來世人所秉承的傳承道統這樣的精神，有非常深刻的影響。司馬遷在精神上是要繼承孔子的這樣一種傳承道統，發揚整個中國文化的精髓的一種精神。但司馬遷處於一種整個從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際的這樣一個中國歷史劇烈的變動期。所以說，司馬遷也具有許多時代賦予他的新的思想。

因此，司馬遷在寫作《史記》的時候，他就鮮明地提出來自己寫作《史記》的目的，除了要繼承孔子的事業之外，他認為，他寫的這部書，還要達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要通過對整個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的一個梳理，來探究整個社會文化、整個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內部的規律。甚至他要探究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規律所在。在這個其中，要把歷史，和他的一些想法融會貫通，成為自己的一家之言。應該說，司馬遷的「融會貫通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提出來對中國歷史發展解釋的思想，和當時司馬遷所處於的漢武帝的時期是密不可分。從中國的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際，中國的歷史經歷了一個由所謂的分邦建國的制度，轉移到建立一個整個大一統的中央王朝，實現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這樣的體制，這其實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大的轉變。這種轉變在完成之後，不斷地有一種訴求，要求在理論上和各種方面給予一種總結。但是在秦朝的初期，忙於國家建設，而秦王朝很快又二世而亡，而後，迎來了秦漢之際貧乏的戰爭。所以，這種理論總結，一直沒有得到一個合適的時機。而到了漢武帝統治的西漢中期，這樣的時期就漸漸成熟了。

在經濟上，這個時候漢王朝已經發展起來，漢初的時候，「天子不能具鈞駟」的這樣一種局面轉變了。漢初的時候，天子出門，都不能配備其四匹顏色一樣的馬。而到了漢武帝時期，這個時候，經濟力量已經大大發展起來了，這個時候，「京師之錢累巨萬，慣朽而不可校」，京師府戶的錢成千上萬，串銅錢的繩子都已經腐爛了，數都數不清的錢財散落在地上。由此我們看到，到了漢武帝時期的經濟發展形勢是非常好的。

同時，從整個的國內國外的政治形勢上來看，漢武帝很好地評定了內部諸侯王的叛亂，解決了諸侯王權利過大的問題，這個時候，他又進一步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國內就趨於了穩定，同時，漢武帝通過幾次對匈奴的戰爭，穩定了漢匈之間的關係。這個時候，漢朝開始建立起了強大的軍事自信，不再處於受匈奴的一個被動打擊的局面。因此，漢匈關係也穩定了下來，外部局面也很穩定。

而在文化上，這個時候，也出現了很多總結各方面文化成果的著作，如淮南王派人編寫了《淮南子》；董仲舒寫了《公羊春秋》來闡釋他的陰陽五行、儒家結合的學問；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寫了《論六家要旨》，把整個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的局面總結為了主要的六家，對這六家進行了一個總結和比較，正是在這樣一種基礎上，我們說，司馬遷才能夠提出所謂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樣一種思想的追求。可以說，這樣的思想追求是當時普遍人們所要追求的一種目的。

比如說，在漢武帝的詔書中很多次提出了要「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意」，這已經和司馬遷所提出來的非常像了。梁啟超說：《史記》之所以能夠把當時所能知道的人類自有文化以來數千年的歷史，放在一個整體當中溶為一爐，自此，中國人把歷史認為成是一個整個的、唯一的、永久相續的過程，可以說不到秦漢統一後，並且文化發展到相當程度，這種觀念是不能產生的。這對我們剛才所說的司馬遷觀念的產生，進行了一個很好的總結，因此，司馬遷的這種要成一家之言的觀念的產生，有其非常深厚的背景。但是不能否認，司馬遷作為一個有著卓越才華的歷史學家，他在很好地理解了時代的脈搏與潮流之後，他開創出來了一個中國歷史上新紀元，他雖然是繼承孔子而來，但是，他又有一個在歷史學上的更高的追求，這就使得《史記》成為了中國史學上第一部巨著。從此，標誌著史學和經學的分離。

我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史記》具有三方面的突出的特點。首先可以說，《史記》建立了一個史學體系，司馬遷在整個《史記》的敘述和寫作當中，將歷史的記敘和歷史的研究融合了起來，不單單是原來的一種碎片化的歷史記載，而是將整個的研究和記敘融合起來，在這其中，他要闡明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思想，並且他在試圖總結各式各樣的歷史規律，這樣能夠有利於後面的人把握歷史發展的一個態勢。從這個方面來說，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個史學體系。

同時，他創立了作為史學的這樣一種獨立的實體。《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的史書，它創立了以人為中心，《本紀》、《列傳》相互配合的紀傳體史書的範例，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先河。在整個《史記》當中，司馬遷創造了五種體系：首先，《本紀》是記載君王的；《世家》則是記載諸侯王的；《列傳》是記載歷史上一般的，沒有帝王、諸侯王傳承的重要的歷史人物的傳記。《表》則是司馬遷所發展出來的，他對各個歷史時期重大的事件，會把它做成類似於表格的形式，通過這種表我們可以更好地、非常簡單明了地把握住當時歷史發展的趨勢，並且很快地掌握當時的歷史大事。《書》則是司馬遷對各種典章制度，對社會經濟方面的全面的記載和敘述。而這五種體例互相配合，使得史學作為單獨的學問，有獨立的研究手法。紀傳體從此就成為中國歷史長河中，中國古史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體例。紀傳體也是中國歷代政史沿用的體例。司馬遷在這裡的開創之功確實功不可沒。

最後，《史記》是規範了歷史學的研究範圍。在書的體例中，一共有八書，有禮、樂、律、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分別從國家制度、社會生活、學術、經濟、水利等各個方面，把歷史上的問題歸納了起來，這使得整個歷史研究範圍大大地擴大了。所以，《史記》所開創出來的這樣一種史學研究範圍，它雖然是以人物為中心，但它並不僅僅是一種王侯將相史，它實際上是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廣義上的文化史的研究。這種研究，使得《史記》及其以後的中國史學著作，實際上都包含了中國社會各方面的資料，也使得中國的史學從此具有一個更宏大的範圍和一個更高遠的眼光。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從建立史學體系、創立獨立實體、規範研究範圍，這三個方面，司馬遷解決了歷史學作為一個學科，它應該研究什麼、它追求什麼、它以什麼樣的方式來研究、它的研究範圍是什麼，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這些基本問題的解決和奠定，也就使得歷史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發展和壯大了起來。從此之後，歷史學就成為了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門學問。

兩漢以後，在整個中國古代的目錄學的分類上，史籍已經獨立成為了一個部。李充在東晉時候寫了《四部書目》這樣一部目錄學的著作。在其中，史部已經居第二位。到《四庫全書》的時候，所謂的「經、史、子、集」，史部仍然是在第二位，它處於一個僅次於經學之後重要位置。在中國傳統的整個文學、史學，中國文化的發展道路上，史學一直具有這種舉足輕重的地位。

同時，司馬遷的創舉為以後的士大夫開闢了一條治史做學問的新路，史學研究成為中國以後士大夫學問的大端。中國的士大夫在從政之外，有的人偏於史，有的人偏於文，有的人偏於各種其他科技方面的研究，每個人都不同。但是很多歷史上有名的政治學家，其實政治家也是非常有名的歷史學家。

比如，在唐朝時候，編寫和修訂的《隋書》，寫隋代歷史的《隋書》，就是唐朝很有名的政治家魏徵編寫的，寫唐代歷史的《新唐書》，是北宋時期很有名的政治家歐陽修所編撰的。還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司馬光寫的《資治通鑒》，其實司馬光在政治上也非常有作為的人。因此，史學就成為了士大夫所從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學問。而史學因此也具有了很多政治學方面的功效。這一點，都和《史記》所帶來史學的開創，對史學的開創之功是有比較密切的聯繫。

我們在說完了《史記》所代表的一個突出的時代特點，他代表了這個時期史學和經學的分離之後，我們還要從另外一些方面看史學所代表的時代特色。我們剛才說了，《史記》里，它有很重要的一個體例就是《本紀》，《本紀》是為所謂的帝王所寫的，他的人生生平和大事的傳記。但《史記》當中有很多的《本紀》，並不是給帝王所列的，《史記》當中有《項羽本紀》，項羽雖然被成為西楚霸王，但是他並且在嚴格意義上稱帝，但《史記》上同樣有《項羽本紀》。另外還有《呂太后本紀》，劉邦的皇后呂后，他也給她立了「本紀」，可是呂后同時也沒有稱帝，雖然她一直把持朝政，但並不像後來的武則天一樣真正當上了皇帝。可是，《史記》里卻有《呂太后本紀》。

但《史記》里卻沒有漢代的第二個皇帝（漢惠帝），劉邦和呂后的兒子——漢惠帝，沒有他的「本紀」，作為一個正經的皇帝，他卻沒有「本紀」，這個就引起了後代人很多的評論。有人認為，《史記》是不是所謂的體例，體例上《史記》上是有問題的，也就是說，有人認為，《史記》的體例創設還不成熟，因為它是一個標誌著史學剛剛成立的史書。

但我們要從司馬遷創立了整個體例的本意上，來發覺《本紀》的關鍵性在哪裡？其實，《本紀》並不是說在乎皇帝的虛位名號。清人的徐時棟說過：「天下號令在某人，則某人為本紀，此史公史例也。故《高祖本紀》之前，有《項羽本紀》。」天下出號令者，這個時候是誰？那麼在這個時期就為這個時期的這樣的人立《本紀》，在整個楚漢相爭很長的一段時期內，確實，作為西楚霸王的項羽是全天下的實際統治者。所以徐時棟說：「在《高祖本紀》之前，有《項羽本紀》」，那麼，徐時棟的理解是從整個權利的分配上來看的。

另外，如果從一個體例的設計來看，《本紀》最終目的是「綱紀天下政事」，實際上《史記》是一個樹榦最中心的干，《本紀》要起到最中心的樹立歷史發展主要線索的功能，「本紀」起到這個功能之後，其他的列傳像樹榦一樣附在這個樹上。由此，大家才會對這個整個歷史的大樹有一個鮮明的認識。「本紀」是以「綱紀天下政事」為主要目的的。如果它從一個體例設計上來看，並不是一定針對著的是皇帝，只要它能夠起到「綱紀天下政事」這樣的一個目的，那麼，《本紀》的效果就達到了。

當然，後代人從權力的角度給予司馬遷另外一個稱讚，認為司馬遷在寫整個《項羽本紀》、《呂太后本紀》的時候是有一種突出的認識，這種認識，後來沒有人敢有這種認識，也沒有人具有這種認識，許多人認為司馬遷具有一種反對權威、反對君主的認識在裡面。以後的人都不敢不給皇帝立《本紀》，即便這個皇帝不掌握實權也要給皇帝立《本紀》。但司馬遷就有這樣的膽識，他敢於給沒有掌握過實權的漢惠帝不給他立《本紀》。這是不是說司馬遷真正能夠突破我們知道在君主時代的君主專制？其實我們應該恰恰從一個君主專制還沒有形成、沒有鞏固的這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這實際上代表了《史記》所突出表現出來的一個秦漢時代的特徵，就是這種帝制觀念沒有深入人心，整個皇帝的權威沒有那麼明顯地建立起來，所以後世所謂的皇帝不可侵犯的這樣一種權威性，在司馬遷這裡沒有這麼鮮明的一個意識，因為這個時候，經過了漢朝幾代的統治之後，這個體制雖然已經奠定了下來，但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樣一種君主專制的觀念需要在思想觀念上一步步強化的。藉由著後來的很多強化措施，才演變成我們熟悉的、看到的中國歷史上絕對的君權。這個時期，我們還有很多是秉承著春秋戰國時期先行的遺風，所以說，帝制觀念沒有深入人心，才是司馬遷在體例設計上出現後代人爭論很大的問題所在。

從司馬遷所寫的內容上面，其實也可以發現這種時代特點，比如說，司馬遷在寫《高祖本紀》的時候，寫劉邦的時候，他就寫到：劉邦在咸陽的時候，曾經看到秦始皇的時候，他就嘆息說：「大丈夫當如此也！」

那麼，項羽曾經在會稽看到秦始皇的時候，他也說：「彼可取而代也」。那麼，我們通常都把它認為是劉邦和項羽這兩個人在年輕的時候，都具有這種要奪得天下的這樣的抱負。同時我們實際上也應該看到，對於當時的人來說，所謂的皇帝的位置，並沒有那麼多神聖性，就像劉邦所感嘆的一樣，他是一個「大丈夫當如此也」的大丈夫所能成就的功業。對於當時的人來說，做這個皇帝更多地意味著一個大丈夫所能成就的功業，他是一種功業上的考慮，更多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君主的權威性，要抹煞君主這樣的權威性，這種想法就更要在其後了，先要建立權威，才有人抹煞權威，但這個時候，權威還沒有建立起來，這個時候，大家都把它認為是大的成功的一件事情而已。

而司馬遷更是懷有這樣一種認識的，所以我們看到在司馬遷寫到《伍子胥列傳》的時候，他的一個觀點就和後代的史學家非常不同。那麼伍子胥是當初楚國一位官員。但是，楚王在楚平王時期他比較昏庸，所以，他就冤殺了伍子胥父親。伍子胥父親是無辜的，但是把伍子胥的父親給殺死了。那麼伍子胥的弟弟這個時候，就和他父親一起複死了，沒有逃跑。但是，伍子胥就偷偷地隱姓埋名，逃出了楚國，就來到了吳國，成為了後來輔佐吳王夫差的一個很重要的大臣。那麼，後來伍子胥在輔佐吳王夫差，成就了霸業之後，他就率領吳國的軍馬打入了楚國。而這個時候，楚國不堪一擊，很快被吳國所打敗。可是，伍子胥這個時候，已經找不到了楚平王，因為楚平王已經死了，他把他的王位就傳給他的兒子楚昭王。楚昭王這個時候不知所蹤，逃到哪裡去都不知道。

伍子胥非常憤怒，由此他就掘開了楚平王的墳墓，把他的屍體翻出來，鞭屍三百，以報父仇。伍子胥的這種行為，歷來為後代許多正統的史學家所批判。即便是伍子胥的父親確實是冤死的，但是後世還是有很多人認為，伍子胥作為本來是楚國的官員，那麼帶領吳國的兵馬，攻入了楚國，並且還要鞭打曾經的君主的屍體，這是一種罪大惡極的罪，都表示出對伍子胥的不理解。

可是，司馬遷在寫《伍子胥列傳》，到最後他寫伍子胥的評價的時候，他在《太史公曰》的史評里，就對伍子胥給與了很高的評價，他說：如果伍子胥當時和他的弟弟、爸爸一樣都死了，那麼，他這個死就和螻蟻一樣，完全沒有一點價值。但是，伍子胥能夠「棄小義，雪大恥」，所以他「名垂於後世」，他是一個具有悲劇的英雄性的人物。當時，伍子胥在逃亡的過程中非常窘迫，甚至要做乞丐來獲得一口吃的。這個時候，他一點都沒有忘記，當時楚平王所給他家族帶來的仇恨。所以，他能夠在吳國整個過程中，隱忍以成就自己的功名，最後得報大仇。司馬遷就說：如果不是一個烈丈夫，怎麼能做到這一點？對於伍子胥，我們可以看到，司馬遷是給予了一個很正面的評價，這一點，也和後世的史學家對伍子胥的評價都不一樣。那麼，我們知道，司馬遷因為受到了漢武帝的宮刑了之後，所以很多後世的人都認為，司馬遷之所以對伍子胥有這麼高的評價，實際上是因為他敢於突破這種君臣觀念的限制。是因為認為司馬遷對漢武帝所懷有的這樣一種怨懣之氣在其中的一個爆發。當然，涉及到司馬遷漢武帝之間的個人恩怨，但實際上，這更多反映出來的，並不是司馬遷的一種個人氣憤的話，它反映出來的還是司馬遷在看待君臣關係上面和後世的在君主集權加強了之後，那種情況下的不同。後世所謂的「君君臣臣」的嚴格的觀念下，即便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在司馬遷這裡，他更多地受到了那種影響，是春秋戰國、先秦時期文化的影響。在這個時期，還是一個處於「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樣一種君臣關係氛圍下。只有一個君主對臣下有一個道義上，對他負責任，對他很禮貌，對他很尊重的情況下，臣子才會對君主盡忠心。在這樣的君臣關係當中，司馬遷認為，既然楚平王對伍家整個態度是這樣的，那伍子胥的報仇也是無可厚非的。所以，我們說，整個在《伍子胥列傳》中所表現出來的，司馬遷對君臣關係是這樣一個認識，還是一個帝制觀念沒有深入人心的結果。

所以我們會看到，在整個《史記》的體例上也好，在內容上也好，對皇帝的權威性，沒有一個強烈的推崇。那麼對於君臣關係的尊與卑，也沒有後世那麼嚴格的界限。這個當然有司馬遷個人的因素在，但最關鍵的還是因為這個時候，司馬遷的成書時期是處於西漢的早期到中期。這個時候，中國文化還保留有很多先秦文化的遺續，這個時候，整個的帝制觀念，整個的中央集權，還沒有經過歷朝歷代的發展，發展到後來，像明代清代時期那麼集權的體制，所以說，整個的思想觀念也比較輕鬆，沒有那麼地受到禁錮。因為我們來看《史記》的時候，一定要把它放在當時的歷史境遇下去看，只有通過對歷史境遇的這種大環境的把握，我們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史記》，而不單單是從司馬遷個人的歷程來看這個問題。

同時，司馬遷的《史記》反映出來的另外一個時代特徵，通過司馬遷的類傳中對特殊群體的描述來反映出來的。類傳，是司馬遷列傳中的一種，它是通過對一類人合起來給他們寫一個傳記的形式來表達，這一類群體在當時的一些歷史的活動和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史記》當中很有名的就有《遊俠列傳》，《遊俠列傳》是司馬遷為遊俠這一批人，比如朱家、田仲等這個群體所立的一個列傳。「遊俠」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和中國古代人一直所推崇的俠義精神的「俠」是有一脈相承的關係的。那麼，中國的「武俠小說」的興盛，它表現出的俠義精神和遊俠表現出來的精神有很多相似之處。只不過後來的武俠小說經過了很多文學化的創作。司馬遷在《遊俠列傳》里，他說：「自秦以前，匹夫之俠：」個人力量的遊俠，凐滅不見，見不到這些人。司馬遷說：我覺得十分可惜。但是以我能夠見到的這些人來看，漢代興起的時候，漢代初期就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這些人。這些人雖然說他們個人有的時候會觸犯國家法律。行俠仗義的時候確實觸犯了國家的法律，但是，他們作為個人來說，個人品德非常地廉潔，非常地有俠義精神，仍然有值得稱道的地方，給予遊俠是一個肯定的評價。那麼我們看，司馬遷之所以會說到「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難道是因為在整個中國的秦代之前，整個春秋戰國時期，因為有遊俠但卻沒有留下資料嗎？其實是因為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遊俠還沒有那麼極度地興盛起來，遊俠的興盛其實在戰國時期才漸漸地興起，而遊俠的活躍也就活躍在秦以及漢的早期。在春秋戰國時期，整個中國原來這種分邦建國，周天子分封的體制，在不斷地瓦解。伴隨著這種體制瓦解，是當時的宗法等級制的政治系統已經不能行用了，並且與之相應的倫理道德評價體系也在漸漸地垮台。因為到了戰國時期，整個傳統的宗法體制和意識形態就陷入了混亂。國家已經無力去處理社會上的紛爭，以國家的力量來約束很多的社會力量。所以這個時期，一方面社會力量大大地興起，另一方面，是國家無力去救助比較弱小的群體。因此，就出現了像「遊俠」這種特定的階層。那麼，遊俠通常都是有一定的社會財富，所以，他們才可以用個人之力去幫助那些弱勢群體。遊俠這個特定階層，他們正是在春秋戰國宗法體制瓦解之後才出現的。所以，司馬遷會說，整個秦代以前，遊俠其實並不興盛。遊俠的興盛確實是秦代和漢初一個非常興盛的時期。

但是在漢代逐漸穩定之後，尤其是漢武帝加強整個中央集權一系列措施以後，遊俠的社會作用就在消退，因為這個時候，國家的力量在強大起來，那麼這時候，客觀上就不需要這種社會力量出面來干擾國家執行法制，所以說，這個群體就漸漸消亡了，它沒有這種社會作用了，同時又受到了整個正統王朝的打擊。於是，我們會看到：在後來的政史當中，除了《漢書》和《遊俠傳》，以後就再也沒有《遊俠列傳》這樣的列傳了。所以，遊俠類傳和其他類傳的目錄能夠鮮明地反映出來秦漢之際中國歷史的一些特徵。

那麼，我們從《史記》和《漢書》對遊俠的不同評價，也可以看出，歷史變化對史家個一個人的影響，在《史記》的《遊俠列傳》里，司馬遷說：我們看到今天的遊俠，雖然說，我們不能把他所有的行為都稱之為一種正義的，但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困」，但是，他們這種講誠信，講承諾能夠救助弱勢的人，並且在救助別人之後，不宣揚自己的能力，所以，遊俠還是值得稱道的。因此《史記》的整個《遊俠列傳》會看到，對遊俠是持一個基本肯定的態度。

但是在《漢書》的《遊俠傳》中，班固對遊俠是持一個貶斥態度，他說：像郭謝這些遊俠之人，他們「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他們作為個人，竊奪了國家應有的生殺之權，可以說罪不容誅。雖然說，他們的個人品德、他們的個人修養也不乏有好的地方，但是他們實際上，不入於道德，其實放縱於末流，那麼殺身亡宗，非不幸也。最後，他們遭到了整個正統王朝的打擊。有的時候，自己也死了，那麼整個的家族也覆滅了。從王朝角度說，不能說是完全是國家的原因，其實，是從他們竊奪了國家生殺大權是有很大原因的。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班固所持的態度跟司馬遷完全不一樣。班固所持的態度之所以和司馬遷不一樣，是因為班固作為東漢時期的人，這個時期已是一個和秦漢之際，尤其是西漢早期這樣一種社會形勢，整個文化氛圍完全不同了，君主的集權在大大加強，這種尊重正統王朝、尊重國家意志、尊重君主意志，這樣一種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了。所以說，班固才把他們認為是一些破壞國家政權的不入流的人。從整個《史記》和《漢書》的比較中，我們會看出，《史記》對遊俠的評價，它是和當時的整個社會評價，和當時的社會背景保持一致的。

司馬遷當然作為他個人來說，他也是非常鍾愛遊俠這個群體的。但是司馬遷對《遊俠列傳》的寫作，對遊俠的評價，他基於仍然主要是秦漢之際的社會文化背景。他對遊俠的背景和社會評價也是一致的，社會評價也同樣這個時候對遊俠的評價非常高。但是，在遊俠逐漸受到漢武帝的打擊，逐漸沒落之後，後來人再來看這個時期遊俠的活躍，就會對遊俠起一個比較低的評價。那到後來，根本就沒有遊俠這個群體了，他在政史當中也就沒有這樣的傳記了，我們所看到的所謂的武俠小說中的「俠」的形象和整個的遊俠是比較不同的兩種「俠」的形象。因此我們會看到，司馬遷整個評價是和歷史，他的評價和歷史相符的。

而到了班固的時候，他已經不太能理解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因此他對司馬遷所給予的一些評價，在整個《史記》當中，所表現來的態度，已經表示出來一種不理解。因此他在給司馬遷寫列傳的時候，他就批評司馬遷說：司馬遷在寫這個類傳的時候，「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司馬遷寫的《遊俠列傳》，你對遊俠進行了這麼高的評價，你是表揚了這些奸雄之人，但你卻貶低了所謂處士，那些遵守儒家正統道義，但是又沒有做官被稱為處士的人。那麼，司馬遷的這種推崇遊俠，在班固這裡就獲得了批判，同時班固也批判司馬遷說，他同時在《貨殖列傳》里，他對「貨殖」，對商人的這種推崇，則是一種「崇勢利而羞賤貧」。也就是說，崇拜利益，崇拜錢財，崇拜勢利，使得貧賤之人因此而蒙羞。

班固所說的《貨殖列傳》，也是整個《史記》當中，非常突出的一類類傳之一。那麼，《史記》的《貨殖列傳》是專門從事「貨殖」活動的的傑出人物的列傳。「貨殖」在古代是指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來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這樣一種活動方式。那麼除了這種交換經濟商品之外，其實它還包括了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內。《貨殖列傳》其實我們簡單來說，是司馬遷給當時非常活躍的這些大商人，這些人所立的這樣一種傳記。

其實這裡有後代人所推崇的陶朱公，也有後代人非常推崇的被稱為「商聖」的白圭。那麼，陶朱公我們看他，本名就是范蠡，范蠡這個人輔佐著越王勾踐卧薪嘗膽，最後，打敗了吳國這樣的一個人。

那麼，范蠡在輔佐越王勾踐最後成功復仇之後，就馬上隱也去了。到了齊帝之後，范蠡就給當時同樣是勾踐臣子文仲寫了一封信，他說：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就說，越王勾踐這個人，長得「長頸鳥喙」，脖子很長，嘴像鳥一樣。這種人從他的面相來看，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樂。可以跟他共同來體察這個卧薪嘗膽的奮發之苦，可是他現在成功了，他這種人是不可以與之共享樂的。他就說：文仲大人，您應該趕快離去。那麼文仲大人在收到了范蠡的信以後，於是馬上說自己生病了，然後就不參與政事。但是，他仍然沒有逃過勾踐對諸殺他的這樣一種行為。那麼勾踐聽信人的讒言，說這個文仲要作亂，於是，他就賜給了文仲一把劍，對文仲說：你教了我，你當時說，有七種辦法可以來對付吳國，伐吳的時候，你說有七種對策。我只是用了你教的三種計策，最後就打敗了吳國。還有四種計策，還在你那裡，我沒有用，你沒有告訴我。那麼，為何你不用這四種計策，跟從先王去做一番功業？這就是隱諱地在告訴文仲說，你去追隨先王，追隨先王與帝下，因此，文仲破於這種壓力，只好最後自殺了。

那麼，范蠡則是很早就看清楚了勾踐這個人的真面目，因此他很早就選擇了辭官離去，隱居故里了。那麼在《史記》中記載，范蠡在離去了之後，「乘扁舟，浮於江湖」，到處遊歷，變更姓名。最後到了「陶」這個地方，於是，到陶地之後，就稱自己為「朱公」。那麼朱公，范蠡就認為，陶地居天下之中，四通八達，是貨物流通交換的一個極佳之地。於是，朱公就在這個陶地安頓下來。而在整個的過程中，19年間，他在這個地方經商，三次三致千金，三次像百萬富翁一樣那麼富。但是每次，他有這麼多錢之後，他都給那些貧困的親戚、給一些貧困的人就散發了出去，但是發出去之後，很快又能再次做生意做起來，又使自己富起來，又使自己成為百萬富翁。所以，陶朱公就被稱為了後來人所崇敬的典範。一來，實際上他是一個非常會做生意的商人，其實他是一個義商，他做生意，但是他不忘周濟貧困，他做得這種生意是要惠及社會的，這也就成為了中國古代商人的一個追求。那麼，范蠡因此也就以陶朱公而聞名了。

當然，歷史上還有一個更加美麗的傳說，就說范蠡在離去的時候，帶走了西施。西施當時被越王勾踐送給吳王夫差，吳王夫差沉迷於美色，於是荒廢朝政，才使得越王勾踐復興，卧薪嘗膽，最後得報了大仇。據說，西施其實最早是范蠡發現的，但是范蠡為了勾踐復國大業，就把它獻給了吳王夫差，在後來，在勾踐大業完成之後，范蠡在自己悄然離去的同時也帶了西施。兩人共同隱居江湖，並且後來范蠡又成了陶朱公，富甲一方。當然，這個在《史記》當中就沒有記載，可以說，這是後代的人對「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的下落和去處的一個美麗猜想。也是大家寄予對一個女子，希望她得到一個愛情和得到一個更完美人生的願望。因此，我們看在整個《史記》的《貨殖列傳》中就記載了很多類似於陶朱公這樣的經商起家的大商人。並且，在記載這些大商人的事迹的時候，司馬遷都對他們持一種讚揚的，一種同情的態度。

司馬遷的這種態度，也是對遊俠的態度一樣，它是符合當時社會文化的發展，司馬遷並不像後代的人一樣，崇尚重農抑商。當然，他肯定了農業生產的一個最根本的地位，但是他也充分接收了先秦時代代表新興商人思想家的觀點。因此，他在《史記》當中，推崇這種商人，他強調這種商品經濟的自由發展，強調商品經濟發展對國家的好處。所以，我們會看到：他在描寫這些商人中，通常把商人的經商有道，個人品德有一個非常推崇的描寫。

在這些過程中，他也表達了自己一些對於財富、對於利益的觀念，他就認為，所謂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他不是站在一個我們後世所看到的儒家一個純粹的倫理道德層面來講這個問題。他肯定人對這個利益的追求，但是他推崇的是這種像陶朱公這樣的義商，你富了之後，你應該惠及社會。司馬遷的這種思想，他強調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思想，是和先秦時代商人的興盛有很大關係。我們知道，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當時的中國是列國林立，這就使得商人在交換當中，佔有非常大的優勢，他們通過把異國的貨物運到另一國，從中取利，因為商人階級就在這個時期很快地興盛起來，並且也佔有一定的政治上的地位。所以說這個時期，有很多代表這種商人階層的思想家，他們是對商品經濟持一個推崇態度。司馬遷正是接收了這種對商品經濟推崇的態度，而在整個《史記》中，也表現了這樣的態度。

但是，隨著整個正統王朝，我們知道，一個專制主義的加強，一個中央集權的加強，這就使得中央集權，它在不斷地發展，而整個中央集權的發展，非常鮮明的一點是，它和民間資本，在財富、勞動力的爭奪上，就產生了一個矛盾。畢竟，整個中國古代是處於一個農業社會為主的社會，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生產力必定會受到一定的限制，所能創造出來的財富也是有限的。而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國家，它就往往需要利用大筆的這種資金、財富，來做一些全國性的事業。尤其到了漢武帝時期，在加強全國的建設上，在對漢匈的交戰中，都需要大量的財貨。因此，這就使得中央集權它要向著一個節制民間資本的方向發展，使得民間的資本受到了一定限制，從而使得大量的資本能夠聚集和凝聚在國家的手裡。中央集權不斷地發展的趨勢，使得中國後來在整個一直處於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體制下，一直都處於一個節制民間資本的範疇內。所以說，中國的社會力量、中國的民間資本一直都沒有發展起來。後來，在整個的思想觀念上，大家更多地又接受了所謂的重農抑商，重文抑墨的思想，對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不再推崇。對於商人階級也不再給予鼓勵，而商人階級又處於非常低的地位，這樣就更使得整個民間資本得不到發展。整個民間資本受到抑制是和中央集權不斷地加強，是和中國的整個古代政治體制有關係的。那麼，正是因為在這樣一種發展趨勢下，我們在後代就沒有看到類似於《貨殖列傳》這樣的列傳在正史中出現，也沒有人給予這些商人，像司馬遷那麼高的評價。

由此我們就會看到，在列傳的這個類傳當中，這種特殊群體的消長，很能夠反映出秦漢之際的時代特徵。比如我們講到的遊俠、貨殖這些人，後來都在政史中消亡了。包括《史記》中有刺客的列傳，後來也沒有了，比如我們熟悉的《荊柯刺秦王》，這個《荊柯刺秦王》的故事是在《史記》的《刺客列傳》當中，這個「列傳」後來都消亡了。主要是因為社會形勢的變化，這些人承載著這些人他們的一個消亡所決定的。但是我們看到《史記》當中列傳中有所謂的《循吏列傳》，奉公守法的這些好的官吏，給他們所立的一個列傳，有《儒林列傳》，很有名的儒家的學者，這些士大夫他們的列傳。這些《循吏列傳》、《儒林列傳》在以後的政史當中，通常都是存在的。因此，我們會看到，正是因為後來的時代發展，有一些隨著時代的發展所摒棄了，另外一些還是留了下來。因此，我們會從整個《史記》的列傳類目，它所體現出來的鮮明的時代特色，來體會到整個秦漢之際中國時代特徵。

因此我們才說，我們今天來閱讀和理解《史記》，必須要結合秦漢時期的中國歷史的走向，才能夠獲得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認識，而不是僅僅把它作為司馬遷個人的喜好來理解。司馬遷的思想有深厚的社會文化背景。

同時，我們就會看到，《史記》所表現出來的體例和內容上的特徵，一部分是中國文化傳承和逐步發展出來的。到了司馬遷這裡，就獲得了總結和發揚，比如說，我們所看到的這種史學的重視，那麼到司馬遷這裡，他就使得史學開始脫離了經學，這實際上成為中國文化傳承和發展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這裡，司馬遷具有開創之功，司馬遷的開創之功，和我們之前對史學的重視是分不開的。但另外一部分，是秦漢之際的時代特徵所賦予的。我們看到從整個列傳類目，從整個體例和內容上所體現出來的帝制觀念沒有深入人心，對遊俠、對商人的評價和後世不同等等。這體現出來，則是秦漢之際的時代特徵，這種時代特徵是在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在歷史的轉變過程當中，所特殊所具有的這樣的時期，它有一個鮮明的階段性的特點的。因此我們從《史記》的分析解讀可以看出，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它本身是有一個成長變化過程的。

所以說，我們今天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必須要堅持有這樣一種「變」的觀念，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是一個不斷地變化的過程的。在這個變化的過程中，才有我們後來所看到的整個我們說到了更靠近近代以來這種明清王朝的這樣一種特徵，這種特徵雖然一部分確實代表了中國文化的特徵，但另外一部分也是不斷地演進、不斷地變化而來的，並不是說中國文化一開始就是一成不變的。它其實本身是一個不斷地各種各樣的文化特點、文化優勢，那麼再逐漸形成變化的一個過程。我們只有將這種對中國文化的「變」的態度，引入到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當中去，實際上，才可以更好地認識和了解中國文化，才不至於我們把中國文化上面所有的好的東西和壞的東西，裝在一個固定不變的盒子里，認為這些好的和壞的都是固定的、成型的。但實際上我們要看到，中國文化的一些好的方面，有它不斷地傳承和發揚的過程，而壞的一些方面，我們今天所說的這種專制，這種整個的集權的加強，實際上，它也是有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也是和中國歷史的變化，是息息相關的。因此，不管我們從哪個方面來解讀和看待中國文化，都應該持有「變」的觀念，有了這種「變」的觀念，我們才能更加理性和客觀地來看待整個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優勢和劣勢，也才有利於我們今天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化，更好地利用中國文化，更好地吸收中國文化，而對於我們今天中國文化的建設才有更好地借鑒作用，今天我們的講題就到這裡，謝謝大家！